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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辐射带动传统乡村社会转型步伐加快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角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人类生产生活，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同时又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因此，“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振兴也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贸易摩擦多发、频发，农产品贸易环境日益复杂，市场风险明显上升，我国农产品贸易面临较大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美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产品贸易也是中美经贸摩擦的焦点之一。自美进口大豆减少后，我国通过拓展大豆进口来源等多种措施弥补供需缺口，不会对国内食用油、畜禽养殖产业产生较大影响，但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成本上行，增加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压力。美国围绕农产品贸易采取加征关税、强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会给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我国水产品、果蔬产品特别是对美出口较多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较高，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受阻的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一些国家升级边境保护政策，增加进口关税或者降低出口关税。同时，非关税壁垒的种类越来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造成进出口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国际物流通道不畅。比如，美国对进口农产品设置区域性差别化的检疫流程，造成部分地区农产品通关时间延长、成本增加；在进口食品安全方面设置高技术规范或者实施强制性认证，提高了进口门槛。2019年，全球非关税措施已激增至5万多个，影响了90％的世界贸易。我国农产品贸易体量较大，是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大了农产品贸易风险，将给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带来一定冲击。
全球范围内严重的环境灾害事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呈多发态势，农业的脆弱性和易损性增加，给国际农产品供给带来严峻挑战。比如，澳大利亚丛林大火造成乳制品、肉类和羊毛等农产品产量明显下降，预计2020年全年澳大利亚羊存栏数量减少2.4％，牛存栏数量降低1.8％，羊毛产量较2019年减产9.2％。受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影响，一些国家以食品安全为由对农产品出口实施贸易限制措施，部分粮食出口国一度收紧粮食出口，部分国家肉类加工厂因员工感染新冠病毒关停，减少猪肉出口量，导致国际市场供应缩紧，引发市场价格上涨，给我国通过进口稳定国内大豆、肉类等农产品供给带来一定挑战。
当前，全球贸易规则调整态势愈加明显，传统的贸易政策需要相应重构，这将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建立新的自由贸易规则。比如，2018年达成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原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三国建立了“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型自由贸易区，拉开了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的大幕。欧日自由贸易区2019年开始运行，美日之间正在进行类似北美三国的自由贸易规则谈判，美国与欧盟2013年的自由贸易谈判曲折推进。2019年5月，欧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启动自由贸易谈判，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磋商加快推进。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的压力明显增加。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比较一致，要求削减产业补贴、国营贸易等，将使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相关支农政策面临调整的压力，农业受国际市场冲击的风险加大。
“十四五”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发达国家倡导建立的贸易规则可能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美欧日一致推动的世贸组织改革，对国际治理体系将产生重要影响。面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大变革和重构，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十三五”时期，国家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1]防止产业政策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提出要求。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和手段将有所调整，应逐步采用减税降费等对市场扭曲较少的普惠性支持政策，降低“黄箱”政策支持水平，促进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历史看，经贸摩擦、技术禁运都会成为打“贸易战”的手段。如果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经贸摩擦增多，贸易规则转向保守主义，我国农业技术进口将受到一定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显著，对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19年，全国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播种面积占比达到95％以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但现阶段部分农业品种、技术还不能完全实现国内自给，仍需要通过进口支撑服务国内农业生产。比如，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整体竞争力仍然不强，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高端蔬菜种子进口数量较多。再如，我国农机产品总体技术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高端农机产品仍需进口。
未来一段时期，伴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经贸摩擦升温，贸易规则趋向保守，国际市场上先进农业技术与装备的可获得性将有所降低。技术禁运是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打压别国的惯用手段。比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多次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措施，包括禁止向中国出口大马力拖拉机等。未来不排除一些国家单方面或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技术封锁措施限制我国农业科技进口。技术禁运措施的增多不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符合沿线国家利益，具有广阔前景。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带一路”合作成为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为我国深化农业国际合作创造了积极条件。
