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方法，是以法治理念为基础，以法治基本内涵为约束和指引，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方法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思维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法治建设，2003年7月提出“八八战略”时，就将法治建设纳入其中，并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方法指导实践，有力推动了浙江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对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的理论升华。

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法治思维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建设法治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在省域层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积极探索和具体实践。回顾法治浙江战略的决策和实施，可以深刻认识到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的丰富内涵，深刻体会到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所彰显的理论力量、实践力量、真理力量，深刻感受到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所呈现的大视野、大格局、大智慧、大气魄。

1．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彰显法治思维方法的根本原则。理论和现实都表明，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法治与政治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必须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浙江建设的全过程。2006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他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那种假借民主、假借法治来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对推进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作用，是法治浙江建设的根本保证。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列为八大任务之首，分别就“完善党的领导方式”、“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把党委的重大决策与地方立法结合起来，从制度上保证“八八战略”、平安浙江、文化大省等战略部署的贯彻实施；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保证司法公正。《决定》同时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带头学习法律、遵守法律，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自觉成为建设法治浙江的实践者、推动者、宣传者。

为推动法治浙江建设，浙江成立各级党委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加强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2006年5月，省委成立了建设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负责指导、协调法治浙江建设各项工作，为全面落实法治浙江建设各项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习近平同志的带动下，各级党委书记都担任了同级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省上下形成了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法治建设推进机制。各级党委把法治工作作为一项统领全局的中心工作来抓，全力督促、支持、保证同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2．以法治思维方法推进民主建设，突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为法治奠定基础，法治为民主提供保障，这是现代民主法治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习近平法治思维方法的内在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0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在2004年9月召开的纪念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不断加强地方人大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切实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列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八大任务之一，是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在浙江的重要实践创新。《决定》分别就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各项职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正确履行人大的监督职能、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要求，切实加强立法工作，及时制定配套性实施性补充性法规，努力使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有法可依，切实加强法律监督，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推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及时完善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制度，推进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程序建设，有效推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民主在浙江大地不断发扬光大。

3．以法治思维方法推进权利保障，确保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充分实现。用法治保障人民权利、增进民生福祉，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6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指出，“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所以，他不但要求“围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推进‘法治浙江’建设的切入点，使‘法治浙江’建设一开始就惠及群众，让群众感受到实际效果”，而且还对在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环节如何坚持执法为民提出具体要求，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

“坚持以人为本”是习近平同志谋划法治工作的价值坐标，成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基本原则。《决定》把“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确定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任务，分别围绕“扩大基层民主”、“完善保障公民权益的体制机制”、“健全权利救济和维护机制”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一系列部署。法治浙江建设始终彰显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4．以法治思维方法推进权力规范，全面谋划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明确提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2004年7月，他在省直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现场会上指出，要“切实把追求效率与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结合起来，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他还指出，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权责统一”的要求，特别是“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的原则，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强调要切实纠正一些行政机关执法不力、执法不严、执法违法、执法扰民和执法“寻租”现象。

在高度重视依法行政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统筹谋划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决定》不但把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八大任务之一，而且还明确提出省政府要制定出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06年6月，浙江省政府下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分别就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积极稳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队伍建设和组织领导设定了具体明确的工作举措。《意见》擘画了“十一五”时期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的宏伟蓝图，为浙江在2010年基本实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运转高效的法治政府目标提供了路线图和时间表，为各级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效果得到社会公认、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5．以法治思维方法推进公平正义，凸显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法治的生命线是公平和正义。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司法工作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要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树立公平正义和保护人权的司法理念。”2006年4月，他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认真落实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转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规范审判行为和检察执法行为，增强司法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他还对司法机关如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强调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立依法办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对于刑事案件，他强调，“违法犯罪必须查处，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姑息迁就任何人、任何事”，案件审理时则务必慎之又慎，“惴惴小心，如临于谷”，要坚持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对于民商事案件，他指出，要强化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的职能，依法保护合法权益，审慎处理各类纠纷，确保司法公正，无愧于头顶上的“天平”。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他要求通过行政审判，有效化解行政纠纷，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完善，维护和实现公民的合法权益。

