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要善于认识不断变化着的经济规律，从根本上提高解决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基本问题和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本领，最关键的还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既注重破解经济改革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部署“过河”的任务，又强调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本章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提高创新思维、守住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试点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这七个方面，分别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论断，以此指导我们在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各种现实经济问题时，能够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驾驭经济改革发展复杂局面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2]

一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认识经济形势、分析经济现象、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才能更准确地找到问题背后的症结所在，更有力地指导实践。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充满了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武器的经典例子。比如，马克思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指出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3]

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坚持和运用辩证法，归根结底要落实到提高辩证思维能力上来。所谓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我们分别从发展与改革两个视角来具体考察运用辩证思维分析问题、制定战略的方法。

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推动事物发展不断从不平衡到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大趋势的最新成果。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辩证法的运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辩证法的指导。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

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善于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既求真务实、稳扎稳打，又与时俱进、敢闯敢拼。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山问樵、入水问渔”，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善于把握工作的时度效。[4]

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协调发展集中体现了辩证思维的分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这是五中全会在部署协调发展时强调的重点。[5]

在制定改革战略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6] 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要深刻认识到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7] 唯其如此，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从本质上得以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

再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中，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在制定去杠杆战略时，不可局限于“就债务论去杠杆”的框框之中，而应与实体经济的运行态势结合起来思考去杠杆问题。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之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引发了实体经济层面的一系列风险——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加、企业经营愈加困难等，这些风险反映在金融层面，就是杠杆率上升、债务负担加剧、不良资产增加。因此，去杠杆与去产能、去库存和处置僵尸企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镜像。在政策操作上，去杠杆就要与僵尸企业清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逐步将金融资源从低效率的企业或行业中释放出来，转而配置到创新能力强、生产率高的企业或行业中，真正增强有效供给，并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使得实体经济增速快于债务增速。如此方可真正完成去杠杆任务。

二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我们在新形势下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所谓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加强历史思维能力，就是要加强对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在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经济工作难免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我们有较好的历史思维能力，就不会轻易被困难吓倒。俗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困难，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困难，这很正常。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判断困难的性质，采取正确措施加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秉承“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理念，坦然正视困难、积极克服困难，勇于闯关夺隘、爬坡过坎，一点一点攻坚破冰，一年一年发展壮大，一步一步走了过来。[8]

我们可以举一个以前经历过的走出宏观经济低迷的例子。1997—2002年间，中国经济遭遇了银行信贷萎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经历了持续44 个月的通货紧缩，1998 年经济增速“保八”的预期目标也未能实现。彼时，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主要论调是通货紧缩和银行坏账将要压垮中国经济。例如，旅美畅销书作家章家敦认为，由于一系列体制弊端，如官员的腐败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隐患。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因素使竞争在更大范围内不可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处于低谷，外需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中国的增长就不再是可持续的。因此，崩溃是完全可以预期的。[9]

当时，中国经济的确处于十分困难的状况。许多产业陷入全行业亏损，企业产能利用不足，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面临发不出工资、支不出成本甚至不能开工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困局，中央政府及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双“适度从紧”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而主动地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 年开始连续4年增发1100亿—1500亿的特殊国债来扩大政府的支出，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由于这是在银行储蓄继续增长，而银行贷款增长速度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基本上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只是把银行贷款的一部分转化成了政府的支出，从而维持了总需求的扩张，稳住了宏观形势。

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节奏和力度明显加大，打破了劳动就业体制中的“铁饭碗”，实施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抓大放小”的方式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外资带来大量新技术，导致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于是，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而且走出了萧条，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其潜在增长率，宏观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

这个例子提示了两点重要的经验。第一，观察中国经济应当“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可因形势的一时变化而大喜大悲，而要透过短期波动洞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在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10] 只有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近期中国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制定的战略以及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和趋势，才能作出正确判断。更抽象地说，分析经济形势，要用历史的眼光，坚持短、中、长期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一件东西摆近了看，往往会感觉很大，把它放远些看，就会显得很小。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短周期看可能是严峻的，需要认真对待，但从更长周期看，它们又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11]

第二，制定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政策和策略需要因时制宜，首先要作出关于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处于高增长时期，潜在增长率很高，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导致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能力。因此，具有扩张性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得以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是正确的应对策略。

然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着变化，应对经济问题的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则主要是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因素所致。因此，大水漫灌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方式就不再是适当的政策选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按照新常态这一指导经济工作的大逻辑，果断地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战略。

