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和长远性着眼，确立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即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新发展理念，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一贯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升华了国内国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凝聚了关于发展的理论探索的先进共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新发展理念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发展的殷切期待，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行动先导。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加以强调，明确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1] 要顺利推进这场变革，首先就要充分意识到，新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下面我们运用这一辩证思维方法，对新发展理念的要义进行阐释。

一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人类关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也形成过不尽相同乃至大相径庭的认识及其理论概括。特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主流发展理念和主攻方向。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上，发展往往被局限于经济领域，尤其强调经济总量扩大，造成以经济增长替代更广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倾向。这种倾向在特定发展阶段上一经形成，则导致发展目标的狭隘性、发展模式的偏倚性和发展结果的局限性。在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居民收入普遍低下的发展阶段上，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无疑有助于扩大经济总量、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因而是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前提。

然而，随着发展进程的不断变化，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也必然发生变化，不仅在以往的发展理念及其所指导的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会逐渐积累、日益凸显，即使一些曾经行之有效的理念和实践，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趋于失效。因此，发展理念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需根据变化了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通过回应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不可以且不应该承担的代价是什么、发展应该以何种方式、路径和手段实现、发展的着力点需要放在哪里、发展绩效应该如何衡量，以及发展的成果如何得到共享等问题而与时俱进。

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最突出特点及其最准确概括，是经济发展进入以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加速和增长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际，同时遭遇到一定的周期性冲击，例如全球贸易增速前所未有地减慢，为政策应对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

但是，周期性因素却不是新常态的本质特征。单纯强调外部因素或周期因素，而不能抓住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导性的结构性因素，政策就容易偏向采用刺激性手段，形成政府越俎代庖配置资源，或者用补贴引导企业投资。这样刺激出的增长速度，由于没有伴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财政能力的增强从而公共产品供给的扩大，因而也不能达到增加有效供给、改善民生的目的，甚至会贻误调结构和转方式战机。因此，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要统一到新常态特征上来，在新常态下理解新发展理念的产生背景，充分认识到把新理念贯穿发展过程始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着眼于发展目的和发展路径的统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对关于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具体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

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实现的长达四十年平均9.8%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的低成本优势和技术后发优势上的供给因素，以及居民收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需求因素。随着2010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抵达从下降转而上升的拐点，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相应式微。

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许多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传统增长源泉逐渐消失，又未能培养出必要的创新能力，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因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看，创新能力不强仍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所在。因此，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在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创新驱动的特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及对增长的贡献能力，是衡量创新成效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

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我国发展长期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和实现分享、包容的障碍。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上，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不协调而产生和加深。一些国家也正是因此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坚持“四个全面”，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增长与污染的关系类似于一条倒“U”形曲线，因此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备选或者不可避免的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物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无疑与这种认识偏差有关，已经造成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欠债。绿色发展理念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对优美环境和良好生态的追求，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本身。而资源一旦枯竭，环境和生态一旦遭到破坏，要么是不可修复的，要么需付出极高的代价。特别是，环境恶化对人的生活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代价尤其昂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人民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必然不能以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同时世界上出现了逆转经济全球化，甚至一些国家从国际金融和经贸实务与规则等方面钳制我国的条件下，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产能和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还要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经贸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打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主动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共享发展着眼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表现为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在最后五年决胜阶段，分好蛋糕的重要性和难度，丝毫不亚于做大蛋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三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1981—1990 年实现 GDP 比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 年到 20 世纪末， GDP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原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部署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指出，从“第三步”即21 世纪上半叶的50 年中，划出其中头20 年（2001—2020 年），作为“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及“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到二○二○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那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我国现代化的新起点，必须在此基础上，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新的部署：

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二○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回应了人民对过上美好生活的新向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必将指引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只有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坚持创新发展，是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这也是将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之首的原因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

一创新发展的丰富内涵

创新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极为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它对经济发展、市场运行和社会生活都有着大象无形般的根本性影响，是构成生产效率改进、生活品质提高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一个基本条件。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飞机和汽车、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正因如此，创新成了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基础性概念，企业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等术语都是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高频词汇。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代发展的关键。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创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更是一个涵盖了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的系统性发展方略。

理论创新是先导。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也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当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为先声。当前在发展新阶段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也正需要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深刻的洞察和理性的光辉，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趋势等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用创新理论为创新实践开辟道路。

制度创新是保障。制度创新是持续创新的保障，能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也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3]

科技创新是基础。中国四十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依然蕴藏在体制改革之中。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重中之重。新常态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问题，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统筹发展规模与结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背后都是科技创新在支撑。

文化创新是根本。文化创新本质上是“软实力”创新，培植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从来不缺文化创新的基因，“日新之谓盛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中国古老的经典《周易》和《礼记·大学》中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息脉动的文化精魂。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求新求变的禀赋与新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有机结合起来，让历史的品质焕发出时代的光辉，正是今日中国文化创新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

技术、制度等因素事实上与一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态度、信仰等——息息相关。如同前文所述，有学者研究发现，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4] 为了培育有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流文化，各级政府在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应当全面形成“创造兴国”的良好氛围，保护并鼓励人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激励人们探索、挑战和自我表现的精神。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加体现包容性，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加以制度性的约束，以使广大民众更容易接纳创新。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使企业更加放心地在创新领域投入资源。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这四大创新连同其他方面创新一起“发力”，共同构成了创新发展理念的完整内涵。