“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被列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八大任务之一，构筑起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屏障。《决定》就全面贯彻和落实中央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作出部署。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省委法治浙江建设的实施意见，分别围绕规范司法审判（执行）行为和检察执法行为推进司法改革制定了行动方案，开展了一系列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性实践。浙江省高院在当年度提出并启动实施了“三项承诺”：坚持公平、正义与效率，认真办好每个案件，努力做到不使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执行不力、不公得不到保护。“三项承诺”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增强了浙江法院系统的司法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大大提升了全省公平正义的“司法环境指数”。

6．以法治思维方法推进社会治理，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和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结合起来。社会善治离不开法律与道德的同频共振。习近平同志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有着科学辩证的认识。2006年4月，他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指出：“法律与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法治和德治，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常运行。”在法治建设的路径上，习近平同志倡导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治具有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精神、原则、法理等大多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上，其诸多制度和规范本身又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他强调，“建设‘法治浙江’，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坚持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把法律制裁的强制力量和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硬性的律令和柔性的规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他还就农村法治德治问题特别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要实现农村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就必须继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建立一种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治秩序’”。

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下，《决定》把“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设定为基本原则，明确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同时，对“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

二、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运用法治思维方法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法治思维方法的探索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省域层面的创新运用，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法治规律、尊重法治规律、把握法治规律、严格按照法治规律办事的过程，具有深邃思想内涵、严谨理论品格、鲜明时代特征和务实实践导向，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要求上内在一致。

1．坚持从政治和战略上思考，突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彰显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法治是重要的上层建筑，是有原则、有方向的。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牢牢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在省域层面进行创造性法治探索和创新性法治实践，体现法治建设的高度政治坚定性。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在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中，要认真贯彻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他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他特别指出，要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依法治国的幌子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复强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这些重要思想和重要观点，深刻阐明了法治建设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向着什么方向前进等根本问题，为法治浙江建设立标定向、立柱架梁，并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和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进行深入系统阐述，指出：“我们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好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坚持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谋划，把握“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的基本定位，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和引领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法治问题，把法治建设放在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加以认识和把握，注重发挥法治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法治成为推动改革的“控制阀”、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的“压舱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强调要认识到立法、执法、司法之中有政治，必须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他指出，要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防止不顾大局孤立执法、机械执法。他既注重在法治轨道上谋划和推进浙江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同时又注重利用法治手段和法治力量克难攻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加深对法治的理解，从‘四位一体’的角度认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意义”、“只有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纳入法治的调整范围，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切实的保障，整个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都具有法治的属性”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始终从高站位、宽视野中去谋划法治建设的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坚持治国理政的这“两个基本”，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坚持从规则先行着眼，强化“立法是法治的基础”的重要职能，为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充分体现出程序意识和规则意识的鲜明特征，始终贯穿着法治是规则之治、规则先行是核心要义的法治原则，立足于发挥法治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真正使法治落地生根，树立法律权威，成为人们的行为自觉，成为社会的价值风尚，从而不断增创社会发展新优势。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立足浙江实际，切实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决定》把“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作为八大任务之一，并就“健全法规规章”、“完善立法机制”和“提高立法质量”三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地方性法规规章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要求，加快地方立法步伐，不断完善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套、具有浙江特色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他还系统阐述了地方立法的四条指导思想：一是立法要为发展服务。“为发展创造一个必备的法制环境，这是地方立法工作的主攻方向。要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相结合，围绕发展、服从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二是立法要有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 “必须紧密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其补充、先行、创制的作用，体现地方特色，提高针对性、可操作性，防止照抄照转，搞‘大而全’、‘小而全’”。三是立法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要按照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科学合理地规定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坚决摒弃立法就是管理老百姓的错误观念，坚决克服和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四是立法要体现时代性。“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处理好稳定性与变动性、前瞻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国家要善治，须先有良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实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体制和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规则先行特征。正是这样，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国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

