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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十三五”期间，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做好脱贫攻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旅游、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养老托育、全民健身等各项民生工作，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十三五”以来，我国不断健全基本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持续完善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逐步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明确了项目内容、服务对象、质量标准、支出责任、政策举措、实施机制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安排，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得到全面落实，服务范围不断拓展，保障能力和均等化水平显著增强。

（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制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国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定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以及各领域具体服务项目和国家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十三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创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8大领域81项，明确了国家向全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范围，为政府履行职责和公民享有相应权利提供了依据。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框架基础上，各地结合实际，将国家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服务项目和指导标准纳入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三分之二的省份根据当地特点增加了项目数量，例如天津125项、上海96项、浙江114项。

成都紧扣城市发展战略导向和市民美好生活需求，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数据“三张清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基础设施、服务项目供给、高品质生活需求相互促进、动态调整、联动提升。

一是建立成都市基本公共服务政策清单。《成都市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白皮书》公布了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优抚安置服务等9大领域100项服务项目，并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保障标准、支出责任、主责单位，形成项目清晰、服务对象明确、保障标准可查、覆盖水平可评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

二是建立成都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清单。按15分钟步行距离（800～1 000米）为服务半径合理配置社区管理、基础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商业服务、市政交通等8大类18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统一全市公服设施配置标准，构建形成综合完善、便捷高效的社区生活服务圈。

三是建立全市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数据清单。打造“互联网+市民服务”总入口“天府市民云”，实现市民服务“一网通办”，已集成生活、政务等服务203项，服务市民超1.6亿人次。

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对象。《“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按照兜底线、保基本的原则，切实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向重点人群倾斜力度，除少数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界定为全体公民之外，绝大多数服务项目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和贫困家庭等特殊重点群体。比如，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对象多为困难和重度残疾人，老年人福利补贴项目的服务对象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服务对象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中央与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等，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及化、便捷化，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统一，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有效衔接，以标准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权责关系、创新治理方式，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

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除社会保险等少数领域由企业和个人出资外，大多数领域由政府出资。不同服务项目分属不同层级政府事权，中央和地方承担不同支出责任。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首先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中与人直接相关的主要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合理划分支出责任，同时完善相关转移支付制度，确保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目前，义务教育免费、自然灾害救助、药品安全保障等全国性公共服务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担，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等地方性公共服务由地方政府负责。

一、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主要支持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扩容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等。

二、全民健康保障工程：主要支持健康扶贫、妇幼健康保障、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疑难病症诊治能力、中医药传承和创新等。

三、文化旅游提升工程：主要支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

四、公共体育普及工程：主要支持社会足球场地、全民健身中心和县级公共体育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建设等。

五、社会服务兜底工程：主要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等。

（二）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显著增强

“十三五”期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教育领域，各级各类教育生师比逐年下降。普通小学、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师比分别从2015年的17.05、14.01、20.47下降到2019年的16.85、12.99、18.94。医疗卫生领域，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和执业医师的人均覆盖能力显著提升，主要健康指标已经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5—2019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分别从2.21人、5.11张提高到2.77人、6.3张。养老服务领域，养老服务能力水平不断提升。2010—2019年，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从17.8张提高到30张。

“十三五”期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区域差距不断缩小。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2 767个县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占全国总县数的95.3%。随着公共财力不断增强，各地按照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持续推动制度衔接整合，加快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向城市制度靠拢或转变，城乡之间制度性差异显著减小。在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础上，形成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公共服务制度向更多人群覆盖延伸，推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着力加强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力支撑。中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免费住宿生所占比重和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又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加快缩小了区域基础教育差距。中西部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速度较快，已高于东部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差距持续缩小。

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1]。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相对容易，实现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难度较大。“十三五”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紧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主要领域，坚持缺什么补什么，持续加大集中攻坚，努力通过教育扶贫拔穷根、健康扶贫脱穷境，让精准脱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一）以义务教育有保障为核心推进教育扶贫

脱贫攻坚，教育先行。补齐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短板，精准发力、精准施策，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指出，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2]。“十三五”期间，国家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攻坚全面改薄，保障义务教育底线。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简称“全面改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聚焦解决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突出短板，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全面改薄”是我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史上中央财政投资最大的单项工程。截至2019年底，全国31.9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求，占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9.8%。“三区三州”基本消除城镇“超大班额”问题。

1.消除D级危房。新建校舍抗震设防类别不低于重点设防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

2.多层校舍建筑每幢不少于2部楼梯，楼梯坡度不大于30度，护栏坚固。

3.教室和宿舍内外墙面平整，无明显尖锐突出物体，室内无裸露电线。

8.具备适合学生特点的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有利于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体育活动。

10.新增图书为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正版图书，配备复本量应视学校规模和图书使用频率合理确定。

16.有条件的地方，新建校舍一般设置水冲式厕所。厕位够用，按1∶3设置男女蹲位。旱厕应按学校专用无害化卫生厕所设置。

19.在校门、宿舍等关键部位安装摄像头和报警装置。宿舍区配备急救箱。

紧抓控辍保学，健全学生资助体系。持续推进控辍保学专项行动，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各级政府、学校和监护人责任，避免因贫困、上学不便等原因而辍学，让上学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截至2019年底，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人数已由台账建立之初的29万减少至4 000，其中建档立卡家庭贫困学生人数由15万减少至500。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2019年，全国累计资助各教育阶段学生1.06亿人次，在制度上基本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落实技能脱贫，扩大职教受益群体。办好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职业教育需求的学生能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更多的建档立卡户中的劳动力能够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加强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利用优质职教资源开展精准扶贫，东部地区兜底式招收西部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优质中职教育，毕业后根据学生意愿优先推荐在东部地区就业，为贫困家庭子女改变命运、实现人生出彩创造机会。截至2019年底，800余所职业院校参与东西协作，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招生倾斜力度，中职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达到31.5万人，高等职业院校近5年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7类资助对象234.8万人。

（二）以基本医疗有保障为核心推进健康扶贫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脱贫路上的“拦路虎”，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中，健康扶贫工作情况最特殊，形势最复杂，任务最艰巨。党中央、国务院将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将健康扶贫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把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作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健康扶贫取得重要进展。经过集中攻坚，贫困群众大部分疾病能在县域内得到及时救治，670多万因病致贫返贫户摆脱了贫困。

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全覆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确保实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医保制度保障。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稳定发展，基本医保公平普惠覆盖城乡参保居民，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城乡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各地均已出台文件，全面推进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建立，覆盖人数超过11亿，医疗救助制度实现城乡统筹，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全面实施，2018年实施救助人次超过1.2亿。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参保缴费有资助、待遇支付有倾斜、基本保障有边界、管理服务更高效、就医结算更便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机制联动发力，贫困人口、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明显减轻。支持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及其他重特大疾病慈善救助项目，对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形成有益补充。

精准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印发实施《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实施工程的指导意见》《健康扶贫工程“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文件，完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政策体系，健全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兜底保障机制，实行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降低贫困患者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水平。目前，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已覆盖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以及低收入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

