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重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正在深刻调整，我国产业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发展的传统优势趋于弱化，增长动力转换进入攻关期，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转型升级任务更加艰巨。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产业体系比较系统完备，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产业链具有强大韧性。“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处于深化期，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爬坡迈坎、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的重要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十四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持续深化，一系列重大和前沿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和应用，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向各领域渗透拓展，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日益凸显，将不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新技术推广应用可能颠覆传统产业发展模式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深海深空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加快创新应用，不断向各领域融合渗透，加速带动众多产业升级变革，将深刻改变制造业发展模式，并对世界产业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不断加快，传统制造模式和企业形态快速变革。在数字革命大潮驱动下，传统企业积极拥抱新兴技术，智能制造和先进工艺不断普及，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型模式加速发展，柔性制造、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协作方式快速兴起，帮助企业广泛开辟新的市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到极大拓展，制造业增长新源泉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快速孕育成长，“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数字企业逐步向传统产品研发、生产、物流、服务等领域渗透拓展，信息通信、软件等服务企业加快与制造企业协作互动。随着跨设备、跨系统、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全面互联互通，数字技术逐步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制造业生产组织形态和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物理制造和数字化制造系统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产业要素资源利用更加高效、配置更加优化。

“十四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将推动技术与产业互动，也将促进跨产业融合，催化放大乘数效应，尤其是随着数字化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数字红利”有望加速释放，从而极大地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升产品和服务水平，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制造业加快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产业发展新生态将成为竞争关键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产业发展生态，并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焦点。世界各国纷纷抢滩布局数字经济。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投资持续增加，主要制造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资本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领域。2008—2017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ICT资本年均增长分别达到7.5%、6.4%、4.2%、5.9%，而非ICT资本年均增长仅为1.6%、0.7%、-0.5%、4.0%。ICT日益成为驱动各国制造业规模增长和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见表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全球创新扩散是过去二十年来驱动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中仅数字化创新推动实现的人均增长就占28%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估算，我国经济总体数字化率每增长1%，可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

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和竞争制高点，各主要工业强国纷纷推出相关发展战略。2011年、2012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先后提出《保障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和《获取先进制造业国内竞争优势》（AMP）报告，2014年又发布了《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AMP2.0），以期通过政府、高校及企业的合作来强化美国制造业优势。系列报告把智能化技术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重点聚焦先进传感、控制和平台系统（ASCPM），以及可视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制造（VIDM）等新技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2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提议建立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力图探索工业企业和信息通信、互联网企业跨界融合新路径。2013年，德国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强调在制造领域广泛应用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信息集成整合、互联互通与智能化生产。2016年，日本借鉴德国、美国产业智能化经验，提出适合日本国情的“工业价值链”战略。

“十四五”时期，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要素将继续向数字化部门倾斜，促进“从汗水到数字灵感”的转变，驱动产业增长模式转型，在诸多领域开辟新的竞争市场，这将助推深化新一轮全球产业格局调整。

三、技术创新突破将为我国提供赶超机会

随着信息技术广泛深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信息的生产和服务将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为牵引的新经济发展时期。随着全球产业版图重塑，针对全球创新制高点的争夺更加激烈，谁掌握了科技创新和应用先机，谁就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19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超16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 220亿GB，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114.4部/百人，大幅高于全球平均的101.5部/百人。依托移动通信网络，移动支付、移动出行、餐饮外卖、视频直播、短视频等线上线下融合应用不断拓展新模式、新商圈、新消费。我国已建成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物联网。截至2019年底，蜂窝物联网连接数达到10.3亿个。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报告，我国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8年，我国安装量约15.6万台，超过了欧洲和美洲机器人安装总数；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密度为140台/万人，高于世界99台/万人的平均水平。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据估算，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30万亿元，但数字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我国数字经济多层次、多模式并存，地区、行业、企业间发展很不平衡，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减少和成本上升等趋势，未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空间十分巨大。

“十四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产业形态、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方式，重构国际产业竞争条件与发展生态，为我国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迈向中高端提供动力源泉，为我国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在传统产业领域迎头赶上从而实现赶超提供了战略机遇。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我国制造业发展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在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下，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全球化遭遇逆流，产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变数和挑战明显增多。

