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1]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实践证明，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也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中国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当年，中国推动复关谈判、“入世”谈判，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今天看来，我们大胆开放、走向世界，无疑是选择了正确方向。[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启示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3]。

中国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4]下一步的开放发展，“必须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5]，并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全面开放，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幅增加，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6]

与之相对应，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先是在鸦片战争之前隔绝于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大潮，接着在鸦片战争及以后的数次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成为积贫积弱的国家。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化大革命”时期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7]

1978年，中国GDP约为3680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年汇率折算，约为1480亿美元，占全球 GDP的1.7%。中国出口额为98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0.7%，出口依存度（出口额与GDP之比）约为6.6%；进口额为109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0.8%。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世界经济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也基本可以忽略。1978年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发生政局变动，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出现全面衰退，但危机并没有波及中国。中国反而在1978年以后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2016年，中国GDP达到了74.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市场汇率折算，约为11.2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15%，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8]中国货物出口额为20974亿美元，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13%，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货物进口额为15875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10%。其中，进口原油3.8亿吨，合计1165亿美元，占世界原油进口总量的18%，是世界第一大原油净进口国。另外，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量的71%，大豆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量的67%。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26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拥有海外资产头寸6.5万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9]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五大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如今，世界经济的变动对中国有显著影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从2007年的23.5%下降到2009年的-13.9%，中国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09年的9.2%，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不得不大规模返乡。[1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变动也对世界经济有较大的外溢作用。国内需求变动成为原油、铁矿石和大豆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外汇储备资产变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各种资产和货币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力，人民币汇率受到主要贸易伙伴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相互依存，高度依赖。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新格局是中国下一步开放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新趋势和国际经济新格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两个特征。[11]

一是中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踏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

中国出口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中国多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中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中国出口竞争加剧。

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据统计，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增速一直保持快于经济增速的态势。近年来，贸易增速明显下滑，连续4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日本都经历了出口快速增长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从它们的实践看，当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就会出现拐点，增速要降下来。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不足1%, 2002年超过5%, 2010年超过10%, 2016年达到13.1%。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之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高比例就不大可能了。

二是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弥补双缺口，加速资本积累和就业增长。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外债来获取外部资金，能够避免过高的还债压力可能形成的对外依赖和引发的政治经济风险，避免短期外债快速流出所引起的金融风险。外国直接投资还能带来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法。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常常被当作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21世纪初期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局面。因此，中国逐步减少甚至取消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从依靠优惠政策转向了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2003年的2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了2016年的1276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达到并略微超过吸引的对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中国从一个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大体平衡的国家。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超过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且直接投资净流出规模会越来越大。实际上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已经大幅度超过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

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格局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也表现出了两个特征。

一是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率下降，并“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12]。

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的10年（1998—2007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为4.2%；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8年（2008—2016年），世界 GDP 年均增长率下降至3.2%。长期的平均世界GDP增长率下降，是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体现。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和增长率下降，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以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为主要代表的货币政策。这些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在危机爆发初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的效果不佳。长期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带来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和财政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长期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会带来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问题。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不是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正确处方。

世界经济走到了一个新的关键当口。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如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是世界经济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13]

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份额达51.1 %，这是历史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 GDP 占世界 GDP 份额首次超过一半。此后，该份额稳步上升，至2016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已达58.1 %。与此同时，我国按现价美元计算GDP，于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于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世界前十大GDP大国中，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按照现价美元计算，有三个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近年来，虽然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有所衰退，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是中国、印度等仍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整体上仍然以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在增长，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仍将持续上升，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也将随之逐步增强。

与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相伴随的是，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成为一种大趋势。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道远。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所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这个世界，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14]

在这样一个世界，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新趋势和国际经济新格局，必须从在国内推动对外开放和在国际上推动合作两方面入手。

在推动对外开放方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

推动对外开放，还要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需要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做好三件事情：第一，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二，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第三，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15]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同于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掠夺式开放战略，也不同于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零和博弈式的开放战略，而是建立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上的开放战略。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国际上有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一些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是不符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战争好似魔鬼和梦魇，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痛苦，必须高度警惕；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必须精心维护。当今世界，战火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依然身陷炮声硝烟之中，无数妇女儿童的生命面临着严重威胁。一切有良知、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应该行动起来，共同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6]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17]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有三个内在要求。

