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和事物发生质变的临界点，守之则安稳、越之则危险。底线思维方法是客观研判最低界限、设定最低目标、注重堵塞漏洞、防范潜在危机、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实践证明，要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离不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

树必有根，水必有源。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十分注重从筑牢底线、把握主动的角度研究、推进工作，并将这种思维方法科学运用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底线思维方法的完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底线思维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掌握、运用底线思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许多领域、不同场合都明确要求增强忧患意识、正视矛盾问题、明确底线目标、采取防范措施，充分体现了其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坚定战略定力。

1．在重大决策上，强调全面正确地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既充分发挥浙江优势，又清醒认识差距不足，科学制定和实施了“八八战略”等系列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立潮头、奋力争先，实现了从一个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浙江遇到的困难和矛盾逐渐增多，而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减弱。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十分清醒和独到的认识。他到浙江工作之初就指出，“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要“努力攀登高峰、驾好快车”。2003年7月，浙江省委作出实施“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八八战略”的要义，就是以忧患意识、大局意识正确把握形势，既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又在弥补短板不足中形成新的优势。

注重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发展充满着优劣转换的辩证法。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论是谋划思路、决策部署，还是推进落实，都十分注重从现实情况出发，针对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有针对性地作出科学决策。比如，在谋划和实施“八八战略”的具体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注重在综合分析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作出决策。针对浙江工业发展既有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块状特色产业这一优势，又存在企业总体规模较小、技术创新能力偏弱、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薄弱等劣势，习近平同志于2003年6月主持召开全省工业大会，提出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要求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度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全面提升浙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善于审时度势、居安思危。科学判断形势，历来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推动决策实施的基础。习近平同志强调，“任何时候如果不审时、不度势，就会宽严皆误，把握不住分寸”, “形势有利的时候，要善于看到潜伏着的不利因素，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充分做好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形势不利的时候，要善于发现蕴藏着的转机，坚定扭转不利局面的信心，化挑战为机遇，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早在2003年3月，全国“两会”一结束，习近平同志便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江苏学习考察。3月27日，在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研究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交流问题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无需接轨”、“无法接轨”、“无从接轨”等模糊认识，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与沪苏两省市相比，各有各的优势和特色，也各有各的短处与不足”。他要求全省各地进一步增强加强合作、互惠互利的共赢意识，居安思危、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互促共进，不断提高浙江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部署下，2003年5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按照“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的总体要求，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

2．在推进发展上，强调清醒认识浙江先发遭遇的新挑战、先行遇到的新问题，明确划出资源要素和生态环境底线，“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工作时，浙江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成长的烦恼”，面临着资源要素制约和生态环境压力。对此，习近平同志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点领域提出了底线要求。

坚守产业升级的资源承受底线。2005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推进发展中，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资源节约是健康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终极出路”。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提出，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推进‘腾笼换鸟’，实现‘凤凰涅槃’”。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推动下，浙江各地通过对现有产业优化提升，推动“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积极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让有限的资源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坚守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底线。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质量需求与不尽理想的供给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生态环境甚至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他强调指出：“强化污染防治，确保环境安全，是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也是环境保护的当务之急。”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并对创建生态省作出系列部署。在他的直接推动下，浙江先后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以生态省创建为突破口，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创建体系，并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探索走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新路子。

3．在深化改革上，强调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改革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的鲜明标识。他深刻指出，“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他在实践基础上对深化改革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具体部署，把“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摆在“八八战略”首要位置，注重运用底线思维方法来谋划和推进改革。

破解难题、消解隐患。2003年，习近平同志指出，“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我省的先发优势是阶段性的”。2005年4月，他在省委专题学习会上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先发地区必然遭遇先发问题，某些方面走在前列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必须具有探路者直面荆棘的勇气，正视矛盾和问题，不使‘癣疥之忧’变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问题影响发展全局，不让绊脚之石阻挡前进步伐。”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在他的支持推动下，嘉兴市秀洲区的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改革、绍兴等地试行的“亩均论英雄”改革、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等，在探索中推进，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试点先行、降低风险。善于在试点中总结经验是习近平同志领导改革实践的重要方法。2003年9月，他在《搞试点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一文中强调，“我们在各项改革中，经常通过试点的方法，取得若干经验后再推广”。做好试点工作，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他特别指出：“在先行的试点中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注意保护好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在全面推进时则要以成熟的经验引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2003年，浙江省委确定衢州市和浦江县、诸暨市作为领导下访、约访的试点单位，在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当年9月就在全省铺开，形成了省级领导坚持带头接访、市级领导坚持定期接访、县级领导坚持开门接访、乡镇领导坚持随时接访、村居干部坚持上门走访的五级接访机制，领导下访成了一项“民心工程”。