二创新发展是世界共同主题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主题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一致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是本次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这表明，创新发展是当今世界共同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峰会的开幕式演讲中指出，近些年来，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加上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这就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压力。因此，要彻底摆脱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低迷增长的困境，各国都应当致力于创新发展。危机以来各主要经济体之所以出现经济绩效的分化，究其根本还是由于各国创新发展质量的差异导致的。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俄罗斯、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其经济结构长期以原料工业为主，受制于基础性工业发展滞后影响，装备制造业等国计民生重点产业发展缓慢，在新一轮全球信息化浪潮和工业革命到来之时，由于缺乏促进工业与信息化结合发展、融合推进的技术、装备、人才和研发体系，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整体性滞后。

因此，在世界大宗原料经济黄金周期结束后，受全球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原材料产能过剩和需求增长下降等因素制约，这些国家普遍出现较为严重的经济失速，跌入衰退周期。2014 年和2015 年，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0.6%、0.5%和-3.7%、-3.8%，沙特的增长率也从5%下滑至2%。这充分说明，缺乏创新而仅仅依靠资源优势的增长，具有不可持续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的假说——“资源诅咒”。

印度逐渐显现出赶超的趋势，经济增长速度受人瞩目。总体来说，印度的增长优势还是其有利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的年份与亚洲其他国家大体相当，但是，下降的速度相对缓慢，预计在2040 年前后才从下降趋势转为上升。在此之前，印度将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比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长大约25 年。因此，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从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消失的情况下，印度是潜在的比较优势接续国家。然而，印度的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归根结底在于其是否能够较快地补足其人力资本短板，加快创新步伐。

中国自2010年以来着力布局21 世纪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沿着创新性经济方向稳步发展，效果较为显著，经济增长率在全球也遥遥领先。特别是，中国在互联网经济、战略新兴产业等新经济业态15%—20%高速蓬勃发展的事实，以及中国首度跻身全球创新经济体前二十五强，充分证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恢复表现较好的美国与德国，均受益于经济创新发展的推动。德国2014 年和2015年，分别实现了1.4%和1.7%的经济增长率，领先于整个欧元区，是名副其实的欧盟经济火车头，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早在2010 年德国政府就发布《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报告，提出“工业4.0”发展战略，通过信息技术和物理世界的创新性结合，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保持德国工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反观之，日本、法国经济，受制于国内原有财税、社会制度和政策约束，全球创新性产品技术发展滞后于美国、德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一直徘徊在零左右的衰退边缘。英国经济较早转向以金融、商业、教育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为保持全球金融业中心地位，英国突破原有金融格局，积极创新金融机构和各类金融产品，大力拓展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金融业务范围，有力地巩固了原有国际地位[5]。

三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创新摆在发展理念的第一位，在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例如，迈克尔·波特指出：“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竞争力指一国（或产业、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也就是说，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一国所处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实力的强弱及其相应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产力或生产率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就将生产率或创新视为增长的根本源泉。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三个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抓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持续源泉，而在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是潜在增长率提高的唯一源泉。经济学文献提供的证据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异、苏联经济的崩溃、日本“失去的30 年”以及许多高速增长国家减速的现象。[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曾指出，从长期看，生产率提高并非经济增长的全部动力，但几乎是全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7]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经济规模很大、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仍然突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针对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创新发展，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8]

麦肯锡研究报告分析了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潜力与趋势。报告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源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从投资驱动模式转向生产率驱动模式，到2030年，将会实现新增5.6 万亿美元（约合36 万亿元人民币）的GDP。[9] 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在于创新。中国通过创新提升生产率尚有很大的潜力。迄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15%—30%。尽管那些一流中国公司的投入资本回报率与其美国同行相差无几，但许多表现糟糕的公司拖累了平均值。中国超过80%的经济收益来自金融行业——这种经济结构显然是失衡的，未来的改进空间非常可观。

麦肯锡认为，到2030 年，中国将有五大机遇提升生产率：一是更好地服务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消费者可释放超过6万亿美元（约合39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利用数字化推进新的经营模式；三是通过创新以及沿着价值链上移，尤其是研发密集型产业，当前中国企业的收益仅为全球领先业者的1/3；四是推进运营转型，如精益生产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式，可提升15%—30%的生产率；五是“走出去”可提升10%—15%的生产率。为了抓住以上机遇，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10]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包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把上述政策取向进行抽象提炼，其内在本质就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的表述。我们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持之以恒地实施中央提出的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产业新体系和发展新体制等方面战略，努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点逐步转移到创新上来。

四创新能力决定前途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其前途命运。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科技、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反之，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一个国家就会陷入战略被动，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11]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12]

从国际经验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美国就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因为美国在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都是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加强自主创新，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并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些成功经验证明了自主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驱动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放眼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愈发明显，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13]

这一判断是基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作出的。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复杂调整，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资源已成为稀缺资源，谁掌握智力资源，谁就拥有财富，谁就具有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因此，各国不断加强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一个国家及其企业拥有技术创新成果的质量和创新能力基本决定了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将创新作为抓手打造社会发展新的不竭动力。特别是，虽然世界主要经济体处于危机过后的复苏与再平衡之中，但新科技革命正孕育突破，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叩响人类的大门。这将从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上重塑各国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刷新世界经济版图，调整全球利益分配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科技革命的酝酿与当前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并不冲突，因为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技术变革来看，其所带来的长周期的上升期通常会晚于相应的技术发明（见表4 -1）。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技术—经济范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使得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更迭以及经济增长效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在全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开来。

