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既不是一种中短周期波动表现，也不是任何已知的经济长周期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过程的一个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这个长期的、历史的大视角认识新常态，以其作为经济发展跨阶段的大逻辑引领新常态，需要从供给侧寻找经济增长减速的因素，找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对改革推进的方式作出恰当选择，进而赢取改革红利。基于此，中国经济方能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和开启新的增长源泉，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分别在2020年和2050 年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一百年目标”。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概念，尽管从表述来看借鉴自西方，但已经按照中国的语境进行过创造性转化，具有全新的内涵。与此同时，人们则更倾向于用“新平庸”（new mediocre）来描述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甚至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表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该判断所阐释的一系列理论论述，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里程碑。如何全面认识新常态，并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把握和适应新常态，以全面深化改革引领新常态，将是“十三五”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中国新常态不同于全球新平庸

早在2002 年，新常态一词就已在西方媒体中出现。[1]它主要是指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增长中出现的无就业复苏情景。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安在其著名的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2] 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需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无论是使用新常态、新平庸还是长期停滞，都是对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一种较为悲观的描述，并且更多的是指向发达经济体。如果我们用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作为经济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可以看到其与全球经济新平庸是截然不同的。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具有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特征以来，这一深刻判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找准主要挑战和着力施策的定盘星。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进程，新常态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而是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丰富，逐渐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认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国经济工作的总方向，将持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新常态。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3]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的现状便是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了其蕴含的进取精神。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在新常态下，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要把握这些大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理论上更加准确理解和认识新常态，在实践中更加自觉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放在世界经济大格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正在努力实现的宏伟愿景中予以把握，形成更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清晰界定相关的概念，厘清存在的模糊认识，才能明确工作思路，做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篇大文章。

二新常态不是避风港

新常态，仅就其对于一定发展时段特征、趋势的概括而言，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进行判别。比如，自20世纪80 年代初至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或“大稳定”，相较于此前阶段的滞胀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常态；而日本所谓“失去的 20年”，相较于日本经济此前的较快增长，也算是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既包含“三期叠加”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困难层面，更有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积极层面。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但新常态不是安全岛，不是避风港，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以新常态作托词。

如何应对新常态，党中央提出三个关键词，即认识、适应和引领。“认识”，就是强调要从长周期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减速、结构调整还是增长动力转换，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适应”，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常态，要有历史耐心和定力。不能一遇减速，就指望强刺激，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特别是要学会在新常态下如何生存和发展，要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调试到新常态的“频道”，跟着新常态的节奏起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适应新常态，实际上，第三个关键词最重要，就是“引领”。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为此，还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实现。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认识到，经济新平庸的出路在于创新和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欧、日等经济体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全球性的创新和改革竞赛已经拉开序幕。这场竞赛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各大经济体摆脱体制僵化与社会惰性的重要动力，也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因此，无论从国内角度还是国际角度看，均要求在新常态下有新作为，不能将新常态当作避风港而观望等待。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以新常态为避风港“休养生息”，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不足，甚至打算“熬到”届满的迹象。究其原因，一是破除“唯GDP论”往往被地方上片面理解成可以不要增长了；二是面对反腐高压，一些干部在工作上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望成为相对“保险”的做法；三是改革的推进使得各种利益格局处在调整之中，而相关改革实施方案缺乏细则难于落地，在此情况下，观望或不作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常态”；四是中央、地方改革权责尚未完全厘清，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改革缺乏动力的现象。那么，如何让广大干部走出避风港，积极引领新常态呢？

首先，要把违纪腐败问题与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区分开。中央提出，要有容错机制，鼓励担当，保护积极性。对勇于改革创新与担当，不谋一己之私的同志，要给他们撑腰。在敢啃“硬骨头”、敢蹚“地雷阵”、敢为天下先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或差错，对于这样的错误要有容忍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面对新常态，如果以什么事也不干来避免犯错，就会形成坏的示范效应。打破这个僵局，就要给改革探索者和创新者一定的“试错权”和“试错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让各地放开手脚，最大限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风尚。要形成这样的氛围，既要有制度的约束和惩戒，又要有制度的支持、保障和激励。

