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文艺活动的各个环节围绕作品有序展开，作家的创作、读者的欣赏都离不开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讲，作品是文艺活动的中心。笼统地讲，精品就是优秀作品，创作精品已成为一个作家、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最高追求。就当下文艺的发展而言，创作文艺精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要求。但文艺精品创作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工程，不仅涉及社会生活、作家艺术家、读者等文艺活动宏观要素，而且更需要从微观层面对作品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乃至制作包装等文本构成因素作出全新的思考与安排，并使上述各要素做到和谐运作、有机统一。因此，只有彻底明确文艺精品的内涵、功能、创作过程，特别是结合当下火热的社会实践作出新的阐释，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艺精品创作，近年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重要讲话中多次阐释文艺精品问题，指出打造精品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为当前精品文艺的创作与繁荣指明了方向。

任何时代都提倡创作文艺精品，社会主义时期更是呼唤文艺精品。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应该在弘扬正能量的前提下，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有机统一起来，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1] 能量正、创作精、留得住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的根本特征。

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指导人民更好地生活和理解生活。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一向重视作品的思想倾向。在革命斗争年代，恩格斯在写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应该注意塑造工人阶级的新人形象，表露鲜明的思想倾向，“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主要指现实关系——引者注）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2]。毛泽东同志强调在革命战争年代文艺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在革命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4] 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上述理论，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文艺精品应该保持正能量，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5]。正能量的核心内涵就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这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创作内容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所谓有筋骨，是指文艺作品具有昂扬的精神力量，表现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浩然正气，并用这种凛然正气感染人民，培养人民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挺起民族和国家的脊梁。有筋骨的作品一般具有刚健、豪放的风格，最符合崇高是时代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根本要求，最能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最能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达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功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鲁迅就是最有骨气之人，其作品不仅显示了作家这一人格，而且通过反映严峻现实问题鼓舞人民产生变革现实的战斗激情，《狂人日记》《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就具有这种品质。评书《杨家将》《岳飞传》、小说《沉重的翅膀》《乔厂长上任记》、电视剧《松花江上》《寻路》等各类文艺作品都起到了上述鼓舞人心的作用。当然，有筋骨主要是作品的一种气象与风度，与题材选择和表现技巧运用关系不大。“筋骨与题材无关，大江东去、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可以成就筋骨，表现草木之微、花开花落的小叙事也可以筋骨毕现。筋骨也与风格手法无关，豪放硬朗可有筋骨，婉约细腻也可有筋骨。关键是作品在精神上能不能站起来、立得住，能不能给人启迪和力量。”[7]

所谓有道德，是指文艺作品通过人物形象、情节和场景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善”意评价，展现高尚的价值追求，传达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健康的生活情趣，激发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8] 的功能。在此意义上，有道德就代表作品传达了正能量。文艺创作肯定自由书写，但不能触动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更不能触犯“道德底线”；否则，就成了“负能量”的载体。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的道德诉求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方面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基本规范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微观方面就是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维护和巩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对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褒扬，对朋友之间真挚友谊的维护，对恪守诚实守信行为的赞美，对履行尊老爱幼准则的肯定，以及对乡情、亲情的珍惜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就很好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的道德内涵，这里既有宏观层面有关社会主义政治路线斗争的叙述，也有微观层面不同人生价值追求的书写。前者体现在田福堂、田福军兄弟的仕途升迁、官场沉浮，后者则通过孙少安、孙少平的爱情追求加以展示。在阴差阳错、悲欢离合的故事中凝结着作家对新时期城乡社会问题的多重思考，并对各主要人物进行道德考量，使读者受到了深刻的人生理想教育。

所谓有温度，是指文艺精品应该“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9],“接地气”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表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情愫，并用作品蕴含的热情和温度提升社会生活的温度，用作品特有的情感净化功能抚慰读者的心灵，使读者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使作品的潜在教化功能得以实现。作品的温度产生于作家对生活的热爱，源于作家对人民的深情，作家唯有饱蘸情感去书写生活才能赢得人民的同情共感，才能产生共鸣。一部文艺精品，应该以其特有的温度温暖人心、关心人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温度，这就是对人民深深的爱。考量作品的温度，对古代文艺作品来说，就是作品中蕴含的“人民性”成分及其表现；对当前文艺作品来说，就是其贴近现实、关心人民生活的程度。20 世纪90 年代初，电视剧《渴望》轰动一时，曾创下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剧情贴近人民的实际生活，用人间真情感动观众，有温度、暖人心。