4．坚持从权利本位出发，坚守“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旨归，彰显了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性是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的显著特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谋划法治建设，牢牢把握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坚持“人民主体”、“人民中心”、“人民至上”，注重发挥法治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彰显出高度的为民情怀。他反复强调：“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地方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所制定的法规，只有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所接受、所依赖。”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在《决定》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一条主线和最大亮点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他还说过：“比如说，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就是要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起来，为此不断出台完善政策和制度，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允许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参与分配。”此外，习近平同志还就残疾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特殊群体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问题，作出了诸多阐述和强调。他指出，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确保让每一位群众遇到矛盾之时先去调解，调解不成也愿意打‘官司’、懂得打‘官司’、打得起‘官司’，信得了打‘官司’的最终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中一系列关于权利保障的重要论述，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他在浙江工作期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比如，2012年12月，他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明确强调：“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5．坚持从依法用权入手，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各种事务。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十分注重法治的实践运用，用法治规范权力运行，确保法律从“纸面上的法”真正落实为“行动中的法”，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有机统一，在全社会确立法治的共同信仰。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把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在法治化轨道上开展各项工作。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关于国家的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关于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要把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我们党依法执政，就是要把党的执政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依法掌权、依法用权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他还指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要切实纠正一些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不力、执法不严、执法违法、执法扰民和执法“寻租”的现象。“要牢固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法治理念，把维权工作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他还多次强调，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各级党委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适应新形势，从根本上转变不适应依法治国、依法治省要求的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习惯，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他在一次调研时指出，“基层干部要坚决依法办事，以法治的形象，引导群众树立遵章守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进而在全社会形成遵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各项工作与处理各项事务，并不断拓展其思想内涵。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高频词。比如，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在2015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要求领导干部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6．坚持从权力制约中发力，落实“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的法治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法治的正确实施，需要有效的依法监督。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蕴含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确保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的丰富内涵，体现了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依法监督的闭环过程。这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权力本质属性和法治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正是这样，法治浙江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有清醒的认知，他反复强调，“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他指出，“要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经常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自觉做到用权为公而不为私”, “要遵守权力使用的纪律规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讨论问题讲民主，进行决策讲程序，执行决议讲纪律”。他还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告诫说：“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通过制约权力和惩治滥用权力行为来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必须自觉接受监督”。他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以及公职人员都必须牢记‘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宗旨，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要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运行的特点和规律，认真研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方式、手段和途径，从制度上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受节制的堕落。高度重视对权力的依法监督，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特点。他反复强调，“如果法治的堤坝被冲破了，权力的滥用就会像洪水一样成灾”, “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是引领法治实践的“导航仪”。10多年来，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运用这一科学思维方法指导新的实践，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同志开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通过重点加强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的地方立法工作，地方性法律规范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推进法治政府、信用政府建设，在依法行政、实现公正文明执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国司法领域改革贡献了许多创新经验。坚持法治化社会治理导向，成为全国最具安全感的省份之一。

三、以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为指引，努力将浙江建设成为法治中国示范区

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核，不仅是指导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遵循，也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南。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法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专门撰写《法治：新形势的新要求》一文，强调，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积极建设‘法治浙江’，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新时代，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把握习近平的法治思维方法的内涵和要义，对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锚定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的目标，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着力实现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浙江真正成为展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窗口。

1．加强法治引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而不是轨道外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正确处理短期与长期、程序与效率、快与慢的关系，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破除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改革新红利，激发改革新活力。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具体实践，生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健全的蓬勃生机。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引领改革进程，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高水平推进科学立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地方立法，通过及时制定出台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立改废”多种方式并用，努力提高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衔接的速度、准度和精度，把成熟的改革经验及时总结提升并用法治的形式固化下来，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2．树立法治理念，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发展提供规则和规范，既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其他建设之间的关系，又能使发展按规范、依程序有序展开。当前，浙江发展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尤其需要牢固树立“法治是核心竞争力”、“法治是最好营商环境”的理念，努力把法治建设的先行优势转化为领跑优势，使法治真正成为浙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把服务大局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使命，更多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调节经济、规范行为、协调利益。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重点任务，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制定和执行，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通过制定实施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向凝聚为全省人民遵循的共同意志。通过各种法律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推进防范企业金融风险，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通过地方立法、规范性文件、党内法规等各种规范，从制度上、法律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从制度上确立生态红线、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制、建立生态建设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法治约束促进政府行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依法平等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克服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

