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从外部看，国际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全球治理体系、经贸规则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面临重大调整，我们将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发展。从内部看，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已经并将持续发生较大变化。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增长动力和政策空间受限

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艰难恢复阶段，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高风险的“三低两高”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进一步增大全球经济复苏难度。

（一）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社会运行受到严重冲击

多个国际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幅度可能达到5%左右，即便没有第二波疫情，到2021年底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如果第二波疫情出现，则衰退幅度更大、衰退时间更长。从实际情况看，部分发达国家防疫措施出台不及时且效果不佳，部分国家缺乏有效的抗疫物资和手段，部分经济体没能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关系，经济社会运行受到严重冲击。有专家预测，疫情彻底得到控制、经济社会秩序彻底恢复可能需要长达数年时间。

（二）疫后世界宏观政策空间受限，世界经济恢复更加艰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长期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有的甚至实施负利率，潜在风险不断累积。2020年上半年，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利率水平已经均处于接近或低于零利率，再加上此次应对疫情支持政策规模巨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政府负债继续大幅攀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0年美国将增加3.8万亿美元财政赤字、2021年将增加2.1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届时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将超过27万亿美元。欧洲央行计划2020年购买1.6万亿欧元的政府和私营部门债券，占欧元区GDP的14%左右。这些都将限制未来几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不利于世界经济持续恢复。

（三）全球债务和金融隐患不断积累，风险挑战不容忽视

国际金融协会、IMF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债务已比2008年初期多出87万亿美元，预计2020年底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42%的历史新高。同时，2020年底全球将有超过20万亿美元的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到期外债约11万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已有100多个国家向IMF申请紧急援助。一些研究机构预计，未来可能会有部分国家出现债务违约。

与此同时，伴随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也将持续显现。综合来看，“十四五”期间各国经济运行将遭遇重重挑战，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

二、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持续演变，逆全球化风险挑战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始终不足，逆全球化思潮逐渐抬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未来一段时期，逆全球化将对世界贸易体系、全球产业布局、国际机构运转等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一）在贸易领域，世界贸易格局和大国经贸关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一方面，诸边、双边自贸协定不断增多。多边贸易机制运转受限，各国积极推动诸边和双边经贸谈判，主要经济体间自贸协定商签进程加快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三国协定》（USMCA）等自贸协定相继生效，全球贸易版图“碎片化”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大国经贸关系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疫情影响下，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转移抗疫不力责任、转嫁国内矛盾等考虑，可能加大外资审查力度，给跨境经贸投资往来制造更多障碍，全球贸易摩擦事件可能增多。

（二）在产业领域，全球“大三角”分工格局可能出现调整变化

“二战”后，全球形成了发达国家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加工制造、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提供资源能源的世界产业“大三角”格局。受多重因素影响，全球“大三角”分工格局正在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重构。一是国际产业分工和经济循环受到影响。发达国家普遍通过税费优惠等措施吸引境外产业回流本土，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不断抬头，冲击全球产业链循环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二是区域“小循环”趋势显现。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粮食、能源、医疗卫生等基础民生产业自给能力的重要性，内向化的产业集群式发展推动区域小循环重要性提升。三是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导致运行成本进一步上升。部分国家谋求风险分散和供应链多元化、本地化布局，不少国家将寻求全球两个或者多个产业“备份”，再加上产业链条将进行重新“咬合”，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并可能推升产业运行成本。

（三）在治理领域，合作形式变化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化

一是国际机构正常运转受到制约。世贸组织伴随全球贸易合作而生，在全球贸易遭遇逆风之时，各方围绕WTO规则改革主导权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上诉机构、发展中国家地位、投资和竞争、政府采购规则等领域的交锋将更趋激烈，基于原有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难以有效推进。同时，大国经贸摩擦明显增多，国际经贸规则约束力下降，全球贸易保护措施多发频发。二是新兴国家话语权上升。“东升西降”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呼吁全球治理体系顺势变革，全球经贸规则面临多边、双边主导之争，不同国家诉求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增加。三是全球货币体系渐趋多元化。尽管当前美元和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2020年6月份，美元在全球支付占比为40.33%，2020年第一季度末，美元在全球储备资产占比为61.9%，但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的国际地位有所上升，再加上金融科技不断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快。四是全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生存发展形成巨大挑战，环境污染等全球生态安全事件频发。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全球治理体系亟待跟随时代而完善。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全球创新格局持续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是最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导的技术变革蓬勃兴起，全球各国都在科技革命领域加速竞跑。