其次，要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和政治生态。现在各地不敢干事，或出现懒政、怠政，还可能由于在处理政商关系上畏首畏尾，生怕出事。确实，很多腐败问题与政商关系处理不当有关。因此，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亲”是勤政而为的标尺，“清”是坚守纪律的规则；亲商有助公平，清政需要公开。“亲”“清”的实现要建章立制在先，要有边界、有担当、有作为，而不只是划清界限，推卸责任。要明确制度红线，不能认为官员与商人交往就一定是腐败。这需要我们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市场体系，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在包容中发展经济。这是善治政府的体现，也是有为政府的重要保障。

最后，要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实现权威性与有效性的平衡。各项改革事业，都需要狠抓落实。没有这一条，改革就只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上、会议上。特别是，改革方案更多是原则性、方向性的，再细化的方案，也不可能穷尽现实的复杂性。因此，推进改革离不开因地制宜、基层创新。这就要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

改革的顶层设计，是要树立中央的权威性，突出改革的协调性，也防止从部门和地方的视角偏离改革方向。但改革要能落地生根，就要突出“有效性”，鼓励首创精神，允许因地制宜。权威性与有效性缺一不可，要实现有机统一和新的平衡。如果仅仅权威性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有效性方面却有所削弱，即使表面上和原则上大家都听中央的指挥，但在真正贯彻落实上却有折扣，仍然难以实质性推进改革，百姓就会缺乏对改革红利的获得感。

改革要取得成效离不开地方自发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这是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为企业减负、房地产调控，以及去产能、去杠杆、清理僵尸企业等方面，都可以让地方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不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具体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应由地方来定。

此外，也要从改革目标出发，以改革的思路，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及其相应的支出责任。推进改革固然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但是，也需要有足够的激励来落实各项改革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即改革红利。但是，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红利的获得，可能不是同一个主体，成本支出和红利获得的份额也可能不对称，因此，按照改革领域的性质，合理安排改革成本支出责任和改革红利获得预期，是实现改革激励相容的关键，也应该成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些表现为局部的、偶发的短期扰动现象，通常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有一些则是全局性的、按照一定规律必然发生的长期性趋势，是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认识后一种情形，需要在思维上具有历史纵深感，才能在判断上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进而在行动上选择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4] 这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屋建瓴的判断，应该成为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性指引。

一新常态与潜在增长率

新常态的一个特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持续下行。从周期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减速，通常是经济学家最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例如，宏观经济学从经验上概括出经济周期的各种表现和形态，从理论上提供了五花八门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经济周期现象，在政策工具箱中则收藏着十八般兵器可以用来实施反周期举措。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根据各自的观察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出现过历时3—4 年，被称作基钦周期的短周期；为时9—10 年，被称作朱格拉周期的中周期；历时20—25年，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的中长周期，以及为期长达50—60年，被称作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长周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经济周期伴随着经济危机交替出现，可谓避也避不开。正因为如此，危机或周期问题成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催化剂以及学科发展中旷日持久的课题。

多数情况下，经济周期是由需求侧的冲击造成的。无论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扰动性冲击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一旦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实际增长速度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形成增长率缺口，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个严重的表现就是周期性失业率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与其配合使用的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因其具有反周期的功能，可以加以采用以刺激经济增长，达到消除增长率缺口的效果。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若干次周期性减速，相应地形成了增长率缺口。我们的估算表明，在1979—1994 年间和1995—2010年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0.34%。[5] 以这一期间历年实际增长率减去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得到各年度的增长率缺口。

计算表明，在2010年之前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形成了四个波谷即最大幅度的增长率缺口，即1981 年为 -4.42%、1990 年为 -5.82%、1999年为-2.72%和2009年为-1.13%。有意思的是，每两个波谷之间的长度大体是9—10年，恰好符合一般认为的朱格拉周期特征（图3-1）。

如果回顾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上述几次经济增长减速发生的时候，都符合逻辑地出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例如，表现为较严重的就业冲击。同样，虽然每一次的具体形式和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确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干预，最终达到抚平周期，使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中国经济自2012 年增速明显减慢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即假设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左右，则在2012—2015年间增长率分别为7.7%、7.7%、7.3%和6.9%的情况下，分别会形成逐渐加大的增长率缺口。然而，我们的估算和预测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55%和“十三五”时期的6.20%。如果以此与实际增长率相比，就不存在增长率缺口了。那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陡峭的下降呢？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三个层次上，即从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长河、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转变，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时机来认识。