3．突出法治功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维护稳定的根本途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外部的诸多风险挑战、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难题与浙江转型发展的矛盾问题相互交织，宏观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各类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这更需要我们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制度保障作用，通过法治力量和法律手段，协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努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要通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社会治理与风险防控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实现从理念、制度到作风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坚持“大平安”理念，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有效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使地方立法最大限度地承载协调平衡各阶层各种利益的功能。大力推进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有效整合信访、执法、司法、仲裁、社会力量等资源，努力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接受、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着力解决各类民生热点、难点问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防止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发生，防止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4．强化法治宣传，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没有法治意识，就没有法治国家。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基础工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要增强普法教育，“突出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要积极推进法治宣传教育，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突出重点，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治宣传教育，创新宣传教育手段，提高宣传教育实效。切实发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的意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水平，引导全社会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探索建立法治宣传教育效果评估标准体系和跟踪反馈机制，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落实各部门、各行业及社会各单位的普法责任，定期向社会公布执法责任清单和年度普法项目任务书，并把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党委、政府综合目标考核、综治考核、文明创建考核和新农村建设考核体系。

5．彰显法治导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治建设的灵魂，为法治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法治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保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手段之一。要尊重法治建设规律、准确把握实践要求，在更深层次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发挥法治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要进一步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规政策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作为基本理念、基本原则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要结合浙江实际，针对当前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在英雄烈士保护、优秀历史文化传承、社会救助、志愿服务、移风易俗、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最美风尚、文明旅游、文明出行等方面加强立法修法，把一些基本的道德、品行上升为具有刚性约束力和普遍指导意义的法规制度。要注重多管齐下、统筹推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规范性文件审查和司法、执法，强化公共政策的“良法”品质，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以执法规范化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努力形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互补共契的动态社会治理结构。

（课题负责人：俞世裕 陈柳裕 沈世成 朱少平）

案例

法治护航 民企扬帆

依法推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提质量上水平，省人大再次发出动员令。2020年3月24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召开视频会议，部署进一步宣传贯彻《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最大的特色，民营企业是浙江的“金名片”。作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促进民企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于2020年1月16日经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2020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到《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迈入新时代，一部部创制性法规出台的背后，是浙江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高质量立法的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国又一个“第一部”

2020年1月14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首次开启“代表通道”。聚光灯下，省人大代表、泰昌集团副总裁王茂法回答了媒体有关《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的集体提问。

对于这个条例，王茂法有着特殊的感情。2019年的省人代会上，他是领衔提出关于制定该条例的议案的省人大代表之一。此前，在企业发展和与其他民营企业家交流中，他切身感受到“保障民企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破解企业融资难、人才难留等问题”的呼声强烈。“希望通过立法，推动我省民企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王茂法说。

省委高度重视这次立法。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后，浙江迅速出台并实施了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31项举措。2019年，省人大常委会把《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作为列首位的一类立法项目。

条例草案经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省人大常委会分别于2019年9月、11月、12月对草案进行了3次审议，并决定提请2020年的省人代会审议。

回想起2020年1月16日下午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现场按下表决器、见证《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高票通过的那一刻，王茂法激动道：“我们民营企业家看到了浙江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的担当。”

在法治护航下扬帆

省普法办发布2020年度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法治宣传教育责任清单。《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作为一项重点宣传内容，被列入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播电视局、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家成员单位的年度法治宣传教育责任清单。

地方立法，精准引领和保障改革发展。《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从起草到出台实施一直备受关注。

《条例》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加强立法保障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相关要求，妥善处理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民企发展与保障其他所有制企业权益、鼓励支持民企发展与民企自身规范发展、积极回应民企诉求与准确把握地方立法权限等方面的关系。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介绍，《条例》规定了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民营企业均可依法平等进入。支持和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允许民营资本控股。