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能力建设。推进每个贫困县建好1～2所县级公立医院、每个乡镇建成1所政府办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建成1个卫生室。“十三五”以来，健康扶贫工程累计支持1 390个县级医院项目，凡是符合条件的未达标贫困县申请县级医院建设补助资金，全都优先纳入了全民健康保障工程支持范围，并在补助比例上予以倾斜，重点支持改造和完善基础设施、配备基本设备，保障正常运转。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贫困县有1所县医院达到二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完善医院对口帮扶机制。国家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和远程医疗全面覆盖所有832个贫困县，鼓励三级医院选派管理和技术人员到贫困县工作。通过合作发展、技术帮扶、人才培养等手段，强化县级医院对乡镇卫生院的带动作用，提高卫生院诊疗能力，保证每个乡镇卫生院、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合格的医生。持续实施全科医生特岗、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等项目，为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补充全科医生1.4万人。

促进贫困地区卫生工作向预防关口前移。对25种大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1 394万人得到基本救治和管理服务，覆盖98.7%的贫困患者。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包虫病、结核病、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控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三、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一）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3]。

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水平，仅武汉确诊的2 500多名80岁以上高龄患者中，救治成功率接近70%，年纪最长者达108岁。用好人工心肺机（ECMO）这一重症患者的“救命神器”，最大限度满足湖北重症患者需求，通过紧急采购和国内征调，湖北一省就集中了100多台，约占全国的1/4、全球的1/10。加强患者医疗救治费用保障，及时调整医保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患者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对新冠肺炎患者（包括确诊和疑似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先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个人负担部分通过财政兜底保障，实现了患者免费救治，解决了群众就医的后顾之忧。截至2020年5月31日，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5.8万人次，总医疗费用13.5亿元，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约2.3万元。其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疗费用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全部由国家承担。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各方面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创纪录短的时间”确定了病原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先机。组织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40多支医疗队、42 600多名医护人员和36支疾控队、965名疾控人员驰援，以“中国速度”在武汉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改扩建一批定点医院，改造一批综合医院，使重症床位从1 000张左右迅速增加至9 100多张，解决了重症患者大规模收治难题。调配全国应急医疗资源支援湖北，各类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从四面八方汇集。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迅速蔓延，武汉市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关键时刻，党和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央地政府部门紧密协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武汉市以最快速度做好建设方案，立即启动医院建设。广大建设者日夜鏖战，与病毒竞速，创造了10天时间建成并投入使用两座传染病医院的“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运行两个月内共收治患者5 000名，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

在疫情防控中，广大医护人员在医疗救治主战场上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全国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与当地医护人员不惧风险、勇挑重担、日夜奋战，在确保感染源的及时发现、防与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成为护佑人民健康的中坚力量、逆行勇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们是最大功臣、“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二）不断完善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在全国上下抗击疫情过程中，党中央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公共卫生体系，织牢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

加强关口前移、源头把控，提高疫情检测能力。对确诊、疑似、发热、密接“四类人员”进行分类集中，网格管理，全面摸排，不留死角和空白。实行“拉网排查”，实现日清日结，做到了存量病例清零，新增病例日清日结，争取了抗疫斗争的主动权。

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国家发展改革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建立口罩保供工作机制，坚持每日一碰头、每日一调度，我国口罩产能产量快速增加。2020年2月1日—4月11日，我国口罩日产能、日产量分别由2 120万只、970万只大幅增长到5.46亿只、4.49亿只，分别增长了24.75倍、45.29倍，有效满足了医护人员、国内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业的口罩需求。

对口罩实行国家统一调度。重点保障湖北等重点地区口罩需求，成立分省保供小组，对备货调出、在途运输、收货入库形成全程管控，确保每一批调配任务尽快送达。

支持口罩企业扩能增产。实施医用口罩扩能专项，对符合条件口罩企业的设备投资予以补助。将口罩纳入政府兜底收储产品目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取得生产资质迅速转产。

层层压实地方保供责任。提出了“中央调配、省负总责，压实责任、分级落实”原则，进一步压实地方重点保供、安全保供、精准保供、高效保供、长效保供责任。

建立供需对接保供机制。为解决各地复工复产复学口罩供需区域间不平衡的矛盾，先后印发了《关于建立非N95口罩供需协作机制的通知》《关于压实地方责任做好开学复课后师生口罩供应工作的通知》，推动日产量较少省份与产量较多省份之间建立供需协作机制。

引导科学合理使用口罩。印发《社会公众使用口罩简易问答指南》，制作《佩戴口罩按需使用节约资源》等多个高质量主题公益广告，请钟南山等专家演示科学使用口罩，提高口罩使用效率，避免过度防护，减少浪费。

坚持平战结合、多措并举，快速扩容设施资源。针对武汉疫情集中高发、医疗服务资源面临“挤兑”风险危急形势，迅速启动战时响应机制。定点医院改造扩容从35家增加到86家。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快速推进。征调借用500余个社会宾馆、培训中心和疗养机构改造为隔离点，安置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新建一批方舱医院，开放床位1.4万张。建立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梯次布局的应急防治网络，扩容床位近11万张。

强化医疗救治，千方百计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水平，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将重症患者集中到重症定点医院，采取国家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以院包科”、“以省包科”、“以省包市”等模式，强化重症救治。国家7次制修订诊疗方案，3次制修订重症患者诊疗方案，2次制修订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临床治疗方案，有力提升了医疗救治的规范化水平。

加强社会动员，创新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各地紧紧依靠群众，创新社会动员和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公共卫生与基层治理融合，形成了全社会广泛深度参与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社会服务兜底能力有效提升

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加强社会服务兜底能力建设，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题中之义，是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要求的具体体现，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提升社会服务兜底保障能力，要求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十三五”以来，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兜底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特殊困难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分级分类的社会服务兜底体系逐步形成。

（一）坚持应收尽收，全面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措施

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照程度，体现着国家的民生温度、治理精度。党的十九大对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做出了新部署。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指导各地将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及时纳入救助供养范围，实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十三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约150亿元，支持主要面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老年养护院、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等建设，提升为特困人员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逐步建立针对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的补贴制度，基本实现老年人高龄津贴、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制度全国覆盖。截至2018年9月，享受高龄津贴、服务补贴和护理补贴的老年人分别达到2 680万、354万和61万人。

（二）坚持应救尽救，全面落实特殊群体救助福利政策

救助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是编密织牢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共享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修订实施近20年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强化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保障。2015—2019年，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分别从1 701.1万和4 903.6万减至860.5万和3 456.1万，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从每人每月451.1元、每人每年3 177.6元，增加到每人每月624元、每人每年5 335.5元，分别增长了38.3%和67.9%。全国共有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服务机构663个，床位9.7万张。累计支出临时救助资金88亿元，价格临时补贴惠及2.36亿人次。全国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860万人次，帮助6万余名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滞留人员及时返家。

（三）坚持应补尽补，全面落实残疾人生活护理支持政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十三五”期间，国务院相继印发《“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重要规划和政策文件，在国家层面建立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实现县（市、区、旗）全覆盖。截至2019年12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人数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人数分别达到1 085.6万、1 368.4万。超过900万城乡困难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90万残疾人纳入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十三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约56亿元，支持残疾人康复、托养及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残疾人服务设施4 234个，其中综合服务设施2 341个，康复设施1 006个，托养服务设施887个。