二新常态的大历史视角和阶段特征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宏大的视野和历史的纵深度，回顾了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中国人口就超过6000 万，垦地超过8 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 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 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后了，西方国家则发展起来了。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工业革命机遇没有抓住，尽管民族工业也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也曾名震一时，但总体上国家是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掉队了。这一状态持续了百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四十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位；2006 年超过英国，居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位；2009 年超过日本，居第二位。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6]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4 年，以市场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 GDP 总量为10.35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3.28%；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 GDP 为7590 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68%。按照2014 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或人均GNI，大体上相当于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35—4086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NI在4086—12616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人均GNI高于12616 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虽然中国迄今仍然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历史地来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倾其一生从事中国科技发展史研究，他发现自公元前3世纪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那以后才被西方所逐渐赶超。彭慕兰等经济史学家也以大量史料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水平领先于西方，只是在四百多年前才出现了一个“大分流”，西方国家逐渐占得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先机，最终形成当代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7]

已故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则以独家整理的世界及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人口与GDP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我们根据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刻画出中国经济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变迁。具体来说，从麦迪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收集到始于公元元年、截至2003 年，基于购买力平价概念、以1990 年为基准年的诸多年份的GDP和人均GDP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根据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和2011 年国际美元的数据，将麦迪森的数据系列更新到2014年。

利用这个长期历史数据系列，我们分别计算了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中国人均 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见图3 -2）。虽然这里使用的数据系列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其统计口径也与一般在进行国别比较时所使用的数据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项唯一可得并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数据，它足以帮助我们描画出时间跨度最长的、关于中国发展大时期的更替变化。

如图3-2 所示，在公元1000—1600 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处于世界平均水平或更高。只是在那以后，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才开始下降，但相对经济总规模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1820 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高达32.9%。此后，在西方国家纷纷拥抱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经济大大落伍了，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都一路降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这个下降趋势。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里，中国迅速从战乱中恢复起来，并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方面，世界经济在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也处于被称作“大趋同”的时期，[8] 整体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和经济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未能实现赶超的愿景。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950—1978年间，中国的 GDP增长率（5.0%）和人均 GDP 增长率（2.9%），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4.6%和2.7%），经济上落后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个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个伟大的成就在图3 -2 中得到了最鲜明的展现。值得一提的是，图3 -2 中的横坐标刻度不是等值划一的。也就是说，图中呈现出的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V”形轨迹，在前半部分代表着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衰落到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底部，后半部则显示出，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就奇迹般地回归并超过了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

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1838 年花了58 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 年，日本在1885—1919 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 年花了11 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间只用了9 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1995 年和1995—2004年间分别用8年和9 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国GDP总量在1990 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 年中，中国又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09年则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恰好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下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 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 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所以，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计量分析表明，1982—2009 年间，在10%的 GDP 平均增长率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7.1 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的贡献为0.4 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0个百分点。[9] 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

因此，从新常态视角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第一，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上，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以增长速度减慢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么近。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三，在这个阶段上，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中高速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三以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恰逢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增长期，以及由此释放出有效需求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尽享改革开放红利。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全球经济日渐进入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也遭遇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不应该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的外部冲击，也需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确有所恶化。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总体上是平行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希望但并不依赖世界经济增长的复苏；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开启经济增长新动能，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10]

例如，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认为，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11]。按照作者的逻辑，这里所谓的“均值”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该方法论依据是著名的“高尔顿谬误”（Galton’s Fallacy），即正如一个扩展家庭的平均身高不可能长期维持异乎寻常的状况，而倾向于回归到总体人口的平均水平一样，经济增长率也遵循这个统计规律。据此他们预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3—2023 年间将有零有整地下降为 5.01%，2023—2033 年间则进一步下降到3.28%——即其所谓的“均值”。

这两位作者把“回归到均值”应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减速，并宣称该统计规律不容回避，不啻把众多国家旷日持久且丰富多彩的增长实践，湮没在一组面板数据之中，特别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的赶超特点。既然该逻辑未能回答以往的赶超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何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且没有能够提供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合理解说，“回归到均值”的预言也就无法令人信服。以这种研究方式，为中国经济未来20 年预测出的增长百分点，就如同按照世界上成千上万男女老少的尺码作出一个被称为“均值”的鞋子，并宣称这是应用于任何一个活生生个人的均码一样，显然是犯了“宁信度，无自信也”式的方法论错误。

