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党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提供了时代坐标和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一脉相承，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的本质内涵进行了开宗明义的概括。

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面貌、人民面貌、军队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向前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团结带领人民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谱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让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

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从温饱到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描绘了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轨迹。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我国已经提前完成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以及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我国发展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到建党100周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场大考。在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我国全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存在不少急流险滩需要跨越，风险挑战需要应对。我国要用一百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时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难度挑战超乎寻常。因此，新时代需要全国人民继续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

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把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归宿，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人民情怀。

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决战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谋划了迈向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路线图。2020年，我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迈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重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时刻不忘初心，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新的多样化需求，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从而在通向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

四、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1978年，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民族复兴注入了强大生机活力。

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事件，既是时代的地标，也是通向未来的起点。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这就需要进一步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只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到达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强大力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世界首位，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引擎。

与此同时，我国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全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文明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提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理念、重要倡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现出负责任中国的担当。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历史上，中国曾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也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的繁荣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需要放在深刻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来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2]。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基于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

同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经济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深刻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以及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内涵，是新时代找准我国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时代定位，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要求。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深远，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的未来。特别是2020年以来，全球遭遇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这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将加速一系列世纪级的大变革、大重组、大调整，将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科技与产业革命、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变革、大国关系重塑等维度影响未来我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

（一）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经济“东升西降”格局加速演变

自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逐步凭借着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长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后，才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道路。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球经济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格局转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汇率法计算，2019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已经超过40％，较21世纪初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总量占比更是已经接近六成（图4-1）。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升至接近24％（按汇率法计算），与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比。

图4-1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2020年发达国家普遍因疫情影响陷入深度衰退，疫后经济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至衰退前的增长水平，而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仍然看好，未来赶超发达国家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从而加速全球经济“东升西降”格局的转化，全球经济发展的版图有望更趋均衡。

（二）国际力量格局之变——各方力量对比朝着趋于均衡的方向发展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全球政治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位置。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建立在“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之上的全球政治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世界秩序的主导权自近代以来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表现出多极化趋势。特别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大国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纳入更多新兴大国的G20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以及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在处理区域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时，从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对比看，自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全球仍然呈现“一超多强”的力量格局，但“多强”之间国际地位变化的均衡化趋势日显突出。欧盟和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占比逐渐下降，而且随着近年来美国日益转向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欧盟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正寻求更多的自主性；俄罗斯虽然受到西方制裁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仍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突出地位；印度、巴西随着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比的上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三）全球增长动力之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孕育兴起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破性进展。近代以来，人类先后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相继进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每一次科技和产业变革出现后，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人们生活水平的大飞跃，以及国际力量格局的大调整，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当前人类社会又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太空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新技术突破将加速带动产业变革，由此将推动全球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发展，人类社会将迈向“智能时代”。

尤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过程中，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基因测序、疫苗研发等数字科技和生物技术成果在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等多个方面得到加速应用，在线办公、线上医疗、网络教育、网上文娱等新兴业态得到加速普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速推进，都将进一步加快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将再次迎来生产力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未来将在生产、生活、商业和社会形态领域掀起前所未有的变革，带来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显著变化，世界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格局也将发生深刻变革。

（四）经济全球化之变——经济全球化形式深度调整

自工业革命开始，交通、通信技术的不断改进使人类活动突破了国家和地域的限制，推动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商品、服务、信息等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布局，经济的全球化程度逐步提升。冷战结束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全球产业分工调整以及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高潮，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然而，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和利益格局出现大调整，不同地区、国家、阶层、人群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出现分化。国际金融危机后，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一些国家逆全球化倾向上升，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投资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多国家在政策上更加内顾和封闭，以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高涨。同时，疫情凸显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供应链的内在脆弱性，大范围停工停产和国境封锁引发的跨国产业链断裂加剧了各国的经济困境，特别是居于全球产业链分工顶端的发达国家对于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现象突出暴露。疫后各国将显著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家干预”，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也将更加注重供应安全，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分散化和多元化的产业布局，这将推动长期以来形成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储蓄、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进一步解构，形成北美、欧洲、东亚等若干以中心国家掌控核心环节，周边国家进行配套生产的区域经济循环板块，经济全球化将以区域化的形式向前推进。

（五）全球治理秩序之变——国际治理体系深刻重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代以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的模式，逐步向“二战”后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模式演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低速增长，全球政治格局转变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进一步增多，全球治理议题范围扩大，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核安全和防扩散、贸易保护主义、粮食安全和人口老龄化等非传统、突发性的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失能和失灵现象日趋明显，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合理，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凸显。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成为大势所趋。

伴随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推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的大调整和大变革，带头商谈规模庞大、标准更高的自贸协定，通过区域合作推进其贸易议程，探索满足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新版本，以打造全球经贸规则的“新标杆”，保持其在全球规制制定中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推动下，“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等超大型自贸协定先后签署，其中的规则及标准不仅超出WTO框架下的承诺，而且还将传统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扩展，直接规制到成员国的经济体制、法律与政策。以各类双边、诸边为主的区域性经贸协定以及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方向，这既是对全球多边行动的补充，也使全球治理面临“碎片化”的挑战。