规范操作、守住底线。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避免先改革后规范、先发展后整治的被动局面。要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新优势”。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他明确要求坚持规范操作，“必须守住一条‘底线’，就是一定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求从国有资产的核定、评估到转让，每一个环节、步骤都必须严格按程序办，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决不能出现低估贱卖、暗箱操作、自卖自买的现象。

4．在民生福祉上，强调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始终把改善民生与经济增长置于同等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安危最重要，始终贯穿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的各个方面，始终是他谋发展、抓工作、促民生的根本“底线”。

在全面奔小康上明确提出，“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就深入丽水、衢州等欠发达地区进行专题调研。他指出，“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他还根据“木桶理论”，指出欠发达地区发展是全面小康建设最短的那块板。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浙江系统提出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战略举措，持续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等工程，探索形成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浙江样本。到2007年，浙江人均生产总值接近5000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均位居全国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2.49:1，为全国收入比最小的省份之一；80%以上的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民生建设上强调，“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习近平同志注重普惠性、基础性的民生建设，强调既要防止突破底线，又要努力做好兜底保护。2004年，浙江制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在全国率先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他指出：“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他强调，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推进实施“教育强省”战略；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好就业问题；强调“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推动建设卫生强省、体育强省，实施农民健康工程、公共卫生建设工程等重大项目。

在抗击“非典”和防台抗台上，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群众利益高于一切，领导责任重于泰山”, “防台抗台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不死人、少伤人’这个目标来进行”。2003年4月，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习近平同志要求“坚决打好‘非典’防治工作这场硬仗”，及时启动疫情预警机制。在出现输入性确诊病例后，他要求“严防死守”，严密监控，全面防范，形成了群防群控的整体合力，使“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浙江是台风多发地区，每当强台风来临，习近平同志都坐镇指挥，科学决策，沉着应对。他要求防台抗台全面落实“不漏一处、不存死角”, “宁可十防九空，也不可万一失防”。他特别强调要不断从防灾意识、工程建设、制度机制、组织能力等方面，完善防台抗台的措施和预案，不断提高防台抗台的整体能力。

5．在平安建设上，明确把平安作为改革发展的底线和普遍性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全面建设平安浙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平安，就没有全面小康；没有和谐稳定，就没有繁荣富裕。针对由各类矛盾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的新情况，2004年4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建设平安浙江工作座谈会，5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

强调改革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都要以安全稳定为前提。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群众企盼生活幸福，幸福生活首先必须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必须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而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不可能深化，发展更无从谈起”。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保持清醒和坚定，牢固树立新的改革观、发展观和稳定观，扎实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比如，针对当时各地“办节热”的情况，他明确提出办节要降温，并把安全作为办节的首要前提。

强调“构建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推进平安浙江建设，关键在基层，关键在基础，关键在落实。他要求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开展“平安乡镇”创建活动，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创造安定祥和、安居乐业的和谐环境。

强调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源头上。坚持预防在先、工作在前，努力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不出事、少出事、别出大事，特别是不能出惊天动地的事，这是习近平同志的一贯要求。基于这一底线目标，浙江坚持矛盾纠纷的集中排查和经常性化解相结合，不断完善预警、排查、报送、包案、督办、处置等制度，有力推动了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源头上解决，牢牢把握了工作主动权。国家统计局的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浙江省受访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0.8%，低于全国91.19%的平均水平；2007年则达到95.9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7个百分点。

6．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洁身自好，管住自己，守住为官从政的底线，同时通过健全权力制约、监督管理、法纪约束、廉政激励机制，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预防和惩治腐败新路子。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强调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他从政治、道德、党纪国法等方面阐述了领导干部为官从政的底线要求，体现了对从严管党治党的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

坚决守住政治底线。政治方向问题始终是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党章所明确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第一次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要求省委班子“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认识问题，切实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同时，他要求纪检部门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坚决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

坚决守住道德底线。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修身立德问题，强调“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从政道德修养，“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他强调，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分清合情合理的欲望和情理不容的贪欲之间的界线，在运用权力和交往活动中，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常思贪欲之害，仔细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三笔账”，各级党委要切实把好选人用人关，“把德放在首位”。