巴罗得出与此相似的预测和结论，即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显著下降到3%—4%的水平，从而不可能实现官方确定的在“十三五”时期6%—7%的增长率目标。[12] 他的依据来自其享有著作权的“条件趋同”假说及其分析框架。在他的增长回归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因素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趋同效应，用（对数形式的）初始人均GDP作为自变量，另一类是一组决定增长稳态的解释变量（或称X变量）。经过无数次增长回归，他十分确信自己得出了一个“趋同铁律”，即一个国家不可能以长期异于2%的速度与更发达经济体或自身稳态趋同。既然以往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快于模型所预测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铁律，今后不太可能继续既有的增长势头。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趋同空间的缩小，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无疑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但是，即使认同巴罗的趋同分析框架，在“趋同铁律”之外，也仍然存在着诸多X变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巴罗也承认，具体到某一单个的经济体，可能存在独特的X变量或国别意义上的特质性因素，可以使其异于所谓的“铁律”或“均值”。例如，巴罗及其合作者曾经在其增长回归模型中，先后加入超过100种解释变量并发现均具有显著性。[13] 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既有一般意义，更是独特的，忽略或者无视其特有的因素，就会导致低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误判其减速的时间和幅度。例如，由于对解释变量及其取值的错误选择，巴罗预测的 2015 年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为3.5%，大大低于当年实际6.9%的增长率。[14] 实际上，把他所预测的各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与实际情况相比，可以看到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艾肯格林及其合作者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经济增长放缓的铁律。[15] 在识别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国别因素方面，他们做了特别的努力。这些作者发现，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平均而言，在1 万—1.1万美元以及1.5 万—1.6 万美元两个区间上，一个经济体通常会分别遭遇两次减速。[16] 按照他们的口径和定义，中国迄今尚未到达典型的1 万美元减速起点，但是已经部分符合了关于减速的定义，即从2012 年以前的大约10%的增长率下降到以后的不到8%，减速幅度为2—3 个百分点。尽管定义是把减速点之前的7 年与之后的7 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中国经济的确不可能回到10%的增长率上面了。

在2013年的论文中，艾肯格林等识别出若干与减速相关的普遍性因素，如与趋同相关的“回归到均值”效应、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过高的投资率导致回报率下降、汇率低估阻碍产业结构向更高的技术阶梯攀登等，也指出了一些可以减小减速概率的因素，如更好的人力资本储备等。然而，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够把其中一些因素与减速本身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清楚，没有把周期性因素与增长性因素完全区分开；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特别强调在其较早论文中的重要发现，即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85%的经济增长减速。[17] 不过，这一缺憾在同一些作者的另一篇专门讨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文章中得到弥补。[18]

虽然艾肯格林等没有像前述作者那样预测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减速，但是，他们把迄今为止发生的2—3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下降看作是减速的表现。问题在于，他们在各国数据中观察到的从平均 5.6%的增长率下降为 2.1%（下降 3.5 个百分点），[19] 与中国从“十一五”时期的11.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同样下降3.5 个百分点），减速的幅度是不同的，前者为62.5%，后者仅为31.0%。而且，减速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按照世界标准仍然属于高速度。此外，分析中国的减速原因将表明，一方面，减速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多机会，使得中国的减速既不会演变为停滞，也不会过于剧烈。

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便没有额外的刺激和新的改革措施，按照潜在增长率的自然下降趋势，也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20] 更重要的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体制潜力是巨大的，结构性改革必然带来改革红利。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改革红利将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的新平庸。

从空间上来看，新常态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新阶段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8—2015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出口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近9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恰是这种变化的体现。[21]

在2016年的杭州G20 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8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又走到一个关键当口。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这些是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论断，是从空间维度对新常态的把握和认知，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基本语境。

一逆全球化潮流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充分说明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世界贸易总量骤降之后，2010 年和2011 年都得到恢复性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然而，自2012 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至今。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见图 3 -3）。在 2015 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创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作为最发达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诸如此类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至2016 年，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