在多双边合作机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开展农业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链条不断延伸，方式日益丰富。2018年，我国在“一带一路”参与国开展的农业投资合作项目达到657个，投资存量达到94.4亿美元。近年来，全球农业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增多，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对全球食品危机、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形势十分紧迫，开展农业国际合作的诉求也将更加强烈。我国应抓住“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发展的历史机遇，发挥好我国农业产业的整体比较优势，加大海外农业生产、加工、储运、流通等全产业链环节投资运营，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带动国内相关技术装备出口，促进国内乡村振兴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种类日益丰富。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签署协议的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超过770亿美元，相比2013年增长了17.8％。当前，各国更加重视农业基础地位，更加注重全球农业资源整合利用和农产品市场深度开发，维护国际农产品供应链稳定和粮食安全的诉求更加强烈。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通道共建，推进运输、仓储等农产品贸易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关系，有利于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性，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市场，进而推动现代农业等乡村产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科技交流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有力促进了合作国家的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当前，农业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和农产品市场供求结构显著变化，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交流的需求持续增长。进一步突出科技合作的先导地位，积极探索与沿线国家农业科技合作新模式，通过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和科技示范园区等，多渠道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知识分享、技术转移、信息沟通和人员交流，在种质资源、生物技术、灾害防控等重点领域加强联合攻关，不仅有利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综合发展能力，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引领，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多领域技术相互渗透融合，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时出现。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科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核心特质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将全面影响人类生产生活、企业新一轮竞争发展、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各领域具有赋能作用，将助推我国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不断应用到乡村产业领域，必将改造传统乡村产业，产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实现现代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农业领域，催生了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应用到农产品加工业领域，催生了农产品智能加工厂；应用到农产品销售领域，催生了农产品电商；应用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催生了智慧乡村游；应用到农业生产服务领域，催生了无人机飞防作业，等等。光伏发电与设施农业结合，产生了光伏发电的温室大棚。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正在不断应用到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领域，繁育出许多农产品新品种，加工出种类繁多的新食品。新材料技术在设施农业和农机装备工业领域，如滴灌探头、降解薄膜、轻量化农机具制造等方面应用较多。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城乡新型基础设施差距缩小，将吸引基于互联网工作模式的高科技人才返乡创业就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将逐步消除城乡空间鸿沟，城市人才得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服务于乡村振兴，如开展农村人才线上培训，农村学生可通过上网课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缩小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差距；城市医生可以采用远程诊断为村民看病；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以对农民生产进行远程咨询和指导。
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通过网络直播、全景视频制作等方式，可以将各地丰富多彩的传统乡村文化进行线上传播，同时，城市现代文化艺术和娱乐活动可通过线上方式输入乡村。随着大学生、农民工、退伍军人等返乡创业就业，农村线上文化需求增加，传统的农家书屋将无法满足需求，城市数字图书馆将逐步进入乡村，丰富新老村民阅读生活。
在乡村生态振兴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应用于乡村生态环境监测和灾害预警等领域。比如，利用摄像头等物联网感知系统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视频监控，保护村庄居住环境；对乡村河道、池塘、水产养殖场等水域的水质开展线上监控，防止乡村水体污染；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大田、森林、草原病虫害及火灾预警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高灾害预警效率。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县乡村电子政务水平，打造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有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利于改进生产工艺和经营管理流程，显著提高管理效能。涉农行业协会及村民理事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借助微信、网络直播等互联网技术，有利于提高会员沟通效率，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消费升级明显，追求消费个性化、多样化、时尚化、品牌化渐成趋势。2013—2019年，我国居民收入和支出基本呈线性增长态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年均分别增长9.0％和8.5％。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乡村产业的市场空间也随之扩大。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健康科学的消费理念明显增强，口感上乘、质量优良、绿色安全的农产品消费快速增长，品质低劣的农产品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加之农产品认证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各类消费平台日益重视农产品质量管理，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认同度逐步提升，消费意愿持续增强，高品质农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释放，绿色有机农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优质农产品的消费空间不断扩大，进而推动了农产品供需结构升级。
目前，我国主力消费人群为80后、90后乃至2000年后出生的中青年人群。这些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消费群体不同于其父辈，文化素质较高，消费理念新潮，不再单纯追求勤俭节约和大众化消费。他们对特色化、个性化、品质化的追求在农产品及加工品特别是快速消费食品以及乡村手工艺品等乡村产业的产品消费中表现尤为突出。近年来，农产品及加工品品类繁多，特色鲜明、品质优良、品牌响亮的农产品销售增长尤其迅速。