和技术变迁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范式转换一直在进行着，但技术创新周期往往引领着社会经济周期。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由于技术革命的内在动力，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大约每隔二三十年，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两类社会经济范式）的地位就像钟摆一样向相反方向摆动。在技术创新导入期开始时，由于旧范式的束缚，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为了唤起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开始处于上升地位。例如在20 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滞胀危机中，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但到了拓展期开始时，这一方向就又颠倒过来。而对于自由放任的过度强调，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这时，只有通过剧烈的金融危机，才可能大大削弱金融资本的权力，恢复并加强政府管制的力量以及对公共福利的关注。比如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就曾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而本轮金融危机也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变得灰头土脸，政府干预在世界各地重振雄风。

事实上，由于新技术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或许初露端倪），未来的技术路线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试错和容错来培育新技术的胚芽。这就需要更灵活的市场机制来分担和分散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政府如果希望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相反），需要注重两个问题。

其一，要推动政府职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科技计划的宏观管理，不再直接具体管理项目，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彻底改变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格局，并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决策、咨询、执行、评价、监管各环节职责清晰、协调衔接的新体系。政府还要加快转变职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其二，政府作为风险投资家通过市场来挑选赢家。即发挥市场在筛选产业中发挥主导性、决定性作用，而不简单地依赖政府的偏好和判断。这就是让政府作为风险投资家（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来发挥作用，即主要依靠市场来选择赢家，并且通过市场信号的引领来进行风险投资选择。比如有私人风险投资的先行，发现机会和市场操作的可行性，政府投资随后再出手。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就是首先由私人企业做起来然后才由政府跟进并造成现在所谓的能源革命的。

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其实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6月9日在第十七次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和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五从模仿借鉴到自主创新

历史上，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仅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端，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转型发展发生了历史性交会，为中国走创新驱动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提供了难得契机。

全球生产率增长潜力的3/4 来自对于现存最佳实践的广泛应用——也就是说是一种赶超型的生产率提升。这里所提供的积极的信息是，所有这些机会（最佳实践）我们都知道且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新兴经济体推动生产率进步有82 %的机会都是来自赶超，只有18 %是靠自主创新。作为对比，发达经济体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有45 %得靠自主创新，借此推动生产率的前沿进一步往外扩展。[14]

中国目前仍处于赶超阶段，因此，仍能享受部分的赶超红利。特别是当科技没有重大新突破的情况下，赶超型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利用传统技术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于新的技术革命浪潮视若无睹，相反，这次需要我们紧跟技术前沿的可能变化，花大气力，尤其在制度与政策支撑方面，为迈向技术前沿作出努力，真正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毕竟目前阶段不同于四十年前。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逐步完备，技术基础较为扎实，有了自主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经过较长时间的模仿赶超，我们离前沿技术越来越近，在某些领域，和发达经济体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赶超空间已经不大。从而，“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长时间，在充分利用技术赶超的同时，需要把自主创新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在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地、辩证地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5]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市场换不来、有钱买不来，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因此，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

另外，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而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1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经济建设领域各项制度改革的成败，都是以是否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根本标准，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分割，必须要协调推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才能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就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17] 具体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四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经济工作论述和部署中，都体现了协调发展的丰富内容。

一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协调发展的思想和方法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虽然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分析对象，但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论的遵循，他本人和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关于两大部类关系的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十大关系的具体论述，也都强调了发展的协调性。虽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错误地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也是出于“按比例”以便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弊端的设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是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增强的前提下所要完成的任务，强调要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避免长的很长、短的很短。[18] 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大量关于协调与平衡的讨论，吸取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包括协调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使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更为全面系统。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协调发展新理念都具有显著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要求我们在完整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础上深刻领会。

首先，协调发展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表述外延完整、内涵丰富、关系清晰，形成一个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这也决定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各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一枝独秀。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必须深刻理解五大建设的丰富内涵，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部署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六个专项小组，一系列举措彰显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在发展理念上向着整体、协调的方向转变。

其次，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是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时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把我们党的发展思想区别于任何其他的发展理论流派。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进入更高阶段，西方发展理论也越来越重视发展的协调性，并且这一演进趋势也的确标志着发展理论的整体进步。然而，这些理论往往是把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发展可持续性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因此，一系列具有提升生产率和福利水平的进步因素，如技术进步、生态改善、经济全球化等，并没有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普通劳动者均等获益，反而造成巨大的经济分化，加大了社会风险，在很多国家酿成了政治危机。

再次，协调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协调发展要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践行协调发展，需要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认识事物，特别是学会统筹兼顾、“弹钢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多要素联动的原则，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19]

最后，协调发展是挖掘发展潜力和补足短板的统一。一个国家、地区、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的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的配置均衡；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是难免的。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就要找出短板，并通过着力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20]

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的基础上，经过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旨在促进公平的社会政策，贫困地区加快脱贫和赶超的步伐，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了显著缩小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升。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在2005—2014 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 GDP总体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按现价计算的平均值从 7668 元提高到 24613 元，提高了2.2 倍。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反映各省之间人均GDP差异幅度的指标——变异系数在此期间下降了22.9 %（见图4 -1）。

与此同时，地区和城乡之间在人均GDP、居民平均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差距，仍然是我们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制约发展可持续性的短板。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明确要求，即从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出发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具体部署和论述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他强调，一方面，各地区应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应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特别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上述战略为抓手，要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21][22]

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从城乡发展一体化思想出发，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城镇化战略新理念。这一新理念是在总结国内外成功的城镇化经验，反思国内外城镇化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也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因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挑战。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结合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从其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内涵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所强调的“新”字所在及其重要意义，作以下简要概括。