东亚地区研发能力不断增强。北美、欧盟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但东亚持续增加的创新投入、庞大的创新产品市场、活跃的创新氛围不可小觑。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研发支出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09年东亚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地区，2015年中日韩企业研发支出超过北美、欧洲。2000—2017年间，全球约90%的研发支出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东亚及南亚，但美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比重从37%下降到25%，欧洲从25%降至20%，东亚和南亚地区则从25%上升到42%。

新兴经济体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活跃地带，特别是在移动通信、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领域已成为全球研发和创新的重要力量，日益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的关键一极。

同时要看到，美欧的绝对优势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将存在。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10的国家中，欧美国家占8席，未来美国、欧盟等仍将是全球主要创新经济体。

综合来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只有增强忧患意识，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才能为经济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做出的重大判断。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四五”时期将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我国发展呈现新的重大阶段性特征。

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个长期过程和系统性工程，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个历史时期。“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健全，扩大内需政策保障体系也应随之完善

“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主体框架总体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各级政府、各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行动更加自觉。考虑到扩大内需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应着力加强政策保障，促进生产、分配、流通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要进展，完整内需体系构建也应随之提速

“十四五”时期，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1”战略构想[1]将更加健全，新时期扩大内需依托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供给质量，夯实消费的收入源泉，拓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内需空间，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生态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都有利于加速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全方位促进内需增长潜力释放。

（三）推动经济发展“三大变革”，扩大内需也应在这些方面有实质性进展

要切实把提质增效放到经济发展特别是扩大内需工作的首要位置，推动从“扩规模”转向“提质效”。扩大内需必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质量变革；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实现效率变革；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动力变革。

二、我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窗口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转方式调结构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2]。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国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并引发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凸显等突出问题。大量低收入国家在发展初期表现出高速增长特征，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无法成功转型为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报告显示，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到目前为止也只有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国际上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看，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实现新旧动能顺畅转换，经济增长引擎不能熄火。拉美国家长期陷入停滞的教训表明，一旦结构转型不成功，就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严重时甚至引发政权更迭。另一方面，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不等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后，因经济发展不稳定，又退回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日本、韩国等国家经验表明，进入人均GDP 1万美元以上区间后，还需要形成一个中速稳定增长的“平台期”，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于1998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中国社科院等机构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我们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

“十四五”时期，要把扩大内需和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优化要素结构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从主要依靠简单劳动、扩大投资、大量投入能源资源等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从主要依靠传统产业转向更多依靠新兴产业，着力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我国处于消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的阶段

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不断变迁，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38.7%增长到2019年的57.8%。“十四五”时期，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基数不断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持续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等因素带动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更趋明显。

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不断发展壮大，与美国居民消费规模差距明显缩小。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折合美元约5.97万亿，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两者统计口径虽略有差异，但基本可比）约6.27万亿美元，两者相差约3 000亿美元，差额比2012年缩小了79%。同时，部分领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例如，我国汽车销量已连续11年蝉联全球第一，2019年汽车销量2 576.9万辆，而美国年度销量低于2 000万辆；网上零售额超过10万亿元，连续7年居全球第一；智能手机约占全球销量30%。考虑到我国汽车、智能手机等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十四五”时期我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

另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消费贡献和占比可能再度提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可能跨越50%的门槛。近年来，居民旅游、文化、教育、养老、医疗、托育等服务性消费快速增长，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9 886元，增速为12.6%，快于居民消费支出整体增速4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提升，占比达到45.9%，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几乎占据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初步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可能超过50%。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要适应消费升级创新供给体系的要求，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有效保障消费需求转变为增长动力、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实现，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稳步提升。