（四）坚持应帮尽帮，全面落实留守儿童等群体关爱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4]。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关爱保护工作，是维系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十三五”期间，相继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提升关爱服务能力，健全关爱服务体制机制，指导各地向有困难、有需求的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提供相应关爱服务。

贵州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决策部署，构建家庭、政府、社会履职尽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体系，先后出台27项配套政策，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依托贵州省大数据监测管理平台，实时动态掌握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情况，聚焦低龄、女性、残疾（重病）、家庭贫困、监护薄弱等重点农村留守儿童，加大跟踪走访频次。通过精准落实关爱救助帮扶措施，全省农村留守儿童总量从2015年的109.6万人减少到51万人，妥善解决2.5万名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问题。深入开展“四在学校·幸福校园”活动，建成农村寄宿制中小学3 000余所，学生食堂1.5万个，明显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期间的吃、住、学、乐条件。帮助6 531名失学辍学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全力推进儿童关爱保护阵地建设，累计投入6.4亿元，新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5个。各级工会组织、团委、妇联等群团部门积极参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建设“儿童快乐家园”15所，援建希望童园316所，1.3万名农村学龄前儿童得以免学费入园。

（五）坚持应保尽保，及时启动临时救助发挥“救急难”作用

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减轻困难群众就诊就医后顾之忧，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武汉市为12.9万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生活补助1.2亿元，及时新纳入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强化临时救助“兜底中的兜底”作用，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根据困难程度发放临时救助金。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将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扩充纳入保障范围，并将价格临时补贴金额提高一倍。湖北向约19万困难群众发放了爱心生活物资补贴，缓解了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5]。“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将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推向纵深。

一、教育综合改革持续纵深推进

教育牵动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党中央、国务院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培养模式创新、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构建起现代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一）精准用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这根“指挥棒”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实施路径，破除“一考定终身”。当年，上海、浙江即率先实行新高考。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启动高考改革。2019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第3批试点省（市）发布高考改革实施方案，已基本形成学生选考、高校选科和国家选才的新模式。高考改革，逐步建立起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倒逼基础教育加快改革步伐。

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畅通贫困地区学生纵向流动通道。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促进区域、城乡间高校入学机会公平。2015年以来，新增招生计划主要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共安排近百万人，建立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长效机制，年度招生名额从1万人增至10万余人，累计录取学生57万余人。

（二）紧紧扭住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这个“牛鼻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改革举措的颁布和实施，我国教育发展走上了快车道。201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其后持续推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重大改革举措，我国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着力解决素质教育落实不到位问题。在突出德育实效、提升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育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举措，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体系。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提高劳动教育专业化水平。国家首次出台《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明确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针对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的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教育淡化弱化的现象，各地多渠道拓展劳动教育基地，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

黑龙江结合地域特色，将大冰雪、大森林、大湿地、大油田、大粮仓作为开展劳动教育的基地，将劳动教育与红色基因传承、绿色生态文明、蓝色高新科技、金色现代农业、银色冰雪文化“五色教育”相融合，做到“校校有教室，县县有基地”，形成大中小学幼各学段层次衔接、内容循序渐进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推动学生普遍开展手工制作、营养烹饪、种植养殖、清洁整理、家居维修等劳动实践。

云南积极推进中小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并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2019年，全省4 913个勤工俭学基地接纳368万人次的中小学生参加劳动教育和劳动技能训练。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广泛开展以生猪养殖、酸菜腌制、珍稀食用菌栽培等为主要内容的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劳动理念、劳动素养和劳动能力，推动劳动教育与助力脱贫攻坚相结合。

浙江以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例如，富春小学组织学生在校耕种“开心农场”，在家定制“劳动清单”，从耕地除草、垃圾分类到扫地洗碗，将适合年龄特征的劳动事项落地到课程与家庭生活。

（三）不断激活办学体制和管理改革这个“动力源”

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才能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十三五”以来，国家持续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尽可能把资源配置、经费使用、考评管理归至学校，尊重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做好督政、督学、评估监测，围绕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督导质量和水平，推动各类主体切实履行教育职责。深入推进民办教育改革，明确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将企业作为重要主体纳入国家国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

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试点布局建设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打造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深化产教融合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关键改革。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推动医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总体得到有效缓解。

（一）强基层建机制，建立合理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列入国家重大改革举措。2015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分级诊疗工作由点及面全面推开。全国超过98%的县（市、区）开展了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组建各类医联体超过1.3万个，84%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水平。

（二）破旧制立新规，建立科学有效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向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主导力量。公立医院改革是深化医改的“重头戏”，关系整个医改的成效，涉及面广、难度大，人民关心、社会关注。新一轮医改以来，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17年实现全国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逐步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2018年底，启动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绝大多数省份实行按病种收费、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三）广覆盖提水平，建立高效运行的全民医保制度

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全面建立大病保险制度，覆盖超过11亿城乡居民。“十三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基本整合，2018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90元，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50%和70%左右。2018年，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扩大至21种，1 212.7万人得到分类救治，覆盖95.3%的大病和慢性病患者，贫困县基本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跨省异地就医费用实现直接结算，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下降至28.7%。

（四）降价格提质量，推进规范有序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将基本药物数量由原来的520种增加到685种。深化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促进医药产业结构调整，整顿药品流通秩序。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促进仿制药替代使用。实行进口药品零关税，通过价格谈判，大幅降低抗癌药等药品价格。

2018年，在“4+7”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这次试点以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的方式，解决以往药品采购中存在“带金销售”问题。通过改革，实现了“多效合一”。一是仿制药质量得到更好保障，所有进入招标采购的药品都要通过国家药品疗效和质量一致性评价，群众用药更加放心。二是药品价格明显下降，量价挂钩的采购方式促使中标企业“以量换价”，25个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52%，最大降幅超过90%。三是老百姓得到更加规范的处方用药服务，药品价格回归正常范围。

其后，国家又开展了“4+7”扩面，在其他非试点省份推行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相关药品价格明显下降，患者药费负担明显减轻，群众用药质量水平明显提高。

（五）转方式强治理，建立严格规范的综合监管制度

中央和地方先后出台国家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建设的文件，全面加强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医疗费用管控，医疗卫生综合监管顶层设计逐步健全。一个“部门联动、监督执法”与“政府放管服、行业自律、主体自治、社会参与”相结合，信息披露、信用体系与信息化相助力的综合监管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

三、文化体制改革有序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6]。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按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加速发力、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取得一批标志性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增强了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一）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对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管理。宣传系统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进一步理顺了管理体制，为推动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文化法规体系更加健全，《网络安全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先后颁布，起草修订《文化产业促进法》、《文物保护法》和《电影管理条例》。

（二）行政管理职能加快转变

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政府文化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规划引导、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宏观管理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不断深化，积极做好“证照分离”全覆盖试点，持续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常态化开展文化类“山寨社团”打击整治工作，开展打击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营造了健康、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文化市场秩序明显改善。