坚决守住党纪国法底线。200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淳安县下姜村调研座谈时指出，“党员和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把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党纪党规作为最起码的要求”。6月，他在“浙江论坛”学习贯彻党章专题报告会上强调：“在党纪国法面前，‘高压线’碰不得，‘警戒线’闯不得。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个干部成长自身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如果违犯党纪国法，不仅误了前程，害了家庭，对党的事业也是一种损失。”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规范从政行为，带头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 “自觉接受纪律的约束，接受组织和人民的监督”。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委在全国率先构建起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具有浙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二、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运用底线思维方法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底线思维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运用，蕴含着深厚的前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化危为机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原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底线思维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方法论。从发展脉络看，两者在逻辑上是契合的、内容上是相通的、要求上是一贯的。

1．始终贯穿“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强烈忧患意识。底线思维是忧患意识在思维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一再告诫全省干部，“形势越好，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无论是谋划部署、推进工作，还是维护公共安全、防范各种风险，习近平同志都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面临的困难和矛盾要有足够的估计，对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如何深刻认识“走在前列”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提醒全省上下要理解“先发地区”与“遭遇先发问题”的辩证关系。在2005年12月召开的省委常委务虚会上，面对当时全国已进入人均GDP1000—2000美元发展阶段和浙江开始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发展阶段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分析指出，“我们既面临全国发展水平的‘大环境’，又面临率先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的‘小气候’，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这种‘双重性’和不同步性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多次在重大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考虑工作从最坏处预测，做最坏打算，打有准备、有把握之战。他还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和指导部署。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之情和责任担当，也深刻启示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把措施制定得更周详一些，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2．始终彰显“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的鲜明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实质上是问题思维。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的过程，底线思维就是在思考解决重大问题中总结出来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反复强调要“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他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审视现实问题，针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环境、平安稳定、反腐倡廉等领域设定的一系列底线，都是和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都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大局的高度进行科学分析判断得出的，既具有预见性、前瞻性，又富有实践性、指导性。比如，针对21世纪初期浙江经济发展状况，他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素制约已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切肤之痛，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遭遇‘增长的极限’”，创造性提出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理念，为浙江经济转换动能、提速升级开辟了崭新天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一直强调的工作要求。在习近平同志的部署推动下，浙江建立了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今全省已经建立完善了省、市、县（市、区）三级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十件实事”成了温暖群众心田的热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扭住深层次矛盾和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精准发力。不论是实施中央八项规定，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是在教育、脱贫攻坚、就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等民生问题上，都设定了不同底线目标。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聆听时代声音、直面时代问题的务实精神和实干作风，也深刻启示我们：问题和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视而不见、错过解决的最佳时期，必须坚持守土尽责，始终以清醒的头脑直面问题，以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3．始终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强大战略定力。底线要求就是原则要求，底线思维彰显的是战略定力和原则观念。我们党历来在思想方法上重视“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强调坚守原则、坚持底线，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始终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确保“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面对前进中的艰难险阻，他擘画“八八战略”，为浙江发展确立了管全局、管长远的总纲领。对于发展这一“第一要务”，强调“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遇到任何困难，发展的意识不能淡化，发展的热情不能降低，发展的干劲不能减少”。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调“对那些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决策，要一以贯之，决不能朝令夕改”。在廉政建设上，强调筑牢思想和道德防线，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始终旗帜鲜明、态度明确，展现了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比如，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这些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战略视野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从容沉着，也深刻启示我们：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时，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都不能触红线、逾底线、坏规矩，“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4．始终充盈“危中有机，危中求进”的丰富辩证方法。底线思维蕴含着矛盾转化、质量互变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辨证施治，在运用底线思维推进工作、解决矛盾和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强调“要视困难为考验，把挑战当机遇，变被动为主动”。比如在擘画“八八战略”时，强调既要充分认识自身优势，又要创造条件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在谋划改革发展时，强调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和把握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三者的关系。在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时，强调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既要抓住重点又要把握全局，做到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对于困难面前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强调困难是一道坎，是一道分水岭，就像鲤鱼跳龙门，跳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进入一种新境界。习近平同志在指导工作中还多次讲到“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以此来强调只有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浙江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中，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底线思维，体现了丰富的方法论智慧。比如强调，“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看问题、观形势、作决策的深邃哲学思想和高超政治智慧，也深刻启示我们：要切实掌握好唯物辩证法，在处理风险和机遇、底线和高线等辩证关系中保持清醒头脑、驾驭复杂局面、赢得最好结果。

