“明者远见于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1]。“十四五”时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演变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将明显增多。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底线思维，全面研判新形势，科学分析新问题，准确把握新任务，更加牢牢兜住民生保障底线，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建立公共服务安全网。

“辨方位而正则”。全面研判未来一段时间保障和改善民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发展新形势新特点，是正确把握发展思路的重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保障和改善民生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和经济社会形势。

一、国际环境更趋错综复杂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随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风险隐患明显增加，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国际环境更趋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一）国际竞争格局深刻调整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崛起对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冲击，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有所上升，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摩擦对抗加剧，围绕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将重塑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国际上两种趋势、两种力量进入全面较量的关键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围绕意识形态、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全球治理、网络安全等领域全面博弈。

（二）外部风险隐患增多

美国加快推动实施“印太战略”，巩固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地缘政治潜在冲突正在上升。如果亚太地区的分歧和摩擦得不到有效管控，未来地缘热点问题很可能成为大国直接冲突的导火索。面对日益突出的大国战略竞争，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继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新冠肺炎疫情走势不明朗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各国普遍下调经济增速预期，全球经济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重大冲击，生产下滑，国际贸易中断，人员往来大幅减少，居民和企业收入下降，消费和投资双双萎缩。劳动力市场遭受灾难性打击，对低技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影响尤为严重。疫情走势尚不明朗，各国应对力度参差不齐，疫情或在全球出现反复，可能引发经济社会运行的多次“暂停”和“重启”。

二、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

尽管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风险挑战和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我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能够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

（一）经济总量持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居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升。2006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占世界总量超过1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财政收入占比更加协调，2012—2019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7.43%，从11.7万亿元增长到19.0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1.8%下降到19.2%。

（二）经济结构更加优化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形态从基本生活型转向发展享受型，消费品质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高。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8.2%，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支出占比持续提高，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有效投资空间不断拓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补短提质将显著增强发展后劲。

出口结构调整优化，我国竞争优势由价格为主向质量、技术、品牌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型，推动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型，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图4-1　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

（三）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区域发展差距继续缩小。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示范引领作用日益凸显。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逐步落实，中西部地区发展提速，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对全国经济发展形成新支撑。2019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1%和20.7%，分别比2000年提高3.0和3.2个百分点。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新的经济增长极不断形成，引领力不断增强，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稳步提高，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入新动力。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城镇化发展更多由速度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末的17.92%上升到2019年末的60.6%，提高了42.6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随着产业发展向城市集中，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增强。2019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达57.1%。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空间格局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为引领，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大型城市为主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补充，以广大乡镇为底基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城镇网络体系。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全国绝大多数自然村通上了公路、有线电视、电话宽带，大多数农村地区实现了饮水集中净化处理和垃圾集中处理。

（四）科技支撑更加有力

科技实力大幅提升。2019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21 73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2.19%，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我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高居世界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载人航天、量子科学、卫星导航等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不断显现。

科技引领作用显著增强。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中国制造”正升级为“中国智造”，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力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应用不断拓展，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百姓生活，催生出一大批独角兽企业。电子政务、信息惠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兴起，有效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和群众获得感。

科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民生领域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方式更加多样，国民休闲时间得到增加，加快推动需求释放和升级。对技能型、知识型、创新型人才需求大幅增加，带动形成学习型社会，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信息传播范围广、实时性高，社会网络化、扁平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公众对群体间差异感受更明显，对社会发展诉求的表达更直接，群体性焦虑、精神压力和心理问题明显增多，稍有不慎可能引发重大社会群体性事件。

三、社会基础更加多元变化

受人口结构变迁影响，家庭传统功能弱化，民生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将面临劳动力供给减少、社会化需求增加等多重挤压，健康养老供求矛盾将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伴随着消费主体梯度变化、民生需求深刻转变以及群众期待加速升级，对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人口结构持续变迁

人口惯性增长逐步减弱。2019年底，中国人口突破14亿大关，并将于21世纪中叶前保持在14亿量级。同期，全球人口总量将从2018年的76亿多上升到2030年的85.5亿，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18.3%下降到16.8%左右。

劳动年龄人口波动式下降。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趋于老化，到2030年，45～59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将达到36%左右。但总体看，我国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人力资源供给较为充沛，将长期对发达经济体保持相对优势。

