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站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给出了富有创见的指导性意见。其核心观点有：（1）文艺发展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是当代文艺的基本处境，文艺发展离不开市场；（2）文艺要坚持应有的艺术标准，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3）文艺发展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当文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4）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要发挥文艺的审美教育和社会教育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在实践中既要坚持形而上的美学批判视野和科学的评价尺度，也要不断完善文艺创作的相关管理机制和保护机制，为中国当代文艺向“高峰”挺进创造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讨论文艺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导模式，市场是当代文艺发展面临的基本处境，“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1]。市场的建构力量已经介入文艺的生产、流通、评价和价值的生成过程之中。市场就其本身而言，既非文学的主宰，亦非其奴仆。“作家只是生活在一个市场原则占据重要比例的经济环境之中。……市场不是人格化的事物，不是一个立在对面的对手，而只是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市场就像足球比赛的赛场一样。球员不是球场的主人，也不是球场的奴隶，他打不赢球场，也无法输给球场，球员只是在球场中踢球而已。作家也是如此，生活在市场中，市场是其生活的环境。”[2]正如球员要适应球场的规则一样，作家也要遵循市场规律。无论他们的意愿如何，都必须将自己的作品投入到市场中，通过与其他作家的竞争来获取消费者给予的声望和经济收益。任何文艺作品，若是不能进入市场，就无法为消费者获取，也就无法真正获取其作品身份，更遑论有什么文艺价值和社会效益。市场虽然是隐形的，却无时无刻不在对作家、艺术家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既是制度上的，也是观念上的。具体而言，市场改变了文艺的生产方式、评价准则，并使得雅俗分化更加细化。

在市场的作用下，文艺的生产方式由主要依赖个人才能的创造转变为依赖劳动分工的产业化集体生产。虽然从本体论意义上讲，艺术是一种集体生产的产物。但是，特定艺术作品的完成却依赖于具体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在市场繁盛之前，若不考虑艺术创作依赖的生产资料和流通环节，艺术家如同工匠，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整地生产一件艺术作品。艺术家的个人才能是一件艺术作品能否顺利完成、具有怎样的艺术品质的关键，而且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市场意识。他们的创作要么是自娱自乐的消遣，要么是为特定的赞助人制作的；他们会将艺术价值放在首位，而不考虑作品是否在市场上受欢迎。其竞争多存在于同行之间艺术品质上的比较，而不是作品价格上的高低。这一时期的美学家，无论康德、席勒，还是其后的浪漫主义者，都十分推崇“天才”观念。他们认为艺术家是“天才”，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艺术典范，是人类卓越精神力量的体现。资本市场兴起之后，艺术生产方式发生了悄然而全面的转变，亦即由个体主导的生产转变为生产环节分工更为明确的集体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绝非闭门造车的自我活动，而是社会整体分工以及艺术生产活动的具体分工的一部分：“莫扎特的 ‘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是其他作曲家作的和完成的；而拉斐尔本人 ‘完成’的壁画却只占他的壁画中的一小部分……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3] 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社会分工日趋细化，艺术领域内的分工亦趋于精细。当代文艺生产具有鲜明的集体生产的印迹，艺术家的个人能力虽然在文学和绘画这类传统艺术门类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但是在更为依赖市场化运作的新兴艺术门类（比如影视业）中，已然处于次要地位。现代艺术，尤其是与市场关系更为密切的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等艺术门类内的分工，已扩大到了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这一点已鲜明地体现在各类影视作品片尾的致谢名单中。[4]