四、我国正深度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大飞跃都推动了经济社会大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把握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机遇，长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我国错失了几次科技革命的良机，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西方国家。20世纪中后期，我国抓住第三次技术革命尾巴，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有了明显进步，但与西方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期，机遇千载难逢。

（一）“新”字当头，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将催生大量新的产品和服务，颠覆现有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上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蓬勃发展，互联网服务渗透率得到大幅提升，不断创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二）集聚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集聚交易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机会

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普及，平台经济蓬勃兴起，诞生了共享经济、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社交平台等新业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我国在共享经济、电子商务方面处于世界前列。据中国信通院数据，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首次突破30%，据有关方面预测，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5G移动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及应用有望成为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新风尚。

（三）企业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我国相关比较优势

突出表现在培育了一大批平台式企业。世界上最大的100家企业中至少有60家属于平台型企业，我国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等企业走向世界前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联合国会议就使用了阿里开发的“钉钉”系统。同时，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在生命科学、量子计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我国均占有一席之地。

（四）市场优势，越来越强大的国内市场为我国构建技术创新生态提供了新机遇

场景成为创新的重要实验场，对未来场景的设计成为各类技术集成创新甚至基础研究突破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于场景设计和应用提供了最好的“试验场”。比如“城市大脑”这一重大场景的提出，推动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各类新技术聚焦城市智能化治理进行集成创新和应用。

（五）区位优势，创新资源向东亚和我国沿海地区日趋集聚

尽管美国欧盟等仍将是全球主要创新国家和地区，但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不断提升，“差距”逐步缩小，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快速上升，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科技创新中心也成为吸引全球创新资源的“宠儿”。

综合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我们要善用优势、善做善成，在扩大内需中尽早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深刻演变，国内发展条件持续发生新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供给等都呈现出新特征。我们既要明晰经济发展总体阶段性特征，也要对实际发展条件做到心中有数，以此确定扩大内需“可能性边界”。

一、需求结构继续深入调整

从需求结构变化来看，近年来外需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内需的贡献率逐步上升。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2009—2019年间，有7年外需贡献率为负，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来拉动。“十四五”期间，由于外部环境趋紧，内需将继续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消费看，改革开放以来，受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较长时间里具有明显的排浪式消费特征，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排浪式消费升级，每一次消费升级都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趋于多元，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重点日趋分散，个性化特征更加凸显，消费者不再是简单地购买商品，而对产品功能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体现了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的趋势性变化。

伴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我国最终消费率从2010年的49.3%逐步回升至2019年的55.4%，最终消费贡献率由2010年的47.4%增长到2019年的57.8%。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可能达到60%左右。

从投资看，储蓄是投资的源头，受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等因素影响，根据最新投入产出表计算，我国储蓄率水平从2010年的峰值51.5%下降到2017年的46.4%，2019年有专家预计约为45%。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十四五”期间我国储蓄率将降至42%左右。受此影响，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有所回落。

同时要看到，投资结构呈现调整优化态势。一些传统领域的投资相对饱和，甚至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等社会民生等领域补短板需求依然旺盛，一些新兴领域加快发展同样吸引了大量投资，投资结构优化调整的态势已经形成。例如，在传统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2015年起，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超过整体制造业投资，且逐年扩大与后者的增速差距，部分年度甚至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十四五”时期，我国投资结构还将持续优化，对于完善投融资体系、提高投资效率将提出更高要求。

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提升和改造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能力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增速稳步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推动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将继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将继续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转变。

（一）农业基础地位将更加巩固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基本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未来，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基础地位将进一步夯实。

（二）现代工业体系将不断完善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一，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家电通信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未来，我国传统动能加快改造提升，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将推动我国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工业体系更趋完善。