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2000—2019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53亿人，预计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和高质量发展、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家庭功能和代际和谐等方面挑战严峻。同时，也有利于壮大银色经济，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家庭结构持续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家庭结构还出现长寿和小型化等特点。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约为77岁，预计到2035年将进一步提升至80岁左右。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53年“一普”时的4.33人下降到2010年“六普”时的3.10人，2030年将进一步缩小到2.61人左右，核心家庭将成为主体家庭形态。

（二）消费主体梯度变化

消费主体年龄结构变化。“70后”将成为对消费贡献最大的群体，“80后”不断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最后一批“90后”也将带来消费增长，特别是作为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新兴消费主体的“小镇青年”消费潜力不断被释放。“50后”“60后”将推动老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消费主体分布结构变化。以三四线甚至五六线城市为主体的消费者将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一二线城市，“互联网+消费”在中小城市和县域同样得到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正加快向“服务消费+住行消费”的“双支撑”结构升级。消费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新兴消费热点和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消费更加多元。

（三）民生需求深刻转变

从物质层面需求为主向物质精神需求并重转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人民群众普遍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物质短缺，社会生产重点关注人民群众的吃穿住用等物质需求。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和重心上将超出物质的层次和范畴，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提升。更加多样化、特色化、个性化的文化、旅游、体育等精神层面的消费需要将重塑社会整体消费结构，深刻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从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向实现社会价值转变。过去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主要集中在“吃饱穿暖”的低层次。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实现温饱、步入小康之后，人民群众在吃穿住行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将不再是制约个人发展的关键瓶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实现，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工作参与意愿显著提升，更多人希望通过参与共建共治共享，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自我价值的提升。

从局部单一需求为主向系统全面需求转变。由于经济社会体制的制约，计划式的社会生产催生了局部的单一的需求结构，已经不适应今天融合化、系统化的社会格局，人民群众的需求不断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方向转变。例如，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新兴业态打破了传统产业边界，成为新的增长点，工业设计、装备制造等传统领域也越来越受到数字技术、文化创意等现代产业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从个体的短期的需求，开始向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转变，对个体生活生产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更加关注，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求日益增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需求同步凸显，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

从当前需求为主向利及当前、惠及长远需求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开始更加注重个人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领域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加注重实现能够留住绿水青山的发展，更加注重实现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发展，更加注重实现能够吃得放心、用得安心的发展，更加注重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更加注重实现能够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人们的文化、体育、教育等支出将更加强调内容性、思想性、前瞻性，从而提升素养、培养能力、丰富精神，一般生活性消费支出将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发展属性。

（四）群众期待加速升级

优质化。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更加丰富，对民生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质量标准的要求更高，渴望得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人性化。从“差不多”到“更舒心”，人民群众不仅满足于“有”和“好”，还要求公共产品和服务贴合人的合理现实需求，能够让人从购买到使用到售后全流程的舒畅，期待着更方便、快捷、智能的服务体验过程。

个性化。从“都一样”到“求不同”，从全国人民基本都一样、主要是期待解决好温饱问题，到各个群体都不一样，人们更倾向于关注个人喜好，希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有更多的选择甚至是定制化选择，以体现个人特色和特点。

权益化。从“表诉求”到“有尊严”，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日益增强，更加重视自身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多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益诉讼、慈善救助、权利保障、社会救助等非物质领域和非直接利益相关诉求的民生保障开始受到重视，公共服务清单不断增多，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2]。近年来，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政策网底进一步兜牢。但从总体发展及微观供给上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发展短板，亟待破解制度障碍和瓶颈约束。

一、总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一）优质资源总体短缺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升级，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诸多领域公共服务供给还停留在兜底线和保基本为主，优质资源总体不足。例如，群众“有学上、看上病”已基本解决，但还远未达到“上好学、良医治”的水平。教育方面，一二线重点城市天价“学区房”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大打折扣。2018年，我国年出国留学人员66.2万人，比2012年增长66%，低龄留学渐成趋势。人民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还较为短缺，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二）供需结构失衡突出

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民生保障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可及性较差，外来务工人员、城乡低收入家庭等群体的基本权益和发展机会尚未得到有效保障。由于资源难以整合、缺乏动态治理、忽视供给优先次序、需求反馈渠道不畅通等问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仍然有待提升，“供给真空”和“供给过剩”并存。

