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协调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比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再比如，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1]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来又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这些都体现了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唯物辩证法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从发展的方法论看，协调发展的理念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坚持协调发展，就是因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如果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中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就会存在发展的短板，并且会出现矛盾的累积，这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协调发展理念既是对以往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根据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发展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我国已经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例如，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3]“《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4]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5]。这些都体现了协调各方面因素，在推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在新的发展阶段，协调发展的理念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也是难免的。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做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从城乡关系看，协调发展要求摒弃城乡之间二元发展的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形成齐头并进的新的城乡发展模式；从区域关系看，要实现各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看，要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和相互促进；从发展的动力机制看，要兼顾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整体发展。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只有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最广大群体的发展，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4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7]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造成了城乡格局的二元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我们已经有条件打破以往二元发展的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新的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看，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发端于农村，农村的面貌也由于改革事业的不断推进，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被当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具体的政策实施看，中央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1979—2015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在连续多年增产的基础上，201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18亿吨。[8]随着各种现代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显著加强，农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相应地，城乡关系的统筹与调整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在二元经济时期，农村地区的发展欠账过多、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等很多方面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有些因素甚至制约了继续缩小城乡差距的进程。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协调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不仅会在新的阶段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也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城乡协调发展的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9]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 ‘三权’分置制度。”[10]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农村外出的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1.72亿人，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的主要来源。2017年，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3485元，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最主要的途径。[11]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逐渐拉近，同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小，这表明城乡劳动力市场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条件已经逐步成熟。

进一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就是要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在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通过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除了通过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外，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方式，协调城乡的发展也已经具备了条件和基础。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5.97万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7.9%，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7%。[12]这意味着，我国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支撑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要顺应我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13]通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通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不断夯实农业的基础地位，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继续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农民增收创造途径。通过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农产品价值链，促进三次产业交叉融合，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城乡协调发展还有一层含义是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协调、互惠一体。要使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双轮驱动，就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轨合一，切实解决以往在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通过城乡一体规划不仅可以实现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发展；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空间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外，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开发新农村建设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是一项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任务。”[14]只有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系统谋划，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才能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城乡协调发展。

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协调好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也是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先较快地发展起来，内陆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陆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15]这一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赋予区域经济关系和区域发展政策以不同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实施的扶贫攻坚计划、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就是要通过区域发展规划实现各个区域的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多次就各个地区如何公平协调地发展做出重要论述，是对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了新的战略思想，引领中国区域发展迈进新的时代。“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发展战略相继出台，体现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同时，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在新时代协调区域间的发展关系，首先要注重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曾指出：“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16]这一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 ‘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17]

之所以在区域协同发展中注重顶层设计，是因为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各个地区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地区没有发展的短板，欠发达地区没有自己的发展优势。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协调区域间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真正实现发展的协同。而只有遵循各个地区的发展优势，区域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不同地区的发展才能为整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合力。

从思想方法上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必须自觉打破自家 ‘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18]区域之间的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的良性竞争，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各地可以实行地区分割、各自为政的发展道路。相反，要通过加快推进不同地区之间产业对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从近年来的发展实践看，地区之间良性互动的梯度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一些发达地区通过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分工协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摒弃以邻为壑的发展思路。

推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样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19]。其中，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优化配置，是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根本途径。只有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避免对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进行干预，才能获得准确的价格信号，正确反映各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通过打破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制度障碍，为生产要素按照价格信号的指引创造条件。而这一过程就需要各个地区一起努力，共同建设一个高效、透明、一体化的生产要素市场。

近年来，在新的区域发展理念指引下，区域经济关系协调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由于资金、劳动等生产要素市场的逐步统一，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由此推进了各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例如，如果以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来度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该系数在2003年达到高点0.34，随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15年为0.23左右，区域发展不平等指数已降至历史的低点。[20]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必将展现出新的格局。

保持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二者的关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指导意义。只有社会平稳和谐，才能为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奇迹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21]这一论述就充分表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实现二者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就如何实现社会政策的托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阐述了“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工作方针。[22]这一工作方针既体现了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所应关注的主要内容，也突出应该重点抓的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发挥社会政策的稳定器作用，强调要统筹协调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食品安全等关乎民生发展的各项工作，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的稳定。这些具体的论述应该成为发展社会事业、促进民生工作的具体抓手。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经早有论述。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明确论述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23]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实际上就蕴含了经济与社会要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社会事业发展的巨大进步，经济与社会基本实现了同步发展。在近14亿人的人口大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体系，而且覆盖面持续扩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稳定，非农就业总量持续扩大。伴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就业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福利与工作条件持续改善，和谐的劳动关系也已经形成。在就业总量增长的基础上，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呈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特征，2017年全国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27.0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28.1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4.9 %。[24]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就业部门，表明我国经济的结构正在逐步摆脱中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向更加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迈进。