第一，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第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第三，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18]

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经济上要求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这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倡导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9]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是中国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两个大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的GDP是11.2万亿美元，全球 GDP 是75.3万亿美元，中国 GDP 在全球GDP中占15 %；美国GDP是18.6万亿美元，在全球GDP中占25 %。如果未来中国仍然能保持年均5 %左右的实际GDP增长率，那么，十几年之后，中国 GDP 在全球 GDP中的份额将提高到25 %。这说明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在经济学上，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在于：小国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大国能影响价格。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经济有较大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背景是：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8000多美元，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这说明中国国内还有艰巨的发展任务，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

从这两个背景出发，就会得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影响力的战略目标，就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过去中国对外部经济环境没有影响力，只能接受和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今天中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自然希望利用这种影响力为中国争取到更好的外部环境。什么是更好的外部环境呢？有利于国内发展的环境就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的环境就是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要实现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对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出了指导意见并进行了具体部署。其内容主要包括：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需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坚持与世界融合和保持中国特色相统一，坚持统筹国内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坚持把握开放主动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还需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与践行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家外交战略紧密衔接，科学布局，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握好开放节奏和秩序，扬长避短、因势利导、有所作为、防范风险、维护安全，积极探索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新路径、新体制。[20]

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一方面，要在保持外贸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尤其是要针对未来中国经济将以制造业增长为主转向以服务业增长为主的特点，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注重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另一方面，要高举贸易开放的旗帜，实行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赋予自由贸易实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1]同时，也要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

第二，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一方面，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对境内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22]

第三，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建立“走出去”新体制，需要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还需要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23]

第四，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这就要求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建立“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理制度，以及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4]

第五，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对外开放的安全工作，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坚持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建立系统完备、科学高效的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有效管控风险，切实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建立“走出去”风险防控体系，构建经贸安全保障制度，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25]

随着时代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26]。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需要继续稳步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27]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中国获得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基础。要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首先要加强这个基础，即持续加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这就要求中国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持续发展经济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要理念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等。这些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要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我们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8]

习近平主席还指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强调四个原则。第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适应形势变化，广纳良言，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29]

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需要充当好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是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维护者。

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征，即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动力转换。增速换挡是指经济增长率从10%左右的高速转换成5%—7%的中高速；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需求结构从以出口投资拉动为主向以消费拉动为主转变；动力转换是指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常态，中国政府提出了五大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其中，开放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为了践行开放发展理念，中国决定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大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开放力度，调整国内管理体制，以适应更加开放的格局。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要求有一个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也是国内经济开放发展对外部环境的要求。

在全球化出现退潮的今天，中国要维护和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建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把全球化理解为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过程，则可以发现，从冷战结束至2008年，全球化进程在快速推进。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 GDP 之比，从1991年的19.5%上升到2008年的30.8%；全球FDI净流入占 GDP 之比，从1991年的0.6% 上升到2007年的5.1%。但是，2008年以后全球化进程趋缓甚至出现倒退。到2016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28.5%, 2017年全球FDI净流入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2.3%。[30]

全球化并非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全球化推进最快的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也曾联合起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反对过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是，今天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原因，主要不是发展中国家反对过快全球化，而是发达国家质疑全球化导致本国产业外移造成了失业、社区或地区衰落，以及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全球化对各国总体上都是有益的，但其总是在使一部分群体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也可能会使另一部分群体在全球化中受到损害。当这部分受损群体的利益得不到适当补偿时，反全球化的呼声就会高涨。如果顺从这种反全球化的呼声，真正推行反全球化政策，则原本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群体就会受到损害，而且由于反全球化政策会导致经济整体上丧失活力，最终会使得所有人受损。因而，应对反全球化呼声高涨，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找到能够惠及更多人群的全球化道路，而不是选择让所有人受损的反全球化道路。