例如，美国总统选举中处于聚光灯下的候选人，既有反移民、反贸易协定的极端民粹主义特朗普，也有被视为极端左翼的桑德斯，就连参与了政策制定和推动的“内部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宣称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这场乱仗隔洋呼应的是，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或者两者的奇怪组合，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也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最终，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助推了逆全球化趋势，并且还将继续产生类似的政治变化。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及其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于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演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也好，欧盟这样的一体化共同体也好，作决策的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球化中均等获益。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22] 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呼声难以实质性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方向的话，发达国家内部数量众多的“输家”，终究要通过“投票箱”机制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影响一国的政治和政策取向。然而，对此作出反应的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往往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激起民众更大的政治对抗。例如，美国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刺激房地产泡沫，引致次贷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导致“占领华尔街”等群众运动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政治势力抬头。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23] 全球化这一事物本身的问题，出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根本调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作出颠覆性的制度变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蛊惑性的承诺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内以尽可能低的政治成本、尽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权位的政党和政治家，都难以做到或者不情愿做的事情。因此，把矛盾引向经济关系的伙伴身上，甚至把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是他们作出的最符合政治经济学逻辑的选择。

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

本轮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既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被打破，全球资源需要重新配置。在新的国际分工形成的过程中，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经贸新规则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新一轮技术革命。在全球经济增长遭遇逆风的同时，以互联网、再生能源、数字化制造三者深度整合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悄然而至，并成为21 世纪以来人类在生产力上的又一次飞跃。可以想见，这轮技术变革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通信系统、能源模式，乃至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在这一潮流之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不同角色的经济体将面对不同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对发达国家而言，一方面，由于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多个维度的既有优势，新技术革命将最有可能在发达经济体发生，并进而强化后者在分工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如在近年来美国推动的制造业回归中，更加强调制造业中的创意设计与数字化，绝非简单的工厂设备回迁。而与此同时，德国也提出了以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工厂等为核心的“工业4.0”发展战略。值得一提的还有21世纪以来机器人产业的崛起。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凯菲（Andrew McAfee）研究了这一快速的转变。他们在《人工对机器》中写道：“最近的机器人对人类技能的替代速度和替代范围有深远的经济影响。”在他们看来，低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出现预示着规模足以与20 世纪农业技术革命相媲美的巨大变革，农业革命导致美国的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当初的40%降到了如今的2%。麦凯菲认为，此次变革不但可以类比于农业的工业化，同样也可比肩20 世纪制造业的电气化。机器人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重获制造业优势的重要砝码。当然，发达经济体由于处在创新的最前沿，也意味着可能承担较大风险。如何减少、分散此类风险，调动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是对发达经济体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一方面，面对新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处于相对接近的起跑线上。这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后发国家也普遍具有摆脱旧有格局，争取向“中心”靠拢的积极性。此外，在“大稳定”时期，后发国家普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从而在经济、科技、文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为其迎接新技术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将会进一步倾向位于价值链两端的设计研发和市场开发等活动的贡献，压缩价值链中端的劳动贡献。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收紧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借助新技术革命发展新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实现向价值链两端的延伸，将逐渐被边缘化，直至被排除在“中心—外围”的分工体系之外，陷入尴尬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史和以往的经验来看，有两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新的科技革命往往不会立即形成势头。即使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已经发生了突破，但是，被普遍应用并转化为经济增长，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例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突破，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花了一个世纪。第二，新技术的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带来共享。例如，经济史学家指出，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英国重要工业中心反而遭遇更严重的失业、贫困、污染和犯罪等现象，以致这些地区的生活质量低于平均水平，人均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低15 年。这种新技术革命的非分享性质，在当代发达国家得到了重现。

其次，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和比重提高的条件下，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特性，有利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换句话说，人口红利表现为较高的潜在增长率。相反，当人口抚养比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人口结构就变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上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就反转过来，降低潜在增长率。

进入21 世纪以来，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继续加速的同时，大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字，在2000—2015 年间，发达国家平均的老龄化率（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从21.9 %提高到26.9 %，而同期较不发达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率则从8.8 %提高到11.8 %。预计到2050 年，发达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率将分别上升到 37.7 %和 25.9 % （见图3 -4）。

最后，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金融监管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的必要条件，一是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中加入了新兴经济体的力量。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平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取代金融稳定论坛（FSF）成为全球金融监管制度制定和协调的机构，并将成员扩充至G20 全部成员。200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同样扩充至G20 全部成员，并将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纳入成员。二是国际银行业监管达成《巴塞尔协议Ⅲ》。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的27 个成员国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加强银行业监管达成新的《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监管、杠杆率监管等方面大幅提高了监管力度。三是扩大监管范围，强化对影子银行以及场外市场衍生品的监管。四是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解决“大而不到”的问题。五是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