着力破解民企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条例》规定，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贷款条件、工作人员尽职免责方面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不平等标准和条件，并对政府的行为诚信作出规定。“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或者领导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丁祖年介绍。

“这充分体现了浙江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关心、支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信心，给我们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

高质量背后的“高质量”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是历史赋予浙江的使命和责任。

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高质量立法，浙江用行动作答。

自浙江开启地方立法工作以来，至2020年底，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20余部法规开创了全国先河。

2020年伊始，《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出台，再次成为浙江地方立法工作走在前列的有力印证。为做到科学、民主、依法立法，进一步提升立法质量，省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过程中，及时发布条例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次征求全体省人大代表意见；为深化长三角立法协同，还征求了上海、江苏、安徽三省市人大常委会意见；先后召开省市县有关单位代表、不同行业领域民营企业家、相关协会商会和金融机构代表、法律专家等参加的各类座谈会、论证会50余次。条例草案在修改完善过程中累计征求意见达1200余人次，收集修改意见1500余条，真正做到广纳民意，积极回应民企诉求。

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单东认为，《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实现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权利、机会、规则平等，成为推动浙江民营经济全面发展的新引擎，为浙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再次注入强劲动力，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开辟新的增长点，对全国各省区市都有启迪和示范作用。

（《浙江日报》记者：翁浩浩）

四治融合 基层善治

近年来，绍兴市柯桥区全面推进“四治融合”，把它作为化解基层矛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着力点，一村一策，各有特色，涌现出一大批“善治”典范。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这更加坚定了柯桥深化“四治融合”的决心和信心，创新社会基层治理更添动力。

一部公约看乡村自治

柯桥区香林村被1.4万多株桂花树环绕，走进村子仿佛走进一处风景名胜区。

“到过我们村的人，都说漂亮！”村党总支副书记金荣根自豪地说，2017年，香林村入选首批省AAA级景区村，村里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超20万人次，不仅吸引了不少社会资本，村民还开起了20多家农家乐，走上了增收致富之路。

风光秀丽，村风和谐，香林村是怎么做到的？金荣根神秘地告诉记者，村里有一口古井，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带着记者来到村里的龙尾井，井边竖着一块石碑。相传清光绪年间井水清澈似镜，但由于村民在井中淘米洗衣，井水变得浑浊，于是村主任下令立下“公禁”石碑，全村约定井水只允许饮用，否则会受到惩处。此举颇见成效，井水很快恢复如初。

“古井公约”的美谈折射出先民的契约精神。沿着历史的传承，香林村通过征集全体村民的意见，制定并表决通过了一部完备的村规民约。这部公约共25条，既有“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道德倡导，也有严令禁止的“清规戒律”以及违反公约后的相应措施。

“公约体现全体村民的共同意志，每位村民都要遵守。”金荣根说，此前有几户村民在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村干部几次上门劝导都无济于事。村里动了真格，按照公约将这几户村民上墙通报，并取消了当年的煤气补贴等福利。“取消补贴倒是小事，被全村通报脸上就挂不住了。”其中一位村民感叹道。从此之后，村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这部公约早已深入人心，时刻提醒村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正因如此，村里这几年开展的外立面改造、“三线入地”、“五水共治”等大事都十分顺利。

一位顾问看基层法治

前不久，柯桥区兴越社区的法律顾问沈建红受理了一起纠纷调解。一位居民被另一位居民家的狗咬伤，寻求赔偿。面对几千元的赔偿要求，狗主人认定对方在“狮子大开口”。双方各不相让。沈建红首先翻出法律条文，“你看，这种情况属于法律上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必要的赔偿是应该的。”看到有法律依据，狗主人的抵触情绪消除了一大半。她又转头做另一方的工作，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一致。

运用法律手段开展矛盾调解是法律顾问的一项重要职责，沈建红“法理并举”的调解方式往往事半功倍，已成功调解多起纠纷。每周沈建红都会来到社区坐班，为社区和居民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柯桥区司法局介绍，目前全区已实现村社法律顾问全覆盖，这支队伍定期进村入社开展普法、调解等法律服务，为基层法治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一个工程看民主治理