近年来，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首先，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依靠经济发展，以奠定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生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正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中国奇迹”，才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就业、最大规模的减贫、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以后的发展历程中，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将面临诸多挑战。赡养老龄人口、改善极端贫困人口的生计、防范经济波动对民生的冲击，都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在“十三五”期间仍然需要致力于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25]只有保持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才能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因此，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不断发展社会事业是高度统一的，二者不可偏废。忽视为经济发展创造动力，社会事业的改善就缺乏物质保障，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也必然不可持续；而忽视发展过程的包容性，不注重改善民生，不能让最广大的群体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仅不能达到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会最终制约经济发展。一些陷入发展停滞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首先要突出在发展过程中，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即“守住底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每人每年2300元的贫困标准，2018年年末我国农村尚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此外，城镇低保等各类困难人口还有2000多万人。因此，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各类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26]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扶贫投入力度，完善扶贫、脱贫的工作机制。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和贫困性质的变化，充分考虑持续贫困群体的特征，实施“精准扶贫”，让各类困难人口都能享受发展的成果。

在具体推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中，还要注意“抓住重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做好就业工作，扩大就业，减少失业，就是实现二者协调发展的重点所在。就业工作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点，是由就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一方面，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直接参与经济发展成果的初次分配，获得可持续的收入以及保障和改善生计的基础。特别是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局面，更加凸显了扩大就业对于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也是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我国最宝贵的生产要素，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优势。在新时代，仍然只有通过调动最广大群体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充分就业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的具体实现方式。

“完善制度”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对于很多群体而言，解决了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的问题。从社会保险看，已经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化养老体系；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主体框架的医疗保险体系，已基本覆盖了城乡居民；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正在不断扩大，在劳动力市场遭遇负面冲击，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下岗失业人员数量增加的时期，失业保险对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发挥积极的作用；生育保险则对保障妇女权益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成为托底低收入群体的最后安全网；区域扶贫开发计划已经对区域整体脱贫发挥了积极影响，精准扶贫将使越来越多贫困人口走上全面小康的建设之路。从实际覆盖的效果看，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居民的覆盖率都在稳步提升。

由于我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的给付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矛盾较为突出，制度的衔接较为薄弱，不同人群之间制度设计的差异较为明显。因此，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要通过改革的办法，加强制度建设，着力解决当前社会保护制度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接续办法，提高统筹层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制度建设，花钱买制度而不是简单花钱买稳定，着力解决地区差异大、制度碎片化问题。”[27]只有不断完善制度，才能使社会事业的发展在可持续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处理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调节好收入分配关系，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郑重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8]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29]

通过不断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要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积极作用。近年来，由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速明显加快，例如，最近几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其他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低收入群体有更快的收入增长速度，对于劳动收入分配形势的改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突出作用；除了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初次分配产生的积极影响外，一些二次分配政策的调整，也对收入分配形势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过去十多年间，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覆盖面的不断提高，使得再分配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一些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政策，如扶贫攻坚计划、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对于改善总体的收入分配形势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此外，让越来越多的群体拥有资产性收入，扩大资产性收入的范围，有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布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和比重，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通过强化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拓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渠道，收入分配形势正在不断改善。国家统计局从2013年开始进行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根据新的调查口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3年至2017年分别为2.81、2.75、2.73、2.72和2.71。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不断缩小。[30]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呈下降的趋势，2017年下降到0.467。[31]收入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32]

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培育新的发展机制和增长动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就是没有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形成以创新和生产率提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因此，我们要从发展方式上改变以往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增长，代之以创新和效率提升驱动增长，使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占据更大的比重。具体的实现手段就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通过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化和升级。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多依靠新技术的产业化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增长点。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点环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发展基础薄弱，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转移到新的产业部门。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迅速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不断创造出就业岗位，并最终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在劳动力要素比较充裕的时候，不断扩大投资的水平，可以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这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很快成长为世界工厂，2010年我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我国在总体上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从三次产业的关系看，从2012年开始，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1.6%，超过第二产业11个百分点。[33]

