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艺术的特性就在于它能够率先把握时代的风气，建设人的精神家园。艺术与时代风气的紧密关系，决定了艺术的地位与性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对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定位。这一历史定位带来了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面临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全新的时代，艺术对时代风气、时代精神的把握，要求文艺创作者的高度自觉。可以说，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的繁荣兴盛。而文艺的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创作者的活动。作为文艺创作的主体，作家艺术家既是整个文艺活动的起点，也是文艺活动的关键环节。同样，在文艺理论的领域中，作者问题也是一个最基本的阿基米德点。如何理解作家艺术家，取决于如何理解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功能以及意义。

从广义上说，艺术创作是一类特殊的主体活动，不同于日常广泛的人类实践。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需将自己的本真经验融入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之中，而艺术家又总是从时代环境中源源不断地取得艺术经验。因此，艺术家的认识既不可能，也无须脱离其现实生活语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于反映现实，塑造典型。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说，这是指作品言之有物，触及时代精神的根本，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从作家论的角度来说，这是指创作主体须立足于文艺创作的宗旨，认清新时期文艺创作所面临的新问题，把握好创作活动的诸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极其重视作者问题，鲜明地指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4] 新时代有了新风气，这就开辟了论述作家问题的全新视域。面对伟大的新时代，文艺何为，路在何方，是当代中国文艺必须回答的问题。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涉及文艺的本质规律问题。落实到作家论上，作家艺术家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就凸显为核心问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决定了文艺的命运。

作者问题堪称文艺理论领域中的阿基米德点。通常所谓文艺活动，无非就是围绕作者、作品（世界）、读者这几个关键要素而产生的关系和互动。艾布拉姆斯曾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分析框架，即“四要素说”。[5] 这个分析框架展示了文学理论或批评理论的不同倾向或立场，是侧重不同的要素而形成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展示了理论重心的变迁。仅就作者问题而论，西方文论经历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直至接受美学或读者反映论的洗礼，形成了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到读者中心的立场变迁。[6] 可以说，“文学研究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就是给予作者何种地位的问题”[7]。关键在于，作者在文艺活动中究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作者在文本解释中是否具有相应的权威？从文论史的角度看，作者的权威有一个逐步削弱乃至丧失的过程。

简言之，作者问题的出现与现代主体的自我确证及遭受批判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在古典思想中，人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人服从自然目的论的支配，在万物秩序中有稳固的一席之地。随着现代思想兴起，自然目的论被打破，人不再是朝向一个高于自身目的的存在，相反，人自己为自己创造目的。人为自己立法，也为自然立法。古典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断裂导致了对艺术活动理解的彻底转变。诗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模仿或复制，而是被理解为主体创造力的产物。对艺术的理解相应地从“模仿”“再现”转向了“表现”。艺术作品表达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是创作主体心绪的流溢。然而，诗既不是科学也不是道德，既不服从科学规律，也不服从道德实践的规则。诗所表达的东西远比前两者自由得多，并且获得了一种与理性、与社会对峙的“浪漫”意义。浪漫主义带来了天才和更多的灵感，这意味着创作者服从的不是理性认知，而是情绪感受，服从甚至自己都并未认识到的神秘的、无意识的灵感。浪漫主义作家往往大量地借鉴幻觉、梦境等来帮助他们创作。因此，作品不再被单纯地理解为作家精心结撰的产物，而是天才灵感的无意识产品。

上述思路结晶为两个紧密结合的观点。其一是主体地位的上升。根据艾布拉姆斯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当中并没有赋予诗人比较特殊的地位。在“模仿说”的框架下，就一首诗而言，模仿对象、欣赏者等要素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唯独诗人的能力、情感及愿望等因素对文本的影响没有得到额外的观照。相反，到了浪漫主义文论时期，尤其在以华兹华斯为肇始的英国浪漫主义诗论传统中，诗人成为创造艺术作品，制定判断标准的首要因素。[8]这种对比清晰地表明主体转向在文论史上的重要影响。

