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中国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曾经讲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2014 年10 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中国精神”也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精神的弘扬与文艺问题联系了起来，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1]。2016年11 月30 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2]。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3]。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所讲的“中国精神”，既包含当代中国人的外在精神风貌、内在心灵境界，以及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等时代内涵，也包括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道德理想、人生信念、哲学智慧、美学精神、艺术传统等历史内涵。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与中国精神关系的有关论述，则涉及用文艺作品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给养提高中国当代文艺的精神内涵；通过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通过文艺创作推广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等内容。

“用文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际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把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当成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很好地归纳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文艺弘扬中国精神”的有关论述要点，把它具体到“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几个方面，并对当代文艺工作提出了更加切实的要求。[4] 围绕《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两个指导当前及今后我国文艺工作的重要文献中的有关论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其他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联系新时代我国文艺工作的实际，认真领会“用文艺弘扬中国精神”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是深入理解与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系列讲话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有着十分内在的联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献第四部分以“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为题，重点讲的就是怎样通过文艺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被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二十四个字，这实际上涵盖了当代中国从国家政权到社会组织，直至普通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而支撑这些道德规范与价值准则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与公民个人的人格理想。这些共同理想既符合现代文明的趋势，也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中国精神是其内在的灵魂。一方面，文艺作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就是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另一方面，用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握抽象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标准背后的精神内容，透过这二十四个字的概念硬壳，“将艺术审美视界与价值伦理视界融合，还原它的形象气韵和生命神髓，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它与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十分内在的联系上。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诸如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以德治家、以德治国、以德服天下的思想，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得到了表现。中华传统美德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根基，不但保证了其内在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保证了当代中国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在文艺作品中，将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文化底蕴，努力塑造既符合这些传统美德，又具有当代精神内涵的人物形象，在文艺叙事中体现与维护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立场，既是一个艺术家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是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体现。

文艺作品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重申了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6]；另一方面，又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希望他们“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7]。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知名的艺术家，不仅要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还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8]。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尤其是涉及文艺工作时，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包含的爱国主义内容。他说，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是“常写常新的主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9]

在中国，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观念由来已久，深入人心。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精神特质之一，是中国精神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也是历来文学艺术作品反复书写与颂扬的重要母题。许多文学作品的精神力量，许多艺术家的人格力量，都与对爱国主义这一母题的成功表现有着直接的关系。许多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品作为艺术经典超越时空，历久弥新，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反复吟唱，成为中国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强大精神支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当然，爱国主义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是随时代不断变化发展的。封建时代家国一体的观念当中，既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国为家、为国分忧、舍家为国的大局观念、忧患意识与献身精神，也渗透着落后的臣子意识与王权思想。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当中，爱国主义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随着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家国一体的观念不再以儒家天地君亲师为终极目标，不再以效忠帝王为旨归，而是以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为认同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奋斗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因此也就表现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文明进步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无数次革命、战争的艰苦考验中，爱国主义精神往往转化为极为英勇、壮烈的英雄气概。这种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20 世纪许多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呈现，许多文艺经典、许多感人的艺术形象就是伴随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书写产生的。因此可以说，爱国主义的内涵会随时代发生变化，但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在文学艺术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家国情怀既穿越古今，一以贯之，又常写常新，五彩斑斓。这造就了家国情怀母题极大的张力和丰富的蕴涵。”[10]

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列讲话中之所以反复强调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要体现爱国主义精神，也与近些年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一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某些文艺作品对国家民族的情感表现得十分淡漠，甚至出现“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不良倾向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通过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主义，就必须正确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中国当代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11]，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珍视这一历史传统。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说，“历史给了文学家、艺术家无穷的滋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12]《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也重点强调，提倡爱国主义，首先应当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不管历史条件发生任何变化，凡是为中华民族作出历史贡献的英雄，都应得到尊敬、受到颂扬，被人民记忆、由文艺书写”；要求文艺界组织和支持爱国主义题材文艺创作，大力讴歌民族英雄，倾诉家国情怀，弘扬集体主义精神，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正确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斗争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13]

实际上，表现历史真实，反映历史前进的规律，鼓舞人们积极进取，创造新的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对于优秀的文艺作品而言，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更进一步讲，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尊重那些推动民族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与社会力量，在文学作品中正面反映他们，热情颂扬他们，是一个严肃的、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与民族自信心的文学艺术家应有的基本态度。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刻与厚重，大多与此相关。