创作精品必须协调处理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三者的关系，力争做到三者有机统一。其中，有道德是前提，有温度是基础，有筋骨是最高要求。有道德决定作品价值指向，一部作品若颠倒黑白、是非不明或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有温度、有筋骨便成为奢谈。《白毛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社会道德诉求。有温度决定作品与生活、人民的距离和关系，一部作品若不贴近生活、不关心人民、缺少人文关怀，便失去了被接受的可能。“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创“样板戏”的当下失势则多与其“不近人情”有关。有筋骨决定作品的思想高度和社会担当，一部作品若无刚健思想，便如人失去脊梁，不能挺拔直立，更会失去社会影响。“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尽管还存在创作不够精细、技巧不够圆熟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正是凭借作品的刚健品质和主人公的英雄事迹赢得了不朽名声。因此，在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仅有其一，而无其二，便难以成为精品；唯有三者水乳交融，才可能完成精品创作。

在弘扬正能量基础上，精品创作还需要在文本构成方面下大功夫，精心创作，精益求精。那么社会主义文艺精品“精”在何处？“精品之所以 ‘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10] 可谓一语中的。早在1859年，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就指出评论作品应该从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加以展开，并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是精深内容与完美形式的有机结合。“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11] 20世纪40 年代，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2]。革命导师一致认为优秀作品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则结合当前视觉文化转向特别是媒介技术发展的实际，又指出文艺制作本身对于精品创作的重要性，“制作精良”应是创作精品的必要条件。三“精”理论贵在精深、精湛、精良，从文本特质视角指出了文艺精品的“精制”性。

所谓思想精深，是指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深刻的洞察力，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思想精深体现在作品能够站在一定高度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真相，能够运用理想烛照生活，体现出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追寻。欣赏文艺精品，人们在获得一定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能受到思想启迪，领悟人生哲理。“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13] 陈忠实做到了这一点，其《白鹿原》扎根现实，通过白、鹿两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家族恩怨叙述，揭示了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冲突，提出了新旧伦理冲突中价值重建的问题，引人深思。

所谓艺术精湛，是指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把故事写好、讲述精彩。艺术精湛体现在作家能够按照审美规律、运用审美方式或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或创造韵味无穷的意境，或构思蕴含哲理的审美意象，并寄希望以审美理想烛照生活，使人们在感受形象、获得美感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升思想境界。“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14] 艺术家运用各种创作技巧将生活哲理形象地呈现在人民面前，吸引读者、观众乐在其中地欣赏作品。精品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不仅以宏阔的视野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历史事实，塑造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更重要的是其视角新颖、构思精巧。作品下移视点，通过老军医钟凤山一家（女儿秀霞、秀云；儿子立功、立德、立言）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悲欢离合见证长征中的复杂斗争，肯定中央英明决策，歌颂广大红军战士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全剧结构紧凑，故事生动，形象感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艺术精湛的高标准、高要求。

所谓制作精良，主要是就文艺作品发行与传播而言。制作精良意味着艺术家以严肃的态度、按照严格的艺术标准创作作品，特别是作品完成过程中的技术处理，包括作品纸张选择、封面设计、色彩处理，乃至发行、传播渠道的选控、消费心理的调查与预测等。在当前消费语境中，后者已是作品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对于绘画雕塑摄影等造型艺术、音乐舞蹈小品等表演艺术而言，后期制作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讲，离开光与影的配合，就没有杨丽萍《两棵树》的成功；若无宣纸及工匠裱糊，就没有那些流芳青史的书法精品。