其二，作者对文本的控制被大大削弱。乍看起来，这个观点似乎与第一个观点完全相悖。既然主体的地位上升，作者的力量难道不是应该日益增强吗？实际上，作者权威的丧失，正是浪漫主义兴起的重要后果之一。浪漫主义解释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理解一个文本或作品的标准并不源自其作者的意图。既然作者的创作源自灵感，那么读者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试图去理解作者自己甚至也未曾想到过的东西。当然，这个观点已经预示了后来普遍解释学的通行原则，即“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9]。

上述观念投射到文论史上，便表现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作者地位的轮番冲击：以作者的意图为标准，体现的不仅是文本解释的独断，也是权力话语的横行，意识形态的禁锢。唯有将打破作者意图作为解释的标准，文本才能真正地获得解放。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却无法避而不谈：如果文本的解释没有任何标准，仅仅放任能指无限增殖，那么，文本如何能明晰地表达思想？面对一个具体作品时，理解难道不也总是依循着某些标准吗？诚然，作品是复杂的意义织体，但强调作者意图作为解释标准之一的重要性，并不是要视解读文本为索隐游戏，而恰恰是设立指引，帮助读者更好地进入作品。同时，只有如其所是地理解了作者的意图之后，才能够对文本作出恰当评价。

看来，作者问题的确涉及非常复杂的思想交锋，焦点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在此是指释义缺乏客观标准，陷入无休止的主观解释的状态。换句话说，相对主义导致了“强制阐释”[10]。这也是当下作者理论的危机所在。要克服作者危机，须重新强调和规定作者的地位和功能，深入阐释作者要素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文学家、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人物等方方面面的把握来体现。”[11] 这段话为本章探讨的作家论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向。要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文学家、艺术家的时代责任就在于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及“先倡者”。

何谓“先觉者”？从字面意义上说，先觉者就是能够率先感知时代风气、把握时代脉搏的人。如果用先觉者形容作家艺术家，就是指他们应当具有感知时代风气、创造艺术精品的能力。综观中华民族星河灿烂的文学史，先秦经典、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艺经典无不反映了其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无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将此历史规律总结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12] 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总是受所处时代生活的全方位滋养，受新时代新实践的启发。作家艺术家处于任何时代，皆须服从艺术创造的规律。作为一个个体，他的全部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可以说是因时代而催生，因时代而孕育的。

不过，作家艺术家虽然受限于他的时代，但文艺作品的永恒价值却总是超越时代的。今天人们面对《诗经》，虽然已经占有了充分的文献资料，掌握其基本的历史语境，但仍然会直观地感受到文学强大的穿透力，千载之下同样能够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张江教授指出：“我们承认，一些经典文艺作品能够穿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永恒价值的形成，不是因为作品脱离了自身所处的时代，恰恰相反，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首先扎根自己的时代，然后才能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欣赏，从而具有永恒性。这一事实，可以从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那里得到印证。”[13] 可以说，这种扎根时代且为同代人与后来人所欣赏的价值，就是文学永恒的价值。作家要创造出这样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敏锐善感的心灵，还要有“智慧”。

宽泛地说，“智慧”一词往往指人所具有的最高级的综合能力，关乎人的判断能力、发明创造能力、记忆理解能力等。尤其在中文语境中，智慧并不与智力的含义完全相等同。一个人智商很高，能够进行很复杂的运算，完成常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人们可以形容他是聪明的、卓越的。若一个人头脑清楚，条理分明，且洞察世情，游刃有余，人们才形容他是智慧的。这就是说，智慧不仅关乎一个人理论上的修养，也关乎一个人实践上的练达，尤其与一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认识息息相关。更进一步说，人们形容一个人有智慧，也就是说这个人具有某种特殊的世界观。因此，作家艺术家的智慧，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智慧。无论哪个时代，作家艺术家都必须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自身的感知。借维柯的话来说，作家艺术家的智慧是一种诗性智慧。作家既不是预言家或算命先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不是科学工作者，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来进行预测。作家艺术家的先知先觉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也源自长期修养所形成的敏锐的判断力和想象力。而作家艺术家的过人之处则在于能够通过艺术形式，遵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把这种感知传递给人们，创造出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尽管普通人经常也会有许多细微的观察和敏锐的感受，但直到看到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或读到某个作家的文字时，方才有深深的共鸣，被艺术家的智慧所打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恢宏灿烂的文学史，可以说是作家艺术家诗性智慧的一个宏大的合集。这种诗性智慧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深邃动人。作为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的代表，无数文学家艺术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作品。这种诗性智慧创造了具体的文艺作品，在实践中也结晶为艺术创造的规律。