总而言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我国发展新阶段新任务，我们要加强学习，改进思想方法，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本领，善于抓住本质、把握规律，善于统筹协调，保持战略定力，多做标本兼治工作，注意把握好工作的度，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2] 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的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

一保持历史耐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13]

面对诸多新风险新挑战，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认准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把握好变和不变的关系，既保持战略清醒，不急于求成、不大干快上，又应当努力积极作为，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以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为例。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时期更高达11.3%。然而，随着人均GDP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其为主要支撑的潜在增长率下降，需要新的动能保持增长速度。在对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研判的前提下，党中央作出了新常态的判断，适时提出了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新要求。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例。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14] 党的十八大根据对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从实际可能性出发，确立了于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双双翻一番的目标，就是有所作为与历史耐心良好结合的一个典范。

又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例。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城镇化既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又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推进城镇化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不要把统计意义的城镇化率作为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急于求成，更不能搞大跃进、大干快上、一哄而起，盲目建设新城。

再以实施创新战略为例。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央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了多项部署，关键是抓好落实，抓紧推进。创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必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15]

推而广之，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都不可急于求成。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发展战略时存在着的急于求成心态，主要源自未能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历史演进的规律。人们常常陷入的一个认识误区是，不顾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用发达国家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某些制度安排上的不足和发展绩效上的局限。沿着这种思路，就会提出各种超越历史的诉求，各种“大跃进”或“体制赶超”的主张也就同样会层出不穷。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与我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同样存在过，只不过是随着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才逐步化解这些问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是由于未能洞悉发展规律，试图超越发展阶段的制约，制定了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结果事与愿违。

因此，保持历史耐心在一国的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制度变革与国际竞争等长期历史变迁过程中，要始终认清并尊重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国情，不妄求超越历史阶段，不盲目乐观或激进贪功，冷静面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到困难一个一个克服，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作到“蹄疾而步稳”。

进一步从理论上说，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发展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理解了这一点，各级战略制定者和实施者就应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借鉴世界各国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直面一个后发国家可能面对的发展与改革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充分认识到制度的成熟和定型要花费很长时间，每一代人只能做好自己这一代人的事情。

因此，需要坚持以一种淡定的心态走过我们必须走过的历史阶段。这份淡定不是消极宿命，而是来自对于整个大局的判断，对规律的把握。因此，这份淡定反而意味着，面对困难和挫折，要有耐心，能扛过去；面对顺境，也不能操之过急，盲目乐观，而要扎实推进各项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固然，历史耐心并不是不要主动作为。但主动作为只有以历史耐心为前提，才不会演变成轻举妄动或盲目行动。

二保持战略定力

如果说历史耐心更多的是强调中长期发展、制度建设的层面，那么战略定力则主要涉及中短期的、政策操作层面的问题。所谓战略定力，是指在错综复杂形势下，实现特定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所应具有的战略自信、坚定意志和处变不惊的冷静态度；不为外界所困，不为一时得失所扰，不为一时利益、一时情绪，或者一时的注意力改变初衷、目标和方向。

增强战略定力就要求各级决策者努力做到两点：一是保持战略清醒，在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阻力和挑战绕不开、躲不过，尤为需要“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沉稳，尤为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坚毅，尤为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气度。二是增强战略思维，要看大局、谋大势，分清主流、支流，抓住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害和主要矛盾，科学决策、定向施策。要善于运用全局思维，跳出局部看全局，以大局为重；善于前瞻思维，洞察发展趋势，摆脱一时一事的束缚，主动谋局布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尤其需要保持战略清醒。在新常态下，面对经济发展增速换挡、方式转型、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冲击挑战，宏观调控决策者既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看到增速换挡、提质增效是规律、是大势。同时亦不可被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不可重新出台强力的刺激政策，不能十年九调控，否则势必使债务杠杆率更加恶化，致使未来经济出现更大幅度的波动。

例如，从供给侧出发把握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充分认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一客观事实，认识到这一变化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同时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一定程度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再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别冷静施策，坚持不懈地在实现宏观稳定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根本性战略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16] 因此，正如《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所言，最危险的做法，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两全其美”，盼着甘蔗两头甜，不敢果断作抉择。比如，一些国家曾长期实施刺激政策，积累了很大泡沫，结果在政策选择上，要么维持银根宽松任由物价飞涨，要么收紧银根使泡沫破裂，那才是真正的“两难”，左右不是！[17]