5．始终体现“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斗争精神。底线思维不是无所作为的消极被动思维，而是奋发向上的积极防御思维，斗争性、进取性是其显著特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困境之中见精神”，注重发扬斗争精神，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他曾指出：“在困难面前，各级领导干部不应该消极畏难，无所作为，更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坚定信心，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面对台风灾害，习近平同志强调，“台风来袭既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更是弘扬‘浙江精神’的伟大斗争”, “一定要大力弘扬抗台救灾精神，激励灾区群众奋起抗灾自救”。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习近平同志谈到什么是“图强”精神时，突出强调，“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要继续发扬‘先人一步’、‘高人一招’的改革创新精神和胆略，化挑战为机遇，转潜力为实力，变困境为佳境”。关于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矛盾和困难，我们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要有大无畏的气概，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 “千方百计化解矛盾，战胜困难”, “当官就要为民办实事，干工作就是同矛盾和困难作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他多次强调，“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时刻做好斗争准备、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的斗争精神和奋斗品格，也深刻启示我们：无论是防范风险的先手还是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都要弘扬斗争精神，守好底线、守住底线，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些年来，浙江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在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一些有效工作做法。例如，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部署推进清廉浙江建设，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实施促进高质量发展政策，落实企业减负降本政策，从严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把发展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首要前提，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低收入百姓增收、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突出稳企业、增动能、保平安，推进高质量发展；把基层社会治理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础工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加强基层治理，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全面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把智能化建设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强大支撑，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领先优势，全面推动“互联网+政务”改革，推广应用掌上办公的“浙政通”、掌上办事的“浙政钉”，加快“雪亮工程”、城市大脑建设，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等等。这些为浙江在新发展阶段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保持和谐稳定发展态势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科学运用底线思维方法，牢牢把握浙江发展主动权

底线思维蕴含着辩证法关于矛盾和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要求，对于思考和解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20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浙江正站在建设“重要窗口”的新起点和开启“十四五”发展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强调的工作方法，这也始终提醒着我们：必须重视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可能会出现较大风险之上，做到心存敬畏、充分准备、敢于斗争，从而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底线思维运用到经济社会各领域、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坚定从容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供坚强保证。

1．处理好“守”和“为”的关系，做到守牢底线与积极作为相互统一。底线思维不是单纯的守成防御思维，更不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惰性思维，而是要求在守好底线的同时着眼更高目标、力求更好结果，做到有守与有为相统一。一方面，该守牢的底线必须坚决守好。要从浙江工作实际出发，深入研究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隐患的策略和举措。从防范政治风险的高度，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根本的任务，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意识，守牢不给中央添乱、不给浙江抹黑、不让群众受损的底线，全力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浙江及时贯彻到位，全力防范化解省域层面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另一方面，力争各项工作走在前列。要围绕建设“重要窗口”，强化统筹兼顾的大局观、革故鼎新的改革观、内外联动的开放观、守正出新的创新观和以人为本的民生观，立足展示党的思想理论、党的全面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鲜明优势，努力取得更多有说服力、影响力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将浙江真正打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示之窗和实践范例。

2．处理好“近”和“远”的关系，做到攻坚克难与建章立制齐重并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解决“近忧”是当务之急，消除“远虑”则是治本之道。底线思维既强调立足当下攻坚克难，也强调着眼长远建章立制。要坚持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统一、适时性和超前性相结合，在构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长效机制中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妥善应对，打好化解风险的攻坚之战。着眼浙江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客观矛盾，兜住民生底线和生态底线，高质量打好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政策组合拳，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另一方面，要放眼长远、久久为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树立利民为本、法治为基、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加快推进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提高发现、研判、处置、驾驭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深化完善精密智控网，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构筑起更加完善的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全方位风险防控体系，努力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

3．处理好“短”和“长”的关系，做到转化劣势与增强优势同向发力。底线思维蕴含着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主动防御意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原理。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落后的环节和领域作为“底线”，着力补短板，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一方面，要全面对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客观认识、科学分析全省域在经济实力、发展质量、文化软实力、公共服务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干部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将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抓实抓细抓常不断拉长短板，变劣势为新的优势。另一方面，对于浙江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由方方面面的好经验、好做法汇聚而成的发展优势，尤其是对于“八八战略”所凝练概括的八个方面的省域发展优势，要保持不断擦亮品牌的工作韧劲，防止原有优势弱化甚至丧失，以水滴石穿的劲头巩固和深化特色优势，推动浙江发展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升，书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新篇章。