随着乡村消费升级，城市居民对农村居住消费环境要求提高，以吃住和采摘为主的农家乐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增长放缓，代之而起的是乡土风情浓郁、设计时尚独特的精品民宿经济。城市居民的乡村休闲旅游大多以家庭亲子活动方式为主，对异质化的乡村生活和文化好奇心强，体验式消费需求激增，从单纯观赏性的乡村休闲游升级到体验型的乡村休闲游，对那些拥有独特历史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村庄旅游消费需求增长迅猛，精品民宿及体验式乡村旅游成长为乡村经济的新型业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劳动力、资金、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集聚，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日趋先进，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随着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逐渐形成，城市经济辐射带动乡村经济的效应日趋显现。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供给城市，城市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主体是农民工，受到城市产业洗礼的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和就业，又将城市经济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带到乡村。城市为农产品及加工品、乡土特色产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乡村产业提供强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城市消费者通过农产品电商的评价信息反馈，倒逼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提高竞争力。城市工商资本进入乡村，不仅缓解了农村资本短缺困难，而且将城市的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带到乡村。城市的先进技术、市场信息、产业人才随着工商资本下乡而进入乡村，将加快传统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经过多年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城乡居民交流往来日趋频繁，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节假日返乡增多，加之城市居民下乡旅游和居住生活，都使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辐射到乡村。农民使用智能手机越来越普遍，改变了农村传统社交方式和亲情沟通方式，移动支付方式在农村中青年人群中日益普及，许多农民出售农产品采用手机扫码收款方式，移动支付在农村未来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
随着乡村有线电视覆盖面扩大，城乡电视文化鸿沟逐步缩小，现代城市文明频繁冲击传统乡村文明，市民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向乡村渗透。近年来大城市流行的广场舞进入乡村，正是城市现代健身文化生活方式辐射乡村的范例。目前，城乡居民房屋装修和衣着服装潮流基本趋同，城市居民居住和服饰文化已深度影响了乡村。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将智能手机电子阅读、看电影、赏节目等文化消费方式带入乡村，示范带动农村青少年体验线上文化消费。返乡创业大学生融合城市文化和传统乡村文化开发文创产品和服务，助推了乡村文化发展。
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国家持续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城市道路、公交、自来水、污水处理、宽带等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城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持续注入乡村，将增强乡村发展后劲。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复杂。在城镇化进程中，繁华城市的吸附力还将不断增强，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仍将以乡村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主，乡村资金、土地、人才、青壮劳动力等要素出现城市虹吸现象，城市与乡村要素竞争逐渐加剧，不利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投融资障碍不断减少，政府投资注重提高效率，投资渠道增加；金融产品创新加快，经营主体融资路径增多；民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方式更加多样，都将有利于拓宽乡村振兴投融资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三农”领域的政府投资以直接投资和投资补助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拓宽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投资渠道。比如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方式进行投资，解决农村自来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有收益的公益项目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发行农村基础设施专项债券，弥补地方财政投资缺口；建立乡村振兴产业基金，将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捆绑在一起，借助社会资本投资经营管理能力，对风险较高、收益较大的乡村产业项目进行投资，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域的最主要形态是银行采取不动产抵押或公职人员担保等方式贷款，其次是担保公司以抵押等方式贷款，以及保险公司通过灾害保险等方式将保险资金注入农业农村等方式。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互联网金融兴起，目前涉农金融机构新增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仓单质押贷款、农业设施抵押贷款、线上信用贷款、价格保险等融资产品。这些新金融产品能够增加乡村振兴的资金供给，应用前景广阔。此外，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将对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发展的项目给予更多信贷支持。
随着新型金融投资方式兴起，国家鼓励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工商资本开始以产业基金等方式投入风险和收益较高的涉农项目，还与村集体经济组织采取股份合作等方式进行联合投资。此外，工商资本还通过PPP合作方式与政府联合投资有收益的公益类乡村振兴项目。随着我国开放更加深入，外资企业也将更多地参与乡村振兴项目投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2]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看，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越旺盛。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国家实施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近年来，为进一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国家采取一系列行动，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如推动冬季采暖由煤改为电或气，严禁秸秆焚烧，关闭高粉尘排放的乡村小企业，守护乡村的蓝天；加快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消除黑臭水体，开展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推行“厕所革命”，再现乡村的碧水；加大化肥农药减量行动力度，实行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等。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的持久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必须持续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抓好“厕所革命”，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搞好村庄环境绿化美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乡村的期盼。
乡村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资源要素投入不足，发展制约因素较多，其突出表现，一是资金短缺，政府财力有限，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社会资本因经济回报低而不愿投入；二是技术薄弱，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点多面广、规模小，投入产出率较低，市场主体开展技术研发的动力不强，导致乡村生态环保技术供给不足；三是人才匮乏，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的科研推广专业人才相对偏少，特别是企业从事相关领域研发的技术人才十分有限；四是制度弱化，一些地方环保意识较弱，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不作为、慢作为，有的缺乏健全的规章制度，有的规章制度执行难、落实难。大部分地区的森林和河流上中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尚不健全，乡村垃圾和污水回收处理利用制度保障不够完善。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不高已成为当前农业供需不平衡中的主要矛盾，需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农业供给质量不高突出表现在生产结构有待优化、产业结构有待提升、区域结构有待调整。在生产结构方面，近年来通过调减玉米、增加大豆播种面积，提高规模化养殖比例，推动渔业减量提质，在农业生产结构上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稻谷、小麦产大于需，库存持续增长，但每年还需进口大量优质稻谷和专用小麦。玉米产需存在一定缺口，大豆产需缺口巨大，需求基本依靠进口解决，年度进口量一度接近1亿吨（见表4-1）。非粮食领域，我国已成为全球水果进口大国，牛羊肉供需缺口日趋扩大。产业结构方面，虽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但是产后储藏、保鲜、包装、分级和商品化处理能力不足，农产品加工链条短、附加值低、副产物综合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2019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2.36∶1，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在区域结构方面，我国粮食生产过度集中于水土资源紧张的东北、华北地区，蔬菜种植又过度集中于气候条件优越的南方，环保压力下南方水网密集地区生猪养殖规模大幅下降，造成北粮南运、南菜北运、南猪北养，既增加了流通成本，又加剧了区域资源环境压力。