从城乡看，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锐减，部分乡镇卫生院、健身器械、球场、球台、校舍、敬老院、农家书屋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叠加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小高峰，城市内部尤其是中心城区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种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校园校舍闲置与城镇“大校额”“大班额”问题并存。

从区域看，由于资源禀赋、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供给效率、管理效率等也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更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而东部地区更注重公共服务管理和人的建设。2018年，北京市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接近6万元，而河南省不到1万元。

（三）管理服务相对粗放

公共服务管理仍然以基层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尚未建立起以网格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导的统筹层次较高的管理模式，科学化、系统化的标准体系和实施效果评估反馈机制有待健全完善，尚不具备动态适配需求的响应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公共服务“笼统供给”“效率较低”的问题较为普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有建无管”问题较突出，不利于解决公共服务供给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的不统一、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二、服务供给有待提质增效

（一）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

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更离不开专业化人才队伍的服务供给。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硬件配备快速推进的同时，服务人员队伍和人才短缺的问题更加凸显，“重建设、轻运行”“重硬件、轻软件”“重设施、轻人才”的情况在公共服务各领域不同程度存在，保育员、护理员、康复师等专业人才相对短缺，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突出短板。城乡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突出，农村师资不足且不断流失，特别是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紧缺，学前教育和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短缺尤为明显。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多以下岗失业和退休员工为主，年龄偏大，学历水平偏低，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和系统学习。

（二）便利化程度有待提高

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和流程设计、服务提供时换位思考意识不足。例如，随着城市发展扩张、乡村调整变化，部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未能及时调整，难以有效覆盖区域内居民。一些公共服务事项跨部门、跨区域衔接不畅，办事流程较为烦琐，一站式服务尚未有效落地等。例如，一些地区开展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服务，但在服务流程上还不够便捷，需要事先选定医疗机构备案注册。

（三）智能化应用有待普及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更好地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效、更满意的服务体验，将是未来一个新的课题和挑战。目前，受制于技术成熟度、前期投入成本较高、缺乏专业应用人才等各方面的约束，公共服务领域的智慧平台建设较为滞后，一些新技术应用服务不能充分发挥便民作用等。例如，各地独立建设远程医疗系统，缺乏统一规划和技术规范，跨地区、跨系统的业务协同尚未实现。家庭、社区医疗机构、健康养老服务机构、专业医疗机构之间尚未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内容较为单一、覆盖范围有限。

三、体制机制改革仍需攻坚

当前社会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根源在于公共服务领域财力保障、市场培育、治理体系等体制机制改革还不彻底、不到位，还需进一步加力攻坚克难。

（一）财权事权有待匹配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贴近基层、贴近百姓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统筹责任很多都落在县级政府。由于不同地方政府的财力和意愿存在差异，造成制度分设、城乡分离、区域分割等问题仍然存在。

（二）市场发育有待成熟

单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模式单一、效率偏低，难以满足新时代的差异化需求。当前，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意愿较强，但仍面临较大的体制机制约束。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模式有待完善。人才瓶颈加剧社会力量生存难度，民办机构在职称评定和行业声誉等方面与公办机构存在明显差距，难以留住中高端人才，人才“招不来、用不上、留不住”现象比较普遍。

（三）治理体系有待完善

宏观治理方面，布局缺乏规划，反复拆建现象较多，“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反馈和评价机制尚未成熟，人民群众、社会组织、服务机构等参与公共服务领域政策制定程度还比较低，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位。微观治理方面，公共服务机构现代法人治理体系不健全，决策不能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监督管理方面，权职不清、多头监管、监管不力和监管真空问题较为突出，协同治理机制较为缺乏，从而影响公共服务决策、组织、执行和监督各环节的效率。以互联网医疗为例，医生、患者和互联网医疗平台可能分别位于不同的监管范围，如何统筹监管、明确责任主体，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

面对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更加精准的公共服务政策体系、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供给内容、更加多元的公共服务渠道保障、更加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一、更加精准的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体系

（一）推动规划精细化

针对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不同程度存在的优质资源总体短缺、供需结构失衡、管理服务相对粗放的问题，要将社会公共服务总体规划与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的变化相衔接，通过加强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的精细化、协同互动和良性运行的精细化、利益分配和资源供给的精细化等多种途径，既要防止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也要避免损害效率的公平，为真正需要的民众提供更为精准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高供需匹配的精准度。