一、全球贸易摩擦和壁垒增多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有所蔓延，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决策渠道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2018年以来，美国一系列贸易保护行动持续发酵，引发各国连锁反应，国际商品和资本流动成本不断推高，对市场和投资信心造成很大打击，导致国际投资和全球贸易走低，我国及周边亚洲新兴经济体受到明显影响。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避险情绪加剧，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出现竞争性贬值，新兴市场尤其是许多低收入国家潜在债务风险明显集聚。此外，还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多重风险。受到日益严峻的金融、社会和环境挑战，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削弱。201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最新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下降4.9%，其中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下降8%和3%，而中国可能是唯一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球经济走低将拖累国际市场产品需求，压低贸易商品市场价格。

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和非贸易壁垒也日益提高，部分国家针对我国的贸易制裁明显增多。2018年以来，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不断提高来自我国的商品关税水平，征税范围也几轮扩大，高关税壁垒一定程度上扰乱和削弱了我国外向型企业发展预期和投资信心。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技术优势和产业链垄断，对我国频繁发动“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行动，并且标准、质量、绿色安全等方面的歧视性非关税壁垒也有所增多。未来我国制造业传统出口市场可能面临越来越严苛的挑战。

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近年来，美国不断筑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堤坝，关键领域投资审查趋严，企图阻碍甚至切断我国引进和利用外部技术的渠道。2018年，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作为《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将从战略层面加大对外国投资美国相关项目的审查。外国投资委员会大幅扩权，并启动了试点项目，包括飞机制造、飞机发动机部件制造等27个行业被重点关注。2019年2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意见通过《欧盟境外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英、德、法、意等国也相继出台外资新政，全面加强对欧投资的安全审查。

我国是原材料矿产资源消费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尤其是黑色、有色矿石进口规模大、对外依存度高。长期以来，美、日及欧洲发达国家深耕全球资源战略布局，掌握了世界上多数优质资源权益或矿产公司股权。我国企业全球资源战略布局起步较晚，目前掌握的海外矿产资源不少属于复杂难处理矿。近年来全球矿业领域出现资源民族主义倾向，主要矿产资源国家越来越重视战略资源，纷纷推出战略和关键矿产目录，并通过税费等多种手段加强战略资源管控和安全供应。如巴西对矿业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撤销矿产开发管理司，成立负责矿业监管的国家矿产局；建立战略矿产目录；提高矿业权利金，将税基从净销售额改为销售总收入，并按照价格变化实行浮动税率。一些非洲国家也不同程度上调了矿产的权利金税率。

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将更加严格，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的控制和争夺将更加激烈，我国制造业“走出去”开展投资合作面临更大挑战，难度不断加大。这对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走出去”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国际技术合作不确定性加大

多年来，在诸多先进制造和高新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产业生态圈，一些关键部件和软件平台的垄断局面在短期很难打破。长期以来，美国奉行“长臂管辖”方式。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2018）》，进一步扩大了限制领域。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提出新的出口管制框架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14项前沿技术。美国出口管制范围具有放大效应，不仅限于美国本土企业和产品，还包含有超过10%或25%直接采用美国技术或软件生产的交易标的。中资企业一直是美国出口管制的重点。我国一些机构和个人被纳入美国所谓实体清单，范围涉及机械、超级计算机、半导体、航空航天、光学仪器、专用软件等领域，涉及数量和波及范围呈现扩大之势。通过出口管制，美国意欲迫使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对我国企业“断供”，从而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随着出口管制不断加强，客观上我国制造企业向高端突破的障碍不断增多。此外，美方通过签证审查等一系列手段，不断收窄中美科研合作、科技人员流动通道，为两国开展国际技术合作蒙上了阴霾。

同时，针对我国的知识产权调查更加频繁，意图将我国制造企业锁定在中低端。我国很多制造企业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从属或较低位置，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话语权不足，一些企业长期向国际芯片、软件供应商支付大量知识产权费用，利润微薄且受制于人，产业根植性较弱。美国等先行工业化国家一直对知识产权把控十分严格，尤其是对中国更是防范有加，不时发动知识产权领域调查等，对我国企业创新升级造成干扰。

“十四五”时期，先行工业化国家可能更大力度维护和强化技术先发优势和产业链垄断，针对国际产业制高点、产业链控制权的竞争将更趋激烈，我国制造业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竞争实力，加快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