4．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做到聚焦重点与全面发展协同共进。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联系之中。底线思维也是一种整体思维、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善于将其放到发展全局中去思考和破解，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面上取得突破才能最终取得好的结果。建设“重要窗口”是宏观思路、中观谋划、微观举措的有机统一，不论是建设好10个方面的“重要窗口”，还是加快形成13项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或是回答新阶段一系列新课题、交出各方面工作的高分报表，都要聚焦重点难点，努力实现远期愿景、中期目标、近期工作的有机衔接。一方面，要切实做深做细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实事，高度重视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工作和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六保”工作，进一步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大力实施富民惠民安民、推进共同富裕新举措。另一方面，要紧扣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主题主线，聚焦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高度对理念、机制、工具、手段、方法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推动浙江“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5．处理好“存”和“增”的关系，做到化解风险与防范风险统筹兼顾。《管子·乘马》有句名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意思是既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化解困难挑战的信心，不被风险压倒；又要常观大势，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向和隐藏其中的风险，做到未雨绸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一方面不断催生出各种问题和挑战，日积月累形成问题的存量；另一方面又潜藏着新的危机，孕育着问题的增量。问题存量不及时化解，就会成为变量；问题增量不及时预防，就会生成新的存量。因此，化解矛盾与防范风险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当前，我国发展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对于浙江而言，一方面要及时研判和发现全球疫情继续扩散、国际贸易不稳定、局部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等已经给发展带来的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影响程度深、不确定性大的矛盾和问题，聚焦聚力、有的放矢推动矛盾有力化解、问题有效破解；另一方面，要着眼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强化扬优势、补短板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及时发现问题苗头、弥补能力不足、堵塞发展漏洞、健全工作机制，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形势，在唯实惟先、善作善成中奋力夺取“重要窗口”建设和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胜利！

（课题负责人：杨守卫 洪玉宇 郑毅）

案例

百姓安危高于天

以人为本 科学决策

2020年8月2日12时，省防指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此时，距离“黑格比”台风正式登陆乐清还有两天时间。

每一场台风未至之时，浙江人早已行动起来。“记得那年超强台风‘利奇马’来袭时，它还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上，省防指就召开了一场针对性分析会，从台风位置、移动速度、各地水情、天气变化等信息中，作出科学研判。”省应急管理厅二级巡视员王春来说。

研判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在多年与台风的斗争中，浙江人从过去的“抗”转变为如今的“防”，一字之差，却反映了理念的转变，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看得更重了。

2019年，在“利奇马”即将影响浙江前，一个通过综合判断台风可能造成的最大影响而作出的决策从省防指发出——全省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100%进岗履职、渔船100%回港、回港船只100%落实防范措施、渔排养殖人员100%上岸、陆上危险区域人员100%撤离、危旧房屋和户外施工人员100%转移。

“回头来看，‘6个100%’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将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王春来说，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浙江已牢牢树立“不怕兴师动众，不怕‘劳民伤财’，不怕十防九空”的防台理念，将人员转移作为重中之重。

2019年8月10日凌晨，“利奇马”登陆温岭，带来的降雨历史罕见，全省山塘水库、江河、海塘压力骤增，面临险境。面对综合致灾强度较高的超强台风，事先提前大转移，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

最坏打算 最好准备

“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这是近年来浙江人与台风“赛跑”中一直坚守的准则。

2016年7月，备战“尼伯特”台风中，嘉兴首次将“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的防汛防台理念细化具体化，并在市、县、乡镇、村四级开出了“最坏准备”、“最强准备”和“最直接责任人”三张清单，让最不利的情况和应对措施清晰可见，又便于执行落实。

什么是“最坏”? “我们根据可能出现的最高太湖水位，进一步提升风险评估，列出了区域范围内的最不利情况，在‘最坏准备’清单上列出了风险隐患点、风险区域、可能受淹的农田等。”嘉兴市防指相关负责人说。

有了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事半功倍。根据最不利情况，嘉兴又列出“最强准备”清单，对低洼圩区、城市易涝地区、危化品区域、病险海塘进行重点加固除险，按需要转移群众，制定了防御台风行动预案图和抢险救灾图。

从确立“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到“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行动，浙江防台防汛经验在一次次台风洗礼中不断积累。“实现这种转变，与浙江牢固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省防指相关负责人说，每年防汛防台应急期间，各地基层责任人按预案及时上岗，各尽其职，有效避免了因灾人员伤亡事件的发生和财产损失的扩大，让“做最好的准备”有了基层着力点。

2007年以来，浙江省全面开展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以落实责任为核心，建设以自然村、企事业单位等责任区为网格的基层防汛防台组织体系，保障有序开展应急转移避险和抢险救灾工作。

实实在在、落地生根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已经成为浙江打赢一场场防汛防台战役的坚强保障。

精准调度 严阵以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0多年来，浙江开展了“千库保安”、“强塘固房”、“五水共治”、“百项千亿”等一系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不断完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等非工程措施。

