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创建和发展该学科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和主体内容。党的十九大在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大政方针，就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制定了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党的十九大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地位。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会议指出，5 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可以用“七个坚持”来概括：（1）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3）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4）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5）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6）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7）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主旨鲜明、蕴涵丰富、贯通历史、回应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构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奇迹”，其中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理论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应当立足国情和发展实践，学习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既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新概念表述，而是具有丰富深厚思想内涵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一方面讲的是新时代与历史的关系，新时代主要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角度提出的，不是历史学的时代划分概念，不是要割裂历史、另起炉灶，而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第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一方面讲的是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新时代就是围绕任务开启新的征程。第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一方面讲的是新时代与人民的关系，新时代靠人民创造，由人民享有。第四，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一方面讲的是新时代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新时代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五，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一方面讲的是新时代与世界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一判断，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新特征，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供了时代坐标和科学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时代潮流诞生的，也是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壮大和成熟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时代特点、直面时代课题，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不断展现蓬勃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正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具有充分的时代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这一判断首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变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党的历史上、在新中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既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一脉相承，又有很多与时俱进的新特征，比如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新飞跃，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有重大创新，党推动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有重大转变，我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有重大变化，对发展水平和质量的要求比以往更高，等等。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来思考来谋划。

这一判断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揭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症结所在，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努力，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当前和今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水平的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我国发展全局必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来思考来谋划。

这一判断同时基于党的奋斗目标有了新要求。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顶层设计和精心谋划。党的十九大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明确要求，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安排。从2020—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 年，到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不仅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路线图、时间表更加清晰，而且意味着原定的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提前15年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则充实提升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既鼓舞人心又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宏伟新蓝图，同样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来思考来谋划。

这一判断还基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变化。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我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树大招风”效应日益显现，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和国际势力对我们的阻遏、忧惧、施压有所增大，这同样是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现在，我国发展同外部世界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不断增强，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也充分考量了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的新变化。

总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在科学把握时代趋势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科学把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已经遇到、将要遇到、可能遇到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基础上作出的。这一判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更是党的十八大之后5 年来全党全国人民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光明未来的必然要求。

二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以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为标志的“站起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以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富起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以及以2012 年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目标为界标的“强起来”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必然是建立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站起来”的经济基础。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彰显“富起来”的战略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解决这一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各个方面的新要求。与“强起来”主题相适应，党的十九大规划了“强起来”的整体战略和战略步骤。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上，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然后分两个阶段，到21 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阶段，一是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 年到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揭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的理论贡献。1979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 此后，又几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特别是在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论断，并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

如果我们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就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市场经济通过鼓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探索，来调动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提高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创造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6]；另一方面，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角度来看，市场机制通过促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不断推动就业岗位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这显然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以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为指引，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7]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20 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8] 实践证明，根据我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显示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法的强大力量，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光明前景。

四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也是胸怀世界，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这与西方政党和国家不言而喻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外交理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早在1956年，在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 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79 年邓小平在向来访的日本客人解释小康社会时指出：有了这个（经济）总量，就可以做一点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也可以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根据时任译员的同志回忆，在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这句话被正式表述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9]

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1.2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826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划分，即低于100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06—3955 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956—12235 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1223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中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期在2022 年或2023 年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具备了更强的能力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成功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不仅指导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也以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理论创新成果，为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0]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明确学科发展的指导原则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1]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一个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体系，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皆可为我所用。那么，哪些核心要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体系呢？下面，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分别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总结提炼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实践、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四个方面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原则。

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套深刻、宽广、辩证、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以狭窄、封闭、细致、精密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吸收西方经济学在具体问题分析和某些研究方法上的优点，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继承与发展，从而更加全面、科学、深刻地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运动过程的基本规律。

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品质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文明演进与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历史大背景。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12]

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看，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学说。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等一批文化和思想大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伟大的科学家或文艺巨匠，但他们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对社会构建的思想认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产生了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形成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思想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在对所处时代和世界深刻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最终升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1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1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是《资本论》，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标志。学好《资本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巨著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总结、批判地继承前人经济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书中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检验，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15]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读《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1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7]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8] 此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得出以下结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19]