然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文艺界却存在一种“去历史化”的观点与创作倾向。有些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声称要以个人化、性别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历史”视角，消解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大历史”叙事，这种主张也得到了一些批评家与理论家的呼应。还有一些作品，打着“玄幻”“穿越”“戏说”或者是“青春写作”的旗号，将历史主观化、碎片化、虚无化、荒诞化，变成一片废墟。正如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上述对待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其实质是“有意阉割历史”，“通过历史的碎片化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或以偏概全，即抓住片面和细节否定全面和整体，丑化、抹黑历史人物；甚至有意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以达到歪曲历史之目的”[14]。尤其是当一些作品对历史的“颠覆”主要针对民族历史上著名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时，其负面的影响更是不容低估。任由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将会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起到瓦解的作用。

用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文艺创作，积极参与中国当下的道德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进行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重要举措，文艺工作者不可放弃自己在道德建设中的责任，而应当通过自己的创作，积极为道德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2014年5月4日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5]。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当下的道德状况及其产生的后果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他说：“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16]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通过文艺作品参与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要求：“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17]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表达了对当下中国道德状况及其产生的不良后果的担忧，而且还对有些文艺作品在社会道德滑坡过程中推波助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所批评的有些文艺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 ‘摇头丸’”;“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 ‘垃圾’”,[18] 凡此种种现象，其实大多都与作家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或者是在利益引诱下丧失道德立场有关。而且，这类作品公开发表后，不仅对文艺是一种伤害，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更是一种污染，是导致当今社会价值观混乱与伦理道德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文艺作品中出现这种乱象，一方面与一些人过度夸大文艺市场化、娱乐化的性质，单纯追求商业利益，不顾作品的社会效益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艺界曾经一度流行的“去道德化”主张有关。这种“去道德化”的主张在审美的名义下，反对中国文学中“文以载道”的传统，把作家的道德修养与应当对社会道德建设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看成是对作家个性、作家创作自由的一种束缚；把突破道德底线，看成是文艺家的一种“勇气”；把在作品中集中展示丑陋、渲染暴力说成是思想内容的深刻或艺术风格上的创新，其对文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的确应当引起重视。

文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涉及艺术本质的问题。否定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否定了艺术家对社会的道德建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艺术便很难健康发展，艺术活动存在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如果说艺术创作行为可以表现为一种孤独的精神历险，带有个体性特征的话，那么艺术作品一旦发表，就完全进入了公共领域，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一个真诚而有良知的艺术家，一方面要通过创作活动满足自己精神探索与自我表达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表达与他人的存在具有相关性，并帮助他人更好地生存，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公众时，必须考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后果。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境界，代表着一个艺术家的胸怀、视野。缺乏内在道德力量的作品，很难真正地打动读者；创造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家，当然也就很难像许多公认的艺术大师那样，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伟大的道义形象。因此，有学者说：“文学要想表达对人性的理解，需要有强大的道德伦理构建力，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企图在文学中消解道德，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背离，也在根本上瓦解了文学。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学这门艺术的文化选择，审美或审丑，与民族的道德伦理取向是一致的。消解道德，就消解了美，消解了文学自身。”[19]

正因为文艺活动与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要创作出“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的作品，“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20]。《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也强调，要“大力支持文艺单位和作家艺术家从社会生活、当代人物中挖掘题材，讴歌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1]。这些要求，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认真领会，自觉践行。

当代的文艺工作者不仅承担着培育中国精神的使命，更承担着阐释中国精神、传播中国精神的使命。文艺作品对中国精神的阐释与传播，不是通过枯燥的概念和生硬的说教完成的，而是借助于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完成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22]。

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求我们的文艺作品首先要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

向古代优秀的文学艺术传统与文化传统寻求灵感是当代文艺作品体现中国元素与中国特色的重要途径，然而，对当代文艺创作而言，体现中国特色，更重要的还是要能够真正触及当代中国经验，进入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精神世界，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这实际上是对当代艺术家创造能力更大的考验。应该看到，在这方面，有相当一批作家，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就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空间里生活的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人生理想、精神状态进行了十分典型化的呈现，同时也全方位地展示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

然而，整体来看，对于当代的艺术家而言，怎样使当代中国特色真正进入故事的叙述、人物性格的塑造、审美意境的营造、艺术语言的运用等更深的层面，而不是让它停留在生硬地贴一些标签符号的层面，仍然是一个难题。而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完全把西方艺术作为模仿和学习榜样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更有一些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写的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故事，然而从人物活动的场景、服装、用具甚至自然环境方面去看，完全像是发生在外国，甚至人物的情感方式、话语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有明显的“去中国化”特征。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一些作品中存在的“以洋为尊” “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的创作倾向也进行了批评。