水利工程调度，总是赶在台风和暴雨到来之前。

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陈志刚回忆，2019年“利奇马”还在靠近之时，浙江大中型水库和平原河网就全力开启预泄预排工作。“提前3天的预泄预排，让全省平均提高了30—50毫米的纳雨量，特别是姚江流域的陆埠、梁辉、四明湖水库分别提高91毫米、71毫米、55毫米纳雨量，有效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

科学调度水库、河网，一直是主动防御台风的重点。“大小水库开闸放水，这看似很容易，但却是一项复杂的科学调度工作，预排一旦过多，影响台风后居民用水；预排少了，水库承受压力剧增。”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解释。

真正的考验，其实出现在台风登陆之后。

“利奇马”纵穿浙江时，椒江、甬江、苕溪、杭嘉湖平原及瓯江主要支流等五大流域同日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属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尤其在椒江流域，受上游始丰溪、永安溪首次同时暴发特大洪水影响，外加下游高潮位顶托，临海市灵江暴发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拦、蓄、分、滞、排，全省水利部门面对危机统筹调度，各地水库全力拦洪。据统计，“利奇马”影响期间，全省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水量17.8亿立方米，平原河网继续加大外排，累计排水16.3亿立方米，有效发挥了水利工程防洪减灾和蓄洪兴利整体作用。

一场场打破纪录的防汛防台战役，正是在一次次科学、精细的调度中取得成功。

（《浙江日报》记者：金梁）

合力守护一方平安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杭州市临安区，这个全省陆地面积最大（3126.8平方公里）、与8个区县（市）接壤的区，却是这次疫情中受影响较小的地方之一：“静”得早，“动”得快，反应迅速，井然有序。

从2006年起，临安连续15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平安区（市）”称号。2020年4月中旬，临安区在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上喜捧“一星平安金鼎”。

守住底线：没有平安就没有全面小康

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情况、新矛盾不断显现。但得益于扎实的“平安临安”建设，这些年来，临安区没有发生考核评审条件中“一票否决”的重特大事件；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各类案件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不断攀升，实现了平安创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促共进。

“根据木桶理论，决定容量大小的是短板。平安就是木桶的底板。对社会来说，平安底板必须是稳定、坚牢的，不能有一丝丝缝隙。”临安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泽伟说。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要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必须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100%的努力消灭可能出现的风险。

为此，临安聚焦考核“指挥棒”，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主要领导包干领办、重点项目成立专项组推进等，对重大矛盾纠纷预防在先、处置在前。

临安全区道路里程2939公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难度极大。临安瞄准难点痛点，坚持“重典治车、铁律管人、系统除患”，重抓工程车整治、电动自行车规范化管理和道路交通隐患点治理。

针对工程运输车、电动自行车等重点车辆，公安交警、交通、城管等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与风暴式整治行动。所有工程运输车辆全部安装GPS、4G可视系统、转弯语音提示器等设备；执法部门联合执勤执法，保持路面高压态势；在电动自行车管理上，则通过“突出重点、宣管并重、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常态长效”，着力提升安全管理。

据统计，2019年临安全区交通亡人事故同比下降26.53%，其中涉及工程运输车的交通亡人事故同比下降66.7%，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下降14.3%。

筑牢“防护墙”：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杭州市临安区湍口镇桐坑村村民胡星建每天骑着农用三轮车，走村串巷，宣传最新防疫信息，递送物资，做好消毒工作。全区上千名像胡星建这样的网格员，在基层筑起一道安全“防护墙”。

平安就是底线。而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

推进平安浙江建设，关键在基层，关键在基础，关键在落实。多年来，临安始终坚持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紧紧抓牢基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平安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织起了一张严密的安全网。

村社是基层的最小单元。早在2013年，临安便在杭州率先开展“平安网格”创建试点的基础上，推进全科网格建设。网格员职责不少，他们既要当法规政策宣传员、综合信息采集员，又要当矛盾纠纷调解员、民生事项服务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临安区充分发动4.2万名党员、村社干部和968个网格，在城乡、镇村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杭州“西大门”的临安，有多个镇与安徽省交界，有的地方一半是临安人、一半是安徽人，矛盾纠纷多发。2007年以来，临安牵头启动了浙皖两省毗邻10县市平安边界协作，建立了“接边联调”机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有力维护了两地接边地区基层社会的稳定。

数字赋能：矛盾纠纷“线上”就地化解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在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这一句“大白话”，也是临安多年来守住平安底线的实践经验。

“找个说法”，在临安不用上法院，仅靠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就能在家门口解决。这种小成本投入、技术手段简明，却与在法院调解具有相同法律效应的“微法庭”，正是临安在数字化赋能平安建设方面的探索。