作家艺术家作为智慧的先觉者，担负着相应的历史使命。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其文明的进步，历史的变革，皆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文艺在文化的发展中又总是起决定性作用。当代文艺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语境。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急剧的现代转型，迎来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要走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文化必须要对此问题作出回答。文艺作为民族文化中最为敏锐的部分，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作家艺术家要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对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形成清晰的、正确的认识。

首先，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要认清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做引领时代风气的“先知”。创作主体自觉地把握时代风气、时代精神，为“先行” “先倡”奠定基础。每个创作主体都有其局限性，主要是指个体的现实生活语境。任何个体都不可能脱离其时代环境而存在。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上层建筑的具体内涵。这是文化价值的土壤。但是，我们也要以辩证的目光来看待这个土壤：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和进步之中。如果能够把握住这种变化，反映在创作之中，可以说便抓住了时代的脉搏。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深刻地点明了创作主体对时代精神的感发。

抓不抓得住时代精神，关键要看创作主体是否能够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4]。典型人物可以说就是“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谈到，“人民”并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15] 人民的冷暖、幸福、喜怒哀乐，都是具体而真实的。换言之，时代精神直接反映在人民的具体生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16] 王愿坚、柳青、贾大山等作家之所以写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是因为长期浸淫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发了作家艺术家创造“典型人物”的重大意义：“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17]

因此，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并非指对创作对象抽象的、模式化的呈现，而是指创作对象能够如实地、艺术地反映当前时代的风貌。换言之，创作典型形象并非喊喊口号，亦非追逐潮流。当处于肤浅浮躁之中时，创作主体并不愿意真正去观照现实，去思考现实，挖掘出现实之中值得批判的一面，去伪存真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相反，创作主体随波逐流，目的是满足当下的感官刺激。创作主体除了无谓的滥情之外，根本无法洞悉到时代的需要。而真正的时代需要，不仅仅是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种智性的需要。作家艺术家理解了这一点，才称得上时代风气的“先知”。

其次，创作主体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自觉和把握，归根结底是要认识到文艺的历史使命。伟大的艺术家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白文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表达，以严肃的精神进行创作活动。众所周知，柳青为了创作《创业史》，落户皇甫村整整十四年。柳青这种自觉地“去作家化”，是为了更好地成为现实生活的介入者，更好地汲取活生生的艺术经验。柳青生于贫穷的陕北地区，成长又恰逢战乱年代。但他自学英语和俄语，阅读了许多外国名著，抗战时期便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在解放区期间，他深入了解生活，写出了《种谷记》和《铜墙铁壁》。[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柳青立志要超越自我，创造出能够流传下去的经典作品，便有了落户乡村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柳青：一方面，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民，深入当地的生活世界，从生活习惯到衣着语言，无不融入当地生活。另一方面，他始终是一个敏锐的艺术家，并没有被农村的局限所束缚，反而广泛地了解了整个世界的文学创作。柳青的经历可以说是从艺术走向生活，又从生活升华到艺术的一个创作典范。这种追寻智慧的历程将“先觉者”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柳青深刻地认识到，文艺家的历史使命感，源自当前时代、当代社会中的历史经验。如果没有这种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经验，艺术形式不过是僵死的套路。从普遍意义上说，任何艺术形式与其所要处理的题材之间，都有一种不容易克服的“距离”感。换言之，在作家的专业圈子和时代处境之间，难免会产生鸿沟。今天文艺界也在反复讨论，为何很多作品，看起来在写时代，写现实生活，但却无法打动人？为何号召艺术走入生活，艺术贴近生活，最终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实际上，要真正弥合上述的距离和鸿沟，唯有从作家主体的修养出发，从作家主体生活出发。作者毕竟是整个创作链条上最初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环节。柳青的成功之处，或者说，柳青经验里值得当代反复学习的地方，便在于他从具体的、自身的实践出发，进行了极好的尝试。他的例子深刻地展现了，一个专业的作家艺术家，如何彻底地打通和弥合专家圈子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能够使得个人的内在体验与时代精神交织在一起，铸就文艺经典。张江教授对柳青的创作智慧做了很好的总结：“柳青对生活的了解和把握超出一般，是生活成就了柳青的创作。”[19] 这个“超出一般”，就是指柳青身上所具有的诗性智慧。唯其是“诗性”的，才以艺术形式来表达；唯其是“智慧”的，才使艺术形式与其创作内容相统一，才创作出了真正的艺术精品。