中国现代文艺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曾经受到西方文艺十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界许多人更是把模仿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流派的创作风格，当成走向艺术成功的灵丹妙药，而放弃了对自己民族文艺传统的研究与借鉴，放弃了对艺术活动至关重要的文化主体性。一味地模仿西方艺术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其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一些文艺作品的人物、故事、背景、语言、结构、风格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脱离了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脱离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这些作品不仅不能被多数中国的受众所接受与认可，而且其艺术价值也大打折扣。有学者在对中国文学中的这一现象进行反思时十分深刻地指出，“拾人牙慧解决不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追随和摹仿，即便达到了同步和逼真的效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再造一部中国版的西方文学。提供不了新的经验和启示，这样的文学对世界没有意义。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反而日渐淡漠。其结果，不但未能实现 ‘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反而是更加严重地被边缘化”，作家们“唯一可以秉持的是民族性的文学和文学的民族性。丧失了民族性，迎合想象中的他者趣味，不仅会在文学中丧失了自我，也不可能真正地走进世界。民族性才是中国文学登上国际舞台的独特资本，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23]。

其实，不仅文学如此，各种艺术也都如此。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家有责任用自己的作品去记录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梦想；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当代中国社会内部、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才能够代表中国走向世界，被其他国家的受众所接受，并受到应有的尊重。“去中国化”对艺术家而言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艺术个性，在艺术上是没有出路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24] 对文艺创作而言，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正在开启的民族振兴的宏业，就是震古烁今的壮举，是当今最激动人心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直面这个时代，准确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全面反映这个时代的风貌，用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激励人民更好地参与这场伟大实践。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工作者应该为这个时代承担的责任。

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应该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本风貌。文艺作品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真实而具体地呈现出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活的面貌。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自己时代忠实的“书记员”，恩格斯曾经赞扬巴尔扎克的小说，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让人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所有的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还要多。而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对文艺创作而言，往往构成难得的契机。敏锐的艺术家，往往能够精准地把握住时代脉搏，创作出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恢宏的“汉唐气象”，正是繁荣强盛的汉唐王朝的折射。改革开放以来，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经济活动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人际交往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乃至最深层的思想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即使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长河中去观察，也称得上波澜壮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25]。通过文艺作品反映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展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前景，既是中国当代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文艺发展与繁荣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文艺与时代之间的紧密联系，告诫文艺工作者关注自己的时代，创作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伟大作品。

就当下的文艺创作而言，相对于历史题材的作品，现实题材少得可怜；在以当下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或者流于表面，对现实的呈现浮光掠影，缺乏思想深度；或者逃向个人的内心，拘囿于私人生活的表现，缺乏社会生活的广度；或者片面偏激，荒诞灰暗，难以起到凝心聚力的社会效果。能够深刻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全面展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很好地阐释中国精神与中国道路，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斗志，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鸿篇巨制，在近几十年来的文艺创作中还比较少见。

著名批评家白烨先生曾说：“我记得前些年，在一些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理论批评界想举出一些相对完整地追踪与记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发展进程，并具有较高文学性与较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想来想去，举出的作品都不甚理想。我们还缺少与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确是不争的事实。”[26] 中国当代文艺之所以会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有 ‘高原’ 缺 ‘高峰’”现象，这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号召文艺工作者投身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深入开展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活动，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汇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27] 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文艺作品将一个正在前进的中国全面客观地展现出来，让人民看到民族复兴事业的光辉前景，而且还要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讲好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只有这样，文艺作品讲述的中国故事才能更感人，更有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8]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个概念，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了一体。按照这种理解，中国梦所体现出的，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的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家国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的统一。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讲道，文艺要“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29]。因此，“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30]。

国家、民族其实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中国梦，归根结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文艺作品中表现的中国梦，既应该涉及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应该涉及作为一个中国人具体的梦想，反映这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追求。而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中国梦可能具体到上学就业、住房的改善、医疗的保障、生活的尊严、事业的成功、人生价值的实现，等等。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艺术家深入一个个中国人的具体生活中，了解普通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反映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愿望，表现这个时代普通中国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而奋斗的历程与不懈追求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他对河北作家贾大山的印象时，曾深情地讲，“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31]。有作家也指出，贾大山的成功，正在于他多年来深深扎根于基层，扎根于群众生活，“这使他的写作洋溢着人民性，在日常化的细节描写中折射世情百态与社会万象，同时又以幽默的情趣表达臧否”,“这样的文学，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反映人民的心声与时代的情绪，正是人民所需要和喜欢的”。[32] 贾大山的成功证明，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离百姓越近，他的创作就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