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生产具有很强的资本依赖性和不确定性。与个体化的艺术生产不同，产业化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即便如此，因为消费者的趣味是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所以产业化的艺术生产就必须十分合理地调配资源，来规避市场风险。在文化产业的关键部门，如出版、影视、音乐和视觉艺术行业，绝大部分产品都以亏损收场。如此，为了保证投资的成功和资金安全，市场化时代的文艺生产，就必须根据市场逻辑作出一系列的策略性布局：通过过量生产，由少数成功作品弥补其他作品的失败；复制已然成功的作品，通过混搭、“重组程式”等手段，将两个或多个成功作品中的要素组合为一个新作品；依赖宣传和炒作来推介自己的产品，制造风潮和时尚等。若是文化产品不能唤起市场需求，那么投资者就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作出调整，舍弃不受市场欢迎的艺术风格和题材。这也造成了文艺市场在一定时段内出现如下状况：特定类型的文艺产品的泛滥、同质化现象严重；广告宣传铺天盖地又往往夸大其词；作品内容和形式一味趋新骛奇，那些能吸引受众眼球的庸俗、媚俗和低俗之作大行其道，具有探索性的优秀作品因为企业的避险意识却难以获得支持，等等。能否盈利，成为评价文艺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受到人民和专家的认可，还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5]亦即说，市场已经是艺术评价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在市场成为调节文艺生产的主要力量之前，艺术评价主要由艺术圈内的专业同行和批评家依据共享的艺术标准作出，经济价值在艺术评价中的权重是次要的。准确地讲，此时文艺作品的经济价值要以其艺术价值为基础。也正因为精英阶层掌握了艺术评价的话语权，更为推崇需要大量文化知识才能读解和欣赏的雅文化，以此来排斥大众群体的文化权利，并使得大众文化在较长时间内无法获得艺术身份，更无法参与艺术评价活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成为文艺生产与消费的重要调节要素，资本的再生产离不开大众的参与。随着大众识字率和购买力的提高，他们在艺术评价上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其审美趣味也逐渐影响了文化的整体形态。阅读和评价主体的变化，悄然改变了文艺的生态体系。一件文艺作品，能否赢得大众的青睐，往往决定了其经济效益如何，并会影响其社会评价。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仍以艺术价值为基础，但悖反现象常有发生：艺术价值高的作品不见得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而风行的作品却往往品质庸俗。作品经济价值如何，甚至反过来成为人们衡量其艺术价值的主要参数。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无法用金钱衡量，但是过于追求艺术价值，就会使得作品曲高和寡，丧失受众，难以获得基本的经济收益。艺术家若想赚钱，就要搁置或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去创作通俗小说、写专栏或剧本。如果说在市场成为制导文艺生产的主要力量之前，文艺作品发挥着传播精深思想、弘扬崇高道德情操、针砭社会弊病、追求恒久的美学品质的功用的话，那么在此之后，文艺作品则越发成为迎合特定趣味（尤其是低俗趣味）的消费品，生产过程越发模式化，越来越失去了其应有的思想力量和文化责任，躲避甚至消解崇高，从通俗走向低俗，从娱乐滑向享乐。[6]

如前所述，在文艺市场兴盛之前，文艺的主要评价标准是其艺术品质之高低。据此，人们将文化领域区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大的板块，而俗文化也主要指民俗文化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通俗文化。雅俗的分野，在市场作用下渐渐分化为：纯粹艺术，它朝向文化精英和艺术同行，奉行艺术自律原则，坚持艺术的审美价值和艺术追求，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锐意创新，挑战公众的审美趣味和道德观念；正统艺术，它朝向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审美意义上的社会中上层，坚持既有艺术理念和道德观念，并将其精致化，追求崇高的精神和道德境界，往往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与赞助；通俗艺术，它朝向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消费意义上的文化大众，重视作品的观赏性、娱乐性和消遣性，虽有一定的艺术含量，但更加追求经济价值而非艺术品质；低俗艺术，它朝向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不高的社会大众，旨在通过唤起和满足读者的感官欲望来获得收益，艺术格调低俗、品质低劣，内容千篇一律，套路化痕迹明显。[7] 在文化市场中，通俗艺术和低俗艺术占据了大部分份额，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正是因为在市场作用下文艺领域发生了上述分化，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优秀作品”也并非单一的为满足精英趣味而写的高深作品，而是分布广泛、形态多样的。诚如他所言：“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8] 只要是坚持一定的艺术品位，坚持人民利益优先的作品，都是可取的。

艺术创作是集物质性的生产劳动和精神性的生产劳动于一体的生产活动。换言之，资本条件下的艺术生产，既受制于基本的物质生产规律，又受制于特殊的精神生产规律，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此，马克思有着清晰阐述。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将艺术纳入“生产”范畴，指出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不仅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而且也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是生产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9]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把此特殊性概括为“艺术生产”，且阐明了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基本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特别强调了艺术生产的特殊性。[10] 然而，并非任何艺术活动或劳动，都是艺术生产。马克思以密尔顿、无产者作家以及卖唱的歌女为例阐明了这一问题：

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 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11]