作家艺术家作为先觉者，能够感知时代风气的变化，具有把握时代内容的诗性智慧。与之相应，作家艺术家要在艺术实践上去落实这种感知，用艺术实践及艺术作品去表达这种智慧。正因为作家艺术家远比普通人敏感，比一般公众更早地感悟到时代风气，所以才能够以艺术实践来率先表达这种感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文艺工作者既要有这样的态度，也要有这样的能力。”[20] 要具备这样的态度，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上述柳青的事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体说来，“提炼生活”是指艺术创作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文艺反映社会，不是通过概念对社会进行抽象，而是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进行艺术再现。”[21]态度和能力相结合，作家艺术家才能够将自己对时代风气的感知，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因此，作家艺术家觉知时代风气，因时而感，因势而行，启于自身的艺术创作。同时，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活动，对时代格局、社会生活皆有巨大影响。总之，作家艺术家又是时代风气的“先行者”。

首先，从个体方面来说，作家艺术家要立志突破前人的影响，具备自我革新的勇气。《体验与诗》开篇有一段话，可谓道尽了作家艺术家创作伊始便无法逃避的状况：“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劳作，都受着以前各个时代的制约；先前的范例在起作用；各民族的各不相同的天才人物、各种方向的对立以及才能的多样性都在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任何一个时代里，诗艺的全部成果都摆在眼前。”[22] 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首先要面对继承和发扬之前时代诗艺的卓越之处。同样，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不可能对前人亦步亦趋。

当代作家陈忠实就是自我革新、自我突破的典型。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其精湛的语言艺术及厚重的历史触角，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经典作品。他的关中家乡“白鹿原”，正如柳青的皇甫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是一辈子扎根的创作家园。批评家们谈到陈忠实时，往往都特别强调他寻找其独特语言的艰难历程。作家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获得既符合个性，又区别于众生喧哗的独创性，可谓一个艰难漫长的寻找过程。关键在于，这种寻找的背后，是自我的不断革新，是对文学史传统的不断借鉴和挑战：“‘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说到底就是作家对独创性的追求。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学习借鉴与独创性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追求独创性不是要放弃学习借鉴。陈忠实对中外其他作家也有学习借鉴，但他的学习借鉴是以剥离和超越为跟进的。换言之，学习和借鉴是为了开拓视野，在更丰富的可能性上去寻找独创性；剥离和超越则是为了挣脱他人的经验，向自我回归。”[23]