然而，全球杠杆率越去越高。去杠杆是本轮危机以来国际社会的共识，但进展却非常有限，甚至总杠杆率不降反升。可见，全球范围内高杠杆风险在不断积聚。以债务/GDP指标来衡量，全球的杠杆率仍在上升，且上升速度并未减缓。去杠杆化过程仅发生在一些部门层面，而总体去杠杆尚未开始，债务率仍居历史高位。

麦肯锡2015年年初的一份报告称，自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已经增加了57 万亿美元，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如今所有主要经济体债务相对于 GDP的水平都要高于2007年，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17个百分点，从269%上升到了286%。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英国），金融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去杠杆过程进展显著，然而这是以公共部门的债务上升为代价的。

全球资产泡沫仍在积累。次贷危机以来，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都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这种全球量化宽松加空前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资产价格膨胀成为全球性现象。以纳斯达克为代表的美国股市和以富时指数为代表的英国股市都创历史新高。目前集中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资金量超过150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两倍。房地产市场。全球主要大城市如欧洲的伦敦，北美的纽约、波士顿、旧金山、西雅图、多伦多、温哥华，大洋洲的悉尼、墨尔本，亚洲的东京等都出现了房地产价格的显著上升。从大宗商品市场看，2015 年年底以来，原油价格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几乎涨了一倍，铁矿石和焦炭价格上升，不少农产品如糖、大豆、棉花等的价格也有所上升；黄金价格也有温和上升。

上述这些逆转全球化和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因素，不仅导致国家之间竞争关系趋于紧张，而且诱使许多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策略，期冀抑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相对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国家间竞争加剧，加上具有针对性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效应，中国崛起的成本也大幅度上升。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指出，一些大国在此消彼长、兴衰更替的动态过程中依靠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推动国际实力迅速发展并随着相对力量优势逐渐增大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后发国家的赶超和崛起既是一国内部复杂而艰难的发展结果，也是与被赶超对象的发展差异相对缩小的表现，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速崛起。与过去四十年相比，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崛起的成本在不断上升。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其一，全球范围内很多新兴大国（包括人口大国印度）都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其对全球资源能源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面临的环境约束也在增强（包括各类减排协定），这就使得中国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成本在上升。其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在国际社会中声音的增强，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相应增大。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因此未来需承担更多责任，搭便车的机会大大减少。其三，由于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以及国家间竞争加剧，需要我们动用更多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资源来应对，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这与过去比起来，成本要高得多。

从世界整体看，在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渐失和以要素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行将终结的大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面临着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各国开始转入以科技和人力资本为基础，以新技术革命为手段，以产业价值链为主要对象的国际竞争。与此同时，国际货币体系、贸易规则、政治秩序等也将出现异彩纷呈的多元化趋势。总体说来，这样的国际大势同现时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基本契合。中国正可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升级、需求调整、要素优化等途径，加快自身的结构转型。

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世界体系的构建之中，特别是要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政治、环境、安全等重大事务中勇于担当“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转变以往主要聚焦于发展外贸、引进资金与技术的低层次对外开放战略，更须摒弃在全球化中“搭便车”、一味依赖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等狭隘的发展思路。

当然也须指出，后危机时代也是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转型期。国际竞争将异常复杂、激烈，各种经贸、金融、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冲突更为频仍且往往相互交织。为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将需要动用更多、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较之以往，这一挑战不仅更为艰巨、成本更高，而且中国在此方面也尤其缺乏经验。为此，中国需要在一个全面的、长远的、面向新时代新问题的对外开放战略框架下，在了解、尊重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充分整合自身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战术、方法、手段、途径，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无论从政治经济学逻辑，还是从长期的历史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决定了欧美乃至拉丁美洲国家在长期中呈现出经济政策及全球化政策时左时右的周期变化。很显然，至少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将朝着不利于全球化的方向施力。在这个变化趋势下，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受其牵累，仍将一如既往发展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全球经济自扫门前雪，而是说中国利用其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国中对外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具有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的能力，完全可以引领今后的全球化，并为我所用。