亦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艺术家的活动如果不是出自天性而是为他人生产资本和商品，那么这种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作者就是一个具有雇佣劳动性质、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者。[12] 如此，在市场环境中，文艺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既有超功利的审美属性，又有意在谋取利润的商品属性；前者指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后者则指其实用价值。“实用价值只是文艺的衍生价值，或者说是副产品，而不是主要价值，更不是文艺之为文艺的根本属性。并且，实用价值恰恰是通过审美价值来实现的，没有审美价值，实用价值也必然落空。”[13]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要以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为衡量自身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若全然不顾经济效益的得失，艺术生产终会无以为继；同样，若文艺作品绕过艺术的审美属性，片面追求经济价值，那么它们将不仅在艺术上是拙劣的，而且在经济上也必然是失败的。从现实角度而言，不存在无审美的文艺产品，也不存在无商品性的文艺作品。理解艺术作品的二重性问题，亦即要充分理解并处理好“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商品属性、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功利属性、文艺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利益的关系问题”[14]。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文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文艺面向市场就是在面向时代的核心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15] 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全球化进程仍在持续，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仍在拓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与繁荣。中国的文艺作品不仅要在国内市场一决高下，而且还要在国际市场逐鹿群雄。开放的市场是竞争的市场，“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竞争促进创新，创新提升品质，品质保证效益。当前，文艺面向市场，在竞争中提高品质，就是在回应时代的重要命题。如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已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文艺工作者唯有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新变化，才能真正把准文艺市场的脉搏，创作出市场认可度高、符合时代要求的文艺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欢迎。”[16]这是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真知灼见。文艺工作者若要让承载主流价值观的文艺作品更好地占据市场，就必须花大力气去研究、分析文艺市场，更好地认识市场，把握市场发展规律，如此才能正确地将市场作为建构当代文艺发展的有生力量，引领市场发展，而不是盲目地将文艺与市场对立起来，错失良机。文艺排斥市场，只会导致主流文化的式微，丧失应有的受众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的系列讲话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自然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充分吸收了古今中外的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关于市场与文艺的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作出的。概言之，这些思想经历了由拒绝排斥到接受利用的过程。

不同作家面对市场，有着不同的境遇，也有着不同的态度，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将市场视为败坏艺术品质的洪水猛兽。这种观念古已有之。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如此评价精于算计、醉心于经济事业的罗马人：“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17] 他的这句话可以说较早地阐明了艺术与金钱之关系，并将以谋利为目的的艺术视为拙劣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曾担忧市场使得文艺趋于庸俗，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则担忧市场催生的大众文化会损害本应是“美善同一”的文化统一体。就现代思想家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学者，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市场败坏艺术的作用的批判最为激烈。他们认为，在以资本逻辑为根本运作模式的“文化工业”的作用下，艺术作品在金钱的作用下，变得浅薄低俗、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18] 中国文人长期以来都认为，为了金钱而创作是有损个人人格和声誉的事情。晚清龚自珍的那句“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牢骚，可谓直指以谋生为目的的艺术创作的诛心之论。上述观念在资本市场不断扩大之后，也得到了放大，成为在文艺界影响颇大的价值观。

然而，回顾中西方文艺发展史可以发现，文艺与市场并非相互妨害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惠关系。文艺创作比较活跃、优秀的文艺作品密集涌现的时期，也往往是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文艺作品的审美性和商品性不可偏废，只能在具体条件下有所偏重。市场的发展不仅不会带来文艺的衰落，反而会为文艺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文艺会随着市场走向成熟而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规则，发育成熟。概言之，市场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受众、更为宽广的收益来源，这进而使他们获取人格独立，艺术亦获得更多自主性。

在中国，早在晋宋甚至汉代，文人作文“受谢”即已存在。唐代文人为他人作文（往往是墓志铭）更是普遍接受“润笔”费，且数额不菲。南宋时期，苏杭一带经济发达，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文人结社活动与诗词创作群体。市场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要求和文人评议之外，制约文艺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文艺作品也呈现出多重面貌，除了文人阶层喜好的诗、文之外，为市民阶层创作的白话通俗作品如言情小说、公案小说等亦盛行开来。文学艺术中的雅俗对立，在市场的作用下日趋融合，形成了面向市场的通俗文艺。清末民初，资本市场的发育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大量的文人到文艺市场中卖文（画）谋生，文艺市场空前发展。现代报刊业的快速发展和稿酬制度的确立，催生了最早一批面向市场的“职业小说家”。报纸是当时的主要传播媒介，而报纸要生存就需要争取到广告赞助，如此就对刊发在报纸上的文艺形式提出了要求。“在晚清，并非所有的文艺创作（如诗、文）都能拿到稿费，只有小说创作因得到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大，出版商有利可图，才付给稿费。”[19] 那么是否意味着刊发在报纸上的作品都是文艺品质低劣的作品呢？不尽然。虽然在当时此类作品在总体上也受到不少批评，但时过境迁，以今日的艺术标准来看，当时刊登的诸多作品，如刘鹗的《老残游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徐枕亚的《玉梨魂》等，都有不俗的艺术品质，已成为文学经典。