尽管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涵有着一些不同认识，例如，有的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有的认为是专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有的则认为是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统一，等等。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全书中没有一处提到过“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但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为马克思已准确无误地阐明《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是一个综合体，并不是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而能够全面涵盖这些内容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

实际上，马克思在以后的修改中也确实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改成“资本主义生产”一词。同时，马克思还阐明，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20]。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研究商品和货币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总过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阐明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律，诸如价值与使用价值原理、劳动的二重性原理、剩余价值理论、分配原理、消费原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和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本增值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等。这些原理和规律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和血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是科学的，主要是从立场和方法论上给我们以指导，然而，其中一些原理和规律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共性，诸如劳动的二重性原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原理、供求原理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等，就是既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的，它所揭示的许多原理一方面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适用范围。

例如，对于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资本论》所阐明、揭示的许多原理和规律，则不能加以简单套用。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学家们，既要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和规律是普遍的真理，却又在尝试用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时，颇感捉襟见肘。

为摆脱这种“两难境地”，计划经济理论家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理论和基本概念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机械的改造。例如，将商品经济换为产品经济、将资本改为资金、将剩余价值变成利润等，使之成为用来指导计划经济实践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无序性等弊端进行分析时，曾提出过在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样一种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计划的设想，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这样做。而且，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

由此可见，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把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或者脱离发展阶段，套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设想，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以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设想，在被援引来指导和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实践中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话，那么，其关于市场经济特征和运行规律的论述，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内在发展规律都具有共通性，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则都具有适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未过时。与此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也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学习和掌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并善于运用这些科学理论去指导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21]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需要特别强调，马克思所能做到的只是揭示和批判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百多年来，人类的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修补，市场制度的各种具体机制也趋于精细化、复杂化、多样化。西方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如凯恩斯、熊彼特、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在这些领域的理论架构探索或政策方案设计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要看到，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生产过程与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利益矛盾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在论证的严谨性、资料占有的丰富性和观点的新颖性上都有独到之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静止的，而在20 世纪和21世纪，与现实的变化相对应，与时俱进地获得了广泛、深刻和长足的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理论优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奠定了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政治导向明确，根本立场旗帜鲜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之所以使用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学科概念，是要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虽然从表面看，许多西方经济学流派似乎不讲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经济与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从来也没有截然脱钩。从理论层面看，强调制度重要性的政治学与强调个体选择方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在重新融合成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全面运用于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从现实层面看，经济学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未能同等和充分受益的呼声并没有引起工业化国家政治家们的重视，而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受损后，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乃至形成反移民、反贸易和投资协定、退出一体化机制等呼声，以致威胁到政治家的选票时，后者往往表现出反全球化的政治倾向，而一些经济理论也闻风而动，及时提供理论依据。正因为如此，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表示不喜欢“经济科学”这一表述，而更喜欢“政治经济学”这一表述，因为后者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22]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经济现象，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背后，着力分析基本经济因素，从而揭示出市场经济中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探求事物本质的目的。这一过程也是建立联结基本关系与运行机制和现象形态的桥梁的理论探索过程，其深刻性是侧重于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实现优化配置等具体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难以企及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格外重视经济利益矛盾的分析，强调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演变是决定经济关系变化趋势的直接原因。马克思理论体系当中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资本集中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理论要素均是以各种利益矛盾的发展为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地分析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经济利益矛盾及其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精神实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理论工作者同样需要根据特定的经济关系，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探究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协调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相对而言，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内核则展示了市场机制的完美性和均衡性：市场中所有的决策者都是经济人（其内涵是追求货币利益最大化、拥有完备的信息和知识、偏好稳定、计算能力精确），都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进行选择，在市场机制的指引下，通过积累适量信息和其他市场投入要素，导致均衡状态的出现（也就是使得每个人的基于一组稳定偏好的效用达至最大）。这表明市场机制足以协调所有个人利益，达至帕累托最优。

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一结构精妙的架构，却显然无法解释现实当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公共品、垄断、分配失衡等各种利益矛盾现象。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底盘”的必要性。虽然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自己并不承认，他也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对于西方国家收入分配的分析，无疑受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他除了把自己的篇幅巨大的专著称作《21 世纪资本论》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重视研究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又重视研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立场，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研究放在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绝不能有所偏废。一旦偏颇于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能显现出来，甚至会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失败。前车之鉴，教训惨痛。当然，有关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以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将经济分析的视野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把技术、制度、偏好、人口、预期等各类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力图为分析各种因素提供基本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我们每一个人在阅读《资本论》的时候，都无不惊异和折服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这也是封闭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