正是在这种战略定力下，党中央确定了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例如，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两难格局，宏观调控就必须要保持定力，只要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就不要再为速度而纠结，而要下大力气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什么叫作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如何确立呢？那就是既不滑出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下限”，又不冲出改革红利可以支撑的“上限”。设立“上限”的目的，就是不要以刺激政策使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能力，防止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设立“下限”则是防止周期性失业现象，保持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

在保持稳定的宏观环境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结构调整是当下中国经济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是一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持久战。在这样的形势下，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要树立信心，坚定战胜困难的决心，保持滴水穿石的耐心，多做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事情。[18]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结构调整是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我们要扭住调整结构不放松，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以焦虑心态稳增长，结果事与愿违。[19]

保持战略定力要以战略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前提。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要视野开阔、胸襟博大，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要做到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既熟悉国情又把握世情，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20] 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也意味着要改变急功近利的心态，以更加长远的眼界来观察事物、判断成效、评估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这种战略定力的一个范例。例如，他提出要努力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全局高度把握世界经济运行大势。他认为，究其根本，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远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这些因素导致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其表象是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债务高企、贸易和投资低迷、实体经济失速、金融杠杆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生了病，看起来是感冒发烧，但根子在身体机理出了问题。[21]

根据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如果不能找到病症的根源，设法调理好身体机能，开出的药方最多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弄不好还会加重病情。例如，全球各大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避免经济深度衰退，但却无力改变经济长周期的下行，当然也就难以给产业革命提供足够动能，因而无法改变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的基本态势。要真正走出萧条，就必须实施痛苦而漫长的结构性改革，切实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生产效率，舍此别无他法。

在分析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时，战略思维能力同样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判断和分析，也体现了这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以改革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为例，全局意识、战略眼光和问题意识缺一不可。

首先，推进改革要树立系统思想，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要把握住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使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向中心目标靠拢。特别是同一领域改革举措要注意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形成整体。要抓紧对各领域改革进行全面评估。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来，持之以恒抓改革落实。[22]

其次，要加强对各领域改革的全面评估，坚持问题导向，把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明确标注出来，排出优先顺序，重点推进，发挥好支撑作用。特别是要把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制度、对外开放、文化教育、司法公正、环境保护、养老就业、医药卫生、党建纪检等领域具有牵引作用的改革牢牢抓在手上，坚持抓重点和带整体相结合、治标和治本相促进、重点突破和渐进推动相衔接，精准发力、持续用力，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23]

最后，要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识，加强组织领导。要抓好改革任务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点提出一些起标志性、关联性作用的改革举措，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加强对跨区域跨部门重大改革事项协调，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2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也将之前“又好又快发展”的表述修改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工作和思想的方法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保持战略定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阐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5] 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加以重申。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进一步，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升和定位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只有保持好“稳”与“进”的辩证关系，才能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

一 “稳”与“进”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发展是新与旧的交替和质与量的统一的观点，奠定了经济工作中稳与进之间关系的认识论基础。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在存量与增量关系的动态变化中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存量，不仅包括经济总量还包括经济结构，表现为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求具有稳定性和均衡性；增量则是在前者“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进取”得以实现。例如，我们讲在效益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就是这个道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最准确地表达了这个辩证关系。

在201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内涵，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定经济运行上，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开放和调整结构。在同一讲话中，他高度概括性地揭示了这一关于工作总基调的表述中，体现的是“稳和进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26] 在2015 年12 月10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这一工作总基调与整个经济工作的辩证关系，即“战略上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关键点”[27]。正是由于对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与推进经济工作方法论实现了高度统一这一特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以稳定经济运行为重点的“稳”，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调和大局，把这个大前提确立下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才能守住资源、环境和生态底线，守住民生底线，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国发展中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增长的效益和质量不够高。从这些方面着眼和入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存量中的问题，就是工作总基调对“稳”的要求。

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正是立足于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央作出了着眼于整体政策方向与具体政策定位相统一的要求和部署，即分别从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等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予以具体贯彻落实。