现代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发展，文艺市场也更加繁荣，涌现出了诸多经典作家。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还是巴金、老舍、曹禺，都是在现代文艺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更不用说张恨水等以市场为导向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这一时期，精英文人倡导的“雅文学”，以及更为市场化的官场谴责小说、公案小说、言情小说以及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明清以来文艺市场的发育，使得中国文人逐渐摆脱了“倡优蓄之”的附庸地位，可以偏离科举为官或做幕僚的人生路径，经济上不再依附于达官贵人，思想上也可以离经叛道，不再以朝廷的旨意、官方的意识形态俯首是听。[20] 他们在创作上逐渐放弃了“文以载道”的创作取向，转向市场，以匿名读者的“口味”为准则，在人格和艺术上获得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艺市场化趋势一度中断，文艺家进入单位体制内，以政府提供的工资作为经济来源，文艺创作的政治因素和社会效用是不可或缺的评价标准，甚至以行政命令和文件来要求作家创作，虽然其间也有优秀的文艺作品面世，但就整体而言，文艺活力衰退明显。因而，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文艺创作的内在动力问题，而要解决此问题就要给文艺松绑，还作家以创作自由。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30日发表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谈道：“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1] 为文艺创作松绑，加上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文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基础，也引发了文艺制度的相应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机关和事业机构改制，一些文艺机构被推向市场，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由国家公职人员转变为自由职业者或文艺生产者，面临着从市场中盈利谋生的现实。他们就必须处理好个人艺术风格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即便留在体制内的文艺生产者，也同样受此影响。市场逐渐再次成为调节文艺生产活动的主导手段。

市场对文艺生产的调节作用，在西方尤其是欧洲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艺术家要么为皇帝、贵族进行创作，要么受制于教会，通过获取“赞助”与“年金”来维系生计、延续艺术生命，因而在创作时就要以赞助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要求为准则，无法进行自由探索。但就其整体而言，任何经济好转、艺术市场走向兴盛的时期，都是文艺活动增加，诗人和艺术家经济状况改善、社会地位上升的时期。[22] 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艺术生产的经济模式由“城市经济”转变为“国民经济”。随之，艺术家逐渐摆脱了对封建宫廷的依附，不再以订单为准，按照雇主（贵族或教会）的个人喜好进行创作，而是为市场中的匿名公众进行创作，通过售卖自己的作品获得收益。由此，艺术家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主权。但是，随着艺术与市场的融合日深，艺术家们发现市场不仅剥夺了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且对他们的创作提出了约束性的要求。迎合市场还是拒绝市场，就成为文人和艺术家不得不思考并作出回应的现实问题。在市场逻辑的约束下，没有了“年金”作为生计来源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向市场妥协。

为了区别于那些为市场进行创作的“媚俗艺术”，一些艺术家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提倡艺术自律，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视为最高准则，拒绝外部要素尤其是经济对艺术领域的干预。他们厌恶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拒斥商品逻辑对艺术领域的侵蚀，逐渐构建起一个自律的艺术领域，奉行一套与资本逻辑相颠倒的经济逻辑：受众面广、经济上成功的艺术作品，很难得到专业同行的认可，也就难以获得文化资本；富于探索精神、艺术价值高的艺术作品，虽然在圈内口碑甚高，却很难获得大众的认可，经济收益相形见绌。[23] 受此影响，西方现代艺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批判市场作为自己的内在价值支撑和重要主题，甚至以自己的作品受到大众认可、变得流行为耻。艺术家们高扬艺术理想，不断进行激进的形式创新，更新艺术领域的规则，拓展艺术边界，创作出了很多艺术精品。在此，“艺术”代替了宗教，“艺术被设想为是对真理和美——本质上是对道德和精神的神圣服务”[24]。

自律艺术虽然激烈反对市场，却依然无法摆脱市场。“将文学与市场对立起来，只是浪漫主义时代的一种反资本主义市场及其精神孑遗的姿态而已，实际上，那些以最凌厉的语言攻击市场的诗人，可能是在市场上获得最大成功的文人。”[25] 对一些深谙市场和艺术圈规则的艺术家而言，坚持艺术自律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得到同行认可、获得声望的作品，在未来会得到更为可观的受众，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声望转化为更丰厚而持久的经济收益。此即艺术领域独特的“声望经济学”。例如在19世纪晚期，“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家，虽然在观念上反对市场，却已在事实层面介入市场颇深，创立了“前卫艺术家+经营者”的模式来推销自己的画作。再如，虽然文森特·威廉·梵·高的画作在他有生之年未能获得公众认可，但曾经做过画商的他深切地认识到，绘画经销商对绘画事业的作用是积极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毕加索，虽然高呼“绘画经销商是艺术家的敌人”，却与他们紧密合作，不仅在有生之年获得了极高的艺术声誉，而且还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在艺术自律原则成为艺术场域的主导原则并逐渐为公众认可之后，拒绝和咒骂市场，亦是艺术家推销自身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策略。如果说西方艺术在发展初期与市场是一种欲拒还迎、暗通款曲的暧昧关系的话，那么在20 世纪40 年代之后，以“波普艺术”为代表的西方艺术开始明确地与市场结合，艺术家们积极介入艺术市场，制定和改变艺术市场规则，利用市场逻辑为自己盈利、创造声望。“当评论家、收藏家和馆长们加入到艺术家和经销商当中以界定和赋予艺术家地位时，正是市场这个熔炉铸就了艺术家个人的声望。”[26] 艺术市场已然成为重塑艺术领域的重要力量，20 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勃兴的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等艺术流派，都与美国艺术市场的繁荣、收藏家和投资人的增多密切相关。在繁盛的艺术市场的助力下，艺术中心逐渐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可以说，在当代世界，艺术市场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事业繁盛与否的重要指标。