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一句话，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是由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城镇化。

其次，是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的具体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转变发展理念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主要抓手，直接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否落到实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发展的中心，以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大逻辑引领经济工作，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等任务统一起来。为此，通过实现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依照规律发挥自身功能，同时有助于解决好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紧迫问题。

最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现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3]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深化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内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方面，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的政策环境，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赢得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和关心“三农”问题，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化和中国化，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农”工作是做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24] 马克思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既没有过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地予以理解。在2015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 ‘三农’ 工作。”[25] 习近平总书记将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置于党和政府工作的首位，既是对我党长期以来“三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作出的正确判断。

2016年4月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6]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27]

发展现代农业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的重要论述强调的重要内容。他多次论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问题。他所说的“农业必须强”，就是指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一方面能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可以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28] 例如，他在讲到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时指出：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9]

目前，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短板。我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0.6—0.7 公顷，仅为世界银行定义的“小规模经营者”标准（2 公顷）的1/3。这导致农业本身不能满足农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要求，目前农户平均可支配收入中60%以上与农业经营无关。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农民收入增长将受到阻碍。因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补齐这个短板，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的重要论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因此，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体现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战略实施的制度与政策保障。二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这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保护和激发农民积极性与创造力的根本举措。三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是我国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特征。四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五是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人是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要通过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吸引到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中来。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全部活动及成果的总括和结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确定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把“两个文明”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的前提。

在我国现实中，迄今仍然存在着“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协调、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碰撞交锋、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适应等问题。因此，强调和加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0]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确保我们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31]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最集中、最本质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也是增强“两个文明”协调性的具体抓手，强调的是凝神聚气，树魂壮骨，凸显了文化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展现崭新的时代特色和恢宏的文化气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文化兴盛作为支撑。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文化战略，从文化中借力，在文化上发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文化软实力涉及面广、影响面宽，必须作为一项战略部署统筹推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是彰显特色，凸显灵魂。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党的十八大以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思想和新战略，既立足传统又融入现代，既植根中国又面向世界，为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遵循。

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兼顾发展与安全，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步增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国家战略作出的重大部署，是促进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们党的军民融合思想也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发展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军民结合的战略思想。20 世纪80 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方针。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分别强调了探索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和寓军于民的重要意义。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军民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首先，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的要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我国经济总量增大、综合实力上升，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也在增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军事战略要求，需要加强各方面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也要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其次，有利于同步提高国家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水平，军民融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积极探讨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高度重视、密切跟踪、迎头赶上，并作出一系列高屋建瓴的判断。他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32]。

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国防与经济社会结合面越来越宽，军地人才、技术、资源的兼容性和共享性越来越强，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世界各国纷纷探索“以民掩军” “以军带民”和“军民融合”各种模式。许多经验表明，国防工业对科技发展提出需求，从而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重大科技创新，与最初由国防部提出的军事需求密切相关，甚至有人认为，正是艾森豪威尔倡导建立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演变成如今的“国家创新体系”[33]。

最后，密切军政、军民团结，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我国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分内之责。一方面，军民融合发展为民用经济、民营经济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例如，工信部、国防科工局联合发布了2016 年度《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和《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聚焦诸多技术和产品领域及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军队和军工企业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参与和服务于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国家重点工程、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履行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使命。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地位。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3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35]

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我们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让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之中[36]。

一绿色发展要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3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环境危机、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国内看，绿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但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38] 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但使我国能源、资源不堪重负，而且造成大范围雾霾、水体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环境问题。种种情况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瓶颈是资源环境，最大的“心头之患”也是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突破资源环境瓶颈、消除人民“心头之患”的必然要求，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国际看，绿色发展渐成世界潮流。当今时代，“环球同此凉热”，各国已成为唇齿相依的生态命运共同体。一个时期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臭氧层破坏、化学污染、总悬浮微粒超标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严重，全球生态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发展潮流所向，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39]。在这样的高度定位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绿色发展作为理念写入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充分彰显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在2015年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与会各国领导人介绍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与实践，着重强调绿色发展理念。他提出，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通过法律、行政、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中国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 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 年增加45 亿立方米左右。[40]

二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在短短四十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在这四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大量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未来发展的明显短板。目前，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生态环境领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状况不容低估。

在经济学中，对于环境的分析集中在负外部性上。此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 世纪初提出的，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不利影响，其损失不由经济主体本人全部承担，这造成市场对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诸如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供给过量。[41]

不讲生态保护的增长，直接减少了人类的福祉，这样的经济增长当然要大打折扣。同时，长达四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使得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方才出现的环境问题，集中在我们的国土上显现出来，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成为阻滞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硬约束。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化阶段，这一约束将越收越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42]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突出。尤其是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的短板。而这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大多是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发展。但是，如果这种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那么也是不可持续的。短期所取得的经济收益将会远远小于破坏生态环境带来的长期损失。

对此，早在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3]

这一充满辩证思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尊重经济规律与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其中，饱含着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关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直有“先发展后治理”，或“边发展边治理”的说法，这体现出两者间的一种对立关系。事实上，从更高层次上来认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也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处理好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关系，根本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的转换。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目前的激励跟环境保护的目标还是有矛盾的。在新的增长动能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增长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不一致的情况。