太阳镇太源村村民小燕就体会到了便利。早些年，她租下杭州某美食广场的一间商铺，因为生意不好没付租金，又没有解除合同，被房东告上法庭。疫情期间不能出村的她，在承办法官陶洁的建议下，找到了村里的“微法庭”。虽然法官、原告代理律师和自己身处三地，但经过“云端”法庭的调解，原告公司同意适当减免部分租金并解除合同。随后，原、被告双方在中国移动“微法院”上签字确认。

这样快捷的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方式，早就在临安得到应用。2018年9月，全省首个“微法庭”在板桥镇上田村成立。这个新的机构，依托中国移动“微法院”、“浙江ODR”和“庭审直播”3个智能平台，可以实现沟通联络、及时就地化解纠纷、提供智能司法服务等功能。“在线平台还解决了案多人少的问题，借助科技的力量，实现法官在基层的指导作用。”临安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从源头消除矛盾，使纠纷止于未发、止于萌芽。目前，临安区已挂牌成立“微法庭”326个。在“微法庭”作用下，2020年，临安区万人成讼率继续呈下降态势，降幅达26.09%。

进一步激活平安建设最末梢，临安正在不断深化数字化建设，开发“四平台”信息系统，与平安信息、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数字城管、市场监管、便民服务等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和流程再造，用科技护航平安。

（《浙江日报》记者：王逸群；通讯员：江萍 程志强）

打造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要从严监督执纪，对那些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行为和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及时进行查处。

持续高压反腐：“不敢腐”震慑不断强化

2020年上半年，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祥荣受贿案宣判。此前，他曾两次主动到省纪委省监委说明情况。

浙江反腐高压态势一以贯之。2020年以来，浙江纪检监察机关继续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重拳出击。据统计，2020年，浙江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2079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9631人，移送司法机关798人。“有腐必反”给官场带来了强大震慑，不敢腐氛围持续浓厚。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位，不敢腐的震慑也要传导到最基层。浙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把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坚决向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亮剑。

不敢腐效应不断显现。外逃25年的“红通人员”袁国方，在国外已有资产，妻子、孩子都在身边，最后在追逃组反复劝说下，选择了主动投案。

“同时也要看到，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查办案件不是最终目的。”省纪委省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尊法守法、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在审查调查中，浙江着重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通过个性化的理想信念教育，唤醒被审查调查对象初心，使其真心认错悔错改错，在不敢腐中激发不想腐。

在被审查调查期间，陈祥荣对自己作了深刻剖析。他在忏悔书中称，自己忘记了初心、忘记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沦为金钱的奴隶，最终突破了纪律的底线和法律的红线，悔恨交加，“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

深化标本兼治：“不能腐”笼子越扎越紧

“既有的事权应更多下放到市、县，职能部门重点做好规划引导、检查督促、政策制定等；省级财政性资金分配要加强廉政性防控……”这是一份写给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等多家省级机关和省机场集团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建议，而建议人则是落马官员——浙江省机场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金谷。

党的十九大以来，像金谷这样，由被审查调查对象对原单位提出整改建议，在浙江并非个案。嘉兴市委原常委、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何炳荣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后，主动写了《关于对开发区问题与对策的一些看法——以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这份近万字的材料，对开发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解决对策。

引导被审查调查对象从自身腐化堕落的轨迹中查找制度原因，梳理曾任职岗位的廉政风险点，提出针对性制度整改建议，是浙江纪检监察机关在推进不能腐时贯通不敢腐和不想腐的有效实践。通过从典型案件中查找管理监督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推动以案促改、完善制度，持续深化标本兼治。

针对案件查办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浙江积极制定防范和改进措施，通过查处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警醒一批干部，不断构建综合惩防长效机制。针对不少领导干部因违规进行房产交易“倒下去”的问题，浙江率先出台防止领导干部房产交易违纪违法行为规定；针对一些案件暴露出来的公款存放中的违纪问题，研究出台了《关于防止领导干部在公款存放方面发生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办法》。

敲响思想警钟：“不想腐”自觉入脑入心

一体推进“三不”机制，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难度大，但一旦“走心”，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却最为持久。

2020年10月，衢州市柯城区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后，该市衢化街道普珠园村原党支部书记曹国新等4人主动投案，交代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问题。

推进“警示教育”，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近年来，浙江精准区分案件类别、干部职级、行业领域，确保与教育范围、受众群体相契合，精准组织开展案情公开曝光宣传、庭审旁听现场教育等多种形式教育活动。通过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教育，不想腐的自觉正在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心中生根发芽。