溯往知今。对艺术发展史的考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前的文艺发展逻辑。由此也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所体现出的精神主旨与其治国理政的文化逻辑是一致的，亦即对古今中外的有益思想兼收并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由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要获得长足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然而中国经济要在世界立足，就必须坚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同理，中国文艺要获得更好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机制，然而中国文艺要在市场中保持健康态势，在世界文化之林发出声音，也必须坚持自主性和独特性。同时，对既往思想成果的参照与吸收，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艺术的召唤和期待，从中深刻阐发了在文艺创作与社会化大生产融会互动的市场条件下文艺的发展策略。其核心，即文艺应在市场中坚持自主性，做自己的主人，拒绝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虽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市场对于文艺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更为旗帜鲜明地强调了文艺“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文艺发展离不开市场，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以市场为导向，让文艺沦为市场的奴隶，沾满铜臭气。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27] 就中国的文艺生产环境而言，目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佳时期。经济的繁荣，为文艺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但是近年来，国内文艺市场一度唯剧院票房、图书码洋、影视收视率等经济数据是瞻，较少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位，甚至哗众取宠，文艺风格低劣。究其原因，这并非市场本身不利于文艺发展，而是市场发育不完全、市场规则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监管和调控所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对文艺市场中的种种不良趋向作出了严厉批评。这也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充分认识文艺市场规律和独特性的基础上，坚守艺术品位和审美理想，抵御市场逻辑对艺术独立性的侵蚀，自觉地“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2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活动既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受制于市场规律的物质生产活动。艺术劳动在市场中变成了雇佣劳动，艺术作品成了商品，艺术家需要出售自己的智力和产品来取悦市场、获得生计。对于无形市场和匿名公众，他们既爱又憎。艺术作品虽然具有商品特性，但其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又使得它不同于商品。艺术生产可以带来金钱收益，但是艺术家不能仅仅为了金钱创作，拜倒在金钱的石榴裙下。若不然，本身应是最为自由的精神活动的艺术创作，就会沦落为一种“异化”劳动。这不仅会使其作品丧失独特的艺术风格，还会使其丧失创作乐趣，透支艺术生命。艺术领域若是弥漫着拜金之风，就会充满浮躁气息，使得“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29]。他们沉溺于“孔方兄”的陷阱，机械复制、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竭泽而渔，通过恶俗的自我炒作提高作品关注度，甚至雇用“水军”刷高网站评分、言语恶毒地攻击批评者，片面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等量化指标，用低俗代替通俗，用欲望遮蔽希望，将精神快乐混同于感官享乐，这“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30]。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31]。

实际上，正是那些坚守艺术品位，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艺术作品，既获得了市场认可，又收获了口碑。影视业因为自身对资本的依赖，以及资本本身的逐利本性，必然要求其产品在制作环节就考虑市场的需求，故事情节和氛围渲染都要根据观众需要来精心设计，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的电影会充满低级趣味的情节和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影视作品就要无条件地迎合市场。优秀的影视作品总是在满足市场基本需求的同时培养自己的潜在市场，对艺术品质的追求也是一部电影能否真正获得受众认可的关键。单纯依靠炒作，只会使得特定导演和公司的作品透支市场份额。唯有尊重市场、尊重艺术、精心制作的作品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例如，王家卫执导的每一部作品都精雕细琢，为制作电影《一代宗师》，筹备了13年，仅拍摄就耗时3年多。徐克为重拍《智取威虎山》反复雕琢剧本，实地勘察环境，在东北的严寒冬季辗转多地，“慢工出细活”的创作态度让他们收获了成功与荣誉。2016年国庆期间，精心制作的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在诸多影视大片的夹击中逆势上扬，依靠观众的口口相传收获了市场，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该片的成功也充分说明，主流价值观、正能量，与市场利益、观众喜好并不矛盾，只要故事精良、演绎合理，就会受到民众的喜爱。