现在有些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是高于全国的，但是与此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又在复制着原来沿海地区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它的污染情况、环境保护的不力也是后来居上，这使得环保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在现实中成了一对矛盾的东西。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根本。如果这个发展方式转变不了，无论执法有多强硬，这是与千千万万投资者和企业的激励机制不一致的，终究没有办法约束它。因此，要创造必要的机制，让绿色发展成为发展的机会，而不要成为成本。[44]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六项：一是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二是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三是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四是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五是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六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诺。

三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具前景的发展领域。世界各国都在对与低碳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产业进行巨额投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领域。从人类历史上历经的几次主要变革来看，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绿色革命将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是对1750 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次自我觉醒与自觉超越，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模式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发展悖论。它将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传统生产函数进行重新定义，形成新的绿色生产函数，发生从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过程。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45] 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富国，将促进发展模式从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模式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双轮驱动模式转变，能源资源利用从低效率、高排放向高效、绿色、安全转型，节能环保产业将实现快速发展，循环经济将进一步推进，产业集群绿色升级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绿色、智慧技术将加速扩散和应用，从而推动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兴起，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综合来看，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成为推动中国走向富强的有力支撑。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论述，推进绿色发展要着力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二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三是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四是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归结起来，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关键是要积极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首先，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就是努力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绿色产业包括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绿色服务业等，致力于提供少污染甚至无污染、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清洁产品和服务。发展绿色产业，要求尽量避免使用有害原料，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材料和能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加强废弃物处理，促进从产品设计、生产开发到产品包装、产品分销的整个产业链绿色化，以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其次，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扩大绿色环保标准覆盖面。支持推广节能环保先进技术装备，广泛开展合同能源管理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加大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加快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开展全民节能、节水行动，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把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成我国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

最后，积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将绿色生活方式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广泛开展绿色生活行动，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低碳产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倡导绿色生活和休闲方式，努力使绿色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四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绿色发展，需要有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保障。“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纳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有效的制度建设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其中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制度，也涵盖全面的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一）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自然资源资产的范围较广，主要包括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海域、滩涂等全部国土空间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中存在着所有者不到位、所有权边界模糊等问题。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产权边界不清晰，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造成了诸多问题。在政府管理方面，难以落实不同职能部门和区域间的监管责任，形成监管的“真空地带”，出现监管缺位。在市场方面，难以发挥市场对自然资源资产配置的作用，阻碍了对自然资源资产的高效利用。

因此，需要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归谁有”“归谁管”和“归谁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通过建立完善这些制度，一方面，可以避免“公地悲剧”，明确责任主体，加强自然资源保护监管。通过确权登记、明晰边界，建立独立机构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另一方面，可以逐步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性”问题。通过推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建立有偿出让制度。从这一点也可以推论，通过明晰产权，市场的作用将逐步显现，针对自然资源资产开展产权交易和高效利用在未来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空间规划体系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空间规划体系，体现了一个地方的资源利用方式、生态保护程度和经济发展方式。由于长期经济增长中“贪大求全”、开发强度过大，我国不少地区资源和空间利用方式十分粗放，空间规划也不尽合理，产生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一个地方的发展模式、发展规划，应该与其生态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供给与需求必须相均衡的道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工作重点是一要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二要以主体功能区建设为契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多规合一”。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就是改变以前为了开发而让重要生态区域边界不断后退的情况，让开发活动在规定的区域干规定的事。推进“多规合一”，就是要实现“一张蓝图管到底”，让规划真正体现权威性。通过确立这些制度，实现国土空间有序开发，保证发展的持续性和区域间的均衡性。

（三）推进资源节约利用

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保障，不完善的资源管理方式、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都会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降低发展的质量。我国虽然是资源大国，但并不是资源强国，长期以来资源利用粗放，使用浪费较多，节约集约利用程度较低。因此，中央提出：一是要对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建立严格的保护制度；二是要根据土地、水和能源实现总量控制制度；三是要把资源保护成本、损害成本等要素反映到资源使用价格上，建立较为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建立实施这些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节源”实现“减污”，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了，浪费量也会减少，排放的污染物也会相应减少，污染防治的压力也会减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资源“壁垒”，淘汰一批耗能高、效率低的企业，推动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为那些能耗低、效率高的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四）加强环境治理依靠政府与市场合力

加强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合力，单纯依靠政府的规制和调控是不够的，政府力量还需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政府职责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目的是建立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对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从而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生态功能保障基线包括禁止开发区生态红线、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是保障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粮食、维护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质量需求的安全线，包括环境质量达标红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红线和环境风险管理红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是促进资源能源节约，保障能源、水、土地等资源高效利用，不应突破的最高限值。

其次，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积极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方式。扩大生态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扩展到所有的生态系统。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依据、补偿办法、资金筹措、资金管理等问题。完善生态补偿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生态补偿的执行和监督。

再次，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简单地说，就是无证禁止排污，排污必须持证，排污必须依法。

最后，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也就是说，企业等生产者如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要根据损害程度等因素赔偿损失，特别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主动运用市场功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首先，完善资源型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推进土地、水、化石资源等自然资源要素的价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要素稀缺和环境保护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型产品和要素时的主导作用，形成灵活的经济杠杆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

其次，培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发展环保市场，改变目前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发育滞后，尤其是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低、环境服务业发育不良、产业层次不高、市场规范不够等问题。

最后，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和交易制度。碳排放是当下影响地球气候和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碳排放的交易既是实现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机制，又是控制国内碳排放的重要手段。作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我国不但要建立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包括各省、市、区之间的市场和国内重点行业大中型企业之间的市场，还要建立与欧盟、亚太等地区对接的碳交易市场。可见，加强环境治理不仅要政府调控，还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手段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治理生态环境的合力，构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治理体系。