“三不”一体推进，“不想腐”是根本。浙江打通“三不”之间的内在逻辑，以“不敢腐”的成果，提升“不想腐”的自觉。

2020年以来，浙江纪检监察机关在严厉惩治、强化震慑的同时，推进权力制约、监督管理制度机制建设，抓好案件警示教育，治标与治本同向发力、一体贯通。据统计，2020年，浙江主动投案677人，同比增长73.6%。同时，浙江各地各单位不断加强清廉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推动全省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浙江日报》记者：戴睿云 王璐怡；通讯员：颜新文）

化解风险抓早抓小抓苗头

决策前瞻：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浙江第一时间形成“战时状态”和扁平化决策模式，依靠一套灵敏高效的矛盾风险监测、研判、评估机制，把准摸透了疫情风险演变的特点规律。

被称为“2号令”的《浙江省疫情防控责任令（第2号）》，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提出3个“不得随意”，要求各地在妥善采取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影响。短短5句话、299个字，广受群众好评。

参与决策过程的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这次‘纠偏’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大事与民生关键小事，提倡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自2006年起，浙江探索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2012年制定实施办法全面推进，2015年成为地方政府规章，2017年首次写入地方性法规，2019年重修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将社会风险评估作为实施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的必经程序和刚性“门槛”，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过去遇到涉及环境的重大项目，很多地方干部都说“难”，在项目规划选址、征求群众意见时，常常碰一鼻子灰。

浙北某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曾因周边群众反对，历经两轮选址都没成功。当地政府做实做细社会风险评估，将决策权与民意导向结合，信息公开、发扬民主，不仅邀请专家团队为居民答疑解惑，还修正相关政策，提供更多选择方案，扭转了部分居民不信任政府的状况，推动项目最终顺利建成投产。

经历实践探索，浙江党政干部愈发认识到风险评估的重要性，进而更坚定了做好风险评估的决心与信心，也更专注于倾听民意、调衡利益、化解矛盾，注重将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从2012年至今，全省评估重大事项5万余件，经评估的重大决策均平稳落地，其中部分中高风险事项被建议暂缓、中止或取消。

特色彰显：发展中释放市场能量

2020年初，金华市政府拟向省政府报请设立金华金义新区，以实现推进全市域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目标。行政区划调整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群众如何看待？属地党委政法委找到全省首家省级社会风险评估企业——浙江创安风险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经过召开座谈会、抽样问卷、走访调查等方式，创安公司逐一排查出群众接受度、民生政策难点、舆情导向等7类利益矛盾及风险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在各方努力下，相关部门立即优化方案并完善应急预案，努力将社会风险降低，最终区划调整政策平稳落地，金华金义新区成为浙江设立的第5个省级新区。”评估员黄杭艳说。

从主管部门负责到引入第三方参与，社会风险评估提升了专业性，也推动机制走向成熟。

2019年12月，省社会风险评估促进会成立，第三方社会风险评估构建起“市场监管+行业自治”双向管理模式，通过行业自治充分调动市场活力。截至目前，全省登记在册的第三方社会风险评估机构已有300余家。

在创安公司，保存完好的评估报告每个少则百余页，多则两三百页，上面详细记录了项目概况、存在的风险点、对策及结论。工作人员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最新评估项目的网络舆情，力求评估客观中立、依法有效。

“现在评估报告提交后，还要由7人以上的专家团队进行评审，再由省委政法委审查备案，层层把关落实责任。”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不符合规范的评估报告要退回重办，质量低劣的评估报告要批评追责，促进行业优胜劣汰。”

准入有门槛、评估有程序、报告有评审、备案有审查，社会风险评估制度不断规范，彰显出因地制宜的浙江特色。

机制完善：内容拓展作用更广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更趋多元，风险评估怎么开展？“不断根据改革发展和安全稳定的需要，把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拉到‘圆桌’上协商解决。”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2019年，国务院颁布政府令，把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府规章。

4月，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见》，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任务责任分工》，由省委常委领衔和牵头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建立任务明确、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

2020年，省、设区市党委政法委从政策解读、系统录入、评估规范、工作流程、报告备案等方面组织全省各级和相关部门人员培训3571人次，对第三方机构从业人员培训1584人次。

从个别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起步，浙江已把社会风险评估拓展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公众活动等方方面面。

社会风险评估从“线上”进行舆情研判，提出发布建议；从“线下”调查受影响群众和相关部门意见和诉求，降低不稳定因素，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安全稳定收益。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正从源头上护航“重要窗口”建设，助推全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江日报》记者：钱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