二以“稳定”立大格局

稳中求进的“稳”字，首先是宏观政策要稳。作为新常态特点的增长减速，主要不是需求侧冲击造成的，而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符合规律的供给侧的增长速度换挡。因此，“稳”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不要进行需求侧的强刺激，避免形成经济泡沫从而酝酿金融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适应新常态、树立大格局的政策基点，从而做到稳定预期、稳定信心，从而防范系统性风险。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的“稳”字，也要求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提高效益和质量的前提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稳定增长速度的内涵。经济增长预期以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来确定，实际增长速度不突破潜在增长率下限，同时也不超越潜在增长率加上适度扩大总需求政策效应和推进改革效应决定的上限，就是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根据作者的估算，在“十三五”时期，这样一个符合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合理速度区间，应该在6.2%—6.7%，“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不再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传统增长动能逐渐式微，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符合发展规律的现象。伴随着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跨越，以人口红利为特点的传统动能不再能够支撑以往的经济增长，而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期待潜在增长率回到过去四十年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另一方面，在新的增长动能尚未充分显现之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会比较剧烈，而从需求侧进行刺激并无助于此。因此，以潜在增长率为下限确立速度预期，就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稳定、效益和质量不会降低的中高速增长。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稳”的落脚点。在新常态下，一方面增长速度下行使得可供分配的蛋糕增量变小；另一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会使部分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和摩擦性冲击。因此，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落脚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的共享性，加大再分配力度，实现脱贫攻坚和社会政策托底，让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和发展中更有获得感，是稳中求进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以“进取”定新方位

稳中求进既是经济工作方法论，也是对预期达到的一种经济运行格局的描述。“稳”是为了求“进”，既“稳”且“进”则是一种格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几个显著特点中，速度换挡是对特定现象的描述和解析，也是适应新常态的认识前提，而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达到增长动能的转换，则是引领新常态的预期要求。因此，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大逻辑，结合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共同构成了引导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跃升的方法论。在稳定的前提下，把握好度和节奏，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和转动能，才能最终把新常态引领到新方位。

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表现为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力资本较快积累、资本回报率高、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革开放将这些特征转化为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则带来高速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人口红利得以充分兑现，实际增长速度符合这一时期具有的潜在增长率。随着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双双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在2010 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达峰值、人口抚养比下降触及谷底，中国经济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传统增长动能加快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一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寻求和挖掘新的增长动能的必然要求。

因此，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逻辑和路径，就是在认识和适应新常态的基础上，一方面接受新的潜在增长率，降低增长速度预期，稳定经济运行；另一方面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要素供给和资源配置中现存的体制性障碍，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增长动能的转换，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引导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提高，表现为改革红利。按照这个逻辑和路径，稳字当头，进也就在其中了。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都是人民群众、各级政府和理论工作者们发扬创新精神，突破旧有理论或制度羁绊的成果。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深刻领会五大发展理念的要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要运用科学理论思维观察现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增强经济政策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中，创新思维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8]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不仅包含科技创新，也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广义的创新包括产品、工艺、商业模式、科学技术、组织制度、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等方面的突破。我们所说的创新思维能力，就是指在思想理论层面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29]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讲话中，举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诸多伟大创新成果，以及中国历史上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周边发挥的重要辐射作用和引领作用，也指出近代以来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30]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的角度提出创新的重要性，扩展了学界以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李约瑟之谜”的内涵，即为什么中国科技发展在前现代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随后的发展未能保持这样的地位，从而错失工业革命良机，[31] 也提示了回答这个重大理论谜题的答案，即在根本上，问题可以从创新能力角度加以解释。

在今天强调创新，首先就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例如，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3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33]

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试。搞改革，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34]

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思维能力，还要通过重塑价值观和建立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蕴藏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普通大众身上的创新潜力。有研究发现，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水平。这种文化氛围孕育出了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价值观和政府政策。比如，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来选拔人才、激发企业家精神，赋予普罗大众以提出新创意、设计新产品、开拓新市场的权利，构建权、责、利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等。

特别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因强调中庸和安稳，而并不鼓励冒险和创新。这就使得人们在现实中面对实际问题时往往不敢违反条条框框、具有创造力地去解决。因而，培育鼓励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对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在逐步培育鼓励创新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要着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思想禁区，鼓励人们自由思考、有效沟通、激烈碰撞，逐步形成开放包容的创意市场，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为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提供绵延不绝的思想源泉。

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自有其独特性，既面临体制转型的挑战，又经历着发展阶段的转换；既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刻影响，又不断学习着国外的理论与经验。正是由于中国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古人的做法和国外的经验都只能作为参考和借鉴，而无法简单照搬照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广泛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激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探索和独立思考，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起来。

此外，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要意识到中国发生的现象正是从事经济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到中国的改革伴随着双重转变，必然有机会见证一系列经济史上难得一遇的重大事件。第一个是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经历着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二个是作为经济转轨过程经历着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除了每个转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之外，这两个转变的交织，也形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也为一系列理论创新提供了用武之地。