“十四五”时期，国际产业竞争版图面临深刻调整，发达国家对我国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压制效应增大，而新兴经济体追赶步伐也不断加快，挤占效应逐步显现，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紧迫。

一、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链压制效应增大

长期以来，我国依托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资源优势，众多制造企业快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纺织服装、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装备制造等诸多行业逐步积累了规模数量优势，构成了多层次、开放式的产业链条。但我国多数企业分布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主要承担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和一般产品的配套供应，关键核心技术和复杂零部件生产更多依赖进口。以苹果智能手机产业链为例，尽管多个配套产品制造和成品组装环节在我国境内完成，但多数核心关键环节和配套产品由境外企业主导供应。也就是说，我国主要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土地、能源等附加值较低的生产要素，而附加值较高的技术、管理等要素则主要依靠外方，本土企业增值能力不强、产业链分工地位不高。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再次重启对实体经济重视和支持，先行工业化国家纷纷制定制造业回流与振兴计划。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未来工业发展规划》等发展战略。德国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将工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提高到25%。韩国制定《制造业复兴发展战略蓝图》，希望把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提高到30%。先行工业化国家再工业化重心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领域，与我国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高度趋同。同时，跨国公司对专业精深领域把控更趋严格。一些国际优势企业依托规模、品牌和先发优势，更加着眼于强化在专业细分领域的掌控力，不断筑高产业进入门槛。部分原本位于较高端产业层级的跨国公司为拓展业务规模，依托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向量大面广的相对低端业务领域下沉。未来，随着我国制造业向中高端升级，势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正面竞争。

“十四五”时期，各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领域的争夺将日趋激烈。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以更强的勇气、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坚定不移加快推动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二、新兴经济体对我国追赶步伐逐步加快

当前，我国制造业传统低成本比较优势趋于弱化，相比之下，一些后起国家后发优势逐步显现，追赶步伐有所加快。东南亚、南亚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加上各项优惠政策叠加作用，开始驱动当地制造业快速发展，一批新的世界加工制造基地正在悄然兴起。为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发展，加快追赶进程，一些后起国家针对我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举措也越来越多，一些传统矿产资源出口国家加大初级资源出口管控力度，力求更大程度上在本国延伸和拓展下游产业链条。

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影响下，新兴经济体凭借更低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成本优势，不断吸引跨国公司产业转移。跨国公司向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的产业转移步伐有所加快。与此同时，我国一些企业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国际市场、优化全球布局等战略考虑，有序赴新兴国家投资布局，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这是企业适应产业发展规律、从企业发展战略角度出发采取的主动选择。

“十四五”时期，新兴国家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体系不断完善，可能对我国相关领域产生一定的挤占效应。为此，我们要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完善推动产业转移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推动制造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有序转移，拓展我国制造业发展空间，巩固和拓展我国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的独特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

三、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区域化趋势渐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益于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技术快速进步，全球范围贸易和投资壁垒降低，制造企业跨国生产经营迅速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不断深化扩展融合。1980—2010年，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由33%提高到75%。全球价值链通过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整体提高了参与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在促进全球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地位。根据OECD数据，2005—2015年，在全球制造业中，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由72.3%下降到58.6%，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由27.7%提高到41.4%。

近年来，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开始放缓并出现收缩趋势。2010—2016年，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由75%下降到73%。从1998年至2007年的十年，到2008年至2017年的十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由6.7%下降至3.1%，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速由28.5%下降至16.3%；其中，我国贸易年均增速由23.6%下降至5.4%，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由5.7%下降至4%。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普遍隔离措施导致人流物流大幅减少，聚集性现场消费大幅缩水，相关消费品尤其是非必需性消费品需求受到抑制，国际市场商品需求显著走低，企业投资趋于谨慎，国际经贸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对全球化一体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各国开始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呼声再起，新兴市场国家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以北美、欧洲、东亚为中心的区域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初见雏形。

“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区域化、分散化、本地化、多元化将成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新趋势。我国应主动应变、顺势而为，加快补短板、锻长板，着力畅通国内产业、市场循环，不断巩固和拓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素资源供给结构面临战略性调整，传统低成本比较优势趋于弱化，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显现，新的要素比较优势加快形成，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内生动能正在升级转换。