精品文艺不仅具有突出的思想成就、艺术特色，还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15]，具有较高的观赏性。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价值属性，人们最早关注的是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恩格斯早在1859 年写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便提道，“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16]。恩格斯认为文艺作品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审美和认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最高要求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979 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强调，在迈向四个现代化的征程中，文艺作品可以挖掘多种题材，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形式可以更为丰富多样，但“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7]。自此，文艺作品的价值属性及评判标准基本确定为“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并长期影响文艺活动。据考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种价值并列提出可追溯到1987年，最早由时任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在《中国电影：一九八七》中提出。他认为在1987 年电影领域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比较统一的好作品。[18] 其后，“三性统一”标准便在电影、电视、舞蹈、戏剧等艺术门类的批评中逐渐流行开来。进入21 世纪，文艺作品“三性统一”标准提法得到中央领导层的认可，并进入各类中央文件，成为党和政府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 之势”[19]，其对“三性统一”标准的内涵与功能的论述最为深刻、最为辩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三性统一”重要论述的精髓体现在以下方面：（1）品位至上。文艺精品要有较高品位，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给人以真善美的熏陶，给人以心灵的慰藉，给人以人生的启迪，能够培养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2）重视作品的观赏性和市场价值。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在文艺作品的一般商品属性得以确认之后，观赏性便成为谈论文艺价值属性不能绕过的问题。作品只有被接受、欣赏，其蕴含的社会意义才能得以挖掘，其社会价值才能实现；相应地，才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当然，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趣味，创作媚俗之作，以获得市场占有率。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清楚，通俗不是低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文艺活动更不能沾满铜臭气，沦为市场的奴隶。（3）“三性统一”是当前文艺精品必须具备的品格。消费时代的文艺精品不能仅仅满足于内容深刻、形式精美，而且应该被人民所喜爱、接受，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实现其自身的流通价值。当然，这需要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文艺创作不必刻意回避市场，仿佛与市场沾边，就会影响其成为精品的可能。在市场经济时代，将文艺创作完全隔离市场并不现实。另一方面，观赏性和占有市场并不是评判作品是否为精品的首要条件，被大众一时喜爱、占有当下市场的也许并不是精品，只有经过时间淘洗，精品品质才能得到确认。“既然是文艺精品，就不能只是拥有当下的市场，而一定是也要拥有未来的市场。只有当下的市场而没有未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成为文艺精品的。”[20]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应该接地气、雅俗共赏，具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应该在市场竞争中，锻造文艺精品。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21]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认识辩证地阐释了“三性统一”标准的重要性，为当前精品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计划经济影响，判断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尺只有两个方面：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因为，在那个政治大于一切的年代，文艺不需要市场，只需按计划批量生产，由国家统配发行。直至“拨乱反正”后的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这一状况依旧没得到真正改变。其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繁荣，书店、影院、出版社、影业公司、文化公司、签约作家大量涌现，文艺产品逐步推向市场。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在市场经济催生下，文艺作品的观赏性被提上日程，其作用被放大和凸显，“观赏性”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评判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进入21 世纪，随着市场功能的放大，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艺商品属性日渐突出，而其特有的精神文化属性渐趋弱化，文艺逐渐沦为一般日用消费品。欲望写作、包装推销、快餐消费等迎合市场的做法占据上风，精品创作、精心阅读被挤出主流。在这一文化语境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性统一”标准至关重要，刹住了文艺创作的不良之风。

创作文艺精品既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所在，也是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当前文艺发展呼唤精品，最根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这是由当前文艺发展的现状决定的。当前文艺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不良现象，让精品文艺指引创作航向。第二，这是由文艺的特殊功能决定的。文艺在介入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不能忽视文艺精品的特殊功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贯反对脱离实际的理论空想，主张立足现实发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2]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3] 在文艺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就是有丰富的文艺精品可供阅读与欣赏。这意味着文艺领域内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精品的大量需要与当下优秀作品不足的矛盾，需要创作精品满足人民的期待与需要，改善上述不平衡关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24]，并提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理论主张。基于对文艺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分析了当前文艺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缺少有深度的文艺精品，有“高原”缺“高峰”。

具体来说，就创作现象而言，存在虚假繁荣。当前文艺受市场经济影响，从创作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商业气息日渐浓重，甚至有些不能自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更有甚者，忘记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宗旨，沦为市场的奴隶。文艺创作尽管题材广阔，文艺创作队伍空前壮大，文艺创作、传播、消费迅速、便捷，一片“繁荣”景象，但深入剖析却会发现“繁荣”的背后缺少文艺精品。三种不良现象尤其值得重视。第一，有量无质，有“高原”无“高峰”；第二，模式化、雷同化严重，缺少创新之作；第三，应时即景、媚俗之作大量涌现。