（三）事业单位改革持续深化

国有文艺院团、博物馆、影视业、电影行业改革深入推进，基本完成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分类工作。公共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截至2019年，635家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完成理事会制度改革。新闻单位、保留事业体制的国有文艺院团以及少数出版社等文化机构的宣传功能和经营功能实现清晰划分。

（四）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

积极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公司制改革，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鼓励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稳步开展上市文化公司股权激励试点、员工持股、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加快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加强国有文化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综合考核和薪酬制度设计，制定完善图书出版、演艺、影视、新华书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等领域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办法。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大都市，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文化创造力的大都市。上海的文化体制一直走在改革的前沿，在管办关系、政企关系、文化单位组织改造、产权结构、技术改造、公益性文化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上海市将政府部门部分职能剥离出来成立文广集团，行使“办文化”的职能，政府主管部门由“办文化”转到“管文化”。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参股、合伙经营乃至控股的方式参与文化建设。快步推进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使文化与科技、网络结合起来。建设文化产业基地，建立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群。基本建成惠及百姓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五）生产传播机制有效完善

持续深入实施舞台艺术、美术、电影、电视剧、出版、动漫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开展“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评选，完善文化创作生产扶持引导机制，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的文艺创作要求，涌现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平台建设成果显著，截至2019年底“学习强国”平台已吸引用户达1.44亿、日活跃率达30%～60%，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和高度评价。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正逐步形成，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明显增强。

“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影行业发展迅速。票房收入、观影人次、银幕数量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440亿元，国产影片票房271亿元，城市影院观众人次12.6亿，全国银幕总数3.2万块。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642亿元，国产电影总票房411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17.3亿，全国银幕总数约7万块，与2015年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影视作品亮点纷呈，《我和我的祖国》《战狼II》《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攀登者》《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等一系列弘扬爱国主义和正能量的主旋律电影实现市场和口碑双赢，《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各类题材电影“百花齐放”，为中国电影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四、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多点发力

社会领域涉及面广、群体众多、面向基层。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必须坚持基层优先、重心下移，让广大群众从改革中分享成果、得到实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社区服务等面向城乡居民的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多点发力，持续落地见效。

（一）养老服务改革扎实推进

全面放宽养老服务市场准入，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降低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门槛，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着力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不断深化，“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彩票公益金50亿元支持部分地区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全国共有203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超过1 990万老年人直接受益，950多万经济困难家庭的高龄、失能、空巢（留守），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得到保障。以公建民营为重点的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加快推进，2013年以来，共有242家养老机构开展试点，创新运营机制，增强服务功能，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着力解决机构职能定位不明确、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探索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公建民营模式，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养老用途不改变、服务水平不降低，推动形成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养老服务市场。改革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管理，在民政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以依法在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服务点。对营利性机构提供政策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支持的养老床位建设补贴和运行补贴陆续向营利性养老机构开放。城企联动专项行推动了企业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供给。

（二）社会救助综合改革成效显著

“十三五”期间，按照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启动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以统筹救助资源增强兜底功能、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社会救助法规制度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明显提高。未脱贫建档立卡重残、重病人员按照单人户单独纳入低保范围，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完善临时救助制度，推动地方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规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残疾人服务和儿童福利等机构管理。全国所有县（市、区、旗）的农村低保标准都已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截至2019年底，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达到每人每月1 470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达到每人每月1 050元。

（三）社区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以来，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城乡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更加齐全、标准更为统一、更加便捷高效。不断提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全国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从2015年的36.1万个增加到2018年的42.7万个，增长18.3%；社区服务中心（站）从2015年的15.2万个增加到2018年的17.7万个，增长16.4%。截至2018年，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78.7%，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45.3%。创新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行首问负责、一窗受理、全程代办、服务承诺等制度。探索建立社区公共空间综合利用机制，合理规划建设文化、体育、商业、物流等自助服务设施。积极开展以生产互助、养老互助、救济互助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互助活动。积极支持社区服务类社会服务机构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和社区志愿服务。社区志愿者制度更加健全，截至2018年底，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团体）12.9万个，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基本形成。智慧社区、数字社区建设稳步推进，促进了社区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等社区服务信息资源集成。

2019年，浙江省启动未来社区建设试点。未来社区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突出“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构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的集成系统，努力建设社区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生活便捷的百姓温馨家园。

以教育、健康等民生领域为例，该省未来社区将推进3岁以下托育全覆盖和幼小提升扩容，打造“名师名校在身边”青少年教育平台，搭建共享学习机制，构建终身学习未来教育场景。同时促进基本健康服务和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全覆盖，构建“名医名院”零距离服务机制，构建“全民康养”未来健康场景。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千方百计扩大社会供给服务供给，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教育现代化既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等行列，取得了全方位、历史性成就。“十三五”时期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教育普及程度和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一）学前教育更加普及普惠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入园难”“入园贵”等困扰老百姓的烦心事开出“药方”。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公办园10万所，公办园在园幼儿2 016.6万人，普惠性民办园8.2万所，占民办园总数的49.5%，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1 386万人，占民办园在园幼儿总数的52.5%。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73.1%，比2016年增长了5.8个百分点。2019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将学前教育专项资金从之前的每年约150亿元提高到168.5亿元。国家实施优质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扩容工程，重点支持农村地区、“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新增人口较多地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日益完善，各省（区、市）均出台了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或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健全普惠性民办园扶持政策，21个省（区、市）明确了普惠性民办园的补助标准。2016—2019年，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由77.4%增长到83.4%。

（二）义务教育更加均衡发展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全国每年约1.54亿学生免除学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书，约2 500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约1 400万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实现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两免一补”经费可携带，营养改善计划惠及约3 200万贫困地区学生。2017年，全国全面实现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实施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00余亿元支持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农村学校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在中西部许多农村地区，“最好的建筑在学校”得到群众的公认。全国义务教育阶段66人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2016—2019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由93.4%增长到94.8%。

（三）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

2017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四部门出台《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以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等教育基础薄弱、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攻坚重点，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建立完善高中阶段学生资助体系，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高中阶段资助政策的实施，切实减轻了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为农村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2016—2019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由87.5%增长到89.5%，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已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健全完善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15万所，在校生2 857.2万人。从2019年起，国家启动高职院校扩招专项工作，高职院校年扩招100万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和在校生规模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中，新增从业人员有70%来自职业院校，成为契合产业升级、发展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推动学校办学与产业布局协调发展，围绕深圳市高新技术、现代物流等支柱产业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63个专业，与华为、ARM、阿里巴巴等企业合作，共建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ARM智能硬件学院、阿里巴巴数字贸易学院、平安金融科技学院、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裕同数字图文学院、天健建工学院等7所特色产业学院。校企共同制定专业标准、共同开发课程、共建师资团队、共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累计培养全日制专科毕业生11万余名，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2018年，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薪酬达到5 300多元，居全国高职院校最高。

（五）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发展阶段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201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 663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 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8.1%。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明显提升，从本专科到研究生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群众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得到更好保障。高校区域布局和办学能力结构不断优化。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支持中西部高校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中西部省份，部省合建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组织东部高校团队式对口支援西部高校，院校设置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十三五”期间，我国启动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承担了国家科技计划中60%的基础研究任务、超过80%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超过65%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超过70%的国家技术发明奖，有效服务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