针对浮躁的文艺市场状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有保证艺术品质、创作文艺精品，才能真正获得市场认可。快餐文化风行的时代，要求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像曹雪芹那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对作品精雕细刻，显然已不现实，但若是出于投机目的，为了金钱而粗制滥造、东拼西凑，虽然可能一时牟利，却终究无法获得长远的市场和忠实的观众。一个有理想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时刻以较高的文艺标准要求自己，在追求市场效益的同时，也要保证文艺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唯此才能真正实现作品蕴含的艺术价值和经济效益。“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32]是否具有不俗的艺术品质，是艺术作品能否获得长久经济效益和恒久艺术声誉的关键。低俗的艺术作品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经济收益，但却必然会在受众的评议中走向没落。优秀的作品，会凭借“口碑”自然而然地聚拢起自己的忠实受众。例如，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既以生动的笔触描画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历史图景，也以饱满的人物形象传达了奋斗不息的自强精神，自面世以来就成为一代代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精神食粮，行销不衰。但是，这部作品并未得到更加注重形式探索和艺术性的文学史著作的重视，它的传播更多地依赖于读者的口耳相传。它不是写在书本中的沉寂的经典，而是活在读者心目中、走进他们生命的活的经典。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作品要获得经济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双赢，就必须在艺术作品的品质上下功夫，既不要曲高和寡、一味先锋，使得作品无人问津；也不要趣味低级、一味迎合，使得作品低俗、媚俗甚至恶俗。由此也可以看出，主流的正面价值观的传播、广泛而良好的社会效益、读者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持久的经济效益，是可以兼顾的。

习近平总书记已然点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艺，既要遵循市场规律，更要尊重艺术规律。以市场为导向的艺术作品，亦可兼顾其艺术价值。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史中，从来不乏意在获得经济收益而经过时间洗礼成为文化经典的作品。例如，今人高度赞扬的莎士比亚的剧作，起初主要是为剧院创作、意在争取票房的通俗文化作品；著名作家左拉、莫泊桑等人，更是有着明确的为市场和金钱进行创作的意图。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会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不是因为他们靠作品换得了金钱，更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迎合了一些人的低俗趣味，而是因为他们在面向市场的同时不放弃艺术追求，靠高超的艺术技法和不俗的艺术品位在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大众和文学史家的认可。在艺术市场中，大众并非完全被动的消费者。艺术家不能为了金钱自我放逐，而应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将高尚的情操、娴熟的艺术手法、鲜明的担当意识和明确的市场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艺术的独立价值，但是他反对将艺术自律绝对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家既要坚持艺术自律进行形式的探索，也要有明确的社会担当意识。坚持艺术自律，能够促进艺术的形式探索和多样化，尤其是保证艺术应有的审美品格。但若是将艺术自律绝对化，将艺术评价标准片面地设定为是否在形式和技巧层面取得了突破的话，就会使得艺术凌空蹈虚，“热衷于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33]，成为无悲欢的“零度”讲述、没有听众的歌声。这最终会扼杀艺术的生命力，使得艺术生产无以为继。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在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中更为注重艺术的内容要素：“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34] 若作家在创作上躲进“象牙塔”，忘记了人民是艺术创作之源，就会使得文艺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而，在为文艺创作松绑，给予艺术家更多的创作自由的同时，也要让更多的艺术家认识到他们自身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鼓励他们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反映人民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境况和情感结构，寓教于乐，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抢占文艺市场，引领审美趣味。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宗旨与党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为人民服务。“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35]

创新是市场的灵魂，是文艺的生命。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36] 一些作家，投机性地模仿已经在市场内成功的作品，导致作品思想内容浅薄化、故事情节套路化、人物性格模式化，不仅毫无新意可言，甚至加入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欲望、色情和权术等恶俗内容。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谍战剧、宫斗剧、帝王剧泛滥的影视领域，也存在于反复消费特定题材（如反腐、底层等）的小说领域。没有创新，艺术就会走向低端的互相抄袭和无效的自我重复。然而，“这种同质化写作，无疑消弭了作家的创新能力，也折射出作家对某些混乱的生存秩序和灰色的人生质地，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认同的接受，甚至是不内疚的合谋”[37]。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要在文艺发展史中留得下来，就必须具有不同于前人的创新与超越之处。这需要艺术家充分把握艺术的演进规律，掌握娴熟的创作技巧，以超拔的艺术精神，苦心孤诣地创作优秀作品。这种创新不是舍弃传统的盲目创新，而是在吸收传统精华要素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和作家个性进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要克服浮躁这个顽疾，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用专注的态度、敬业的精神、踏实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作品。”[38] 唯此才能克服国内文艺生产“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 缺 ‘高峰’”的问题。

作为当前调节经济生产和收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市场是文艺要走近大众的必要中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只能顺从市场，将市场法则作为文艺经营自身的法则。真正的文艺是趋义不趋利的，市场不应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受众通过市场选择文艺作品、影响作者，但文艺同样不能放弃对市场的培育和对读者的引领。“文学要有勇气，引导市场，引导消费。时代的美学风尚不能只是市场消极选择的结果，而应是文学创造的结果。”[39] 在此情况下，要解决好文艺与市场的关系、规范和促进文艺生产，就需在充分把握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40]，以此来调节和引领文艺市场。