而在我们一段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中，有不少作品要么充斥着艺术家本人自恋的话语，要么醉心于展示“中产阶级趣味”；有些作品靠乱伦、偷窥、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吸引眼球，还有的作品则追求脱离自身民族传统、脱离读者的技术性实验与文字游戏。有些文艺作品中也会出现普通的农民、工人形象，以及农村、工厂、家居等日常生活劳动场景，但却往往流于概念化、表面化，故事情节也基本上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距离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真实的生活十分遥远，最终沦为类型化、娱乐化的文化泡沫。艺术家这样去从事文艺创作，不仅使自己的作品缺乏大胸怀、大视野、大境界，而且也缺乏真情，缺乏温度，缺乏令人感动的细节，缺乏优秀文艺作品应该具有的内在道德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在书写中国梦时，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正是为了克服当前文艺作品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一个艺术家也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同时，我们的文艺也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将中国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到中国的声音，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理解中国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另外一项使命。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讲，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而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为是否有一套为本国人民所认同、遵循，为世界人民所接受、所尊重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可以说，文化软实力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由共同的文化形成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而在国际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是需要通过文化的海外传播实现的。一方面，文艺作品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情感方式与文化基因，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文艺作品的质量，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文艺作品在向世界传播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推广而言，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因此，通过文艺作品，以生动形象、引人入胜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国家形象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当代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3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34] 因此，文艺作品向海外的传播，不但需要我们的作品具有艺术上的高度，成为艺术精品，能够为不同国家的人民所接受与欣赏，需要我们的作品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真正体现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风格，成为推广中国的文化名片；而且还需要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国际上进行推广，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各种文化交流的机会，将真正具有艺术价值，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译介出去，宣传出去。

书写时代精神与体现文化传承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文艺问题时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在2014 年10 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35]在2016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十分辩证地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艺创新问题联系起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创新的重要资源，要求文艺工作者“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36]。

在创造新文艺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本民族过去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艺创作关系的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理论问题作出的新的思考。对此，我们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文艺在当代新的历史使命，才能够有更加深入的领会。

历史地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艺创作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有立场的继承。

对早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在创立无产阶级新文艺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现实语境，无产阶级政党也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文艺运动一方面受到“五四”文艺精神的直接影响，包含了“五四”文艺科学、民主、启蒙的主旨；另一方面也试图以“革命文学”等口号为引导，超越“五四”文艺传统。在这一时期，文艺的阶级性、大众化及其宣传功能，是左翼文艺家们关注的重点。无产阶级文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视野。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阵线内部开始就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热烈的讨论。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强调利用与改造旧的民族形式，以超越过于西化的“五四”文艺的声音，最终占据了上风。

在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明确指出，民族形式的问题，就是“中国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的问题”[37]。这显然是一种与“五四”时期差异很大的文艺观念。在这里，新文艺与旧文艺之间，不再是断裂的、相互取代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改造、转化的关系。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意在保证民族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并使文艺的受众以文艺作品为中介获得民族身份的认同感，使文艺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然而，与当时许多参与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左翼理论家相比，毛泽东同志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文艺民族形式的提倡，当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抗战而采取的临时性文化策略，而且一开始就把它上升到了在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化”这一高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的文化[3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利用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并对旧形式加以改造，加进新的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39]。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以“人民性”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析，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性地加以利用。

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文艺创作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强调，与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论述文艺问题时所使用的“中国精神”这一概念，以及对当代文艺创作提出的“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要求，与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思想之间，更是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艺创作关系的论述，也是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当初，在提倡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左翼理论家看来，“五四”文艺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包括其所采用的文艺形式是外来的，缺少中国自己的特色，同时还包括它过于文人化，脱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水平。因此，在试图纠正“五四”新文艺存在的问题时，民族化与大众化两个视野是叠加在一起的。这种叠加，使得中国的左翼理论家们不可能无保留地赞同与接受主要由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创作构成的古典文艺主流传统。因此，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艺民族形式的提倡，最后落实到了对传统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之上。毛泽东同志虽然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0] 在文艺问题上，对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在内的主流文艺传统更多持肯定的态度，但他其实主要着眼于民族自身固有的文艺形式的利用。而当习近平总书记思考当代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则十分重视对包括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美学精神、传统美德等在内的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继承与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文化立场，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华民族怎样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样的角度出发提出的，体现出的是一种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更加坚定的自信。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41]，并把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到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的高度，强调对文艺创作来讲，“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42]。