2020年初，在外经商的许先生回到老家柯桥区锦坞村，惊喜地发现村里新建的游步道已经通到后山。

锦坞村原本就有游步道。2019年，有村民提出，后山风景更好，能否把游步道修到山上？这个选题很快在村里的各个会议上通过，被列为当年的重点项目。游步道建成后，成了一项真正的惠民工程，受到村民一致好评。

农村工程建设往往是引发矛盾的“敏感区”，但锦坞村没有这样的烦恼。“这两年村里每年实施的重大工程都有七八个，没引发一起矛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关炎说。

许关炎至今还记得20年前他刚接手村子时的样子——村庄破败、经济亏空，村民因村务不公开四处告状。许关炎意识到，只有消除矛盾、凝聚人心，村里才有力量搞发展，“要赢得民心，村务一定要公开透明，给予群众足够的监督权，还要给他们更多的发言权、参与权。”

在他的主导下，锦坞村探索出“出题、议题、筛题、审题、定题、亮题”的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六步走”制度。每年初村里向群众征集意见建议，再将这些选题送到民主议事小组、村两委、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审议，经讨论无异议后将重点项目公示，由村两委组织实施。简单地说，村里要干的大事，村民下订单，村两委来执行。

据统计，目前锦坞村已征求村民意见建议1400多条，解决实施400多条。村里旧貌换新颜，年集体经济收入从不足5万元跃升到450多万元，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一项创新看智治探索

将底部装了芯片的垃圾桶放在指定位置，上方摄像头拍照上传云端，下面重量感应器精准称重，短短3秒，一份包含户主信息、AI识别结果的桶内垃圾“体检表”就出现在车载屏幕上。

柯桥区杨汛桥街道竹园童村，正用智能垃圾车挨家挨户收集厨余垃圾的王阿四笑着道：“我的包干区有118户人家，以前收一圈垃圾要5个小时，现在只需3个小时，高科技真是好。”

用智能代替人工，是该村破解垃圾分类落实难、管理难的一个新招式。竹园童村建造了占地4平方米的智能垃圾分类亭，当居民拿着垃圾走进分类亭时，配备红外线感应器的垃圾桶会自动打开，垃圾被投入垃圾桶后，电子屏将对分类情况进行评价。如果垃圾投放准确，每户每天可积累1分。这些积分还可兑换日常用品，现在村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都很高。自智能化垃圾分类模式开启后，短短2个月时间，竹园童村的垃圾分类合格率就从40%提升至86%。

垃圾分类智能化只是柯桥区在推进基层“智治”上的一个缩影。智能安保巡逻机器人、智能化停车系统、农村污水智能化处理、智能化健身设施……近年来，柯桥区积极探索推行整体智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通过发挥自治基础作用，结合法治思维、德治感召、智治手段，最终我们实现了‘四治融合’在乡村治理上的有益探索。”柯桥区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浙江日报》记者：周楷华；通讯员：魏金金 潘晨斐）

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

作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抓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浙江根植深厚。经过10多年的常抓不懈、扎实推进，浙江已基本实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据统计，2020年1月至11月，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实际出庭应诉率达88.43%，位居全国前列。

“更为重要的，是推进从‘出庭’到‘出声’‘出力’的转变。”省高院行政审判负责人说，只有让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更有力度”，才可以切实提高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政水平和法治意识。

从被动到主动“告官见官”成常态

“没想到在法庭上可以见到副市长！”2020年7月2日，一起市民诉杭州市政府规划行政复议案在杭州中院开庭，原告费某看到杭州市副市长缪承潮出庭应诉时，有点意外。

这种“没想到”已成为浙江行政诉讼案件庭审现场的常态。近年来，特别是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后，省政府、省高院不仅分别出台、下发了相关意见，明确行政机关的应诉职责，强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责任，还将行政应诉工作列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各地、各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关规定——省公安厅出台规定，要求省市两级公安机关“一把手”每年出庭应诉不少于一次；杭州制定管理办法，对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出庭数量、比率和考核要求等都作出具体规定；绍兴中院与市政府建立工作规定，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程并明确其主体责任……