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声称，自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出现，宏观经济学开始具有微观基础。但是，事实上西方宏观经济学仍然抽象地把经济危机简单地归结为想象出来的宏观经济变量，形成了一系列与事实不一致的理论结论和政策主张，从而使这一学科陷入巨大的危机。[23] 而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引用了下面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微观动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4]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我们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现象的指导思想和逻辑基础。与此同时，它并不是教条，也没有穷尽一切真理。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为我们观察、提炼、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分析框架，构成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给我们留出了继承和发展的余地。

二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26]

经济学界早已认识到，在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的卷帙浩繁著述中同样积累了深刻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西方世界的古希腊、古罗马经济思想交相辉映、各具特色。孔子、孟子、管子、墨子等先秦诸子，司马迁等史学家，范蠡、桑弘羊等理财能手，严复、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都留下了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这一点在国际学界也得到了普遍认可。

例如，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其鸿篇巨制《经济分析史》中发现，人类最早在经济分析方面努力的痕迹可在古代中国找到，我们可以从孔子和孟子的著述中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实际上，许多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各国，的确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影响远较罗马学说、基督教思想、《圣经》等重要，尤以对于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最为显著[27]，而后者被公认为是以亚当·斯密为标志的现代意义上经济学的重要来源。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些严肃的经济分析著作，如李肇义的《中国公元前3 世纪的主流经济思想及其对重农学说的影响》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等，则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着与西方大异其趣的独特理论风格。仅以“经济”一词内涵的中西差异为例，就可以管中窥豹。西方的“经济”含义比较微观，所含范围很窄。根据熊彼特的考证，“欧洲人的文化祖先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初步的经济分析是一个微小的，甚至很微小的成分。……他们的经济学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标签：他们的所谓经济，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他们把经济推理与他们有关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糅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课题本身而研究经济课题。……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济思想，也许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鳞半爪”[28]。可见，西方人所使用的“经济”概念主要局限在家庭理财层面，并无国家繁荣层面的含义。这或许与西方人先有政府，后有国家，其国家观念形成较晚有关。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天下为公的家国天下观和民为邦本的国家政治经济观，国家观念的形成远早于西方。于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家也将国家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作为关注的焦点。“经济”一词也被赋予经世济民的含义。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的考证，早在4 世纪初的西晋已正式使用“经济”概念，《晋书》中便有记载。宋以来“经济”不仅普遍使用，而且出现了不少以此命名的书籍。“经济”的内涵基本不出“经国济民”等传统含义，并有不少是供科考用的，说明入仕要求懂“经济”。

中国虽很早就有“食货”“货殖”“理财”“富国”等比“经济”具体得多的语词，但在“讳言财利”的时代，其宏观性、整体性、政治性特征，决定了“经济”具有远较“财利”重要的意义。最早使用“经济之学”的是《朱子语类》，而到了清代，“经济”不仅有“学”之名，还有“学”之实，是学校的习学科目，而且还被列为制举特科。[29]

当然，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还是接受了“西学”之后的事，然而却不能说这门学问完全是或只源于“西学”。上述历史回顾表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有着深刻的东方文明烙印，刻画的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进一步分析，由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这就使得中西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命题，这一命题的中心问题是“天”与“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也即西方哲学中所讲的物质世界及其内在运行规律；“天人合一”，就是大自然与人浑然结合为一体，也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以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述，它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30] 在“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天与人并未有主从之分，但由于传统中国哲学偏重于伦理哲学的研究，习惯于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落脚点来认识事物，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维框架，这与西方哲学的“人—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人”的思维框架与认识路线是明显不同的。

同时，中国儒教在数千年中形成的忠君报国、强调集体主义、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与道德规范，也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氛围有着明显不同。将这种思维框架和道德规范引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人就不再是冷冰冰的经济人，而是活生生的社会人；社会经济关系也不再是西方经济理论中那种抽象为某一种类型诸如商品、资本、劳动或人与物的单纯或单向关系，而是一种以复杂的人为主体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感情关系；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或某个具体范围，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