这里的关键词是“剥离”。“剥离”有双重含义，既指作家拥抱引起自身共鸣、启发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又指与这种影响力艰难地保持距离，成全自身的创作个性。陈忠实曾广泛地借鉴了西方文学中诸多大师的话语方式和结构方式，例如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同时，他也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前辈佳作，例如《创业史》《活动变人形》《古船》等作品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学习长篇小说写作的经验和技巧。剥离既是学习过程，又同时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可谓欢乐与痛苦兼具。就文学史经验来说，陈忠实作为一个有着极强自我意识的作家，不可避免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了“影响的焦虑”，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代价。换言之，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非凡的勇气，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从大师辈出的文学史传统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次，从社会层面上来说，作家艺术家又要有勇气超越自身的时代。王国维提出著名命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既强调了艺术风格的时代特征，又表明了作家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生活时代的局限。作家艺术家的自我革新，在社会层面上就表现为打破时代语境的局限。当然，我们已经论述过，扎根时代、把握时代与打破时代、超越时代并不相冲突。相反，作家艺术家对自身时代的超越，往往显得比较超前，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因此经常以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便是由作家艺术家所引导的。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作家艺术家从社会层面上革新自我、革新时代的一次创举。新文化运动也是作家艺术家作为时代风气先行者登上历史舞台，用自身艺术实践引领了时代风气的典型。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团结起了当时一批先进的知识青年，成为新时代的急先锋，意欲从思想文化上给旧时代以痛击。尤其在1917年，《新青年》号召“文学革命”，要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创作新文学。正是在这股革命浪潮下，鲁迅于《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国人耳熟能详的小说中，鲁迅猛烈地批判了封建道德，指出封建礼教的背后是残酷的“吃人”。从文学史角度来说，鲁迅作为旧文学的革命者和新文学的缔造者之一，完成了对旧文学的颠覆，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新天地。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鲁迅作为一名勇敢的先行者，以文学实践揭穿了旧时代的黑暗，引领了新时代的风气，带来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发展。《狂人日记》本身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传世之作，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研究和阅读，其艺术水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此，作家艺术家要成为先行者，不仅要有突破自我的勇气，也要有突破时代的勇气。当然，突破自我是个人层面，突破时代是社会层面，这两个层面实际上又须臾不可分割。作家艺术家创作行动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根本的落脚点就在于作家的主体修养。

一言以蔽之，在作家的主体修养层面上，“勇气”不能和“智慧”相脱离。有“勇气”无“智慧”，作品容易成为空泛的口号，虽然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超越不了时代，在文学史中难觅一席之地。而光有“智慧”无“勇气”，这种所谓“智慧”也就变成了抖小机灵，创作便容易随波逐流，虽然可能因一时受到市场的欢迎而流行，但最终无法沉淀为文学艺术的精品。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作家艺术家主体修养与创作行动的关系。尤其在社会急剧转型、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作家的主体修养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自我修为实则是先行者的必要前提：“古人讲，‘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打造文艺精品，发挥文艺功能，首先是作家艺术家要提高自身修养。文艺家的知识水准、胸襟境界、人生高度，直接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浓度和思想厚度。自己没有这样的本事和高度，却企图去引领别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24]

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先行者，敢于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去引领时代，与其主体方面所具有的厚重修养不可割裂。谈及作家主体修养这个问题，其内涵固然十分丰富，但“胆”“识”二字可谓其中的核心。就此而言，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叶燮已经系统性地把握了“胆、识”问题，将之视为作家创作不可缺少的主体修养。叶燮所著《原诗》分内外两篇，考辨诗之源头，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25] 这个体系以宇宙本体“气”作为核心，统摄万物；“气”又分为审美客体（“在物者”）与审美主体（“在我者”）。审美客体包括理、事、情三者的统一，用以刻画事物客观意义上的存在、发生以及情状。审美主体则指诗人所具备的主体条件，叶燮称为“胸襟”，具体包括“才、胆、识、力”四要素。叶燮打破了传统诗论“感物言志”的模式，认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有机结合，才能够生成文章。

通常认为，“识”在四者中最为重要。“识”是指作家的取舍、判断、眼光、觉知、感悟等，非有此等见识而不能认识客观事物，亦不能认识历史。作家首先是一个先觉者，尤其觉知所处时代的风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叶燮所谓“识”，理解为前面所说的“智慧”，既是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也是对时代风气的把握。作家有了“识”，才有“胆”。人们往往胆识并举，用以形容一个人智勇双全的状态。智慧和勇气之间既是递进关系，也是相互依存关系。没有勇气，作家无法突破寻获智慧的屏障。作家作为“先觉者”在诗性智慧上有所得，才能在艺术实践上加以发挥。只有突破“影响的焦虑”，突破时代语境、时代精神的局限，才能有勇气激发与凭附。叶燮也总结了四者的关系：“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26] 敏泽强调，在叶燮看来，胆、识是可以后天锻炼而出的。[27]“才”“力”所涉及的是天赋及独创性，而“胆”“识”所涉及的则更多的是社会性的内容。相比之下，“胆”“识”更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表明了作者的勇气源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