这种独特的双重转变过程，在经验上不同于先行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因而赋予了中国经济现实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预期的诸多不一致。这提示我们，运用在其他环境下形成的现成理论工具来观察和理解经济现实问题，应该具有开放的思维和怀疑的态度，既不迷信理论，当然也不要把表面现象轻信为事实。这是实现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科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所在。

底线思维凸显一种危机意识，是对战略定力与创新思维的重要支撑。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要有战略定力，就需要对于最坏的结果有防范能承受；对创新行为的提倡与鼓励，就需要对于创造性破坏有预判有应对。尤其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趋缓、转型升级艰难，外部环境复杂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任在肩的情况下，守住底线，不爆发危机，将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

底线是不可逾越的警戒线，是事物质变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底线，就会出现无法接受的坏结果。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要增强前瞻意识，把工作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更周详，做到心中有数、处变不惊。

中国共产党人对底线思维有着深刻的认识。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在此基础上建立政策、部署工作，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这一方法论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2012 年11 月30 日，他在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 ‘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35]2012年12月9日，他在广东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又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36]。

为什么要强调从坏处准备，坚持稳中求进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37]这就意味着在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全面认识和正确分析机遇和挑战，未雨绸缪，加强研判，谋定而后动，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研判是运用底线思维分析大势的典型案例。“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最先提出，因据说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而得名。仅从经济层面看，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势必引发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恐惧、不信任和过度反应。因此，无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准确与否，管控好分歧，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显然是中国的底线所在。

2015年9月22 日，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38]。

这一精辟论断的政策含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向世界宣示，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没有谋求霸权的基因，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第二，为了避免这一最坏局面，中美两国首先应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第三，在此基础之上，中美两国应当随时而动、顺势而为、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使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样一来，中美共同利益只会扩大、不会减少，合作领域只会拓宽、不会变窄，“修昔底德陷阱”就不会出现。

秉持着上述例子中蕴含的方法论来观察中国经济，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世情与国情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运行中必然充满着各类风险与高度不确定性。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借用一个经济研究中经常被讨论的概念和现象——“中等收入陷阱”，突出了这种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既充满信心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又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和决断“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的问题。

面对新挑战，决策者尤其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在新常态下，供给效率不高、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企业债务风险增加、房地产市场分化等各类风险正在积累或暴露，这都是一些可能引发经济下行和风险增大的边际变化。面对这些困难，决策者必须善于运用底线思维，防患于未然，才能赢得工作的主动权。

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各级领导干部从制定宏观政策、措施到出台解决具体问题的工作方案，都需要准确地找出短板，据此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即包括稳增长、促就业“下限”和防通胀“上限”的经济底线。要守住经济风险底线，关注风险积聚发生发展趋势，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有序化解。要守住环境保护的底线，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要守住民生底线，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39]

底线思维并不意味着退缩和保守。相反，真正坚持底线思维仍需要开拓进取。比如，“十三五”规划提出，在到2020年之前的5 年中，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各地相应确定了经济增长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中高速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靠惯性思维、陈旧体制、过时办法、传统产业显然是不行的，必须贯彻新理念、形成新体制、运用新办法、发展新产业。也就是说，只有积极进取、改革创新，才能达到发展目标、守住增长底线。正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又如，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来说，确保五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全部脱贫是最硬的底线。如果没有担当精神，不敢较真碰硬，不深入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中去，搞清楚贫困的底数和致贫的原因，采取精准管用的办法、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推进脱贫攻坚，就不能实现脱贫目标，也将无法守住建成全面小康的这一底线。简言之，只有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防范措施做得周密一些，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在步入新常态征途上“不跌跤、不熄火”，实现增速平缓换挡。

再比如，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只有更加进取才能做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下，自我封闭起来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样只会酿成更大风险。须知，只有建成经济强国、金融强国，才能更好维护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而要建成经济强国、金融强国，反而必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也就是说，在开放中增强自身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对于一个地区的改革发展来讲，道理也是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40] 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41] 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强调目标导向也具有凝聚共识、明确方向、突出重点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起来制定改革发展战略。

回顾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的方法论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1980 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形成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首先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主要矛盾而制定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质。与此同时，翻两番目标就意味着国民经济年均增速要达到7.2%，高于之前30年5%左右的平均增速，这就给每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设定了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较高目标，有利于凝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事实上，翻两番战略目标到1995年就已经提前5年实现，为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中国终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回顾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翻两番”设想和“三步走”战略，到党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再到将其升华为两个“一百年目标”[42] 表述，直至党的十九大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都始终贯穿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法论。