而究其实质，最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深度欠缺。文艺是一种精神食粮，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追求，提升读者的思想品质和审美素质。但在市场冲击下，作家艺术家精品意识淡化，使得很多文艺作品沦为一般商品，其本身潜在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这主要包括六种情况。（1）消解崇高，篡改经典，虚无历史。当前各种“戏说”类、穿越类作品无视历史，甚至肆意篡改历史，造成作品严重失真。（2）是非颠倒，价值观念模糊。当前文坛存在不少无价值判断的“中性”作品，甚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恶意渲染社会阴暗面的情况。（3）宣扬低级趣味，媚俗、低俗之作时有出现。目前人民大众审美文化水平还不是很高，急需通过精品文艺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但不少艺术家却迎合读者的低俗需要，创作满足其感官刺激的低俗产品。（4）粗制滥造毫无思想内容的“文化垃圾”。文艺创作不仅需要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需要虚构，需要进行精心构思，使其具有绚烂多彩的形式，而且更需要在保持华美形式的同时，以感人的形象、深刻的主题震撼人们，使其思考人生、反思历史。但当前不少作品粗制滥造、胡乱编写，毫无思想价值可言。（5）言之无物、包装奢华。文艺作品需要精心打造，应该有精美形式，但不能形式大于内容，而应做到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现在的不少大手笔影视剧作已显露出形式大于内容的不良创作苗头。（6）“自我表现”、无病呻吟，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不可否认，文艺具有自我表现功能，可以抒发甚至宣泄内心的情感；但艺术家只有将自我与社会融为一体，抒写来自生活的感悟与认识，并将这种情感赋予一定可感的形式，才具有艺术感染力。纯粹的自我陶醉、沉湎于内心而不能自拔的“无病呻吟”不会具有普遍社会意义。作家艺术家唯有胸怀“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25] 的志气，文艺才能发挥其特有的社会作用。

因此，当前急需精品力作的涌现，来改变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不良状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26] 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前所未有、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同时，这一改革也是一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就中国梦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精品文艺对于作家安身立命、中国精神凝聚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海外传播、时代精神引领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文艺精品是作家立身之本。“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27]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创作作品是作家生命活动的中心，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一个艺术家只有将生活体验浓缩于作品，传之于后世，才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作品贵精不贵多。真正给其带来良好声誉的是作品质量，是文艺精品，而不是作品的数量及包装。唐代诗人张若虚作品并不多，只有《春江花月夜》等几首诗歌，但并不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现代欧美文学史上，司汤达以其《红与黑》、贝克特以其《等待戈多》、勃朗特姐妹以其《简·爱》《呼啸山庄》等赢得了世界声誉。上述作家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甚至有些偏少，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贡献与文学史地位，反而因其少有的精深思想、精湛艺术成为文学大家。因此，当代作家应以文学大家为榜样创作精品，为人民大众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

第二，文艺精品不仅能够显示一个国家文化创造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还是凝聚和传承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国家文化创造力的高低不仅体现在为世界贡献了多少物质财富，更在于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提供了多少精神力量和支持。文艺作为凝聚传承文化的一种重要媒介和方式，其功用不仅仅在于忠实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演进历程，更在于通过形象方式显示了该地域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成为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28] 在凝聚和传承精神文化的过程中，精品文艺因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西方理性文化的开创与传播离不开古希腊艺术的推波助澜，莎士比亚剧作更是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反对愚昧和解放人性主张的“名片”。同样，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也极大地构建和传播了中华文化。以屈原为例，《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凝聚传承了古代“民本”思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则概括了中华民族“求真向善”的坚毅品质，它们都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则揭开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与愚昧的新文化的重要一页，“新文化运动”的“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新文学活动得以展示与传播的。当前，我国正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征程，文化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实现文化自信所涉及的重要方面。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呼唤文艺精品。

第三，文艺精品是传播中国精神，使其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和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相同的事物大致会产生较为一致的感受，即使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面对相同的事物也会产生类似的感受。在进行文艺欣赏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中外读者都会被其中真挚的爱情故事所感染；聆听《命运交响曲》《春江花月夜》，不同民族的听众都感悟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29] 在这一意义上讲，文艺是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与人之间对话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播文明与文化的重要载体。精品文艺因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化传播、交流作用尤其突出。通过《哈姆雷特》，我们了解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社会心态；通过《浮士德》，我们把握了坚毅进取的德国精神。同理，西方人也通过海外京剧会演等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阅读鲁迅、茅盾、柳青、路遥等名家的作品了解了中国社会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及民众心态。精品文艺不仅是文化标签，是构筑大国形象的重要载体，而且在传播华夏文化、宣传“中国形象”方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在繁荣文艺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政府和民间多种对外交流渠道和活动平台，把文艺走出去纳入人文交流机制，向世界推介我国优秀文艺作品”[30]。文化“走出”国门并不是目的，而且还要“走进”国外社会生活，文艺可以通过接地气、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国外人民熟悉并接受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31] 的意义所在。