那么，什么样的全球化才能惠及更多人群呢？一种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建立对受损人群的补偿机制。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全球化会产生额外收益，即使补偿受损群体还会有多余的利益，因而可以通过补偿实现帕累托改进。但是，这种补偿机制涉及很多政策难题。比如，应该向谁征收额外收益，征收多少，如何征收，然后该补偿给谁，补偿多少，以及如何补偿，等等。这些操作性的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补偿机制的正常运转。实际上，欧盟和美国都曾建立过这种补偿机制，但到现在为止，这些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

另一种防止全球化不利后果的办法是，像管理市场失灵一样，管理好全球化失灵。中国渐进式开放的办法为管理好全球化失灵提供了一个案例。但是渐进式开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发达经济体今天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管理全球化失灵，首先需要识别全球化到底会产生哪些失灵，但不能把今天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全球化失灵。其次，要选择适当的手段来管理全球化失灵。有些全球化问题，是可以通过有管制的全球化来解决的。比如，发展中国家不宜过快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而要谨慎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直到国内金融市场和外汇市场能够承受跨国资本大规模进出而产生的波动。也比如发达国家对于移民可以采取一定程度的管制，防止过快增加本国福利支出负担和公共服务负担，以及造成本国居民大规模失业。另有一些全球化问题，则不宜直接用管制的办法来解决。比如，发达国家因丧失比较优势而导致部分产业衰落、工人失业等，就不宜采取限制进口保护该产业的办法来应对，而应该适应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让资源进行更有效率的配置，加大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同时采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培训支持政策等促进原有产业工人的就业转型。

管理全球化失灵，应该更多地求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而不是反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然而，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往往不容易实现，反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往往被认为是对受损群体更加负责的方式。这正是管理全球化失灵中的危险之处。

中国可以从三个方面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第一，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第二，积极推动国际各种经济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第三，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探索更好的全球化的方式。

第二个角色是全球公共产品的积极建设者。

公共产品是有外部性的，意味着有人可以“搭便车”，也意味着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无法获得该产品的所有收益。在没有世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全球公共产品总是不足的。这时候大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共产品包括物质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是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国际交易的场所等，制度层面的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是指保障商品、服务、人员、资本和技术在国际正常流通、集聚和交易的标准和行为规范。

中国在物质层面的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可以广泛参与全球物质公共产品的建设。比如，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发展出了一套有效的办法。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具有资金需求规模巨大、回收周期较长、直接回报率不高等特点。资金需求规模大，意味着投融资的门槛高；回收周期长，既意味着未来的风险较大，也意味着主要依靠较短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难以参与项目融资；风险较大再加上直接回报率不高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市场化资金的吸引力不大，因而融资难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共同特征。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展出了适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体系，积累了应对基建项目融资难的有益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两条：其一，政府要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制定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或规划，为项目实施提供公共服务及政策保障，并为项目融资提供一定的公共资金。其二，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开发性金融是指服务长期战略、注重长期投资、保本微利、财务上可持续的金融模式。开发性金融业务可连接政府与市场、整合各方资源，能对商业性资金起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其以市场化方式参与项目融资。

制定一个大家接受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指导原则也可以算是提供了一个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不过，在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提供方面，中国的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但要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15年以上，中国政府和企业均已经广泛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同时，中国是G 20成员国，也是金砖国家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有重要影响力，因而中国在制度层面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和建设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要“抓住机遇，主动作为”，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重点在于“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包括“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也包括培养“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和“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31]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丝绸之路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伟大财富。[32]“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根据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着眼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供的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是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下来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33]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中国将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并在既有双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下，通过合作研究、论坛展会、人员培训、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内涵、目标、任务等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3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让“一带一路”建设在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同时，带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

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的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除了上述“五通”建设之外，习近平主席还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并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35]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需要遵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8月17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提出的八项要求。

一是要切实推进思想统一，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

二是要切实推进规划落实，周密组织，精准发力，进一步研究出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政策措施，创新运用方式，完善配套服务，重点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产业核心技术研发支撑等战略性优先项目。

三是要切实推进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坚持内外统筹，加强政企统筹，鼓励国内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经营，也欢迎沿线国家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对接，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的结合，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

四是要切实推进关键项目落地，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产业合作区为抓手，实施好一批示范性项目，多搞一点早期收获，让有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五是要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

六是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

七是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实实在在的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

八是要切实推进安全保障，完善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方案，确保有关部署和举措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项目执行单位和企业。[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