（五）落实保护生态环境责任制

长期以来，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单纯追求GDP的数量增长，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了“绿水青山”。虽然短期内经济增长了、税收增加了，但留下的却是污染的环境、破坏的生态、枯竭的资源，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巨额的资金来恢复、修复生态环境，即使算经济的“大账”也是“吃亏”了。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在于发展绩效评价不全面、保护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损害责任追究缺失等因素。因此，明确地方党委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责任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一大突破。一是明确了党政同责。实行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生态文明建设一岗双责制，明确了责任承担对象。二是逐步改变单纯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评价机制。通过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并实行差异化绩效评价考核。三是终身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一方面，对干部离任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客观评价其任期内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情况，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要追究责任，不让这些干部“带病提拔”；另一方面，充分考虑部分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的滞后性，对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终身追究责任，为其任期内开展决策套上了“紧箍咒”。

（六）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健全环境信息公布制，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环境治理新格局。应特别注重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立体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全国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联网共享，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实现生态环境监测和监管有效联动。

一些环境信息由于不公开、公开不完全或不及时公开，往往容易造成“信息黑洞”和“信息真空”，使得真实情况没有及时让公众知晓，而一些片面、偏激甚至错误的看法往往容易扩散、放大，进而占据舆论的高地，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情绪。通过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可以让公众及时、准确掌握环境信息，引导大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让环境违法行为暴露在阳光下，增进公众的信任度，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只有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才能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就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46]

一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47]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国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要不要对外开放，而在于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也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以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所以，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对外开放又是具有独立和确切内容的。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 世纪90 年代，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无论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从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对外开放的一致性，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毋庸置疑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从不讳言。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虽然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但在最近二十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而言，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各方利益。”[48] 中国借助改革开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并且，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的条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与自身所处新常态相符的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

与之相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化大革命”中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当年，我们推动复关谈判、入世谈判，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无疑是选择了正确方向。

20年前甚至15 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49]

也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50]

二开放发展的新阶段

当今中国的开放发展之路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而言，有利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深层次的矛盾、风险与博弈也前所未有。

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比如，从经济总量来看，G7 的GDP总和在2015 年占到全球GDP总和的46.56%。又比如，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2015研究前沿》报告显示，在全世界100 个热点科学研究前沿和49个新兴研究前沿领域中，美国在143 个前沿领域都有核心论文入选，且在108 个前沿的核心论文数量都排名第一；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突破基本上有八成来自美国。

二是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西方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总体保持复苏势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新变化，但国际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还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 年全球关税税率达6.8%，其中高收入国家为3.91%，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8.01%，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8.41%，低收入国家为11.51%。图4-2展现了金砖国家自2000 年以来的GDP增速情况，从中可见，近些年各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GDP增速下滑，只有印度从2012年以来增速开始有所加快，但仍未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三是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四是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我国对外开放从早期引进来为主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

以金融为例，中国的金融机构至今仍对企业投资海外所需的贷款持审慎的态度，严格控制贷款量，这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责任，但其更多地负责与贸易有关的贷款，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贷款相对不多，并且仅有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对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才有资格通过层层审批申请获得贷款，相应地，企业的融资成本很高，还投入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

此外，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险种少、费率高、额度低。到目前为止，商业保险公司还未向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针对政治风险的险种，政策性机构则更多地向大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相关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则上向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给予风险保障，但其更多地关注国家重点项目的投资保险，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的业务十分有限。

三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要不要开放、要什么样的开放、如何更好推动开放等重大命题。报告指出的全面开放内涵丰富，既包括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也包括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为此，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和投资布局，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从而驱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的开放理念、开放战略、开放目标、开放布局、开放动力、开放方式等，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开放的路线图，推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以下三个方面将是形成开放发展新格局的主要着力点。

（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激发贸易和投资活力自2012年起，国际贸易增速连续3 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其中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更是下降8%。如果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当气滞血瘀、难畅其流时，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因此，重振贸易和投资，让世界经济这两大引擎重新高速转动起来，是开放发展理念的重点之一。开放发展应通过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及市场深度融合。

第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报告提出了3 项重要举措：一是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就是坚持以开放促开发的思路，完善口岸、跨境运输等开放基础设施，实施更加灵活的政策，建设好自贸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打造一批贸易投资区域枢纽城市，扶持特色产业开放发展，在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开放型经济新增长极。二是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2013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多方面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批改革创新重要成果。下一步要着眼于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质量，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鼓励地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形成更多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三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港。我国海岸线长，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51]

第二，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就是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转变，从依靠模仿跟随向依靠创新创造转变，从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一是加快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平台、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鼓励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品牌产品出口，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二是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鼓励文化、旅游、建筑、软件、研发设计等服务出口，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三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逐步完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健康发展，打造外贸新的增长点。四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消费品等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造世界各国展示国家形象、开展国际贸易的开放型合作平台。

第三，完善投资布局，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把利用外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应以制度和规则层面的改革作为发力点，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的原则，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推进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开放发展、构建竞争优势的强大动力。

第一，建立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目前，全球引资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国家要素成本比我国更低，政策优惠力度比我国更大。培育引资竞争新优势，不是竞相攀比优惠政策，而是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法治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重点是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第二，放宽投资准入，完善境外投资管理。近10 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27.2%，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总体看，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够强，非理性投资和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领域潜藏着风险隐患。对外投资既要鼓励，也要加强引导。报告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具体看，既要有序放开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更要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允许企业及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第三，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第四，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要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