（三）服务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9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53.9%，比第二产业占比高14.9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4%，成为三次产业中的第一引擎。未来，我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有望保持高速增长，将有力促进工业、农业生产质量提升；文旅、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蓬勃发展，将持续推动民生改善。

三、要素结构约束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等各类要素数量的大规模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我国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依靠要素低成本的规模扩张型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十四五”时期，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资源结构性约束偏紧，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

2000—2019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1.26亿增加到2.54亿，增长超过一倍，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到18.1%。据有关方面测算，未来我国低生育率态势还将持续，少子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突出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19年末，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下降至64.0%，比2013年下降3.6个百分点。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降到7.13亿，较2011年减少24.2%。近年来，全国部分地方竞相出现“抢人大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将不容乐观。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国民储蓄率趋降，不利于资本积累，国家用于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将持续上升，家政服务、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等新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二）人才红利基础仍然薄弱

基础研发积淀不够深厚，创新人才面临结构性紧缺，原始创新领域缺乏世界级科技大师，产业发展方面的领军人才、复合人才和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育同生产和创新实践“两张皮”。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从事研发创新的人员数量仍然偏少。2017年，我国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创新的人员数量为1 235名，远少于同为东亚邻国的韩国（7 514名）和日本（5 305名），在全球公布该指标的69个经济体中，位列第44。

（三）土地、环境等资源要素约束增强

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国情，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正越来越面临土地资源的紧约束，而粗放开发利用、建设用地低效闲置等现象仍屡见不鲜。一些地方和企业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获取增长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造成的资源大量开采、粗放发展方式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2019年，全国生态质量优良以上的县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44.7%。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等问题虽有明显改善，但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四）创新能力建设存在短板

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不足30%，大部分企业创新活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激发。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产出没有完全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科研领域存在重论文发表、轻产业应用的倾向，科技成果转化率整体不高。受此影响，我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受制于人，高端装备和软件、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很多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

综合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呈持续调整优化的趋势，但要素供给总量偏紧，我国发展条件受到一定约束。“十四五”时期扩大内需，要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和需求双升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广阔，扩大内需有着巨大潜力和比较优势。同时，也要看到制约内需潜力释放的问题依然存在，要充分利用优势，清醒认识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充分激发内需潜力。

一、新时代扩大内需的潜力巨大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差距，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努力补上短板就能够释放巨大内需潜力。

（一）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更新潜力巨大

新型城镇化是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有效结合点。一方面，新市民进入城镇的总量非常可观。当前我国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0.6%，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一般在80%左右。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率还有近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按照到2025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还将增加近7 000万计算，城镇化带动的投资和消费潜力共约4.5万亿元。另一方面，现有城市更新潜力可观。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为例，初步测算，2019年全国约有60多亿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涉及居民2亿人，改造提升需求庞大。再比如，老旧写字楼等商办物业改造也有很大潜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998年以前建成的存量老旧商办物业约170亿平方米，如果每年改造3%，按照改造投入水平6 000元/平方米计算，每年带动直接投资约3万亿元。此外，据《2019年中国工业遗存再利用路径与典型案例白皮书》，全国工业遗存空间资源约30亿平方米，大量老厂区、老设施等亟待改造更新。

（二）纵深的区域发展格局潜力巨大

我国层次鲜明的地理特征和巨大的区域发展纵深，既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又能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形成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还能增强韧性挖掘潜力形成稳定增长的回旋空间。一是区域发展纵深促进了分工合作和有效竞争。我国巨大的区域发展纵深，使内部垂直分工和产业转移成为可能，形成多种类型的区域合作模式。二是差异化的发展条件增强了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要素禀赋，既为各区域错位发展提供支撑，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也为开展形式多样的改革探索提供了空间，更好激发市场活力。三是培育形成了多个具有强大辐射带动作用的动力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牵引下，我国将成为世界上都市圈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城市群内部高效分工、协同发展，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据京东大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消费支出中的80%以上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12大都市圈。