第四，精品涌现是时代文艺繁荣的标志。一个时代文艺的繁荣不在于表面如何热闹，而在于能否出现深刻揭示时代关系的扛鼎之作；一个时代文艺昌盛不在于作品数量如何丰富，而在于能否涌现具有一定规模的精品力作。因为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代表着文艺反映生活的高度和深度。不可否认，“拨乱反正”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艺创作花样翻新，具有繁荣景象，但离开揭示时代问题的《班主任》《人生》《沉重的翅膀》等，就不能称其为“繁荣”。毋庸置疑，文艺复兴时期各艺术门类都创作了丰富多样的文艺作品，可谓“百花齐放”，但剥离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拉伯雷的《巨人传》等反对黑暗中世纪、提倡个性解放、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艺术创作，就会减弱“复兴”的光辉。因此，时代文艺的繁荣离不开精品。在当前宽松的文化环境中，多出深刻反映现实问题的精品才能推动时代文艺繁荣。

《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第三条明确规定：“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良知，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诚实守信、勤奋敬业，深入生活、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精益求精，不断锤炼艺术品格，勇攀艺术高峰。”[32] 这一号召和规定对于文艺精品创作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文艺精品创作离不开良好的文艺环境和政策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艺术家本人应坚守艺术理想、志存高远，扎根生活、厚积薄发，不断进行艺术探索，力求精益求精，最终使作品达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根本要求。

1．坚持正确创作理念，为人民创作精品。艺术理想、创作理念是一个艺术家艺术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艺术家对为何创作、如何创作等作出明确回答。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二为”方向，要求艺术家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33]。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精品创作的前提。这意味着艺术家必须做到如下要求：第一，坚持文艺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理想信念。作家只有热爱文艺、热爱人民，扎根人民生活，才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怀。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柳青创作《创业史》蹲点农村十四年的经历，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河北作家贾大山扎根基层农村，为人民书写直至去世的事迹，号召作家向他们学习，创作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写作，就是面对生活发言。当生活在作家那里变得陌生时，作家发言的能力也就丧失了。柳青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成就，是与对生活掘进的深入程度成正比的。”[34] 第二，加强自身修为，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35]，一个作家要想创作文艺精品，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将自己的德操融入作品化为动人的形象感染大众。为此，作家应该守稳心中理想，要有胸怀、情怀和“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怀有艺术良知。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结合创作体会说道：“现实有丑恶，但作家人格不能丑恶；人性有疾患，但作家内心不能阴暗，要有强大的爱心，要热爱脚下的土地，热爱土地上劳动的人们。”[36] 这一认识对艺术家创作精品很有指导意义。第三，加强专业学习，提高艺术修养。“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37]，艺术家必须视野开阔，广收并蓄，自觉学习和吸收传统艺术理论，借鉴西方当代文艺创作观念，并通过各种艺术实践加以消化、融通，不断提高学养、涵养和修养，切实提高艺术创作水平。

2．力戒浮躁，志存高远。“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38] 就创作态度而言，艺术家应该保持虚静心态，精心打磨作品，为其成为精品打下良好基础。

第一，力戒浮躁，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制约精品创作的最大问题是浮躁心态。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很多艺术家为市场利益所驱动，其作品不仅缺少精心打造，而且粗制滥造时有出现。“浮躁”是创作精品的大敌。有了浮躁的心态、浮躁的情绪，往往不能平心静气，精益求精。平静的心态，不仅有利于文艺工作者修身养性，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且能使艺术家淡泊名利，扎根生活，积累素材。“水停以鉴，火静而朗”[39]，平静的心态有利于艺术家认清生活本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反映生活；“陶钧文思，贵在虚静”[40]，平静的心态还有利于艺术家展开想象、精心构思，艺术化地表现生活。要戒除浮躁，必须提倡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勤于实践的实干精神。“力戒浮躁，还要大力倡导实干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41] 对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甘守清贫、耐住寂寞、不求名利；还意味着伏下身子、扎根生活、孤独探索。

第二，志存高远，献身艺术。“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42]，艺术志向决定作品境界。在文艺创作活动中，“志存高远”体现在以下三点。（1）敬畏艺术。敬畏艺术的严肃性、规律性、不易性，把艺术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不是生活名利的敲门砖，更不是文字游戏。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将生活之真、道义之善和形象之美有机结合，需要精心思考，有感而发，待时而动，切莫随意为之。（2）探索艺术。艺术家把艺术视为一门独特技艺，探求其门类特征、创作规律及审美价值。就文学而言，它以文字形式反映生活，并且这是唯一的媒介与载体，文字的抽象性、概括性决定了文学形象存在的“间接性”。“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43]，这也使得准确选择字词变得非常重要。贾岛“推敲”、齐己“一字之师”的故事即来自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3）献身艺术。艺术家把艺术当作安身立命的方式，视为知己与伴侣，与其对话、交流，同呼吸、共命运。唯有达到如此高度，才能不骄不躁，心平气和地对待艺术；才能不抛不弃，始终如一地对待艺术；才能如胶似漆，如琢如磨地精心创作艺术。当前有些作家自视甚高，任意为之，殊不知“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44]，如果不能志存高远，只知玩弄技巧，结果只能如此。