如此看来，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精华加以提炼整理后，完全可以使其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程中绽放光彩。尤为重要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所积淀下来的对于中国人在哲学思维、价值偏好、行为目标、约束条件等方面的微观作用，以及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宏观影响，恰恰是“中国特色”的重要构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涵盖和充分考量的方面。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基于中国的文化、历史与哲学传统来研究中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的经济学，简单照搬西方理论，不仅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甚至可能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也南辕北辙。

三总结提炼改革开放发展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3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不断根据新的实践推出新的理论，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32]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顺序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进程生动体现了理论创新对改造现实世界的重要价值，也深刻揭示了理论创新源自实践探索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在新形势下，必须发扬这一优良学风，从我们的成功实践入手，同时总结付出代价的教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如上所述，我们在若干领域已经具备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概括，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也将为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33] 我们要深刻领会并不折不扣地践行这些思想，不断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使中国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在世界赢得话语权。

中国经济学家立足改革开放发展实践，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是独特的，是因为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在整个经济改革及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同时伴随着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在整个改革期间，经济发展恰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逐渐弱化的过程，直至消除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发展是匀质的和一元的，在解释和理解中国这种比刘易斯模型本身更加典型的二元经济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借鉴以往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创建中国特殊的发展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经济体制的转轨通常需要遵循某些固定的教条，即所谓“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揭示了“华盛顿共识”作为改革目标的真实含义：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主要是价格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34] 在那些改革之前就先验地有了一个蓝图的国家，无一幸免地被所谓“华盛顿共识”左右，形成各种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方案和路径。[35]

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并不适用于许多国家的特殊国情，并且往往产生误导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结果。连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创造并推行著名的“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本人也承认，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远为成功。2003 年11 月，他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次演讲中感叹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相比，其优越之处不啻天壤之别。[36]

中国在改革之初并没有形成一个改革蓝图和推进的时间表。因此，最初的改革除了获得来自高层决策者的政治支持之外，不可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然而，恰恰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改革注重实际效果的渐进性质。然而，中国的改革道路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下而上”的推动方式。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理论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支持。

之所以会有人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经济理论[37]，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改革期间基本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这恰恰是许多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没有能够做到的。然而，与得出这样结论的逻辑相反，中国在改革期间实现的宏观经济稳定，也是从特殊的国情出发，形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也是独特的。中国改革期间，恰好是现代经济学中和经济政策领域自由主义最为甚嚣尘上的时期。如果按照流行教条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显然是会带来灾难性结果的。但是，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还是中央政府在制定规划、宏观调控、协调地方和部门利益，以及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方面的作用及其效果，尽管也有不成功之处以及弊端，但是，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不同于任何“共识”或教条的模式和结果，并引起诸多的赞叹，引发人们尝试用新的理论解释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差异。[38]

转轨经济通常存在一些不同于处于稳态的市场经济的特征，这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提出特殊要求，也与常规状态不尽相同。首先，在一个长期远离市场经济的国家，即使已经启动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还尚不完备。如果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足以完全无障碍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话，让遗留下来的计划机制起补充的作用，则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巨大冲突。相反，以特定的政府职能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则对于未来的转轨不会产生根本性阻碍作用。

其次，在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用体制尚不健全。同时，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有在失信的情况下，自动保护交易各方利益的功能。在市场机制与计划手段交接过程中形成一些制度真空的情况下，市场交易各方诚信的缺失，则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加以补充和维系，即为了保持市场的运转，政府出面对相关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诚信担保。

最后，在市场发育的初期，企业家尚不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方位施展的人力资本。作为对企业家能力的一种补充，政府有必要履行更为积极的经济职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成为跑项目和进行谈判的主角。当然，这些因素都不否认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政府经济职能面临重大的转变，并且十分紧迫，任重而道远。

以1978 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所以，国内经济发展与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第二，对外开放又是具有独立和确切内容的。初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方面入手；及至20 世纪90年代，中国为加入WTO作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

无论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从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对外开放的一致性，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是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获益者。然而，面对全球化并非可以自然而然地获益，而是需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正确应对。