表4-1 近年来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供需平衡情况 单位：千吨
续表
资料来源：国家粮油信息中心2020年1月发布数据。
我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不足8亩，土地流转成本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偏低，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无法获得与非农产业相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随着种粮成本的持续上升和粮食售价遭遇“天花板”，种粮净收益开始逐年下降，2016年下调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并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后，种粮亏损渐成常态（见表4-2）。即便农户家庭经营不考虑自营地地租成本，2018年亩均种粮净利润也开始低于100元，按户均7.5亩耕地计算，家庭种粮年纯收入不足750元，远低于外出务工月收入。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生产和加工标准化水平低，品牌培育和保护投入不够，农产品品牌多、杂、乱，影响力小，社会信任度不高，对假冒伪劣产品监管不严，导致品牌农产品溢价水平低，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如果农业生产经营比较效益下降趋势不能得到根本性扭转，农户粗放经营、降低复种指数甚至撂荒将趋于严重，农业将陷入供给质量不高与经营效益低下的恶性循环。
表4-2 2008—2018年我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平均收益情况
资料来源：历年《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当前，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明显短板弱项，影响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但是与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相比仍有差距。农村公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但建设质量和标准有待提高，不少地区尚没有实现道路通组入户，养护任务重与资金不足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村道失养、失管、以建代养现象较为普遍，农村物流设施严重不足。农村饮水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水源水质问题依旧突出，供水工程质量参差不齐，运行管护机制不健全，普遍存在管理维护资金投入不足、有效管理缺失等现象。据统计，2018年河南省农村饮水工程水质达标率仅为3.7％，集中式饮水工程仅占2.57％。全国不少地区供电质量与可靠性有待提高，天然气、热力管网等其他能源基础设施在农村普及率还较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只有11.9％的村通天然气，农村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单一，秸秆、薪柴等非商品能源在农村生活用能中占比仍高达48％。农村网络设施加快推进，但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巨大，城镇互联网普及率达74.6％，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8.4％，2009年以来城乡互联网差距始终保持在30个百分点以上（见图4-1）。
图4-1 2009年以来城乡互联网普及率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数据有缺失。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不少领域仍需改进。在村容村貌方面，不少地区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受资金和人才制约，许多村庄建设无规划，一些编制完成的村庄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且村庄规划执行难，导致违规占用耕地乱建房屋的现象时有发生。污水垃圾治理方面，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单位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高、收集难，到2019年底全国只有不到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管控。在农村卫生厕所改造方面，改厕政策落实还不够，技术支撑不足，缺乏长效运行机制，一些地方厕所粪污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与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无法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持续改善乡村民生、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典型的“重城市、轻农村”现象，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文化体育是基本公共服务中的突出短板。农村普惠性幼儿园数量缺口大，幼儿园“大班额”现象普遍，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弱、农村教师紧缺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少地区农村中小学被撤并，许多家庭只能到县城或乡镇所在地陪读。虽然当前基本消除了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但乡镇卫生院设施条件和医务人员明显不足，专业性强、技术水平高的医疗机构在乡村布局的意愿不强，政府对乡村医疗的投入力度仅能解决基础的医疗问题。农村市场化社会化养老服务欠缺，养老机构覆盖率和服务水准偏低，空巢老人赡养和留守儿童看护问题突出。农村文化体育服务依然相对薄弱，近年来虽然建成了大量农家书屋、活动广场等农村文体设施，但因投入不足、人才短缺等原因，乡村文体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依然严重不足，与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相差甚远。
增收致富是最受关注的乡村民生问题，但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下降始于“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从11.4％降至7.5％，累计下降了3.9个百分点，既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幅0.1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降幅1.3个百分点。2016年和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甚至低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表明保持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并不牢靠。从农民收入构成上看，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受到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工资性收入增长遭遇经济增速下滑、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的不利影响，转移性收入增长面临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后劲不足，财产性收入还无法从现有农村各项改革中获取足够的增长动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生产、农民工就业和农村投资形成较大冲击，进一步影响了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当前，我国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当前，乡村治理社会基础薄弱。随着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减弱，群众集体意识弱、内生动力不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普遍存在，群众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一些村庄“形虽在、神已散”，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婚丧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邪教、黄赌毒等陈规陋习和丑恶现象蔓延，严重侵蚀乡风文明与基层政权。同时，乡村治理经济基础薄弱。不少地区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2018年，全国仍有35.8％的村无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年集体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强村全国占比仅为7.3％（见表4-3），绝大多数村级组织运行经费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投入。