二、全民健康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7]。“十三五”以来，围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总体部署，我国不断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投入，加大向基层、公共卫生领域倾斜力度，重点支持健康扶贫、妇幼健康、公共卫生、疑难病症诊治、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着力健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民健康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

（一）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制定《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贯彻实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覆盖全国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以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龙头、二三级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为网底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公共卫生体系加快构建。制定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形成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防治工作格局。广泛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覆盖全国超过90%的县区。国家建立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网络，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等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免费向公众提供，实施癌症、脑卒中、心血管疾病早诊早治和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

（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十三五”以来，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470亿元支持1 390个县级医院（含中医类医院）建设。针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肿瘤、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重点病种，以对点支援、医联体、远程医疗等形式提升重点专科医疗水平，县医院能力得到显著改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硬件设施、专业设备、服务能力明显改善，县医院开展神经外科、普外科复杂手术种类增加，患者入出院和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均超过90%。

组建县域医疗共同体，实行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县乡一体化管理。医共体内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通过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县级医院带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高，提升县域整体服务能力，为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一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安徽省以天长市为代表率先推进县域医共体探索，形成有益经验。一是明确县域医共体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各县至少建成1个医共体，实行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县乡一体化管理。二是实行医保基金预算包干机制。医保基金对医共体实行按人头总额预算包干支付方式，超支原则不补、结余全部留用。三是落实医疗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县级医院主要负责“100+N”病种以及重症患者收治，对基层提供技术帮扶，对县外实行集中转诊。中心（乡镇）卫生院主要负责“50+N”种常见病住院、急诊转诊、接收下转患者康复。

（三）高水平公立医院长足发展

加快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在北京、上海等医疗资源富集地区遴选若干优质医疗机构，通过建设分中心、分支机构，促进医师多点执业等多种方式，在患者流出多、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强化疑难病症诊治能力。围绕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肿瘤、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重点病种，支持113个专科优势突出、辐射能力强的高水平医院，引导向疑难重症患者救治、医学关键技术攻关转型，提高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临床诊疗技术水平提升。

2019年，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正式启动。全国心血管、肿瘤、神经、儿科、呼吸、创伤、中医等方向的30家高水平输出医院，以及河北、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8个省区入选第一批试点，通过医院、省份的双向选择、自愿合作，初步形成“10+1”试点项目。

通过3～5年试点，在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地区建成一批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心、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水准的科研创新与转化平台，培育一批品牌优势明显、跨区域提供高水平服务的医疗集团，打造一批以高水平医院为依托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作平台，形成一批以区域医疗中心为核心的专科联盟，使试点地区重点病种治疗水平与京、沪等地差距大幅缩小，跨省、跨区域就医大幅减少，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加强危急重症救治。在全国推广胸痛、卒中、创伤救治中心建设，形成区域协同的急诊急救服务网络，2 000余家医疗机构建立了近万个新型的救治中心。发挥国家医学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其协同网络作用，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专科联盟。

天津市探索建设具有本地特色的胸痛中心，优化急性危重症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流程，加快建立急性胸痛医疗救治体系。目前，全市35家医疗机构参与胸痛中心建设，25家医院通过全国胸痛中心认证，城市居民在5公里之内可以抵达胸痛中心，环城四区及远郊各区至少有1家胸痛中心，密度位居全国第一。24小时内实施早期介入治疗的高危心肌梗死患者比例提升到58.1%，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内死亡率下降至4%，低于5%国际标准。

（四）重点人群健康得到有效保障

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十三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100余亿元支持妇幼保健机构建设，重点建设围产期保健、新生儿疾病筛查、健康教育等业务用房，全面改善妇幼保健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全国近90%的妇幼保健机构达到建设标准，90%以上的妇幼机构设有专门场地、设施和专业设备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建立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6 400余个，基本实现省地两级全覆盖，94%的县（市、区）建立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91%的县（市、区）建立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地市级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设不断加强妇幼群体健康明显改善，2009—2018年，孕产妇死亡率从31.9/十万人下降到18.3/十万人，婴儿死亡率从13.8‰下降至6.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7.2‰下降至8.4‰。

加强老年医疗卫生能力建设。修订制订《护理院基本标准》《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基本标准》，规范老年医疗服务机构建设与管理。设立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加快建设康复医院、护理院、护理站。

（五）中医药传承创新步伐加快

“十三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285.3亿元，支持近800个中医药项目建设，涵盖县级中医医院建设、中医药传承创新建设等，全国中医类医院硬件设施条件得到有力改善。截至2019年底，中医类医院数量由2009年的3 164所增加到5 232所，增长了65.4%；中医类医院床位数由42.69万张增加到109.2万张，增长了155.8%；卫生机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由27.26万人增加到62.5万人，增长了129.3%；卫生机构中药师（士）由9.32万人增加到12.7万人，增长了36.3%。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8]。“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取得了积极成就。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文化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法律。“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文化设施总量显著增长，服务能力快速增强。截至2019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文化馆、综合性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文化站）数量达到4.4万个。其中，乡镇综合文化站3.4万个，占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总量的76.1%。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达到322.7平方米、121.4平方米，较2015年分别增长11.5%、26.7%。201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流通超9亿人次，较2015年提升43.2%。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45.1万场次，服务7.9亿人次，分别较2015年增加35.6%、32%。“全民阅读”“书香中国”活动广泛开展，实体书店和民族地区新闻出版设施设备不断完善。全国广播电视制播和覆盖能力显著增强，基层广播电视和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逐步完善。2019年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9.16%、99.41%，较2015年分别提高了0.96和0.71个百分点。

（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调发展

国家、省、市、县、乡（街道）、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建成。统筹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与建设，整合资源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推动优质资源、服务下沉到农村、社区等基层一线，大力开展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服务。推进以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发挥县级总馆在县域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中枢作用，通过分馆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基层农村地区。截至2019年，全国1 649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1 711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分别占比68.5%、73.8%，2 325个县（市、区）出台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占比83%，49.5万个行政村（社区）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占比86%。推进城乡“结对子、种文化”，大力开展流动服务，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2019年，中央财政投入3.89亿元为1.3万个贫困地区乡镇共配送约8万场以地方戏曲为主的演出，为基层群众送上了文化大餐。

（三）数字文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加快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线上化步伐加快，线上线下融合持续加速。数字文化馆试点有序推进，进一步拓展、提升了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职能。国家公共文化云正式开通，实现全国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互联互通，资源和服务共建共享。打造形成“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中国文化网络电视”、国家图书馆“国图公开课”、上海“文化嘉定云”、重庆“公共文化物联网”、浙江嘉兴“文化有约”、内蒙古“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云南“农文网培学校”等一批数字文化服务品牌，有效打破地理空间障碍，突破区域城乡差异限制，让人民群众足不出户便能及时获取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

近年春节期间农村群众自发举办的“乡村春晚”在全国蔚然成风，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新风尚。全国“乡村春晚”百县万村网络联动已成为“互联网+群众文化活动”品牌项目。“乡村春晚”作为基层群众自办文化活动，扎根乡村，普惠群众，为传统春节增添了生气和活力，为凝聚村民情感、培育文明乡风、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1月至2月，通过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组织开展全国“乡村春晚”集中展示活动，各地因地制宜在本乡本土开展各具特色的“乡村春晚”活动，展示各地乡村文化振兴的新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风貌。