就作家艺术家的主体修养而论，天赋才能固然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社会历史中历练而获得的认识与勇气。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28] 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皆然。中华民族历来有“诗史”传统，文学既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也是对人民实践的记录、反映。从《诗经》中大量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诗歌，例如《七月》《采薇》等，到杜甫等伟大诗人歌颂劳动人民的继往开来的佳作，乃至明清小说中对世相人情的描绘和揭露，中国文学的脉络充分地表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取向。同样在西方，吁求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往往如此。恩格斯曾在论述德国文学时写道：“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29]

显然，作家艺术家直面和书写人民的伟大实践，需要相当的勇气。提出“勇气”或“胆识”，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的、实践的时空内涵。2016年是作家赵树理110周年诞辰。赵树理作为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代表作家，其小说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标志，立足于农民的生活，写农民感兴趣的问题，非常有代表性。赵树理生长在北方农村，又是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的。他对于人民伟大实践的直面和书写，具有两个代表性的方面。其一，赵树理的自觉追求体现的是一种长时段的情感。这种情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和农民成为一家人，而不是当客人。而形成这种“家人”情感的关键，在于“久”。从赵树理的文学生涯来看，他1943年就以《小二黑结婚》成名，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于1949年随单位进京，1965年又举家回迁山西老家，这16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晋东南农村生活。这种对农村生活的“深入”，有着最具体、最直观的实践经验。其二，赵树理深入生活，还体现于农村事务的介入程度。他不仅仅是带着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的目的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而是真切地把自己当作农民的一员，利用自己的识见和能力，寻找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途径。尤其在危难的年代中，赵树理也将自己与农民的利益与处境紧密相连，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呼吁者，而不是旁观者。至少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赵树理具备了很多人不具有的勇气。这种勇气的基础，是他对农民长时间的强烈情感，也是他对自身生活方式的选择。张江教授概括了赵树理这两方面的代表性：“某种程度上说，作家、艺术家永远在追赶生活，因为生活在不停地延展、更新。当然，一些优秀的创作者有可能凭借自己的预判走到生活的前面，但是，这种预判也是建立在对现有生活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赵树理出身农民，他对农村、农民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越一般作家，但是即便如此，赵树理还是要长期深入到农村，与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可以说，他笔下那些鲜活的农民形象、那些生动的语言，都是在农村的土地上熏出来的。这一点，值得当下的作家、艺术家永远铭记。”[30]

总之，赵树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总体，而是一个个与他共处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个体。习近平总书记就何为“人民”的问题，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做了非常深入和明确的论述：“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31] 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或象征，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构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作家艺术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就是要认识到书写人民的伟大实践是自身的社会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指出：“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 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 ‘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32] 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有血有肉，源自认识历史的进步力量，而进一步将这种认识和准备，在思想境界上提升到社会责任、历史任务的层面，才可谓赋予了艺术实践以筋骨。作家艺术家只有将自己的主体修养提升到了这一境界，才有勇气发出时代的声音。在此意义上，勇气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统一才确定了作家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

作家艺术家不仅是先觉者，也是先行者，这从智慧和勇气方面规定了作家艺术家的角色。实际上，无论是智慧（识），还是勇气（胆），都是从主体性层面对作者角色的建构。智慧、勇气皆出于作者的“自我”。智慧是自我的认识和感悟，勇气则源于自我的行动。但智慧和勇气，皆离不开作者的责任。所谓“责任”，涉及自我与社会中“他者”的关系。如果没有社会责任，任何个体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体：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恰恰形成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而在文学活动中，作者主要面对着两个他者。第一个他者是作者的自我；第二个他者是读者群体。作者与自我处于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则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通过阅读作品与作者发生关系。而从作者的角度而言，他通过作品向读者传播自己的思想情感。从作者论的角度来说，“先倡者”就是指作者对读者负有一种社会责任，这既涉及作者的创作取向，也涉及文艺在社会层面上所起的倡导作用。

