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为“十四五”时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发展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

2019年6月，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习近平主席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作出了三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概括，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三个“前所未有”，揭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球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步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复杂之大变革、大调整，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改革发展新要求，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发展，运用辩证思维谋划改革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对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近年来，以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旗号的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泛起，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威胁，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和投资深度萎缩，政府债务大幅提高，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复杂。疫情促使各国经济走势进一步分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困难。这些变化对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外部不确定性。

1.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要求推动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面对近年来全球化逆潮的冲击，我国必须加快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有利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开放往往能为改革带来新的动力，从而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动开放，自主开放，变外部压力为内生动力，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能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进人民福祉。三是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需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既是顺应大势拓展我国自身发展空间的需要，也是主动作为彰显我国大国担当、为全球经济治理作出贡献的需要。

2.世界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需要我国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国际形势新变化新格局对贸易环境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我国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历史经验证明，危机常常是变革的动力，在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发酵的情形下，贸易摩擦加剧，全球贸易在曲折调整中前行，这对各国贸易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贸易格局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坚定不移按照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要求，聚焦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不断为市场活力充分迸发创造良好环境，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3.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和区域政策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产业政策方面，多年来我国实施的以主导产业选择和培育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源配置扭曲、市场公平竞争受损等问题。全球治理参与程度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我国产业政策加快与国际规则对接，减少扭曲市场的不当干预。推动自贸区建设，需要对标高水平贸易投资规则，构建与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区域政策方面，得益于各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我国各区域的经济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随着我国更多参与全球治理，亟须进一步打破区域分割、市场壁垒，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发展环境。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生产方式调整，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基础前沿领域孕育重大突破，新技术、新应用持续涌现，国际科技竞争态势更趋激烈，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引发国际格局和治理体系重构的核心变量，正在对国际产业分工、经济发展方式、全球治理体系等产生深刻影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但也面临不少新挑战，对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

1.产权制度必须更加适应新技术革命要求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但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待完善。如大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迫在眉睫。我国仍有大量数据不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之内，围绕大数据的所有权，不断引发出数据隐私、数据安全及数据权属等方面的问题。

2.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必须进一步强化

竞争政策是塑造市场竞争规则，调节企业竞争行为的重要政策。尽管近年来我国在竞争政策和反垄断领域的立法工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竞争政策和反垄断面临的形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未来亟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结合新经济的发展和相关经济理论的演进，不断完善竞争政策领域的法律法规。

3.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更加迫切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进而重塑各个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异常激烈，主要国家对科技创新高度重视，纷纷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采取更加严格的管制措施，比如制定新的出口管制清单、限制我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企业的并购、限制科技人员的交流等，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未来我国外部技术来源渠道变窄，亟须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

三、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要求我国通过对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加快制度性开放

受保护主义、技术变革、要素成本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全球产业布局加快调整。无论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在逐步完善本土产业链，以降低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依赖。据统计，2007—2017年间，全球中间品贸易下降了5.1个百分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全方位冲击，并促使各国反思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对产业安全的重视程度提高，加速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这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有针对性地实施强链补链工程，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开放蕴含新变化新机遇，开放倒逼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迫切需要增强制度透明度和竞争力，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牢牢把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1.产业链升级迫切需要我国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全球产业链重构格局下，我国产业链控制力不强、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瓶颈愈加凸显。要实现我国产业链升级的战略目标，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依赖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在战略机遇的新要求下，必须推动我国在市场体系建设中有效对标国际标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倒逼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弥补体制短板，形成与国际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促进规则变革，优化制度供给安排，加快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形成以开放促改革的新格局。

2.产业链加速重构需要我国围绕国际通行规则积极改革创新

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力图通过税收优惠、加大补贴力度鼓励制成品出口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国内。要有效化解全球产业链重构给我国带来的风险，必须努力建立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的改革机制。这给我国提升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度和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加快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要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有效满足。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告别了物质短缺阶段，迎来了更加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阶段，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划时代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要求完善促进更加平衡、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

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还很重。

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从社会生产力看，我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匀。这说明，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既要从全局上解决生产力布局不平衡问题，也要解决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生产力发展不充分问题。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发展水平的主要体现，但不是全部。只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全面推动国家各方面发展，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才能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城乡区域发展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仍然比较大。在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差不多，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它们，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从收入分配看，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上行列，绝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互掣肘，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主要根源，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些发展不平衡问题，对建立促进更加平衡、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加快创新制度供给，破除制约生产力均衡、充分发展的各类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新期待，需要制度供给来保障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有效满足。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人们原来对物质生活的“硬需求”呈现出升级态势，不仅在“物”的层面有更高的期待，而且盼望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追求生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境界，由此衍生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人民生活进一步体现出“美好”意蕴，并在此基础上升华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方面的更高期待。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高品质，甚至伴随文化视野拓展、消费理念更新，人民群众的需求日趋国际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亿万人民既创造了物质文明发展的世界奇迹，也创造了精神文明发展的丰硕成果。但是更应看到当前“供给侧”仍然不足，水平仍然不高的实际情况。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凸显，对更高层次生活的需求愈加强劲。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需求上升规律的必然体现。另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现阶段我国物质、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还存在不少短板，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人民“获得感”作为推动改革的“风向标”，作为深化改革成效的“试金石”。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不仅要满足居民对“量”的需求，更要提高供给的“质”。不仅要满足居民对产品的需求，更要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文化、环境等方面，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方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进而保障各领域改革顺利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谋划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一、解决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短期冲击与压力，需要辩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等重大关系，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1.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面临新挑战