经济结构出现的这种变化是伴随经济不断成长的必然现象，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意味着在工业化道路上，继续延续以前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作为主要的驱动力。同时，从空间上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出口优势和以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传统模式也正面临新挑战。从工业化进程看，迫切需要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制造业之所以可以实现大踏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我们充分发挥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很好地利用了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机会，大力发展出口制造业等外向型产业，并使之成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至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对制造业发展的外部市场也造成了冲击，在客观上加大了制造业转型的压力和紧迫性。

从工业化发展的内部条件看，以往的发展优势也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持续下降，2015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2014年减少了487万人，这一趋势还在延续。与此同时，老龄化水平正在快速提高。[34]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具有稳定性和惯性，这意味着，一方面，一直以来制造业发展所依靠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将会持续地削弱，劳动力成本由此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在新的产业中就业的人员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支撑老龄化社会。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依赖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一系列挑战，必须积极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外部发展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局面。推动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让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改变以往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只注重投入、不注重效率的发展方式。面对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步递减的趋势，要加大对人的投资，通过深化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改革，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劳动者的质量替代数量。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逐步形成以劳动力质量替代数量的良好机制，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应对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带来的挑战。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主要工业化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冲击，有效需求下降带来的不利因素，要积极扩大内需，发挥我国市场容量大的优势，继续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消费需求升级结合起来；同时，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让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现代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信息化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信息化发展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个是信息化本身的发展；另一个是发挥信息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引领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信息化发展的路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通过发展信息产业，推进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同时，通过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首先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除互联网技术外，更多的是指新一代无线通信技术、电子制造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发展一样，也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具有外部性的投资领域，在发展的初期需要政府和公共投资的干预。因此，具有引导性的政策与发展战略，在这些领域也大有作为。通过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可以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为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信息产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虽然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信息化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推动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高度融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在工业领域推进“互联网+”，正是实现二者融合的重要行动路径。“互联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改造、优化、提升传统的工业部门；二是用互联网的理念、思维创造新模式、新业态，整合社会资源，优化产业发展。通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融合，还可以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和服务化。信息技术将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的工业部门融合，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近年来，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以及推动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的融合，一些新兴业态不断涌现，成为推动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新经济部门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也有效地推动了经济转型和升级，并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看，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镇）化过程是通向发达经济的必然过程，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在我国这样一个曾经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彻底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和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制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受到了抑制。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与此对应的城镇化水平却相对较低，形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脱节的畸形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以往发展机制的矫正，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应发展阶段相比较，也有更快的城镇化速度。截至2017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13亿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8.52%，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35]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全面推进城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推动如此大规模的城乡人口再配置，其复杂性没有先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所伴随的人口流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伴随着这一巨大的结构变迁过程引发的一系列政策和治理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既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发展”的过程，还面临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要应对的“转型”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的交织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摸索和积累经验，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快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比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比率之间的较大差距，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因此，推进城镇化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他们融入城镇的条件和能力。按照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结构，通过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从而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要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城镇化之所以具有规律性，在于城镇能够更加集约、有效地使用经济资源，通过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产生出更高的生产率水平，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上看，需要从以前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变到以提升经济效率为主的发展模式。城镇化过程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率。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与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指出：“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要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36]

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0%以下，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具备了支撑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十二五”以来，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粮食连年高位增产，实现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的飞跃；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扭转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提高了农民的民生保障水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继续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更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是农业现代化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三次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产业。通过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不断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走农业集约化经营之路，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使现代化农业具有绿色发展的特征。通过推进农村的产业融合，把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要着力推进以下几个领域的改革。要改革和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采取“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健全农业农村投入持续增长机制。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领域，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导向功能和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发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

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撑全面小康这一片天。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37]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推动经济发展是提高发展硬实力的必要手段，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软实力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也是有机的整体，需要协调和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历来既重视提升物质文明的“硬实力”建设，也重视推进精神文明的“软实力”建设。邓小平同志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38]。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特别强调了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39]

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增强发展的硬实力，并不足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必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才能确保发展的持续、平稳、和谐。

提高国家软实力，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针对新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4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41]提高发展的软实力，首先要充分认识软实力的提升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软实力的提高也是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这是五中全会在部署协调发展时强调的重点。”[42]

提高发展的软实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民提供丰润的道德滋养，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也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今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