（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建设“一带一路”和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应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让沿线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沿线国家对中国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可见，“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据世行、亚开行测算，2010—2020 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达8000 亿美元。建立亚投行，主要是为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以及亚洲各国在深化合作方面的愿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将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给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全球治理的实质，是大国及主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向国际社会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治理中，大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着其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作为此前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与西方国家趋向衰落，其继续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和欧洲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之际，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之时。这一“减”一“增”标志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显现出领导力的增减。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历史契机。

近年来，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不断推进国际经济战略调整，提升构建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参与水平和参与能力，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于优化国际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着力筹建海外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中国的举措显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态势，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这将进一步优化国际货币体系，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秩序重构中的影响力。

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机制建设为弥补原有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能力不足带来了新机遇。在现有全球或地区开发性金融领域，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主要的融资平台。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侧重于减贫援助，并且可提供的融资规模远远难以适应弥补巨大资金缺口的需要。

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基础设施为重点投资领域，具有较强资金实力，不仅有利于提升新兴经济体参与金融秩序重构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多边金融体系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而且有利于提升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的融资能力，满足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亚投行和原有多边机构之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关系。目前亚投行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正在一些具体项目方面加强合作，进一步彰显了这些新机制的开放性和合作精神，契合了实现全球经济联动和包容性增长的迫切需要。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为新时期全球互利共赢合作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促进共同繁荣。从合作目标来看，是实现参与各方互利共赢、区域绿色发展和各国民心相通；从中国的作用来看，是更好地履行大国责任、促进陆海统筹和东西双向开放。这些理念和举措适应了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与治理改革的新要求，也是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区域合作模式的重大实践，对于实现参与各方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为此，要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战略互信，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第二，聚焦发展这个根本，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空间，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第三，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与相关国家商谈优惠贸易安排和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加强海关、检验检疫、运输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第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第五，建立多层次的人文合作机制，推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青年、媒体、智库等领域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四是积极推动G20 自身的机制改革。G20 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和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国际模式。目前，G20机制存在执行力、协调力、领导力三个方面的缺陷。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使之不再只是一个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而应随着世界秩序的大调整而转型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中国在推动这一转型进程中，无疑应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在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大国共识与合作，更是G20 机制改革的基础。中国正致力于倡导 G20 国家间的政治合作，打造合作平台，创新机制建设，推动G20 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而为经济增长与繁荣、全球经济治理，开创新愿景，提供新动力。通过这个平台，中国正在推动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从清谈到行动转变，更加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着眼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在G20的发展历程中，2016年9月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对世界和中国而言都意义非凡。对世界而言，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8 年，但世界经济仍未重回正轨，旧问题尚未解决，新挑战不断涌现。对中国而言，杭州峰会正值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和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多国经济深陷低迷泥潭难以自拔之时，中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不仅担起了稳定世界经济的重任，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加强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是该方案的亮点。

这一理念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理念与经验，同峰会主题以及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发展理念正在成功“全球化”。此外，杭州峰会还提出，G20有必要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期政策并重转型，这标志着G20 机制改革正逐步向纵深推进。

未来，中国还可适时提出 G20 机制常设化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应体现对上述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失衡的改革，机构设置透明、专业、公平，奉行廉洁，追求效率。未来，G20应更多采用第三方监督与评估的方式，邀请专家或国际组织就某问题的执行情况为各国评分，借此敦促各方落实承诺。

共享发展理念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可见，邓小平同志借鉴古人的“小康社会”概念，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逻辑上已经包含了共享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17—18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迅速发展，它“像用了魔法一样唤醒了沉睡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52]，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两个对立的阶级——拥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集中反映了底层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抗争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就是实现所有人的权利平等、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

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人民群众不能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这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造成的。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53]，然后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公有财产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经济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被彻底消除，国家机器将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于是，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被彻底消除，社会共享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真正实现。

列宁则把社会主义经济比拟成一个“国家辛迪加”，即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大公司。在这种体制中，国家机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斯大林把“国家辛迪加”从一种理论转变为现实的经济模式。在斯大林授意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机关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关键特征。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一度在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占据权威地位。不过，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实践，由于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这表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实践，最终偏离了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中一直致力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54]

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前出现的曲折和失误，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55]，“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56]。邓小平同志按照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7]。“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58]

此后，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59] 胡锦涛同志也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60]。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要求明确写入党章。

如果以“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为理论基石，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就是以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于是，共同富裕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最根本目标，共享发展的理念也自然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61] 此后，在2015 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6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其二，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其三，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其四，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二实现共享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从实现共享发展角度看，中国的成就与挑战并存。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5年的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 年的134 元提高到2015 年的11422元。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7 亿多人摆脱了赤贫状态，世界银行减贫统计数据显示，在1981—2011年间，世界脱贫人口的81%来自中国。

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个时期内，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程度均有所提高。仅就收入差距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78 年的2.56 倍扩大到2007 年的3.33倍；加上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总体基尼系数持续攀升，2008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1 的峰值，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决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对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分析，发现各发达经济体在收入结构上都存在一个以不平等为特征的倒“U”形曲线：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早期阶段，不平等程度扩大，其后一段时间保持稳定，直至工业化后期，不平等程度才逐步缩小[63]。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加上中国的农村人口众多，二元结构尤为突出，劳动力从农业、农村向工业、城镇的转移过程必然较长。因此，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要使这一趋势发生逆转，根本出路是要继续加快推进工业化，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也有关系：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资源产权的模糊以及行业垄断的存在推动了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难以根除，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和改革滞后阻碍了机会均等的实现，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的不均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来加以解决。