值得注意的是，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用文艺作品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涉及文艺活动中如何发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更为具体的问题。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这两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系列讲话中都有论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涉及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包括生活方式、行为规范、道德伦理、思维方式、理想信念等在内的许多内容，这些文化传统是基于本民族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融汇了多种文化、思想和智慧形成的，曾经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维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及内在统一性，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性的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概括为“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43]。对于这一概括，有学者认为它“提摄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主要内核，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具体地讲，“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审美运思的独特方式”;“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审美表现的独特方式”;“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审美存在的独特方式”。[44]

从表现形态上看，中华美学精神的存在要远远超出艺术的领域，涉及从艺术到政治、从哲学思维方式到日常行为方式、从社会理想到对自然的观照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可以说，对中国人而言，“小到个人修为，大到齐家治国，近至一草一木，远至星系宇宙，都被审美化了，都蕴含着中国人的美学思维、美学精神”[45]。因此，中华美学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容却并非是凝固不变的，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它也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在中华美学精神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艺术家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中华美学精神不是存在于抽象的概念中，也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演绎与逻辑思辨发展的，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得到呈现，并在新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得到传承与发展的。从《诗经》的温柔敦厚之美，到汉赋的弘丽之美；从魏晋人物画中体现的名士风流，到唐代龙门石窟造像中呈现的雍容气度；从宋明白话小说浓厚的世俗生活气息，到笼罩《红楼梦》这部清代小说的空灵与悲凉，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把自己的创作才华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当中，创作出了一部部惊世骇俗的文艺作品，展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丰富内涵与蓬勃的生命力。

当代文艺作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韵味，这是当代艺术作品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部作品独特艺术魅力的体现方式。艺术作品的民族性，当然可以通过题材的民族化、哲学观念的民族化，以及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征的文化符号体现。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是要通过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风格、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体现出来。只有真正体现中华民族自己的审美风格、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而且，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讲，那些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也往往是很好地诠释了中华美学精神，切合了民族自身审美心理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强调，既要求文艺工作者打通当代文艺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作出自己的贡献；也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文艺作品从艺术价值的角度提出的要求，为艺术家们创造文艺精品，树立文艺高峰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文艺创新的滋养作用，但同时也强调传统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与当代精神相结合，才能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他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对传统文化，“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因此，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46]，认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要既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同时也能够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新关系的认识，就是结合中国文艺当下发展的实际作出的判断。

中国当代文艺是在“五四”新文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艺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比较激烈的批判立场，这与当时中国文化急需摆脱传统羁绊、实现革新的要求有关。然而，“五四”新文艺因此也具有了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制造了古典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将文艺的现代性寄托于对西方文艺形式的简单移植，结果导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在许多时候都存在过度“西化”的倾向，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之间形成了十分明显的“断裂”。这使得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新文艺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学传统的对接，始终存在障碍。在“五四”新文艺已经存在百年的今天，中国当代文艺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重新思考其发展方向，打破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使当下的文艺创作不仅与“五四”新文艺的优秀传统对接，而且使它能够越过“五四”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对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今天文学创新的重要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新的辉煌。而且，在今天，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实现了民族独立、物质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提高之后，提高文化品位，提升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获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必然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

然而，借鉴传统也必须要立足当代，服务于当代。一方面，当代中国精神要建立在吸纳融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对包括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德等在内的传统资源的吸纳，也主要表现为在当代语境中激活这些传统资源，赋予这些传统资源以鲜活的时代内涵，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诗词歌赋、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等，其艺术成就是辉煌的，这些艺术成就既代表着中华民族曾经达到的艺术高度与精神高度，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当代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必须面对这一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这是当代中国艺术走向新的辉煌，得到世界认可的重要基础。但是，正如一味地模仿西方是没有出路的一样，一味地模仿古人的创作，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也是没有出路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当代中国艺术，既应该是中国过去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延续，也应当是当代社会生活与当代人的审美理想的反映。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中华美学精神，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与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与审美理想结合，才具有生命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强调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精神的继承时，一定要找出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并“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47]。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观点，特别是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文艺问题的深刻论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性文献。如果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等观点，更多体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观念上对中国共产党一贯方针路线的继承的话，“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要求，以及对文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则更多地体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以“民族形式”为核心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神、中国传统美德、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朝着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方向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对中国当前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