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特征的生产率改进等必要条件，把人口红利兑现为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在得出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结论时，不应该主要从其出口产品份额和引进外资规模看，而是要依据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进行判断。

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或同时通过三种形式，得以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阻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就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第二，在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39]，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自2009 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持续缩小。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进一步得到提高。

总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宝藏。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4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包含和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

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关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和同步推进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4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功实践，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可以在多个领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以如下三个方面的经济实践和理论概括作为代表，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具有不同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而更适合于解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并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的特征。

第一，赶超型工业化理论。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过程之一。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归功于非暴力的“光荣革命”之后实行了宪政，以及启蒙运动的发展破除了封建的意识形态，等等。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同样的路径，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反而徘徊于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按国际标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而我们所走的，显然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发展至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国有经济的有效转型、非公有制经济的破茧而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均构成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动力。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抽象概括出其成功要素和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必定可以对世界的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要素。

第二，人口红利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因为在经济增长潜力未被充分开发的情况下，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吃饭问题殊为不易。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充分兑现了潜在的人口红利，人口转变因素则被视为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所倚重的重要源泉。当年的负担如何转化为如今的红利，转变的时代背景、决定要素、关键环节和内在逻辑等，均具有极大的挖掘价值，由此形成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将对发展经济学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和示范意义。

第三，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理论。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政府应该是越小越好，其功能最好也仅限于“守夜”。与之相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有为政府。各级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充分运用蕴藏于政府官员之中的企业家才能来促进市场发育，推动经济发展，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因此，全面总结中国五千年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经验，认真从体制机制角度分析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富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包含一个从全局利益出发，阐述良治社会下政府应有的作用及其行为规范，刻画政府、企业、居民的分工与合作机制的理论模型。[42]

四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43]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实践的起点。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干部群众思想上的疙瘩。[44]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西方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指出其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45]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当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是因为它对西方经济现实给予具有一致性的解释和预测，而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有西方取得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在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既要注重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也要注意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认真研究西方发达经济体过去数百年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其理论逻辑和经验教训，当可形成“后发优势”：冷静判断中国的发展阶段，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避免再走它们走过的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是加速发展自我的有效“捷径”。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是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是成功的秘密和失败的教训凝聚的结晶，谁善于利用这条“捷径”，谁就会很快顺利地到达成功的“彼岸”。否则，就会作茧自缚，四处碰壁而不得其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6]

具体到市场运行的微观层面，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各种具体理论机制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均有着积极的意义，其经验教训同样值得中国借鉴，但也应注意其适用范围，不可滥用理论。西方经济学中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工具，我们都可以借鉴并且创新发展，但是，要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注重学问为什么人而做的根本问题。

以西方经济学中的金融衍生理论和方法为例。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罗闻全研究发现，现代金融工程理论能够有效地帮助人类抗击癌症。抗癌药物的研发是一项失败概率极高的创新活动，为了分散风险，提高投资的多元化程度，金融专家针对这一活动设计了一套资产投资组合工具，将众多的抗癌药物研发机构吸纳进来作为其投资对象，既增强了投资的吸引力，也为研发活动寻找到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显著提高了抗癌药物研发的成功率。[47] 然而，金融衍生工具这一分析技术，只有在可控的范围内被负责任地使用，才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如果不加限制地任由其发展，则可能导致诸如次贷危机之类的惨烈后果，损害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性与局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应当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研究市场经济的，但它们也分别从不同层次、角度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和规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形成了一些适合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优秀成果。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的需要与资源配置、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比较详尽和深入的分析，并达到相当高的分析水平，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在继承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信息、预期因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48]

然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角度来研究市场经济，都将基本制度和社会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不承认经济活动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和社会经济关系在经济运动中的决定作用，不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循环和危机的内在联系，不承认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因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相比，就有着明显的缺陷。

这三大理论体系中虽然都有关于市场经济的科学论述，但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基本范式，彼此之间又有着本质差别和优劣之分。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还是其他西方经济理论，都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提并论，因而也不能将之混在一起去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以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础和主体，去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优秀成果进行兼收并蓄。[49]

总之，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50]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51]。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