“内在充实”是指作品主题丰厚深刻，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文艺精品充实、深刻的思想来自艺术家对生活的精心提炼，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创作思想精深的作品，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源于一定知识积累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与思考，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善于从普通社会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升华作品主题。“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45]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在中日文化对比中对中国现实进行了认真反思，决定弃医从文进行思想启蒙。其作品立足普通生活中一人一事进行构思，简约但不简单，小中见大地揭示了严肃、深刻的社会问题。《阿Q正传》通过小人物阿 Q 短暂的一生揭示了“国民劣根性”——精神胜利法的危害，《孔乙己》通过没落秀才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嘲讽，《药》则通过华小栓用“人血馒头”治病一事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批判。鲁迅作品之所以能留名青史都在于其批判思想的深刻与尖锐，都基于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同样，茅盾的《子夜》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其革命的局限性，陈忠实的《白鹿原》则通过家族恩怨展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复杂变迁，其深刻见解同样来自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体验。

精品要有精湛的艺术处理。创作文艺精品，必须遵照艺术规律行事，完成文本从无到有的生成。整体而言，这一艺术处理过程包括：精心选择文本类型与体裁等，为凝练而成的思想寻找最为恰切的存在形式；反复思考文本语言表达、形象塑造、意蕴传达及其相互关系，合理构划文本结构；仔细斟酌人物形象塑造、意境渲染和审美意象的选择，完成文本审美形象构思；还需要按照叙事、抒情不同类型作品的特殊创作要求进行谋划，直至形成完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风貌。而就一部分作品的创作进程来说，从语词声音，词语意义，文本描写的世界，文本的布局、结构，到作品形成的整体格调与审美追求，都需要做到精益求精。当然，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来说，艺术精湛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诗歌在于独特意象的选择与审美意境的创构，小说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散文在于“形散神凝”的高超处理，而剧本则追求矛盾冲突的集中化处理和个性化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同时，文体是否规范、形象是否鲜明、情感是否健康等也是评判作品艺术精湛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

真正做到艺术精湛，一方面，需要艺术家积极吸收传统审美思想，注意借鉴当代西方审美理论，在融会贯通中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注重艺术探索，将创新精神融会于创作实践过程中，反复摸索，直至成功。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就做到了这一点，在《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剧作演出中，其借鉴中国古典审美思想，巧用意境“虚实相生”理论将眼神、手指、甩袖等程式化动作与其丰富的意指内容结合起来，反复体会，精心表演，准确地表现虞姬、贵妃等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与感受，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可谓艺术精湛。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良是创作艺术精品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若仅有深刻的思想，却无形象鲜明的艺术表达，那是思想说教，还不是艺术。同样，若只有华丽的艺术形式，却无深刻的思想内容，那是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而若只有精良制作，却无深刻内容及艺术表现，那是恶意炒作。“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46] 进一步讲，若对生活没有精深的思考，甚至不可能产生华美的语言形式。当代学者梁鸿谈了自己的创作体会，“对世界和现实 ‘没有新的态度’，很难产生 ‘新的词语’，更无法呈现一个 ‘新的世界’。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隐秘地参与并决定作品的语言修辞和故事纹理”[47]。就此而言，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艺术家的态度及对生活的深入反思。

另外，精品创作还需要艺术家贯彻创新意识。在这里，“新”与“精”关系密切，既指新的发现带来的精深思想，也指独特技巧的运用带来的精湛艺术。文艺创新既不是徒有其表的外在包装，也不是轰轰烈烈的促销造势，其核心在于促成精深思想、精湛艺术及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技巧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作家艺术家面对新的世界图景与新的文化格局，以其独特的眼光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并以新的艺术形式创造新的艺术境界。”[48]

文艺作品经过漫长的历史选择和淘洗（“经典化”过程），成为文艺经典。文艺经典具有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创新性强等特征，并且永不过时。当代文艺精品要想成为现代经典，作家艺术家必须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扎根现实，凝聚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气象；同时，注意增强艺术表现力，塑造典型形象。