第一，认识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国在清晰认识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计较一时一事或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受其他主要国家盲目“向左转向右转”的干扰。[24]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25]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顺风和逆风，都是对我们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和提升。

既然国际贸易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都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影响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政策，都会造成全球福利的净损失，并给参与各方带来伤害。

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并在多种场合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在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上，不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不会主动打货币战。[26]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只不过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花费不尽相同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个“试错”的时期，合作机会仍然存在，并且每个参与主体都有趋利避害的机会窗口。因此，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稳住阵脚，善意相待，哪怕是单方面地创造更好的经济合作条件，仍然可以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时继续从中获益。

第二，利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按照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分享权益的原则，调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规则。去全球化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西方国家酝酿对已经签署甚至已经实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虽然这种再谈判旨在把利益向发达国家倾斜，毕竟也将为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借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

中国分别作为最大或者最大之一的经济体、进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者、外汇储备国、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其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十分重要。而且，中国有能力形成正面的外溢效应，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例如，按照现价算，2015年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0.8 万亿美元和73.4 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为14.8%。在“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中，我们只需保持6.5%甚至略低的增长速度，就意味着每年平均对世界经济贡献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设想世界经济在这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在2.5%—3.5%的幅度内，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可以高达1/4到1/3。

但是，归根结底，世界经济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增长动力，而不是只管一时之用的镇痛药或强心剂。所以，中国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并且更加包容的前提下，实现的平衡、协调、可持续的经济中高速，既是我们自己的目标所在，也是对于全球增长有利，因而各国都乐于看到的增长速度。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逆风，我国对外开放正在向深度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成功举办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都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

第三，在国际经济政治的黑天鹅事件频出的情况下，抓住全球市场的新机遇。既有的或者谈判中的一些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不可避免地在美国新政府和英国脱欧等政治格局下遭遇挫折。这同时提供了一个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改变全球治理话语权结构的机会。中国应该积极进取，通过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和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达到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目标。

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抑制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做法，固然不排除产生像人们对特朗普的政策所预期的那样，进一步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倾斜，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贸易协定的再谈判仍然可能产生抑制跨国企业既得利益、注重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后果，则可能或多或少改善其国内收入差距过大从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力不足的问题。抓住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对应的商机，可使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获得新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第四，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制造有利于各国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新成长点（或引爆点）。麦吉利弗雷列举了全球化历史上出现过的4个以十年为单位，导致地球显著缩小的标志性事件作为全球化的引爆点，即1490—1500 年伊比利亚瓜分世界、1880—1890 年不列颠国际制高点、1955—1965 年人造卫星竞争，以及1995—2005 年全球供给链。并且他预测，下一个引爆点应该是所谓“热力全球化”（thermoglobalization），即以全球气候变化为焦点，世界性合作得以广泛开展。[27]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巴黎协定》，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充分发挥了领导力，积极推动了这项协定的通过和签署。2016年9月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批准《巴黎协定》的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举行了批准文书交存仪式，标志着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在形成。虽然美国新一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食言毁约，中国也将言出必行，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扛起这杆大旗。

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符号，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即体现了全球化的内涵，着眼于构造崭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预期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爆点。

“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内外联动，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展投资和贸易关系，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战略的国内版与国际版相衔接。在全球化治理体系未能根本改变的条件下，以该倡议以及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可以补充现行格局中忽视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缺陷。为了使参与各方相信其作为比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更关注共同获益，让西方大国相信其作为现行规则的补充而非挑战，需要从战略层面到务实环节，作出目标明确、紧密衔接且不会走样变形的整体机制设计。

第五，实践新发展理念，使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发展，并通过共享使全体中国人民获益。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期间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在大幅度提升国力的同时使城乡居民明显收益，根本还在于其赶超型经济增长体现了共享理念。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甚至可能出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也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弱化，进入以增长速度减慢、增长动能转换和增长模式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微观主体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要素投入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整体上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在中国正在进入的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种大规模的效率改善机会也将减少，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越来越依赖“创造性破坏”。然而，美国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社会保护机制不健全，普通劳动者在创新中成为“输家”，即使经济得以发展，企业整体获得了竞争力，也不能被称作共享发展。因此，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必须在增强竞争的同时，坚持社会政策保底，使劳动者能够跟上创新发展的步伐，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