首先来看作者的创作取向问题。作者的创作取向就是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表现为作者与社会的具体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作者与社会的关系时，将社会比作一本大书：“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上好社会这所大学校，读好社会这本大书，创作出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的优秀作品。”[33] 所谓读懂、读透社会这本大书，是指作家艺术家从丰富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真知灼见，体现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是作家艺术家创作优秀文艺作品的必要前提，是作家艺术家“胆、识”的最终落脚点。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作家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就有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危险。众所周知，纯粹就艺术创新和艺术追求而论， “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同样具有极高的“胆、识”。但是，没有用社会的“责任”来统一两者，艺术的境界就降低到了消遣和娱乐的层面。因此，一个作者的自身修为并不与艺术技巧的追求脱节。一个作者坚持什么，倡导什么，都会直接反映在他的创作之中。作家艺术家的个体修为与创作活动本身合二为一了。

其次，作者与社会的关系还进一步地反映在文艺对社会的倡导、引导作用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34] 这个作用最鲜明地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文艺疗治当代人价值观缺失的方面。因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35]。这个定位，明确地指出了作家艺术家的先倡者功能。尤其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家艺术家的倡导作用提出了三个要求。其一，作家艺术家“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36]。其二，作家艺术家“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37] 其三，作家艺术家“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38]。总之，这三个要求，也是作家艺术家作为“先倡者”之具体历史内涵的三个要点，阐明了作家艺术家应当如何理解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好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作家艺术家作为时代风气的先倡者，究竟要倡导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39] 这段论述清楚地定义了艺术的功能或功用，也指出了作家艺术家扮演的角色。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责任感就是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要求作家艺术家自身具有极高的思想境界、业务素养以及道德修为。这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必须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种价值导向。第一，文艺创作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尤其是其中的爱国主义，更应当成为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价值导向。第二，文艺创作要追求真善美。真善美不仅是文艺的永恒价值，也是作家艺术家应当极力追求的道德境界。第三，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继承文化传统的血脉。同时，创作主体应当更多地看到中西之间的互通，古今之间的交融。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0]

文艺创作的价值导向问题，与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一脉相承。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文艺社会功用的言说，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这个传统始自孔子著名的“兴观群怨”说。[41] “兴”意为比兴，既是创作手法，也指诗抒发感情，以情动人。“观”指诗歌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变迁，不仅能观风俗盛衰，而且能够考见政治的得失。“群”是指诗歌的沟通、交往功能。“怨”则是指讽谏怨刺，是古代诗歌特有的政治功用。孔子以这四项功能来概括《诗经》的社会功用，后世也将之推演为文学批评的普遍标准。从作者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规定也要求作者在创作活动中遵循同样的批评标准。例如，古代文论中“圣人作文”命题，便从作者论的角度探讨了“创作者的神圣性”问题。圣人之为作者，“作文”是化成天下，垂范后世。这里的“文”不仅是文辞之文，也提升到了人文世界的秩序层面了。因此，圣人作文的价值导向便是“道”了。这一作者论传统在古代文论中影响极大，从《易传·系辞》到《文心雕龙·原道》，都强调圣人与文人的合一，从而规范了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韩愈，生动地阐明了这一传统：“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 ‘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42]