（一）经典是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不会过时的作品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曾对文学经典做过十四种解释：“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 ‘我正在重读’而不是 ‘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些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在重温的书。”[49] 总之，文学经典具有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创新强、影响大、流传长等特征。刘象愚在研究大量西方文学经典的基础上，指出经典作品包含一种可称为“经典性（canonicity）”的品质，其大致包括“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可读的无限性”等特质。[50] 卡尔维诺和刘象愚准确地概括了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深刻指出经典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经典化”过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51]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经典的阐释不仅与上述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深化、丰富了经典内涵。他深刻指出文艺经典具有广泛影响、不会过时的外在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内容深刻、丰富及其他各方面的综合创新性。同时，这一深刻认识也为辩证阐释精品与经典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就内在品质而言，经典作品一定是文艺精品；否则，它不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不能称其为经典。而就外在诉求来说，文艺精品首先必须活在当下，但一定不能只活在当下，必须以其深厚内容和创新品质赢得可读的无限性；否则，无法成为文学史经典。这一深刻认识对当前文艺精品创作的启发价值在于：艺术家扎根当下生活、厚积薄发、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反映时代主题的创新力作，是实现从精品到经典跃升的根本途径。

（二）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

关于“经典”范畴的使用，我们经常有一些模糊认识。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经典是神圣的、神秘的，高邈不可即的，只有前人才能创造经典。当代创作切近现实，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与淘洗，无法判断其是否“经典”。“我们有一种错觉，仿佛一说 ‘经典’，就是指古代人或者至少是前代人的作品。也许时间可以造就经典，但经典不是个时间概念，而是品质的概念，当代文学同样可以 ‘经典’ 起来。”[52] 第二，经典具有跨时空品质，是留待后人阅读的。因此，创传世之作，可以不考虑当代人的生活，可以天马行空反映一些所谓“普世”问题。这一认识极其错误，背离了文学是现实生活能动反映的根本道理。“幻想同代人不阅读、不接受的作品后代人会接受，这本身就是非常乌托邦的。当代作家所表现的经验以及对世界的认识，是当代人更能理解还是后代人更能理解？当然是当代人更能理解当代作家所表达的生活和经验，更能够产生共鸣。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人对一个时代经典的命名显然比后代人更重要。”[53] 上述两种认识危害极大，不仅混淆视听，而且给当前文艺精品创作带来消极影响。前者使部分艺术家放弃艺术理想，放任自流，降低作品品质；而后者则导致部分艺术家脱离现实，创作所谓“高蹈”或“唯美”之作。

事实上，经典都是对其产生时代情绪和精神的凝聚，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没有脱离时代的经典。经典首先是当代经典。翻开文学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离骚》《天问》等首先是作为楚臣的屈原忠君爱国、至死不悔的精神追求，然后才是“上下求索”执着追求的普遍性教育意义。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主要针对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启蒙语境。《保卫黄河》中抗日救亡的呼声是1940年前后典型时代情绪的张扬。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更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形象抒写，以此掀起了反抗黑暗中世纪的热潮。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刘心武的“伤痕”意识、蒋子龙的“改革”精神、路遥的“平凡人生”叙事、贾平凹的“浮躁”情绪书写等也都浓缩着时代的影子。当代作家艺术家能够创作经典之作，当代精品也能成为现代经典。虽然这一“现代经典”不等同于文学史经典，更应突出其可接受性及广泛影响。因此，唯有根植现实，通过典型形象凝聚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才容易达到上述效果，成为时代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革命征程中，文艺领域需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54]。这一指示指明了创作现代经典的航向。现代经典不是神来之笔，不是模仿之作。它需要艺术家积极投身实践，以“干预生活”的姿态回应现实，以妙笔生花的才能艺术地呈现现实，书写当代中国人的奋斗与追求，凝聚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放歌。