一组数据，见证最直观的改变：从2015年至2020年，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翻了一番多。而随着“一把手”出庭应诉日渐增多，负责人的思维也在悄悄改变：从“要我出庭”变为“我要出庭”。

在绍兴市上虞区，数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撤诉，涉案相关诉求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在庭外得到了实质性解决。此前多次研究协调该批案件的时任上虞区副区长赵俊杰将其归功于出庭应诉同类案件时的“总结和反思”：通过庭前做足功课、庭中积极回应、庭外主动调解，从而洞悉对方的实际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他认为，这些既有利于把准焦点、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又有利于完善工作、从源头上推进依法行政。

省高院行政审判负责人介绍说，除了敢应诉的意识不断增强外，这些主动要求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不但摒弃了“丢面子”的老观念，还把这种制度视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有效渠道。

从形式到实质 主动发声重沟通

直至今日，衢州市柯城区法院副院长秦新举依然记得，在一起夫妇二人诉柯城区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一案中，该分局政委陈慧列出庭应诉过程中的发言。

“他不仅围绕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赔偿的构成要求，结合事实、证据，言简意赅地发表辩论意见，还在最后陈述时，兼顾原告情绪，并结合自身经历，真情吐露了基层民警的拼与难。”秦新举说，这些发声对促成该案最终通过司法救助方式解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装装样子、做做形式”的非议一直以来都不少，原因之一，就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庭上不出声。针对专项监督时发现的“大部分行政机关负责人在法庭上很少发言”问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推动市政府定期举办专题培训班，对出庭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应诉要点进行辅导；而杭州中院也创新设置了“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即时记录，并以适当方式向行政机关进行反馈”的制度。

不仅是杭州，近些年来，针对“民告官”案件，浙江各地、各部门不再简单地将目光聚焦在“见官”二字上，而是逐渐开始对“出声率”提出要求，推出了将行政应诉能力纳入考核，增加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被告答辩”、“最后陈述”等环节发表意见等一系列规定或建议。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在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中，面对原告提出的诸多质疑和有关问题，相关负责人出声释疑的已超过六成。

从诉前到庭后 依法行政强效果

在湖州市南浔区一起因事故责任调查报告引发的行政纠纷中，时任常务副区长的王剑峰在出庭应诉时，不仅主动和原告“对话”，庭审后，他还主动担起了调解任务，除了确定由南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法院、公安等部门共同推进化解工作外，还指导化解工作，定期听取汇报，并针对化解难点，多次组织协调，向当事人辨法析理。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最终促成争议实质性化解。

湖州中院行政庭相关负责人说，在化解行政纠纷过程中，调解已成为一种重要方式，而“一把手”主动参与的效果明显更好，“案结事了率也会大大提高。”

在庭前、庭中、庭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履行其应有的职责，这是行政机关负责人不断完善的一种角色转变。为了扩大这种效果，研究探索如何让更多的行政机关人员从中受益，也成为浙江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

省高院、省司法厅曾联合从依法行政角度组织“旁听百场庭审”活动，7000余人的“旁听团”中，厅处级干部1497名，行政执法及执法监督人员5000余名。他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可以从具体案例中总结剖析工作中的问题症结，找准依法行政工作的薄弱点，还可以明确监督的发力点，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浙江日报》记者：万笑影；通讯员：朱秀华）

让法治精神融入每个执法环节

任何时候，公平正义都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浙江公安机关始终遵循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力求执法办案全要素管理、全流程管控、全领域覆盖，全方位提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浙江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让执法规范化建设成为浙江公安的一张闪亮“金名片”。

办案集约化专业化

白色储物架上，300多个塑料箱依次排列，打开箱子，每个物品袋上贴有二维码，注明案件编号、物品编号、物品名称、持有人……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个园区内，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崭新“仓库”就是全省首个由公检法等部门共同使用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