首先，健全市场动态调控体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政府的文化政策，调控文化产品的市场配比。习近平总书记批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诸种文艺弊病，并非要把文艺体制拉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市场规则，把握并遵循市场逻辑。[41]与经济市场相似，在文艺市场中行政命令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急迫问题，但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有时会掩盖问题的本质，使得事情更加糟糕，长远来看弊大于利。政府的文艺政策要取得良好效果，就需要在市场框架中运作。正如政府是经济和市场的宏观调控者那样，政府也不宜直接介入文艺生产的微观层面。市场经济时代的文艺调控，可以通过引导资本走向来引领文艺发展方向。

其次，发挥文艺批评的甄选作用，激浊扬清，让拙劣恶俗之作丧失市场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批评的艺术功用和社会价值，反对“大花轿，人抬人”的赞扬式批评。“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42] 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批评已经不同于既往以阐释文艺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为重心的审美鉴赏范式，而开始兼顾市场价值。文艺批评愈发独立于文艺创作，成为独立的文艺市场要素。它不仅主导了文艺作品的艺术评价，也往往会影响文艺作品在文艺市场中的收益。这些都足可见出文艺批评在当代文艺市场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文艺批评简单地用商业标准替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等同于普通商品，成了“向钱看”的“吹鼓手”，场内唱“赞歌”，场外拿“红包”。文艺批评不是“吹喇叭”“抬轿子”，更不是作品的推销员，真正有效的文艺批评是文艺健康发展的“良药”，是文艺市场发展的“啄木鸟”与“风向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必须是真批评，“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 ‘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43]。

最后，摸索建立优秀作品涵育机制，合理设置量化指标，以优越的制度促进有社会情怀的“高峰”作品的涌现。有些作家创作低俗文艺作品并非出于本心，而是迫于经济压力。文艺作品不同于实用商品，其文艺价值越高往往越难直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带有精英色彩的文艺作品虽然为专业人士津津乐道，却受众狭小，即便如莫言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也是销量不佳。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探索既可以保障文学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独立性，又可以为他们提供应有的物质条件的动态保障体制。

如果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发展离不开市场的相关论述，是对中西方文艺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的话，那么他关于当前中国文艺市场出现的诸多弊端的批评论述，则是为中国文艺发展把脉，指明方向。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的“社会性”和“人民性”内涵的相关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类的生活、思想形态和文艺生产等因受制于资本逻辑而发生“异化”的相关思考，一脉相承，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在平衡好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应凸显社会效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44] 所谓文艺的社会效益，是指文艺作品对社会人心的正面引导作用。文艺的经济效益，是指文艺作品在市场中获得的经济收益。这两种效益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共同基础是艺术作品有足够的受众面。作品的受众越多，经济效益就越大，其社会影响也就会越大，但影响大不代表效益就好。效益并非影响，影响有好有坏，效益则主要指正面价值。很多文艺作品本身就是拙劣之作，那么就无法指望它们产生什么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一些文艺作品，在价值观上戏说无度、消解历史、崇洋媚外，宣扬拜金主义、虚无主义和攀比思想等；在剧情上粗制滥造，不是依靠人物的性格以及情理逻辑推动故事发展，而是设置各种不合情理的奇遇、巧合来拉动故事发展，甚至充斥着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步枪八百里外一发毙命、手撕鬼子、包子炸弹等匪夷所思、毫无逻辑的情节，更有甚者依靠暴力和色情情节来吸引观众。这类影片的经济效益越好，其社会影响就越糟。市场是盲目的，它的趋利性会促使文艺作品迎合一些受众的低级趣味，在创作中选取那些低俗的题材，炮制更加套路化的艺术形式。一旦文艺生产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就必然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因资本逻辑而走向“物化”，亦即文艺产品与文艺的本质发生悖反，成为金钱的俘虏，无法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对作品的效果和价值导向等问题还存在着诸多偏颇乃至错误的认识。就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 ‘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 ‘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 ‘不’”[45]。