表4-3 2012—2018年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12—2016年数据来自《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17—2018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采用的是自上而下、上传下达、包保责任、层层落实的单轨治理模式，是一种被动式的乡村治理。随着改革的深入，乡村治理主体逐步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尽管理论上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是非常科学的，但实践中存在一定难度。主要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受到有效约束，在提高规范化的同时，治理能力也被弱化，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倾向于“只问结果、不管手段”，奉行“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的“为官之道”。与此同时，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尚未能发育健全，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农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和个体权利过度伸张并存，基层法治力量薄弱，干部群众法治意识淡薄，乡村传统伦理道德“软约束”弱化，导致多元治理互动格局尚未有效形成。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和战斗堡垒，但是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下，大量优秀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导致大部分村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工作能力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与群众致富的迫切愿望不相适应，缺少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在组织建设上，虽经大力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仍然存在，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许多农村党组织“三会一课”等制度建设流于形式，乡村干部“微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依然面临诸多体制障碍，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不健全，成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地、钱等资源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发展缺乏要素支撑。在人力资源要素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壁垒没有根本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市人才入乡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在土地要素方面，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尚未建立，农地流转不畅、产业发展配套用地缺乏、“两权”抵押贷款难等问题普遍存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尚未大规模推广，且面临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难题；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展较慢，有偿退出和有偿使用难。在资金要素方面，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整合困难，城市工商资本下乡限制多、权益保护不力，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农村金融创新不足、信贷成本高企，金融风险分散和防范机制不健全，涉农主体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困境。
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阻碍着农业现代化进程。从产业链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深，乡村旅游发展步伐偏慢、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偏低，农业功能和乡村资源挖掘开发不够，小农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无法有效对接城市大市场。从价值链看，产中环节的收益与产后环节的收益脱节，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偏小。从融合平台看，特色小镇、各类农业园区等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市场化建设运营机制不健全，开发模式不成熟，同质化竞争普遍，发展活力不足。
随着乡村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人才匮乏成为影响和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一大瓶颈。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减少。2012—2019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减少9 060万人，每年外出进城农民工超过1亿人，农村人口的“空心化”逐渐演变为涉及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人口比重为14.98％。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已经快速上升到18.47％，农村老年人口总量接近1.12亿。农业从业者老龄化更为严重，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33.6％，越是发达地区该比例越高（见表4-4）。由于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涌向城市，再加上农村教育滞后，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严重偏低。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7.3年，2016年末，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占比依然高达91.7％（见表4-4）。
表4-4 第三次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乡村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难度较大，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缺乏足够的人才支撑。城镇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发展机会，吸引农村大批优秀人才通过升学、务工、参军等方式流出。乡村人才培育机制不健全，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有待加强、认定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扶持政策有限，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作用发挥受到资金、场地等因素制约。吸引城市人才入乡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职称待遇等激励政策尚未完善，缺乏引进来、留下来、干得好的系统支持政策，个性化、跟踪式服务不足，导致在外乡贤、原籍大学生以及优秀外出务工人员入乡返乡创新创业难，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以及各类专业社会人才服务“三农”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1]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EB/OL].（2016-06-14）[2020-08-3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14/content_5082066.htm.
[2]《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112页。
经过多年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城乡居民交流往来日趋频繁，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节假日返乡增多，加之城市居民下乡旅游和居住生活，都使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辐射到乡村。农民使用智能手机越来越普遍，改变了农村传统社交方式和亲情沟通方式，移动支付方式在农村中青年人群中日益普及，许多农民出售农产品采用手机扫码收款方式，移动支付在农村未来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