概括以上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分析新形势新问题、概括新思路新认识，同时注重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引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发展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概括为“十四个坚持”。这“十四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十四个坚持”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这“十四个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

其中，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52][53]。此外，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内容也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确立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破解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上述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核。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主线；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54]

本节，我们将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协调利益矛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七个方面入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我们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以此为指导，我们党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要求明确写入党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发展奇迹，反复证明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党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55]。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56]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57]邓小平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贯彻和升华。

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规律要求，也具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本质要义，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发展观的新飞跃、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体系的本质规定，因而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只有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区分开来。

为了在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结果。这些成就来自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来自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与环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千百万人民孜孜以求的一个基本理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固然，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是，也不是说在现阶段，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可以无所作为。相反，我们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一步步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5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民生领域取得一系列新成绩。

例如，“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整体上跑赢了GDP增长，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全国基尼系数双双下降；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持续提高，城乡统筹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59] 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60]

实现中国梦，最终要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力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61]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时代，人民的需要有所不同，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就会发生转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近七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只有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及时、准确和科学的判断，才能明确发展方向，制定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7 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彰显出“富起来”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趋多样化，需求层次日益提高，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产的落后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水平离世界经济强国还有距离，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总体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发展理念的变化。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新要求，还必须看到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蕴含的“不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不变”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因“变”而忘记了“不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从经济建设角度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强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指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6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从长期发展视角看，为了实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及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63]。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4] 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正因如此，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实践的关键，是评价改革效果的根本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65]。这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要清醒地认识到，评价中国改革的绩效，必须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绩效作为根本尺度，而不能以所谓西方主流价值观，或是传统保守的理论教条来判断改革的成败得失。

从更为理论化的层面分析，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就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因此，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期间，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如此方可真正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66]

需要看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科学技术，科技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因此，实现创新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和重要部署。

还需要看到，生态环境保护也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着重注意的一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西方的发展理论，在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的一点在于，其认识上的最高点，也仍然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和绿色发展理念，其高度在于在承认和重视资源、环境和生态是生产力的同时，也将发展的目的本身，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纳入其中，形成了手段和目标高度一致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阐述并实践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理论，使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2016 年1 月18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我们学习贯彻这一精神，就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而应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67]。

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都是尖锐对立的。在前者看来，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在后者看来，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拥有市场运行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和充分的激励机制，无法形成真实反映资源稀缺性的市场价格。因此，两者水火不容，“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68]。奥斯卡·兰格等人虽然力图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中模拟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其论证缺乏微观基础，未能将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中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与行为模式进行充分考察，故而并未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问题。

揭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的理论贡献。1979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69] 此后，又几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70]，“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71]，“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72]。特别是在1992 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论断，并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

如果我们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就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市场经济通过鼓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探索，来调动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提高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创造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另一方面，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角度来看，市场机制通过促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不断推动就业岗位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这显然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以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为指引，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74]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20 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75] 实践证明，根据我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支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应当是有机的。一方面，公有制要通过股份制等形式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形成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简言之，就是能够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需要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容的，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同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彼此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相矛盾的地方。市场经济虽然有着自主经营、追逐利润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显著优点，能够比计划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引发一些新的矛盾，诸如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投机性会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产生矛盾，市场的竞争性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76]

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难度不容低估。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77] 具体地看，包括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导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来，如何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等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均有待我们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此外，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观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因此，从其崇尚“看不见的手”的传统来看，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天生具有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倾向。即便如此，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也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发现并深刻揭示了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即由于垄断、外部性、不充分信息、交易费用等的存在，以及不能解决保护弱势群体等问题，市场机制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而排除政府作用、极端化地依赖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恰恰在西方国家造成了经济增长平庸、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进而政治结构发生激进变化的恶果。

正因如此，只有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出巨大推动作用。从中国实践看，正是因为中国的决策者比较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已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例如，有海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成分包括依靠政府管理经济、依靠经济绩效考核官员等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包括中国党和政府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制高点，拥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部分非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和发展战略决定权等方面；“市场经济”成分主要是指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价格，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上三种成分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78]

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就严谨性和准确性来说，当然有待商榷。但是，此类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鉴于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问题上天生具有的意识形态成见和理论偏颇，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上的相容性和实践中的可结合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克服和抑制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意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推进这种有机结合中不断完善和成熟的，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形成逻辑严密、结构有序的理论体系。[79]