针对当前的文艺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46]。社会主义文艺说到底是为人民的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文艺，但是这并不是说文艺就要迎合大众的趣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不但不能放弃，还要坚持的重要职能是教育。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47] 发挥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虽然从根本上受限于社会经济条件，但也并非完全消极的要素。它与上层建筑中的其他精神要素，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恩格斯在给一个大学生的信中谈道：“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48] 文艺无法舍弃自己的社会属性。文艺总是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总是希望通过恰当的审美形式“批判假恶丑，弘扬真善美”来介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虽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工作者和人文学者已经丧失了社会话语的中心地位，滑向“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就要自甘寂寞甚至自甘堕落，以“媚俗”为业、以“牟利”为志，制造无意义的笑料和欢歌，“娱乐至死”。这不仅有悖于人文工作者应有的人文精神，而且也从根本上不利于文艺市场的长久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交往作用。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讲道：“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社会交往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但是文艺也会反过来影响并塑造大众的精神世界。孔子曾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不学《诗》，无以言”，这些都是在强调文艺的认识论价值和社会伦理功用。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经验，借助艺术可以教化百姓，使民风淳厚，也可以消除隔阂，使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更加通畅。在西方社会，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也明确指出，艺术是现代人进行社会交往、建构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社会共同体的必要中介。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与人的交往远不如在计划经济那种有机组织形式中紧密。人在社会中更多的是一种彼此孤立的原子化生活状态，而艺术中汇聚的人类的共通经验则能起到增进社会交往的纽带作用，亦即成为人们共同的谈资、思想和情感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谈到他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 “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 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49] 他在出国访问期间再次回顾了这次经历，借助文学艺术开展外交工作。在他看来，“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50]。诚如他所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51] 若文艺领域充斥着诸如“宁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主义价值观，以“爱情至上”为介入他人家庭生活的婚外恋张目，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编排各种逻辑混乱、情节夸张的“抗日神剧”，那么它们最终导致的是民族价值观的堕落，社会伦理的解体和公众思想能力的弱化。艺术的教育功能的发挥，需要“寓教于乐”。主流的正面价值观能否通过艺术作品发挥教育作用的关键在于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感染力。有的艺术作品，一味地进行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的说教甚至灌输，忽略了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维度，变得枯燥乏味，不仅无法起到教育作用，还会使观众对特定观念产生逆反情绪，结果适得其反。艺术要产生更佳的社会效益，不仅要在思想内容上下功夫，更要注重对恰切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艺术家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52]，这并非是以艺术自律为准则的艺术的自说自话，而是在艺术与社会的关联视域中的创新。

文艺生产遵循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产中，生产与消费互为中介：“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53]特定文艺风格的流行总是受到文艺生产和文艺消费的双重影响，而且文艺生产与文艺消费亦会相互影响。文艺生产者具有怎样的襟怀、境界和品位，决定了他们能否抵御金钱诱惑、提供优质的文艺作品，进而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和审美趣味；文艺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又会反过来影响文艺生产者的生产趋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无论是要获得经济效益还是要获致社会效益，都离不开受众的认可。文艺作品的受众面越广，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越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经济亦可视为“粉丝经济”，受众的参与性和主动性日渐提高，在作品评价环节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的审美品位如何，往往决定了文艺市场的总体水平。消费者的艺术趣味是参差不齐的，有人喜欢阳春白雪，有人喜欢下里巴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并行不悖，无可非议。但是，近年来因为市场监管缺位，在资本的逐利本性的驱动下，许多艺术生产者的艺术操守失陷，参与到文化市场的投机之中，一味迎合受众，大量创作语言粗鄙、情节粗糙、品位低下的烂俗作品，文艺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严重，导致一段时间内文艺市场俗不可耐，这更是会损害民众的精神生活。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但是这并不是说文艺就要无条件地迎合民众的喜好。因而，要提高文艺市场的品格，就需要监管部门在端正创作者的创作态度的同时，主动介入文艺消费环节，提高受众的审美水平。作为文艺市场的引领者，广大文艺工作者更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导人们向高尚的道德聚拢，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54]。监管部门虽然无法直接改变受众的审美趣味，但是却可以改变艺术作品的市场结构，在文艺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下功夫，从文艺政策上予以引导，压缩“三俗”作品的市场空间，进而间接影响受众的文艺品位。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就文艺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尤其是要求“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见解，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发展，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这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对于文艺存在或显或隐，或利或弊的影响，在文艺创作中明晰利弊、扬长避短，既不能臣服于市场，为了金钱牺牲文艺品质，拼凑“三俗”之作，污人耳目、浊人心灵；也不能一味拒绝市场，片面追求所谓的“纯粹审美”，甚至忘记了民生疾苦、民众需求和文艺的审美教育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从文艺作品的理想形态出发批评了目前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这并非是要将文艺发展引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时代，更不是要拒绝市场对文艺生产的调节作用，代之以行政命令，而是意在引导文艺更好地适应市场逻辑，规避市场因缺乏必要监管而可能给文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更为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多出精品之作，实现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充分把握和尊重市场规律和文艺规律，善于利用市场和资本，调控文艺市场，平衡文艺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实现文艺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引领文艺发展方向。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市场活力，激活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55]，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