从警多年，滨江区公安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陈骁熊对这座“仓库”的建成期待已久。“过去，涉案财物管理处置工作随意性较大，有的涉案财物甚至被存放在个人抽屉里。保管不规范、移送不顺畅、信息不透明、处置不及时等问题突出，影响了执法司法公正性。”陈骁熊说。如今，进入中心的每一件涉案财物都拥有一张电子“身份证”，通过涉案财物管理系统平台，涉案财物从移交、接收、入库等各个诉讼环节，都处于实时监管状态，大大降低了涉案财物遗失等风险。

从分散的“抽屉式”存放到涉案财物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小小的器物“演进”折射出浙江公安执法走向规范化的步伐——把权力晒在阳光下，让公平正义看得见。

“公安执法面广量大，执法要素、执法流程、执法环节复杂多样，容易出现各类安全隐患。近年来，我们充分借鉴企业集约化管理经验，将办案场所改造拓展为执法办案、案件管理、物证管理等三大功能区域，以看得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全方位提升公安法治能力和水平。”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省公安厅为此还专门下发《全省公安机关加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指导意见》。

目前，全省公安机关正全面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建立健全运行规范和管理制度，实现实体化运作，积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办案、流程化精细化管控、一站式全方位保障的办案、管理、服务新模式。

执法规范化精细化

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离不开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近年来，浙江公安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抓手，进一步规范执法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执法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执法司法为民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新提升。

日前，家住缙云县石笕乡的村民老郑专程赶到缙云县公安局东渡派出所，向民警季冬表示感谢。原来，老郑夫妻二人此前涉嫌违法，按照法律规定，二人都要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但在案件处理中，季冬发现老郑家庭条件困难，还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在向上级请示后，他将两人的拘留处罚日期错开，确保有人在家照顾小孩。

兼顾法理与人情，这段执法过程被编入教材供全所民警学习。同样被奉为“教科书式执法”的还有嘉善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吴威挺的做法。一次例行检查中，他发现一名男子骑电动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并且拒不配合执法。“请立刻下车，否则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传唤。”从表明身份、指出错误、提出警告到给予处罚，吴威挺规范、有效、有力地完成“硬核”执法全过程。

当柔则柔，宜刚则刚，依法而行，有理有据有节，各地不断涌现出的执法“模板”离不开浙江公安机关推出的“教科书式执法”实践活动。近年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推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执法问题集中整治、执法视频教学培训、先进经验学习推广、制度标准引导指引等举措，向民警生动演绎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有效规范了普遍性执法行为，为具体执法活动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指引。

2019年以来，省公安厅共汇编下发57个典型案例、3000套42部规范现场执法视频片和59个执法指引。同时，一大批执法问题集中整治活动相继开展，一系列建指引、强规范、指导实战的活动次第展开。截至目前，全省72028名民警获得基本级执法资格，4056名民警获得高级执法资格，2998名民警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

大数据助力智慧化

“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安机关依法将你刑事拘留，你是否同意接受速裁？”日前，面对浦江县公安局民警的询问，犯罪嫌疑人傅某表示认罪认罚，同意接受速裁。一件走普通程序至少要1个月才能最终判决的案件，通过速裁程序不到48个小时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判决等全过程，节约了大量司法成本。

得益于浦江县公安局在全省率先启用的一体化办案中心，检察、法院、司法、银行、鉴定、邮政等部门派驻中心办公，对启动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相关部门和公安机关同步介入，一方面提高了执法办案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将监督延伸到执法前端，倒逼民警规范执法。而执法大数据技术的投入运用更为兼顾效率和公平增添了一份保障。该局借助一体化办案系统，民警可以将在提请逮捕、移送起诉等诉讼阶段形成的电子案卷、证据材料以及法律文书等直接移交检法机关。“在系统内，我们以电子签名捺印取代传统纸质笔录的签名，不仅有利于笔录文书的保存，也确保案卷中笔录不会被随意修改，同时，自动关联同步视音频以及智能提醒功能的加入，弥补了传统执法监督只能事后监督、事后倒查的弊端。”浦江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

执法智能化建设的推进，为浙江公安机关创建了开放共享、上下协同、灵活便捷的“助力器”，也成为打造法治公安的重要手段。

（《浙江日报》记者：李攀；通讯员：沈成科 张怡炜 潘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