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结合的方法论仍是我们正确制定战略的重要武器。从邓小平同志拟定的“翻两番”设想和“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目标，最终都可以统一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任务之中，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的29 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称之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43]。我们可以将“中国梦”作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总任务的“百姓版”。

在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首先要把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确定下来。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44] 而发展理念的确立，正是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在“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既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45]

例如，“十三五”规划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出的总体量化要求，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即年平均增长率不低于6.5%，到2020 年 GDP 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 年基础上翻一番。根据横向和纵向比较，并且从经济增长换挡减速这一新常态特点出发，中高速可以定义为实现翻番目标所要求的增长速度。这种倒排方式和倒逼机制，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时间表，实施路线图也相应由此确定。

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明确改革的总体目标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 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强调，推进改革要树立系统思想，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要把住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使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向中心目标靠拢。特别是同一领域改革举措要注意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形成整体。[46]清晰的改革蓝图能够提升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增强改革者的紧迫感，使得改革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不断朝着既定目标平稳有序推进。

在改革战略制定方面，强调问题意识，直面关键问题，以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倒逼改革，就能够抓住改革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将改革全面推向纵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就是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势在必行。

由于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在实践中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建设、行政体制改革、财税改革等具体的改革方略的设计，都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中国改革事业的成功，既要高瞻远瞩、顶层设计，又要有基层创新、试点推广。改革往往要走未走过的路，因此，免不了要试错。而为了不犯颠覆性的错误，试错的过程就是必要的。试点为降低改革风险、摸清改革规律打牢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推动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试点、试错，不断实践，总结规律，才能应对全面深化改革这样复杂而艰巨的挑战。

试点是重要的改革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蹚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在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试点目的是探索改革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面上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试点要取得实效，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尽可能把问题穷尽，让矛盾凸显，真正起到压力测试作用。”

试点是打破僵局、取得改革成效的有力保障。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其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愈加凸显，要打破僵局，啃下改革硬骨头，就需要通过试点探索改革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面上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好试点对改革全局的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从自贸区改革试点，到国企改革试点，从司法领域改革试点，到生态领域改革试点……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重大改革任务，突出抓了一系列重大试点，深耕细作改革“试验田”，为推进全国面上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激发出生机活力。实践证明，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蹚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抓好试点，是改革破局开路的重要一招。在改革涉深水、闯险滩的关键时期，搞试点既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通过以点带面实现整体突破、取得总体成效的有力保障。

试点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

一方面，改革试点要注意同中央确定的大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在遵循顶层设计的同时，尊重基层实践，多听基层和一线声音，多取得第一手材料，正确看待新事物新做法。对待试点不能求全责备，而应辩证地看、发展地看，要有试错、容错的空间。只要是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就给予支持，鼓励试、大胆改，保护好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试点的总结评估，对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完善规范，在面上推广，推动试点由点及面逐次铺开，带动改革全局。

试点要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差异性，“十个手指弹钢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现实情况千差万别，提高改革试点工作科学性，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分析各个改革试点内在联系，实施分类指导，加强统筹协调，把握好改革试点工作节奏。对具有基础性、支撑性的重大制度改革试点，要争取早日形成制度成果；对关联度高、互为条件的改革试点，要统筹协调推进；对领域相近、功能互补的改革试点，可以开展综合配套试点，推动系统集成；对任务进展缓慢、到期没有完成的改革试点，要提前预警、督促落实。唯有本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原则，运用“十个手指弹钢琴”的方法，以系统思维、精准施策实现力量聚合、经验整合，才能让试点为面上改革提供有益经验和前进动力。

试点考验改革的勇气与担当。

善于运用试点的办法开展工作、深化改革，体现勇气智慧，考验责任担当。很多事情，不试怎知行不行。但改革会触碰思想观念障碍，触及体制机制弊端，触动利益固化藩篱，必然会遭遇阻力、矛盾和问题，难以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帆风顺，决不能凭想当然、靠拍脑袋去搞改革试点。局部试点为的是收获全局之利，意味着改革试点要注意同中央确定的大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为国家战略实施创造良好条件。各地应加强改革试点的统筹部署、督察指导和主体责任落实，根据改革需要的试点条件灵活设置试点范围和层级，做到效果可期、风险可控，牢牢掌握试点工作的主动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和成功做法，让试点真正成为改革克难关、解难题的利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希望通过试点，涌现出一大批改革的实干家、促进派。

一 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二 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一 保持历史耐心

二 保持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