当然，文艺创作的价值导向不仅仅关系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也同样关系艺术作品的形式，关涉艺术创作的规律问题。这一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论题。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问题。马克思认为，“席勒式”是拉萨尔创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把作品视为实现思想观念的手段，从而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变成了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43]。相反，“莎士比亚化”则是指马克思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这种现实主义手法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通过生动的情节描写，鲜明的性格刻画，来反映社会生活，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莎士比亚化”也就意味着文艺创作活动要兼顾思想观念的传达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这既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也是创作的方法论。归根结底，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及价值导向，与艺术创作的规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正因为对艺术创作有着高度的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44] 态度与技巧，在创作活动中实际又是不可区分的。张江教授辩证地阐明了这个问题：“文艺创作当然包含一定的技巧，但是，就创作行为本身而言，我更愿意将它理解成这样一种行为：创作是一种输出和发散，它所生成的每个文字、镜头、音符、线条等，都携带着创作者个人的气质、内蕴、品格。某种程度上说，文艺创作比拼的，不是谁的手法更高超，而是谁的底蕴更深厚。其中，学养、涵养、修养，正是作家艺术家个人底蕴的重要构成。”[45]

始自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如孔子或柏拉图，已经提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这一论题引发了文艺是否存在着普遍标准，文艺家应当按照何种标准来创作的讨论。趣味问题并非简单的个人喜好问题。康德虽然坚持“趣味无争辩”，但是他仍然强调趣味的社会功用，强调趣味及审美判断的公共性。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外在于、依附于其艺术活动的，而毋宁说与整个艺术活动难舍难分。创作本身便是作家个人底蕴的输出和发散。换言之，作家艺术家作为时代风气的先倡者，必须要避免做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而首先要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做到自身创作个性与社会道德的和谐统一。但是，艺术家天赋才能不同，创作个性迥异，是否能，又如何能与社会道德和谐统一呢？

在通常的理解中，艺术家的个性与社会性始终存在着某种对立。自卢梭开启了浪漫主义思潮以来，个体与社会的裂隙便成为一个普遍论题。卢梭认为人性的形成是受理性长期压抑的结果。理性文明的形成，要以克服人性的自然状态为代价。这样一来，社会本质上是对自然人性的压抑。而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之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生存情绪。人一方面是理性的人，另一方面又是非理性的人。卢卡奇便认为，这种论述框架使得艺术被理解为审美救赎的手段，进一步扩大了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对峙。[46] 因此，受卢梭思想影响的西方传统主体哲学，将艺术家的自我理解为“理性的他者”。理性的他者意味着审美经验的丰盈与反动，诸如浪漫派的梦幻、疯狂、狂欢及放纵现象，也就意味着非理性对日常理性规范的彻底消解。[47] 更进一步说，创作主体的自我与日常主体的自我完全对峙。虽然，这种解释框架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阐明艺术家创作时的种种出神、灵感充沛的状态，但却始终无法有效阐明艺术家的个性究竟如何能够与社会道德和谐统一。

实际上，问题恰恰在于作家“个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始终未能真正挑明。对作家而言，塑造自我的关键仍然是深入日常生活。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这两者的关系：“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48] 这就是说，所谓“德”有着具体和贴切的内涵，指作家在日常生活中“为人” “做事”“从艺”等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个体底蕴，更具体地说，可以概括为“学养”“涵养”及“修养”。这些个人底蕴又必然展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滋养着、支撑着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只有从养德修艺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层面出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社会道德才谈得上和谐统一，因为这种统一由内而外，源自作家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自我。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一命题，阐明了作家论的规范内涵，克服了当代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思潮带来的“作者之死”的危机。先觉、先行、先倡分别对应于作家的智慧、勇气以及责任。往大了说，这涉及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立，包含了认知、实践以及社会公共性的维度。更具体地说，这三者铺设了作者论的基本框架。随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时代风气有了新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实践，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八个“明确”、十四个基本方略的指导下，中华民族为了实现伟大梦想，实践着伟大事业。文学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之一。作家艺术家则是文学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作主体。因此，作家要以诗性智慧来认识时代风气，把握时代精神，这是作家论的基本起点。作家的具体实践最需要的是勇气。勇气不仅是主体蓬勃向上的状态，更是持久的德性及思想境界。作家的智慧和勇气必然要统一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如果作者不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智慧和勇气将无所凭附，创作个性与社会道德将陷入对峙、对抗的状态。从“德”“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统一的角度出发，创作个性与社会道德之间才能和谐。总之，上述三个层面既处于论述上环环相扣的递进关系，又并列构成了作家主体修养的各个环节，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