（六）大国竞合关系之变——主要国家战略博弈更趋复杂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加速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大国间的博弈和战略竞争出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分享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期待新兴大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分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为保持领导地位，西方国家战略竞争思维增强，新兴大国为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间的正面竞争增多，大国间围绕技术、市场、资源以及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博弈更趋激烈。

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成为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并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大国关系的大变局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国际环境复杂性，将对全球政治格局变化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七）人类文明交往模式之变——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主基调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伴随殖民征服以及资本的全球扩张，逐步在世界范围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在制度、观念和价值观领域建立起绝对的话语权，这使得全球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为西方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论学说、文化艺术向非西方国家的单向传播。进入21世纪，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逐步弱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未能有效解决困扰人类发展的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拉大、恐怖事件频发、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推进彼此间的发展合作与交流，初步形成了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彼此交相辉映的局面。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解决困扰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二、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仍存在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国民经济大而不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整体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一）我国经济结构仍需优化升级

根据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发展规律，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3％以下；第二产业一般在1/4左右，而且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3/4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一三”到“三二一”的转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产业占比依然较高，2019年为7.1％（图4-2），农业就业人口占我国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是达到了25.1％，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图4-2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单位：％）

注：中国为2019年数据，美国、日本为2017年数据，德国、法国、英国为2018年数据。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同时，我国制造业虽然在规模上位居全球首位，但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服务业总体比重虽然在提升，但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代表未来服务业发展方向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比重偏低。这样的产业结构反映了我国产业竞争力仍然不强，技术含量仍然较低，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

（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存量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要看经济总量的大小，更要看人均水平的高低。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图4-3）。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耐用消费品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2019年底，我国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35.3辆，而美国超过200辆，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超过150辆。

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也低于发达国家。2019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而美国、日本居民消费占比分别为68％和55％。从消费结构看，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为28.2％，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生活用品及服务占比较发达国家偏低。从人均资本存量看，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西部省份和贫困地区交通、通信、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仍显薄弱，铁路、公路路网密度仍远低于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水平。

图4-3　2019年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比较（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三）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有短板

创新驱动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一大显著特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基础和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重大创新成果。但整体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研发投入相对不足，2019年衡量研发投入强度的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9％，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根据OECD数据，2018年研发投入强度美国为2.8％，日本为3.3％，德国为3.1％，韩国为4.5％（图4-4）。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5％左右，比例仍远低于主要创新型国家10％以上的水平。

图4-4　我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强度比较（单位：％）

注：中国为2019年数据，其余国家为2018年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OECD。

同时，作为研发活动的执行主体，我国企业仍主要从事国际产业链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开发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技术缺乏依然是制约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延伸发展的突出障碍。核心关键领域技术的“卡脖子”难题依然存在，我国许多关键技术、多数高端装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仍依赖进口，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在细分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专精特”企业仍然较少。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然明显。

（四）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

与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相对较为平衡的状态相比，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仍存在发展差距，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从地区间发展情况看，我国东中西以及东北四大区域板块间的发展差距依然明显，201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超过9.4万元，分别是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1.6、1.8和2倍。近年来，我国区域间发展水平在“东高西低”的格局下又呈现出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的特征，福建、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山东、河北、天津等北方省份。

从城乡间发展情况看，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依然较大。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是农村居民的2.6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万元，是农村居民的2.1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仍存差距，水利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为87％和82％；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60％。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我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46.2％，而同期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76.5％，城乡之间差距明显。

（五）我国发展不充分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在资源配置、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还存在市场化不足和有效供给不充分的问题。从市场化改革看，我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市场准入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制度缺陷较明显，行政性垄断等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与商品市场相比，我国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充分，存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影响市场对要素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看，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领域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期待仍存较大差距，基层医疗卫生、教育、公共文化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是我国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同时，随着消费需求更加注重个性化、多样化，我国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的步伐，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细分需求。此外，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依然突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我国在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光明。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风险内外联动、交织叠加，将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我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需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战略机遇期与风险交织期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一、战略机遇期

一个国家、民族要赢得发展的主动、抢得发展的先机，就必须敏锐发现机遇并紧紧抓住和用好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得出的重要结论。同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赋予了新时代战略机遇期新的内涵。“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这需要我国紧扣重要战略机遇内涵的转变，充分发挥要素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一）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带来新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制造业传统优势有所弱化，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也面临新机遇。产业发展、投资扩容、消费升级、城乡区域结构优化将创造更加广泛的需求和供给，拓展发展新空间。从产业结构看，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5G、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一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蓬勃发展，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注入新的活力。从供需结构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过剩产能逐步出清，企业经营效益将显著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将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信息、教育、健康、旅游、休闲等新兴消费将得到快速发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农业等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供需结构趋于均衡。从城乡区域结构看，持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使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稳步提高。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带来新机遇