四、全民健身战略深入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一）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断完善

“十三五”以来，实施公共体育普及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108亿元，支持社会足球场地、县级公共体育场中标准田径跑道和足球场以及全民健身中心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协同政策和资金两端发力，明确各地建设指导目标任务，建立社会足球场地月统计通报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创新机制，努力破解“用地难、筹资难、运营难”等难点瓶颈，社会足球场地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30多亿元，支持全民健身中心、乡镇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笼式足球场、多功能健身场地、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等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2019年拨付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中央补助资金9.3亿元，补助1 323个公共体育场馆。目前，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2平方米，各类体育场地数量达到310万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到全国近90%的行政村，公共体育设施开放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覆盖面广、类型多样、普惠性强的公共体育服务网络。

（二）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目前，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4亿，占比达到35%，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90%以上。全民健身组织广泛建立，全国共有体育社会组织4.73万个，城市社区全民健身站点平均已达每万人3个。举办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吸引了数千万群众参与。群众性赛事活动丰富多彩，2019年中国境内举办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规模的赛事共计1 828场，涵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300个城市，全国累计马拉松参赛712.56万人次。

（三）科学健身指导逐步普及

科学健身指导形式多元，唤起社会大众对健身运动的关注。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组织协调优秀运动员和运动队参加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及各类公益活动，数以百计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全国冠军等优秀运动员注册成为“优秀运动员全民健身志愿者”。全民健身指导人员队伍日益壮大，截至2018年底，全国累计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5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68名。

2011年，广东省提出建设“幸福广东”，创新推进以运动休闲为主要功能的绿道建设。十年来，绿道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共计完成绿道建设18 019公里，其中省立绿道6 024公里，市立绿道11 995公里，珠三角建成的绿道串联森林公园482个，基本实现“300米见园，500米见绿”，绿道已成为深入民心的健康之路、幸福之路。

广东省绿道的呈现方式十分丰富，包括健身步道、古驿道、滨水步道、栈道、登山步道以及骑行道等。完整、连续、可达的绿道网络连接了全省21个地市（县区），将居民点、自然人文景观与生态保护地串联一体，为群众提供了绿色健身、休闲和运动场所。

以绿道为载体，广东省组织了丰富的绿道健身赛事活动，充分满足了群众开展徒步、自行车、马拉松等各类体育活动的需求。广东省还依托南粤古驿道，举办了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等系列赛事，并承办了2019年定向世界杯决赛。近4年来，赛事吸引了超过100万人次参与体验，产生经济效益约20亿元。

（四）体育文化和对外交往繁荣发展

以女排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坐标。体育对外交往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体育对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育成为“元首外交”新亮点。“一带一路”和多边平台体育交流稳步推进，体育交流成为国家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法治、体育科技、体育人才等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五、养老托育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一老一小”问题是社会公共服务的痛点和短板，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直接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重视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一）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健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健全，逐步从面向特殊困难老年人的补缺型服务体系向面向所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转变，从居家养老为主向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有机结合转变，从政府举办为主向社会力量多元参与转变，更好地满足了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顶层设计和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十三五”规划纲要设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专章。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构建了财富储备、人力资源、产品服务、社会环境、科技支撑等方面的政策框架，明确提出建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到21世纪中叶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养老领域重大工程持续推进。“十三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超过180亿元，重点支持老年养护院、医养结合的养老设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等设施建设，切实增强了兜底养老保障能力，落实政府保基本职责。

2016年起，国务院根据每年国务院大督查和日常督查情况，对落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予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激励等支持。

2016年受激励省（区、市）：北京市、黑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重庆市、陕西省。

2017年受激励省（区、市）：浙江省、重庆市、上海市、河南省。

2018年受激励省（区、市）：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9年受激励省（区、市）：江苏省、江西省、上海市、湖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9年，针对大中城市养老床位“一床难求”问题，启动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探索以投资换机制新模式，引导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清单，带动企业提供普惠服务包，重点支持一批社区养老机构、失能失智养护机构、医养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机构建设，有效降低了建设运营成本，进一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截至2019年底，全国养老床位达到761.6万张，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4万个，机构养老床位429.2万张。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城市养老院建设，持续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于2019年启动实施“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聚焦普惠养老，围绕“政府支持、社会运营、合理定价”，深入开展城企合作。国家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引导城市政府系统规划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城市政府通过提供土地、规划、融资、财税、医养结合、人才等一揽子的政策支持包，企业按约定承担公益，提供普惠性养老服务包，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城市政府和企业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普惠性服务内容、与当地居民收入和退休金水平挂钩的价格等，扩大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最终实现让普通群众、工薪阶层买得到、买得起、买得好、买得放心。

2019—2020年，专项行动累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37亿元，新增普惠养老床位18.5万张。

养老服务市场环境更加优化。探索建立养老服务筹资模式，在北京、青岛等一批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有效减轻了失能老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和照护负担。拓宽养老领域直接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发行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利用企业债券融资方式获取长期低息资金。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制定养老机构服务安全规范，实施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提升工程，养老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意识和能力有所提升。

（二）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快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婴幼儿照护服务作出部署，要求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增加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等的投入，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框架、重点任务和职责分工。随后，《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等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标准规范先后出台实施，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建成运营，覆盖城乡、多元化、多层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2020年，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启动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10亿元，引导27个省（区、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超过290个试点地区参与。

随着家庭小型化、人口迁移流动日渐频繁，尤其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托育服务需求持续增加。调研显示，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但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对2～3岁幼儿托育的需求最为强烈。在大城市特别是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等年轻人集聚的地方，供求矛盾更加突出。

从国际情况来看，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入托率就达34%，爱尔兰、丹麦等高达60%以上；2015年古巴为44%、巴西为23%、泰国为27%。综合参考国际入托率数据以及我国托育服务需求调查数据等，我国托育服务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支持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10]。“十三五”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创新供给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一、健康服务业蓬勃发展

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是稳增长、扩内需、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11]。“十三五”时期，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健康服务业进入蓬勃发展期，带动了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健康保险、药品与医疗器械生产研发、医疗旅游、医养结合等行业企业的兴起，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一）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准入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相继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准入、医学美容主诊医师执业许可等审批事项，简化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儿童医院、护理院等紧缺型机构的审批手续。各省（区、市）普遍向地市级下放了医疗机构设置等审批，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取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实施的医保定点机构资格审查项目，完善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超过3.7万家。

2013年，国务院批复设立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2016年，经国务院同意设立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各部门积极指导地方设立了一系列不同领域的健康产业集聚区、示范区，落实完善支持政策，做好发展评估，加快探索健康服务产业集群发展的有效模式。近年来，社会办医联系点、医养结合试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等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经验，有力推动了健康服务业创新发展和深化改革，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二）新业态和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健康医疗与养老、旅游、体育、互联网、食品等领域融合，催生发展新动能。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积极支持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延续性医疗机构发展，将老年人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健康养老服务。医养结合加快推进，在90个地级市（区）开展国家医养结合试点，探索可持续可复制的健康养老模式。截至2019年底，在全国超过3.6万家养老机构中，有90%以上的养老机构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医养结合服务，其中，超过84%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开展了合作，超过37%的养老机构有内设医疗机构，超过31%的养老机构综合采取了以上两种方式。促进健康旅游发展，积极推进健身休闲，促进医疗与体育运动休闲相结合。