由此看来，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在发展和改革的特定阶段中出现的，从根本上说要靠进一步加快发展、推进改革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保证机会的均等和过程的公平，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极为精准：“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 ‘蛋糕’ 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 ‘蛋糕’ 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64]

遵循上述政策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第一，“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整体上跑赢了GDP；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双双下降，前者从2007 年的3.33 倍降至2015 年的 2.73 倍，后者从 2008 年的 0.491 降至2015年的0.462；第三，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第四，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持续提高，城乡统筹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我们仍需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依然突出。毫无疑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在最后5 年决胜阶段，既要用发展的办法做大蛋糕，又要用改革的办法构建更具共享性的蛋糕分配机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三坚持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65]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体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中。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下四个方面是按照这一方法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重点领域。

第一，两个翻番目标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这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201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9 万亿元，按照不变价计算，2015 年已增长到59.6 万亿元。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81.8 万亿元。按照目标导向倒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6.53%。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依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难以保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目标，必须挖掘新的增长源泉，即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按照问题导向顺推，只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获得新的增长源泉，创造更多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切实保障蛋糕不断做大。

第二，人人都有更多获得感与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因而，仅仅达成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数量目标并不意味着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而必须明显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提高其均等化水平，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政策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在今后短短4 年左右时间实现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小康目标，仍需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从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经验看，再分配政策可以把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降低36.2%。这表明，在不损害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在财政税收、扶贫济困工作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有发挥政府再分配作用的巨大空间。

第三，全面小康的要求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如果到2020年我国仍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就不能说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到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党中央作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调因人因地施策，分类扶持贫困家庭，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措施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扶贫方略，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方法论。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政策托底。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从供给侧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概括也规定了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指明了达到目标需要在哪些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进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但是，涉及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传统产业和企业职工转岗。因此，要特别关注那些受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影响的劳动者，如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者、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和进城农民工，既以社会政策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托底，又加强培训、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其尽快转岗就业或创业。

四在发展中保障与改善民生

从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角度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应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小康”，这是对发展水平的要求；二是“全面”，这是指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正是对这两个关键词之间逻辑关系的高度概括和生动阐释。

从更深层次上说，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出GDP增长或者翻番类的目标要求。这固然反映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已不再是中国经济特征的现实，以及强调改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政绩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把宏伟目标更直接更鲜明地指向发展目的本身，把提高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加突出出来，立足于围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第一，把就业当作最大民生举措来促进。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更加充分的就业，才能使人人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提高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问题的新特征也日趋明显，即在总量性就业矛盾趋于缓解的同时，摩擦性和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愈显突出，提高就业质量的任务更具挑战。解决摩擦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增强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匹配性。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增强人力资本禀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则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政府应该从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为主的政策手段，转向更加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就业质量，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

第二，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经济理论和发展经验都表明，劳动者工资增长从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基础和源泉在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持续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经历了一段反超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补课”阶段之后，由于工资上涨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支撑，过去一两年已开始略有减速。为了确保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乃至更长期更可持续的收入提高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资本替代劳动，即以机器或机器人替代人工，这个过程的节奏需要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相匹配，否则会导致资本报酬下降和排斥就业的不利结果。二是提高作为劳动生产率组成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足见其重要性。三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是资本替代劳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

第三，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提高人民收入的抓手。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一个指标。根据定义，其所度量的是有多大比重的人口处在远离均等分配的状态，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既是收入分配改善的标志，也是改善不平等状况、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的途径。随着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保持人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关键，在于脱贫之后，这些群体的收入能够保持继续上升的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保持劳动者横向流动的势头，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区域、城乡、产业和企业之间流动，微观上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宏观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政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实现纵向流动，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打破社会身份的固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消除阻碍劳动者横向和纵向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第四，决不能让一个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必须注重补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这块短板，着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还存在各种因素造成的贫困现象。从群体角度看，特别要关注农村贫困人口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等特殊困难人群；从区域角度看，农村、边疆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只有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从培育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促进发展机会均等化、完善发展的基础设施等环节入手，才能使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第五，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途径，既包括政府努力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需要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以最广泛地汇聚民智、最大限度地激发民力，实现全民共建共享。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乃至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标准，取决于市场产品和公共产品（服务）的不断增加和公平享有。

在市场产品供给领域，要坚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提供激励信号的原则，让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致富。在这方面，发展共享经济大有可为。所谓共享经济，是指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为桥梁，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个体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协作行为，使得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取收入的经济形态。从理论上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交易主体之间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各类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了有效供给，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了信用缺失问题。同时，共享经济还增加了从业者的自由度，增加了普通人的发言权，也使得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异化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鼓励市场竞争、构建从业者的社会安全网络、建立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是政府在发展共享经济方面应提供的公共品。

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强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共建能力，增加供给数量、丰富供给类型、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第六，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福利的提高不能超越阶段。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渐进的过程，以发展和社会财富扩大为前提。因此，要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蛋糕”做大了需要公平分享，而公平分享的前提则是“蛋糕”不断做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既讲“同步”也讲“同时”，使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丰富了以前“两个同步”的含义，也就是明确强调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也要避免相反的情形，即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不至于使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提高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缺乏可持续性。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 美元，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依然存在矛盾。无论加强社会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出超越阶段的目标和要求。当前，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等严峻挑战。应始终牢记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雄厚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