一是经济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的影响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已由原来的高速挡平稳切换到现阶段的中高速挡。近年来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稳定性和韧性不断增强，但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影响仍在持续深化。二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推进相应改革面临诸多挑战。由于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新变化带来的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经济下行压力与宏观调控难度，要求尽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2.经济运行变中有忧，平衡促改革和稳增长难度较大

一是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兼顾稳增长，避免加剧短期经济下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于通过中长期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着眼于化解过剩产能、矫正供求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善供给结构，释放新的需求潜力，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一系列措施，在短期内可能还会加大经济的下行压力。二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兼顾维护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从实际情况看，经济运行速度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推进改革。如果发展速度过低，居民收入增速及民生改善步伐也会相应放缓，会给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挑战。需求管理措施有助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短期内能避免经济大幅下行，但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以防扭曲资源配置，加剧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失衡。

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我国经济阶段的转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种转换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尽管我国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每年的增量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仍然巨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攻关期，需要攻克转方式、优结构、增动力三个关口，核心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这就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新动力。

1.质量变革要求破除制约供给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

质量变革是主体，主攻方向就是要通过存量产业调整和新型产业培育，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质量变革有助于倒逼产权、国资国企等相关领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提供新机遇。一是为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微观主体质量创造条件。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是推动质量变革重要前提。二是为强化有效供给、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创造条件。这要求“十四五”时期，通过不断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动企业和产品的优胜劣汰，资源向优质企业和产品集中，通过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逐步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企业和产品；将创新作为质量提高的强大动能，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通过质量变革倒逼上述改革，为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创造条件。

2.效率变革为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新机遇

效率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要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稳固基础。一是效率变革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创造有利条件。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效率变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改革实现要素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效率变革为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奠定基础。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投入产出比较的竞争、效率高低的竞争。要实现效率变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为健全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奠定基础。三是效率变革是构建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开放型市场体系的应有之义。实现效率变革，有利于推动以开放促发展，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十四五”时期，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营造与效率变革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为目标，推出一批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举措，充分发挥综合改革效能和整体优势，为推进我国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提供机遇。

3.动力变革要求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环境

高质量发展是包括发展标准、体制机制、增长动力、产业结构等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多层次、多领域、系统化升级。不同于“高速低质”的传统发展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增长动力的转换，这种动力来源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从根本上讲，强化自主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为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投入运营多元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促进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融合，进一步激发市场创造力；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快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引导树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推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式实现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实现改革理论和实践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开创了经济体制改革全新局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受到诸多制约，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不少体制性障碍。市场机制要有效发挥作用，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实现制度供给创新，加快补齐制度短板。

一、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较低，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更加紧迫

我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市场决定商品价格基本实现全覆盖，但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存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已经建立各自的市场，有了相应的价格。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和经济发展要求还比较滞后，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在生产、交易、定价等环节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各类生产要素未实现合理流动，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要素价格难以真实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使用成本。

从各类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来看，各自特征不同，问题表现有所差异。例如，劳动力市场要求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制度。当前，我国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基本形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市场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就业渠道和方式多元化，工资决定市场化；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体系不断健全，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基本形成。但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多元分割现象，既有户籍、身份、所有制等体制性分割，也有产业、区域、职业等经济性分割，劳动力流动和择业的自由度仍有待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一定的不平衡性，实体经济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金融体系复杂程度明显上升；我国经济体量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经济主体对金融的需求呈差异化特征，现代金融机构建设不匹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需不断完善，让汇率承担起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的作用，发挥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素配置改革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其核心是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市场主体活力有待提升，市场经济微观基础还需夯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落实鼓励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就是为了更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当前我国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仍然有待提升，各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

1.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需要进一步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当前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仍不健全，核心竞争力有待增强，国资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仍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

2.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尚需持续优化

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与企业性质挂钩的不合理规定，制约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隐性壁垒和障碍依然存在。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尚未健全，支持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发展还不到位。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账款的情况时有发生。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

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清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和市场关系仍然没有完全理顺。一方面，部分地区、部门仍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尤其是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存在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过多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市场成长空间，导致信号失真、资源错配和效率不高。部分地方出于自身利益，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政府监管出现扭曲和缺位，阻碍市场要素合理流动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增加交易成本，还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市场存在失灵，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到位，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比如，知识产权领域，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惩罚成本和违法收益不成比例，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动力减弱，核心技术的引领作用难以发挥。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新业态、新技术不断涌现，非法集资的方式、手段也不断翻新，而相应的管理制度、监管手段还难以跟上，无法及时通过现行金融监管框架进行约束和规范。

四、改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待完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当前改革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与中央的要求还存在差距，仍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改革效果的评估及其结果应用工作还需加强，在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有时还难以准确界定，对改革典型案例、改革成效的总结推广和宣传报道还不够，“鼓励大胆探索者，宽容改革失误者，鞭策改革滞后者”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仍有待强化。

总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十四五”时期，我国的改革基础更加坚实，我们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改革战略战术的把控能力不断提升，有利于改革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各种机遇挑战交织叠加，要坚持运用辩证思维，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1]在全国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