（三）健康服务创新研发加快推进

组织实施医药健康领域的科技重大专项、重点专项、关键技术研发以及应用示范，一批创新药品种研发成功，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设备、磁共振成像装置、CT等高端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基因检测、干细胞治疗、免疫治疗、智慧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技术加快发展。加快推动医药产业、营养和保健食品、体育健身器材、康复辅助器具等产业发展。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新药注册速度明显提升，药品审评注册积压基本消除。

（四）多层次健康保险快速发展

居民医保门诊统筹普遍开展，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康复项目逐步增加。工伤预防工作全面推开，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商业健康保险类型已涵盖疾病险、医疗险、护理险和失能收入损失险4大类。商业健康保险支出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试点全面推广，对个人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支出按2 400元/年的限额在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

二、文化和旅游融合深入发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旅游传播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和旅游业发展迅速，消费市场快速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文旅产品和服务日益丰富，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文化和旅游融合机制不断完善

深化文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升硬件和优化软件结合起来，把提高服务品质和改善文化体验结合起来，推动文化繁荣和旅游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合理开发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美术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等旅游功能，深入挖掘、打造旅游景区、景点文化内涵，逐步实现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深度融合、互补共赢。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整合大运河沿线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集生态保护、旅游观光、文化传承、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文化载体，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发展，促进优秀陶瓷文化与旅游发展高质量融合。实施文化旅游提升工程、“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改造升级行动计划，“十三五”时期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84亿元，支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文化旅游设施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和旅游融合步伐不断加快。

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3个部分，全长3 200多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 500多年的历史，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市），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文化旅游融合提升等4大工程，以及精品线路和统一品牌、运河文化高地繁荣兴盛行动等2项行动，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使之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二）文化和旅游融合业态日益丰富

精心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日趋完善，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初步形成了文化旅游传统业态和新业态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全域旅游快速发展，海南、桂林、皖南、平潭、横琴等重点旅游区建设深入推进，特色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旅游目的地质量齐升。出台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打造了一批生态旅游协作区、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国家公园、国家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科研、教育、游憩功能逐步完善，在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的基础上，为公众提供了更多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休闲游憩的机会。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创建有序开展，乡村旅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特色旅游产品更加丰富，旅游环境和服务质量显著改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正式发布，覆盖了我国革命遗址遗迹中的大部分精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开发协调推进，推出了一批承载革命文化内涵、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旅游产品。

平潭国际旅游岛范围为平潭岛及所辖海域，统筹考虑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结合全岛旅游资源分布、旅游产品组织和服务要素聚集等因素，加快构建“一廊两环五区”的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格局。预计到202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全面推进，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基本形成，旅游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左右，至2025年，比重将达到14%左右。

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范围为横琴岛及所辖海域，结合全岛旅游资源分布、旅游产品组织和服务要素集聚等因素，在保障珠江河口泄洪纳潮、粤港澳大湾区水安全的前提下，构建“一带、一廊、一区”的全域发展空间布局，逐步形成集聚化、网络化发展格局。预计到2020年，旅游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逐步提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75%，至2025年达到80%。

（三）文化和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文化和旅游产业总量规模稳步增长，市场主体持续发展壮大，产业供给更加优质丰富，文化和旅游消费不断扩大。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先后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指导意见。“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015年的2.7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4%上升到4.5%。2019年全国5.8万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7万亿元，其中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营业收入1.2万亿元。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 513元，比2015年增加790元。2019年全国旅游业总收入达到6.6万亿元，国内游客达到60亿人次，比2015年分别增长60.5%、50%。相比于2015年，2019年入境游人数从1.3亿人次增长到1.4亿人次，出境游人数从1.2亿人次增长到1.6亿人次，人均出游次数从2.9次增长到4.4次。文化和旅游产业全面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在促进就业、脱贫富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 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3%。

（四）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更加活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2]。“十三五”期间，我国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动成立世界旅游联盟，承办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打造“欢乐春节”“美丽中国”“中国文化周”等品牌活动，文化和旅游国际交流传播成效显著，开展深层次人文交流，中国文化、中国故事通过旅游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旅游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2019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 114.5亿美元，贸易顺差883.2亿美元，分别比2015年增加10%和21%。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4点主张：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共生。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三、家政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

小家政、大民生。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既满足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需求，也满足了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家政服务业发展，要求把这个互利共赢的工作做实做好，办成爱心工程。“十三五”期间，我国家政服务业快速发展，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家政服务需求，在保障民生、促进就业、扩大内需、精准扶贫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家政服务市场不断壮大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从完善培训体系、支持员工制家政企业、推动家政进社区、加强金融支持等10方面提出了36条政策措施，被社会上称为“家政36条”。“十三五”以来，我国家政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保持在20%左右，2019年营业收入达6 900亿元，同比增长19.7%。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断应用，家政服务信息系统、App应用、电商平台不断发展。家政服务业与保洁、养老、育婴智能产品和辅助器具研发制造深度融合、转型升级。

（二）家政培训能力显著提升

组织实施家政培训提升行动、春潮行动等培训活动，岗前培训、回炉培训、职业教育多层次培训逐步健全。2018年，全国共有家政服务业相关专业点数212个，招生人数6 578人。2019年，全国新设家政相关专业点72个，同比增长132%，家政从业人员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家政实训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省级家庭服务职业培训示范基地达到255家。2019年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方式，支持22个家政等社会服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设，产教融合型家政企业创建工作加快推进。

（三）稳就业保民生作用不断增强

家政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十三五”以来，我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快速增长，2019年从业人员超过3 000万人，对于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114个城市266家大型家政企业与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供需对接，新建家政劳务输出基地，累计带动贫困地区和农村新增就业55万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新增就业27万人。

（四）家政进社区成效明显

“十三五”以来，国家为家政进社区提供更加灵活优惠的场地、投资、减税降费和价格政策。家政企业在社区设置服务网点租赁场地可不受用房性质限制。相关财政资金支持社区家政网点建设。加大社区家政服务减税降费力度，对提供社区家政相关服务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减按90%计入所得税纳税基数。对承担或提供房产、土地用于家政服务的，免征“三税六费”。社区家政网点的水电费用执行居民价格。社区家政网点布局日趋合理，家政服务更加便捷可及。

（五）行业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

出台加强家政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家政服务员分类体检制度。发布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多个国家标准。建立家政信用信息平台，构建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归集超过7 000个家政企业和6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2019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发布《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在全国率先为家政服务立法。

2019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家政36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开展了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致力于通过综合措施，遴选一批示范城市，打造一批示范社区，培育一批示范企业，形成一批家政服务知名品牌，充分发挥“领跑者”的示范作用，引领行业规范发展。