（二）加快城乡一体化

要加快对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文化体育、养老托育等制度城乡一体部署，更好地充分有效利用基层社区、卫生室、文化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等服务场所，因地制宜构建集行政办公、卫生健康、文化体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对贫困农村地区的民生投入，既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也要考虑人才、技术、交通、信息等相关配套，确保公共服务供给打通“最后一公里”。逐步推动城乡服务内容和标准统一衔接，实现优质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延伸和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现实诉求。

（三）促进区域均衡化

区域发展不协调尤其是东中西发展差距较大，要求社会公共服务政策设计、资金安排、人员配置等方面，立足均衡发展的目标，实施差异化策略，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向基础薄弱区域倾斜力度，发挥先进区域带动后进区域作用，加大典型经验宣传引导，通过一定区域内的均衡发展逐步辐射带动全国层面的均衡发展。

二、更加丰富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内容

（一）扩大社会公共服务范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民生需求深刻转变、群众期待加速升级，民生诉求内容持续增多，涉及领域更为广泛，这就要求无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都应当及时把握趋势性变化特点，结合需要与可能，将社会公共服务范围从仅满足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逐步向人民群众关心的优质教育、高水平医疗卫生、普惠性养老护理服务、多样化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等拓展。

（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质量

民生需求和群众期待不仅在数量和范围上呈现持续增加趋势，在社会公共服务质量要求上也呈现优质化特点，这就要求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着眼于提升质量，健全标准、监管和机构管理体系。标准方面，规范资源配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标准框架。加强科技创新和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便捷化、智能化发展，进一步提高可及性。监管方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责、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各司其职的综合监管体系，实施准入、机构运行、服务质量、人员从业等全流程监管，探索实施新兴业态监管，加强诚信制度建设，强化公众监督，让消费者放心、安心。机构管理方面，要引导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树立服务理念，健全内部质量控制机制。

三、更加多元的社会公共服务渠道保障

（一）夯实政府保基本职责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约束增强的情况下，社会公共服务单一依靠政府投入，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服务需求。要正确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基本公共服务侧重发挥兜底线、补短板的作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规划、投入、监管等职责。通过完善财政制度保障系统解决基本民生投入问题，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划分，促进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事权财权匹配，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深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形成养事而不直接养人、养机构的机制。

（二）非基本领域社会参与

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模式，破除社会力量进入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成本合理分担，形成扩大供给合力。瞄准潜力大、前景好的热点，加强政策扶持和服务监管，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加快发展养老、健康、文化创意、旅游、体育等相关产业。促进各个领域、多种业态相互融合，丰富消费选择。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使其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自律行为等积极作用。

四、更加高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一）理顺民生工作机制

发挥政府综合部门统筹职能，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协调机制，总体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系统完善民生制度和政策体系，整体规划结构布局，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协调推进政策衔接和标准兼容，促进跨行业、跨地区、跨行政层级的资源整合共享。建立健全民生发展水平监测评价和民生工作监督考核体系，加强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民生影响和社会风险评估。建立公众常态化反馈评价机制，促进双向互动，充分调动民智民力，推动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决策由“政府配餐”向“百姓点菜”转变，显著提高政策针对性和满意度。

（二）注重满足社会心理

随着民生需求从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向实现社会价值转变、群众期待日益权益化，社会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公共服务规划编制、政策制定实施、改革推进等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畅通群众需求表达和反馈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三）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当前，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日益网络化、虚拟化、平台化，以政府控制和政府管理为主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趋势将推动传统的政府管理加快向社会选择、共同治理转变。在治理理念上，需要从偏重经济治理向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重转变，从重刚性约束向管理刚性和服务柔性转变，推动他治、自治和共治相结合。在治理主体上，需要从重政府主导、轻多元参与向政府、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多元主体转变，需要处理好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和增强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关系，处理好自上而下推行和自下而上创新的关系。在治理实施上，要从重行政干预和多头管理向行政、法律、利益引导和道德舆论等多种手段相结合转变。治理环节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结果导向和过程监管相结合转变，治理方式从重单向线性向双向互动、多维评估转变，着力健全群众权益保障机制、社会诚信机制、公共安全监管机制和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1]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2]《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