第一，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当前文艺创作没有达到理想高度，很大程度在于偏离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去历史化”创作不尊重历史事实，穿越、玄幻创作不尊重生活真实，游戏、娱乐创作不严肃对待生活事实，低俗媚俗之作躲避崇高、不揭示社会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改变上述繁而不荣、多而不精的创作现象，需要呼唤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创作不仅在方法上强调立足现实、反映现实，而且在艺术构思上突出再现性、客观性，在表现手法选择上强调写实性；现实主义创作不仅重视细节真实，而且重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这是一种永不过时的创作方法。在现实主义看来，无论是取材历史还是当前生活，艺术家都要有一种现实关怀，有一种问题意识，都要直面人生。凌力创作的小说《少年天子》取材历史，描写少年福临感情生活及登基后力排众议的系列改革，但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对当时社会改革开放中矛盾问题的深入反思。清朝始建如何以开放的眼光进行满汉结合，与80年代初中国如何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何其相似。赵树理的作品都取材于现实中发展着的农村生活，其成功就在于以高度的担当和责任感直面生活，不回避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如实地揭示解放区新旧思想的矛盾与斗争。扎根生活，踩稳脚下的土地，细心关注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定会有所发现。

需要注意的是，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排斥浪漫主义情怀。“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55]因此，在具体创作中，艺术家应该将现实精神和浪漫情怀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塑造正面人物，赞颂英雄形象，以其在平凡岗位上作出的不平凡的事迹鼓舞人民，向人民昭示美好的生活前景，描绘民族发展的美好未来，激励大家为实现各自的“梦想”而奋斗。

第二，努力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制约当前文艺经典涌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较差，难以唤起读者的兴趣和观众的欣赏欲望，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同质化、模式化、类型化创作盛行。作品取材“反腐”或关注“底层生活”，意在传播社会正能量，本身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千人一面、万人一声，看其开头、知其结尾，不能引起读者兴趣，其效果和影响可想而知。二是琐碎化、离奇化的情节呈现。为了让读者感觉真实，事无巨细、照搬生活；为了吸引读者目光，夸张化地虚构生活。有些作品虽然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但总体让人感觉并不“真实”。突破上述“瓶颈”的根本途径在于作家提高艺术修为，以“典型化”方式塑造典型人物。作品主要人物既性格突出、个性鲜明，又能反映生活中某类人的特点，具有典型意义。为了突出其典型性，作品既强调细节真实，又注意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凸显社会发展的某些本质规律。如此处理，既能避免“席勒式”创作，又不至于重蹈“琐碎的个人化描写”，有利于典型形象的塑造。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56] 这一深刻认识为现代经典创作指明了方向。当然，提高作品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需要综合创新。就如蜜蜂酿蜜，既不同于蚂蚁碌碌无为、食而不化，也不同于蜘蛛慵懒散漫、自以为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它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它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57]。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火热的现实变革带动了文艺创作，产生了大批现代文艺经典。《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即是这批经典的代表，它们取材现实，主题鲜明，传播了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暑期寒假热播、令人百看不厌的《西游记》（1986年版）、《喜羊羊与灰太狼》等以神话、动画等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告诉人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革命战争史诗巨作《解放》《延安颂》等都以恢宏视野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它们就是精品中的“精品”，堪称现代经典。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倾情服务人民，倾心创作精品，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追梦圆梦的顽强奋斗，弘扬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在文学、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绘画、综艺等领域涌现出了大批精品力作，取得了突出成就。电影《百团大战》、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海棠依旧》等都传播了正向能量，具有温暖人心的功效。2016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音乐会《信念永恒》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这台综合音乐会创编人员以宣扬理想信念为核心，气势恢宏，艺术精湛，制作精美，达到了精品高度。G20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让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与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贡献智慧的中国方案，共同铭刻在世界的记忆中，是宣传大国形象、展示文化自信的精品力作。此外，还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中的《长征大会师》《淬火成钢》、央视栏目《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都具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特质。它们是近年来文艺领域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典之作。面对火热的社会实践，作家艺术家既要脚踏实地，心系人民；又要坚守艺术理想，精益求精。相信精品创作繁荣指日可待，精品力作成为现代经典不是梦想。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分重视文艺精品问题。早在1859 年，恩格斯就提出了文艺精品应该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58] 的本质属性。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辩证分析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指出“普及”是当时的主要工作， “提高”的方向是创作精品、 “锦上添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精品创作的重要论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文艺精品应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在保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前提下，具有较大观赏性，做到“三性”有机协和，以适应市场经济中文艺发展的需要。同时，他审时度势地提出，在新形势下，文艺发展的关键是“提高”整体水平，创作精品，改变有“高原”无“高峰”的不良状况，以精品引领时代文艺发展。而在消费语境中创作精品，作家艺术家更须力戒浮躁，志存高远，保持精品意识，追求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高端品质及完美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精品与经典关系也有深刻阐释，他指出经典首先是时代精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精品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代经典创作繁荣不再遥远。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精品本质、功能及创作的阐释系统而又深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成果，对于指导和繁荣当前文艺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