一、传统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减弱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和供需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削弱。2010—2019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36 539元提高到90 501元，按照当年价格计算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0.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工资年均增长8.1%（见表4-2），工资增速高于同期我国GDP年均增速和企业收入平均增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劳动力成本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并面临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后起发展中国家更低成本的激烈竞争。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成本上升趋势，正在对我国传统制造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越来越强的制约作用和倒逼效应。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进入加速期，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均步入下降通道，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矛盾将有所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难以逆转。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数据，“十三五”期间，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16～59岁）下降1　50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15年的66.3%下降到2019年的64%。预计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1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5%；到2050年时，我国老年人将接近3.8亿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27.9%。除此之外，我国土地、资金等其他要素成本也呈现较快上升趋势。2018年，我国物流费用占GDP比重为14.8%，而同期美国物流费用占GDP比重为8%。多种因素作用导致我国制造业综合成本优势趋于下降。2016年以来，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纺织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占比持续下降，2019年我国纺织品占美国、欧盟、日本进口的比重分别为32.6%、32.8%和55.3%，较2018年分别下降0.6、3.8和2.5个百分点，而同期，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在上述三大市场进口占比分别提高0.5、2.0和1.5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制造业成本上涨和低成本比较优势减弱，将削弱我国企业传统国际市场竞争力，部分地方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也将有所弱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处于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必须加快构建市场、技术、创新、品牌等新的竞争优势，对冲成本不断快速上涨的劣势。

二、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

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的过程中，仍未彻底摆脱粗放型发展方式，部分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能源资源环境依赖型特征，未来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将不断加大。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年），2019年，我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3%，连续19年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美国加快实现“能源独立”，全球能源资源版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页岩油气开发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石油进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在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18年成为原油和成品油净出口国。预期未来国际能源供需格局将逐渐从以沙特为代表的OPEC、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以及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方构成的三角关系，向更为复杂的四角关系嬗变。其中，美国由过去单纯的需求方，向兼具需求方与供给方转变；而消费方则由我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欧日等构成。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一方面，会增加全球油气资源供应，压低和稳定国际油价，为我国多元化利用国际资源带来机遇。但另一方面，美国逐步摆脱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和政策掣肘，中东地缘政治经济风险上升，可能导致我国进口石油安全风险加大。

近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的能源资源利用和环保水平显著改观，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0年），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占世界的24.3%和28.8%，均显著高于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我国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5%，而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分别为0.47%、0.07%、0.03%和0.03%（见表4-3）。目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依然较大，生态环境顶板效应日趋显现。

近年来，全世界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增多，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人类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以及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威胁，气候和环境风险正在明显加剧，推动绿色增长、实施绿色新政成为各国面临的不二选择。此外，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2018年我国化工行业发生了四川江安“7·12”重大爆炸着火事故、河北张家口“11·28”重大爆燃事故，2019年又发生了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针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安全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空前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各界严格环保标准、加强生态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坚持走绿色、安全发展之路，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迫切任务和必然选择。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更加趋紧，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能耗控制、安全生产等要求和约束将更加严格，“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发展必须坚持走绿色、安全发展之路，大力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加快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加强安全监管改革创新，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显现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99.1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我国货物贸易、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已成为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

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在多数行业领域，实现了产业链上中下游全覆盖，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链运行效率大大提高。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保持世界第一，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我国占世界的28%左右（见表4-4），居世界首位，多种产品产能和产量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日趋完善。截至2019年末，全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13.9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的2/3以上；高速公路里程达1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推进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

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稳居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口规模和不断增长的收入水平推动内需市场不断扩大升级。2019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多年超过8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研究显示，2016—2019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从4.66亿人增加到近7亿人，线上购物大大丰富了需求类型、激发了消费潜力、提高了市场效率。2019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0.6亿元，跃居世界第一。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消费模式、场景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新技术快速应用带动新型消费蓬勃发展，互联网将大大拓宽居民消费方式，线上线下消费的融合发展使得消费者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智能化、品质化和绿色消费将更好更快成长。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别是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城乡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将不断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空间。