（三）消费投资新热点潜力巨大

消费提质扩容潜力巨大。大宗商品消费仍有较大空间，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增长余地，大量“超龄”家电产品更新需求旺盛，5G智能手机、超高清电视等市场潜力巨大。随着电商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下沉、线上医疗和教育等服务消费加速“触网”，有关方面测算未来几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每年将提升2个百分点以上。邮轮游艇、通用航空、职业体育等新兴消费方兴未艾。扩大投资补短板的需求持续旺盛。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广阔。虽然经过多年建设，我国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取得明显改善，但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再加上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薄弱环节，我国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仍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前景广阔。随着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投资潜力。

（四）产业转型升级潜力巨大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业大国，产业基础雄厚、产品供给极大丰富。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很多重要产品生产能力位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大量制造业企业依旧处于中低端水平，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蕴含巨大潜力，促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升级，围绕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加大攻关力度，都将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2019年我国服务业比重为53.9%，与发达国家普遍在7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

二、新时代扩大内需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奠定的扎实经济基础，为新时代扩大内需、建设完整内需体系提供了比较优势。

（一）我国拥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新时期扩大内需就不会偏离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于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新时期扩大内需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之一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新时期扩大内需谋划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基于我国庞大的经济总量，14亿收入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基数，加上近些年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日益凸显。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并且还在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应着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是任何其他经济体都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各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多元的试验场，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能够迅速产业化、规模化，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我国高铁的快速兴起和大规模发展，5G商用步伐居世界前列，都得益于庞大内需的支撑。巨大的消费群体优势，创造了极大的消纳能力，带动众多大众消费，增强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巨大的市场规模，促进国内外资本、技术、知识、人才双向流动，对提升供给能力更好适应消费需求起到重要补充作用。

（三）日趋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截至2019年底，我国综合交通网总里程达到540.6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均位居世界第一位，有效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具有良好的外部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总体领先，我国光纤宽带接入、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部署和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部署数量均为世界第一，为互联网新技术的大规模创新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中欧班列联通欧亚大陆2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间已实现1 000公里内5小时到达，2 000公里内8小时到达，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畅通人流、物流、信息流，有效提升了供需对接的效率，是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保障。

（四）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和基本国情，循序渐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我国基于国情改革探索，注重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创新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十四五”时期，我们进一步加大改革攻坚力度，不仅注重顶层设计，而且注重健全改革举措落实落地的实施机制，将宏观层面的政策红利顺畅传导到微观主体，扩大内需就能够释放更大的潜力、激发更大的活力。

（五）我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不断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更大平台，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向纵深发展。2020年上半年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亚政治经济关系总体稳定，俄罗斯、中亚与我国经济互补性强。经略好周边，构建安全稳定的地缘环境，加强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有利于逐步畅通区域经济循环，为我国扩大内需、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有力支撑。

三、新时代扩大内需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在看到扩大内需巨大潜力和比较优势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扩大内需还面临不少突出问题，要从根源上予以破除。

（一）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仍有待解决

供需结构不匹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问题仍然存在，中高端供给仍显不足，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较好满足。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向有效需求领域和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还需加快提高。同时，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容忽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措施。这对于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偏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仍处于0.4的警戒线之上，缩小城乡间、地区间、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事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四五”时期必须下大力气推动解决。

（三）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我们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放、管、服”政策措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大幅提升到第31位。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完善市场体制仍需努力，要素市场建设还需加快，市场竞争规则有待完善，市场开放有待进一步拓宽，政府服务管理水平仍需不断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持续积累

目前，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重点工作持续推进，但潜在风险仍不容忽视。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内外部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对我国财政金融稳定将产生新的影响，易引发和放大相关领域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比如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依然较大，实体经济债务负担沉重，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仍不健全，进而对宏观经济和扩大内需造成影响等。

（五）市场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当前我国社会分工、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目前监管模式、监管机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监管缺失与监管过度并存，现代市场监管理念有待进一步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不高、覆盖不全导致质量参差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仍然存在，“优质优价”的导向没有完全建立。

[1]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1”战略构想，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2]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