当前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此次技术革命在发展和扩散速度，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将超过前三次工业革命。科技创新将由集中式向分布式变化。目前新技术、新理论层出不穷，一批可能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科技成果正处于产业转化的关键时期。各国都已经认识到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尽可能投入更多资源，以期在新科技爆发到来前抢占制高点。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重新洗牌，为后发国家创造赶超发展的有利窗口期。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当前我国第一次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最前排迎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压力和动力并存。

我国已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新能源、5G、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在部分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堵截打压的情况下，各方对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高度重视，这也将有利于我国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只要我国能在发展中把握机遇，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转型，顶住压力克服当前阻碍创新的不利因素，实现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就可以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航者，有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带来新机遇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将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内推进改革开放，全面释放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进一步破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加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深化改革方面，我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扩大开放方面，我国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开放。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将空前提高，我国将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政策，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此外，“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也将日益显现，与周边沿线国家的合作将持续深入推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在造福各国人民的同时，带来自身的发展机遇。

（四）加快绿色发展带来新机遇

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阶段，随着环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逐步加深，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绿色节能技术应用日益普及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将绿色工业革命视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把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尽快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

伴随全球绿色发展潮流的兴起，大量绿色技术获得突破性进步，生态文明的概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我国不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服务业，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益，提高产品和服务增加值，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新机遇

尽管发达经济体仍然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但随着其相对实力的下降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并在主要治理机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非传统、突发性的全球性问题增多，全球治理议题范围扩大，区域性或跨区域经济治理平台作用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传统的世界经济治理框架越来越不能满足全球治理形势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作出积极贡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办APEC峰会、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一系列多边活动，建立上合组织、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个治理机制和新型多边开发机构，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大国担当和引领作用日益突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将面临深刻变革，将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推动构建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格局提供历史机遇。

二、风险交织期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大变局加速演变特征更加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演变产生深远影响，我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国内发展面临的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潜藏，内外部风险、长短期风险相互交织，将对我国发展形成巨大挑战。“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判断，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7.1％，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1世纪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000年的1.26亿人增加到2019年的2.54亿人，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至18％（图4-5）。未来一段时间，由于我国人口再生产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老龄化程度还将持续加深。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老龄协会预测，2035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

图4-5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各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各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与其他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时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设施和养老服务体系还有待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二）国家安全风险点增多

新时代内外部风险因素更趋复杂，国家安全不确定性增强。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国家安全领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全需求的综合性、全域性、外向性特征更加突出。在传统安全领域，世界军事竞争从注重数量与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与高新技术运用的方向转变，高科技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在全球蓬勃展开，大国战略竞争势头加剧。我国与周边国家历史形成的领土海洋争端，因域外大国的介入而复杂化，民族分裂势力、敌对势力颠覆活动等持续影响国家领土主权安全。

非传统安全领域更趋复杂多样。虽然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提高，但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金融打压使我国的经济安全面临新挑战。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海外权益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公共安全领域的隐患不断积累，社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此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气候变化、严重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问题对国家安全形成的挑战日渐加剧。

（三）财政金融风险显性化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呈快速攀升态势，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债务扩张驱动特征。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外需环境不确定性增强、资本产出效率持续下降、潜在增长率趋于下行等因素影响下，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私人部门债务风险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重，杠杆率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远超OECD国家90％的安全阈值，企业用短期债务支持长期投资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从企业类型看，国有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而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承压，债务偿还压力增大，信用风险逐步上升。

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量规模持续扩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刚性加大等情况下，未来随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地方财政运行风险突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行为时有发生，风险不容忽视。从房地产市场风险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购房适龄人口继续减少，住房市场刚性需求增长将显著放缓，结构性矛盾将逐步凸显，尤其是人口净流出、缺乏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行压力加大，可能触发金融风险。此外，在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内资本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更为敏感，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交叉传染可能性加大，内外风险联动性增强。

（四）科技围堵压力增强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有针对性地对我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实施全方位的限制，既限制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关键科技领域对我国出口，又限制我国企业投资并购关键制造业领域高科技企业，意图遏制我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的势头。2020年以来，美国先后将我国数十家高科技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进行制裁，取消了部分科研人员和留学生赴美签证，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芯片制造环节进行打击，对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正常经营和科研活动产生负面冲击。

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关期，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任重道远。在低端市场上，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土地、融资、环保等生产综合成本持续上升，产品成本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同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许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然受制于人，在高端市场上尚无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竞争。因此，如果我国不能有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科技难题，在内外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可能严重受阻。

（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实现稳步提升，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绝对贫困人口也将全部脱贫。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显偏大。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尽管较此前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既与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特点有关，也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竞争制度等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到位等原因。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将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会导致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难以有效积累，造成消费不足，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还容易造成社会阶层固化，引发严重社会矛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2]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22-23日），《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