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而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恰是一个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适宜边界的伟大试验，有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1978年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表明，完全忽视市场作用、由政府统揽经济事务的经济体制，导致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够快等一系列弊病。因而，改革甫始，这套经济运行模式就作为主要的改革对象。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正是向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中不断注入更多的市场化因素，以便发挥市场机制优势，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调动生产者积极性和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理论界的探讨一度更多的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做文章，形成诸如板块论、有机结合论和渗透论等认识。

1992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接着，在1993 年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正式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中国改革进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整体推进阶段。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民营企业；（4）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5）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6）转变政府职能；（7）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中国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施开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国有企业，重视人力资本和教育，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体制基础。[80] 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其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而是在于很好地运用了国家权力来逐步改革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扭曲的制度结构，引入市场机制，改善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增加了国民储蓄与投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经济高速发展由此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当一些西方学者观察到中国的发展成就后，则以“发展型政府”概括这种政府作用，特别是表现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概括上面。

尽管早期的改革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但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导致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府职能的发挥也应该有所不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下面，我们从几个关键经济领域概括在这个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

从资源配置效率看，土地、信贷、自然资源和部分上游产品的价格仍然被严重压低，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这种体制因素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由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从市场竞争格局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还没有最后完成，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非国有经济在价格、税收、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仍面临着所有制歧视，政府在市场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依然存在，各种经济成分在国家统一的产业政策下各显其能、公平竞争的态势尚未形成。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由于金融、企业、政府等领域改革的不到位，中国的宏观调控无法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提供有效的政策信号，从而不得不过于倚重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可能使宏观调控长期锁定在较低效率的次优状态。

从社会层面看，在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仍占有重要地位，社会性支出仍然不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协调。同时，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使得设租、寻租和腐败现象得以蔓延，贫富差距的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当前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功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有关，也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有关。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就必须破解金融体制、财税管理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垄断行业等一系列改革难题，而所有这些改革的切实推动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也离不开市场制度的不断发育和完善。

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伴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党的十五大指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结束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81] 总书记的讲话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具体阐释：从理论角度看，它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实践角度看，这个重要判断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遵循总书记上述讲话的精神实质，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于政府作用，要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82]

从市场一端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为此要加快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制度保障。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开放促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政府一端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始终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现问题。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崛起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地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同时又不断地用发展的办法化解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的动态过程。历史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的各种由于改革不配套、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而导致的过渡性问题，也需要并且完全可能通过继续推进改革的办法得到根本解决。在更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保障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道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将更为清晰合理。

六协调利益矛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当前，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企业家营造宽松环境，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83]

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理解上述讲话。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化解各种经济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越来越多，阻力越来越少，进而使得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从理论上说，协调好利益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统一起来，就是要在改革的进程中将责任、权力、利益三者统一起来，掌握和运用权力者必须要承担相对应的风险与责任，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就必须要赋予相应的激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权力脱离了责任的束缚，则权力可能被滥用，引发社会失序，而如果责任脱离了利益的激励，则履责也会无效率。

同时，化解各方面的改革阻力就意味着要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处理好改革可行性与改革必要性、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制度创新与依法改革、鼓励基层探索与做好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或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互为补充的关系，且在不同的改革时期有所侧重。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实践已经提供了大量新鲜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构成了中国改革发展的独特之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宝贵的事实基础和理论创新源泉。

例如，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检验标准，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由此看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虽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却是互为条件和互相促进的关系。

再如，就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而言，当农村家庭承包制在一些地区出现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随着家庭承包制的逐步铺开，中央文件也不断扩大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程度。到1984 年，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呈现燎原之势。随后，人民公社被废除，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回归村民自治组织。这个改革过程非常快，仿佛是在实施“休克疗法”。但实际上整个改革过程中体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是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以及各方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的结果。

七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我们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的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84]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享发展作为首次明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赫然在目，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新实践的遵循。[85]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各项实践中得到了突出的贯彻。特别表现在，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各类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取得了一系列民生领域的新成绩。

也要看到，囿于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现象，与老百姓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

党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86]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87]

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88] 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89]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要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保障。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