“十四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持续释放的内需潜力，将为我国制造业国内循环提供巨大的回旋空间。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巩固系统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增强产业体系弹性和韧性，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人才、新型基础设施等新的比较优势释放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我国劳动力总数为7.8亿人，占世界的22.6%。我国不仅拥有世界规模最大、吃苦耐劳的农民工队伍，还拥有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源。经过多年教育提升和实践锻炼，我国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多层次产业人才队伍持续壮大。2018年以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连续三年超过800万人。未来，不断增长的高学历毕业生群体、高端研发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将显著改善我国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我国申请专利总量154.2万件，占世界的49.1%；其中，居民专利申请139.4万件，占世界的比重达到60.7%（见表4-5）。

我国加快建设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其中，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从扩大投资和释放需求两个方面，进一步催化拓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会推动相应的新经济部门快速发展，也会极大提升产业协同效应，使更广泛的行业领域普遍获得技术和效率红利，为构建中国制造新优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基础支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十四五”时期，预计5G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超过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5 000亿元左右。5G建成后可实现多场景结合促进商用应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十四五”时期，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资源约束趋紧，传统比较优势趋弱，高素质人才、技术、数据等新要素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加快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大势所趋。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进入工业化深化阶段，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制造业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环境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一、发展进入工业化深化阶段将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国际实践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重化产品的消耗强度趋于降低，而产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趋于提高。从日本看，1955—1995年，日本加工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20%提高到43.7%；1980—1995年，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39.7%提高到46.2%。从韩国看，1970—1990年，韩国加工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6.7%提高到35.6%；1980—2005年，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35%上升至57.3%。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下，我国经历了新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随着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约束加大，重化工业主导的规模数量扩张将会遭遇显著瓶颈。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趋势开始显现。2012—2017年，按照主营业务收入计算，我国原材料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由33.8%下降到31.6%，而装备制造业占比由27.6%上升到2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由8.7%提高到11.7%。在行业内部，具有较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中高端产品比重也在不断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相对较低。2018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占比为29%，而美国（2016年）、德国（2015年）和日本（2014年）装备制造业占比分别为36.7%、51.7%和39.5%（见表4-6）。从产品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大宗中低端产品为主，不少产品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一致性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高端和关键产品供给不足、短板突出。

“十四五”时期，随着工业化深度推进，将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重化产业和一般性加工制造业发展空间受限，产业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度将持续上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我们要把握规律、顺势而为，着力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政策环境、优化产业生态，加快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二、加快迈向高收入国家将引领需求结构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型工业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期，提升发展质量要求更加紧迫，一般大宗商品和普通产品需求将接近或达到峰值，需求结构将由数量主导型向质量主导型升级。

制造业重要下游需求领域规模型增长面临瓶颈。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房地产保持平稳发展。作为重要消费品的汽车，保有量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未来需求潜力很大，但近期受居民收入预期不稳、房产财富挤压效应以及消费出行环境不完善等因素影响，客观上需求受到抑制，预计将保持中低速稳定增长。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随着技术进步升级，将带动相关产品向需求规模减量化和产品品质高端化发展（见表4-7）。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目前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最低省份的4.5倍左右。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1倍（见表4-8）。未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间、城乡间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收入分配结构继续优化，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潜力有望继续释放，需求结构将不断升级，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十四五”时期，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将成为需求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我国制造业发展要主动适应需求结构升级变化，着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在更高水平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推动制造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深度推进市场化改革将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排名前十。根据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总体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以北京、上海为样本城市），多个单项指标大幅提升。创办企业所需时间由2015年的29.3天以上缩减到8.6天，快于日本，接近德国、韩国水平；企业注册的启动程序数量由2015年的9项减少到4项，少于德国、日本和美国；通电所需时间由2015年的143天减少到32天，快于日本和美国，电价透明度也明显提高；筹纳税所需时间由2015年的261小时缩减到138小时，快于德国、韩国和美国；企业征信信息深度指数由2015年的6提高到8的最高水平；纳税项数缩减到7项，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指数达到10，均高于主要制造业国家水平。此外，我国在跨境交易、合同执行、破产清算等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制造业发展环境正在逐步优化（见表4-9）。

“十四五”时期，将通过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保障市场公平竞争；通过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通过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支持外资企业投资发展，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迸发，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将不断优化。

“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加快完善。我国制造业发展要因势而谋、乘势而上，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