“领跑者”行动首批确定的32个重点推进城市（区）：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区、石景山区，河北省衡水市，吉林省长春市，上海市长宁区、闵行区，江苏省徐州市、扬州市，浙江省杭州市、温州市、常山县，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临沂市、济宁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十堰市、宜昌市，湖南省长沙市、湘潭市、郴州市，广东省广州市、茂名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重庆市璧山区，四川省成都市、绵阳市，甘肃省兰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重点推进城市在金融支持、员工制家政企业培训、家政进社区、促进家政消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共确定领跑企业132家，领跑社区79个，领跑学校51所，形成了你追我赶、协同推进的领跑格局，对于推动家政服务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体育产业提速升级

体育产业是绿色产业、朝阳产业、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作出指示。“十三五”期间，陆续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不断激发体育消费，大力培育市场主体，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体育产业规模高速增长

2014年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8%，不仅远高于经济增速，更领跑社会领域其他产业。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从2014年的0.64%增长到2018年的1.1%，与发达国家2%～3%的平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二）体育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体育用品制造业“一家独大”的局面有所改观，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健身休闲业和竞赛表演业年均增速超过30%。体育产业已形成以竞赛表演和健身休闲为驱动，体育用品业为保障，场馆运营、体育培训、体育中介、体育传媒等业态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

（三）体育消费蓬勃发展

2019年体育消费总规模超过1万亿元，吸纳就业超过500万人，体育机构数量年增长20%左右，体育消费方式逐步从实物型消费向参与型和体验型消费转变。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出现井喷，2019年我国境内共举办规模赛事1 828场，累计参赛人次712.6万，覆盖了300个城市，带动消费超过300亿元。

（四）“体育+”业态方兴未艾

体育产业与旅游、文化、医疗、金融、传媒、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重组，催生了体育旅游、体育康养、体育文创、智能体育等一系列新兴业态，丰富了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形成了体育消费新热点，对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起到了积极作用。

“体育+旅游”：发起成立了东北区域体育旅游联盟，优化整合东北体育旅游业态、组织、人群和市场，命名11家省级体育旅游精品景区、5条精品线路、11项精品赛事、1个体育旅游精品目的地，有力带动了体育旅游快速发展。

“体育+文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冰雪题材文化创作，七台河、齐齐哈尔等地先后拍摄了《破冰》《飞吧冰球》等影视作品，广泛宣传冰雪体育文化，2017年全年媒体曝光量突破17.9亿。

“体育+健康”：出台《健康龙江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丰富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加大了健身人群覆盖面。

“体育+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开展场馆数字化运营和线上线下的体育活动，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活动场所，扩大体育群体，拉动体育消费。

（五）产业发展支撑条件不断优化

陆续印发健身休闲产业、竞赛表演业、社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等25个配套文件，出台了足球、马拉松、自行车、冰雪、水上、击剑、武术、航空、山地户外等9个专项运动规划，为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十余个省（市）成立了省级体育产业集团，安踏、泰山等民营体育企业迅速崛起，Keep、乐刻等创业企业纷纷获得资本市场青睐。18项国家标准陆续发布，产业统计体系日趋完善，为体育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9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中央出资金、地方出政策、企业出服务”的方式，推动破解“用地难、筹资难、运营难”等瓶颈问题，努力缓解人民群众“望球兴叹、一场难求”的矛盾，确保《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目标如期完成。

专项行动已确定两批共41个重点推进城市：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安徽省合肥市，福建省漳州市、南安市、宁德市霞浦县，江西省九江市、萍乡市、宜春市、定南县，山东省烟台市、日照市，河南省开封市、南阳市，湖北省武汉市、荆州市、襄阳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娄底市、岳阳市，广东省珠海市、梅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贺州市、贵港市，海南省海口市，重庆市涪陵区，四川省成都市、自贡市、绵阳市涪城区、内江市威远县，贵州省都匀市，云南省曲靖市、玉溪市、红河州、普洱市，陕西省渭南市、榆林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11.5亿元，支持重点推进城市的80余家企业建设运营社会足球场地，预计将撬动30多亿元社会资金投入，建成1 100多块社会足球场地。

五、“互联网+社会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

互联网为加快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13]。2019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围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部署要求，提出推动“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促进社会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

（一）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提速

“互联网+社会服务”加速推动了教育、医疗等传统公共服务向数字化转型。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平台+”在线教育服务模式快速发展。医疗健康服务资源数字化积极推进，医疗健康数字资源不断开发应用，提供更多网络化服务。截至2019年底，全国互联网医院超过400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在线医疗注册用户和日活量迅猛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互联网医疗信息平台业务大幅增长，“好大夫在线”数据显示，2020年1月22日至2月25日，在线医生数和用户量环比分别增长24%、278%。“平安好医生”数据显示，从1月疫情发生至2月底，其App新注册用户量增长10倍，日均问诊量为平时9倍。中日友好医院依托国家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学中心，向全国医疗机构开放远程会诊平台注册，从疫情发生至3月初，累计连接医疗机构1 500多家，吸引会诊专家6 450人。微医联合多家医院为天津、武汉等地群众配套提供医保结算、药品配送。阿里健康利用“基层通”“云药库”“云药房”等信息化手段，持续为偏远基层诊所、连锁药店、村卫生室供药。

（二）激发多元化市场主体活力

“互联网+社会服务”以平台方式促进共享发展，推动多元化市场主体成为公共服务提供者，进一步丰富了公共服务供给。国家对非学历教育在线培训实行省级备案制。参照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对在线教育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税率。近年来，在线教育培训成为社会力量投资兴办教育热点，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互联网+家政”模式广泛运用，更多家政企业通过网上商城、App等，全方位布局家政服务网络。

（三）创新多样化社会服务方式

“互联网+社会服务”成为各类新技术集中应用的前沿领域，推动了公共服务内容、方式的开拓创新。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卫生健康服务领域加快集成应用，新型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等产品和服务研发，不断丰富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服务体验。“线上旅游”加快发展，越来越多景区运用虚拟现实（VR/AR）、4D、5D等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立体在线景区，让旅游实现足不出户。大数据技术分析大众潜在旅游消费偏好，提前谋划个性化的旅游产品，持续优化旅游信息供给，及时发布旅游市场信息。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体育产业发展充分赋能，带来了全新观赛体验，催生了智能体育发展，延伸了体育产业链条，线上体育赛事火爆，Keep、乐刻等一大批互联网体育企业蓬勃发展，体育产业发展打开“新风口”。

银川市围绕打造“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核心区，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新模式。

通过组建“全国专家远程门诊”，让北上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银川，实现疑难杂症不出市；将银川本地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下沉到县区，实现大病不出县（区）。目前，银川市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已连接300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医院。

推进“互联网+”融入慢性病管理，将家庭医生与慢性病管理、康复医养结合起来，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健康管理O2O（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MDM（全程系统化糖尿病）管理模式，逐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社区“网格化”管理。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页。

[2]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的讲话（2016年9月9日），《人民日报》2016年9月10日。

[3]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20年5月22日），《人民日报》2020年5月23日。

[4]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6月16-18日），《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0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9]在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讲话（2013年8月31日），《人民日报》2013年9月1日。

[10]在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7月17日），《人民日报》2015年7月20日。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1页。

[12]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014年5月15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13]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