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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产业振兴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的重要任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必须将其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从整体上准确把握，领会好、领会透战略意图。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一宏伟蓝图，需要通过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夯实基石。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经验和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依托农业农村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产业，加快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
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从城乡空间分布看，产业体系主要由城市产业体系和乡村产业体系组成。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方面，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目标。现代乡村产业的核心是现代农业，农业强则国家稳、天下安。2007年初开始，受粮食能源化趋势增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国际谷物出口价格大幅上涨，加上石油价格和运费持续升高，致使全球食品价格急剧攀升，最终导致2008年爆发世界粮食危机，30多个国家发生骚乱，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政权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粮食市场和价格大幅波动，一些国家收紧粮食出口，造成国际粮食市场恐慌。实践表明，只有乡村产业特别是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大局才能稳定，经济社会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1]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调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明确了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整体素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各地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多数地区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3]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需要通过农民合作方式，把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经营体系特色，强调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双层经营体制新内涵的重要作用，指明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再次强调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对统一思想认识、促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绿水青山基本分布在广大乡村，保护好绿水青山，是乡村生态振兴的基本任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发展和保护两者密不可分、协同共生。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在一些生态环境资源丰富但相对贫困的地区，通过激活土地、劳动力、资产和自然风光等要素，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富裕了一方百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5]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6]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是打造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乡村占我国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要区域，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2018年，全国城镇城区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5.85万平方公里，分别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1％和0.6％。[7]如果美丽中国建设只注重城区生态环境，而忽视广大乡村生态环境，那么美丽中国是不完整的。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底色，只有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美丽中国建设才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为重点，让农民对乡村生态振兴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实践。美丽乡村需要乡村生态振兴来实现，治理和保护好与农民生活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村庄及其周边环境是主攻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吸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需要抓紧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对乡村古民居、传统民间歌舞、传统农具和乐器等乡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挖掘整理、有效开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9]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中，农耕文明璀璨夺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诗经》、唐诗宋词和歌赋中有大量描绘乡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中国山水画作对乡野民居多有展现，民间传说及伦理孝道故事不少发生在乡村，流传久远的地方戏曲、少数民族歌舞以及传统工艺品大多反映古代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不断发展，城市文明地位越来越重要，形成了现代文明的主流，但乡村文明依然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乡村文化振兴的支撑和促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乡村文化振兴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袤农村大地繁荣兴盛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方向、目标和路径，强调了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抓好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11]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我国有5.5亿人常住在乡村，约占总人口的40％。即使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估计仍有近30％、4.3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如此庞大的乡村人口，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类乡村组织来治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调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各类组织中的重要位置，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类组织中居于领导地位。
根据2018年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法律条款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负责人”提供了法律依据。村组织中书记主任“一肩挑”，将有效扭转基层组织权力淡化、乡贤道德文化式微、集体经济弱化的局面，是党的基层政权在村庄内部延伸以推动村庄转型、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使各类组织各有其位、各司其职。[12]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要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创新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13]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14]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从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高度，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加快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涉农行业协会、村民理事会等乡村组织振兴，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工作指南。人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资源。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一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乡村优秀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人才、靠资源。如果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一直单向流向城市，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振兴就是一句空话。[16]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人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加快乡村人才振兴、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历程看，乡村人才持续流向城市、乡村人才队伍不断萎缩是普遍规律，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多遭遇过此类难题。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同样面临人才流失带来的挑战，需要千方百计培养乡村本土人才，吸引和留住外来人才，大力推动人才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17]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1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乡村人才工作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举措，是新时代开展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的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南。
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些发达国家即使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我国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乡村，涉及面广、贫困程度深、解决难度大。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问题仍将存在，需要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9]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20]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明确了脱贫攻坚的精准方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贫困地区考察调研，亲自指挥脱贫攻坚战，为各级党委政府指明工作方向、提出工作要求、指导具体工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党的十八大以后，我第二次到地方调研，就到了河北阜平县，后来又去了不少贫困地区。我到这些地方调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21]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喊口号、好大喜功、胸中无数、盲目蛮干不行，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行。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好路子好机制的核心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22]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脱贫攻坚工作直接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直接同人民群众打交道，暴露出来的作风和腐败问题群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这些问题，我已经多次敲过警钟了，今天再敲敲‘法槌’，希望引起大家高度警觉。”[23]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帮助中西部地区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在劳务协作上帮、在消费扶贫上帮。[2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总书记心系贫困地区、心系贫困群众的为民情怀，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思想，树立了执政为民的光辉榜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出了脱贫攻坚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指明了脱贫攻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工作机制和措施路径，是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则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法规，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
中国共产党建立伊始，便提出没收军阀官僚土地分给贫困农民。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没收军阀官僚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农民问题存在的根源，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1925年10月发表的《告农民书》，第一次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指出要解决农民的痛苦，根本办法是实行“耕地农有”。
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肯定了“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1928年6月，党的六大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要求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1928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文件《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到1930年春，赣西、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已经全部实行农民所有。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不论何种租佃形式，都按原租额减少25％。1942—1943年先后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根据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地租率明显下降，佃户生产积极性提高。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揭开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序幕。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历史时期的土地革命纲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对平分土地的办法作了相应完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国家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引导农业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转变，实行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支撑。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颁布《土地改革法》，明确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1亿无地或少地农民无偿分得7亿亩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存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被彻底铲除。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工业化创造了条件。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 639亿公斤，比1949年增产45％。
1953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经历初级社、高级社发展阶段后，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社发展到75万个，其中高级社54万个，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8％。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到1958年10月底，全国成立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由国家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随后，棉油、生猪、烤烟等几十种农产品陆续被纳入派购范围。1985年，国家将农产品统购派购视不同情况分别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施了31年多。统购统销是特殊时期实行的一项特殊政策，对支持经济建设、保持物价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党的农村工作以调整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为主线，通过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责任书，分田到户，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系的正式确立，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客观上要求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改革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建立乡政府。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面开展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和乡党委的改革。到1985年2月，实行26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农产品产量增长，国家开始分品种、分步骤缩小统购统销的品种和范围。到1984年，国家统派购的农副产品由1980年的183种减少到38种。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取消实行了30多年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1993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粮食流通体制进一步向商品化、市场化方向改革。1993年底，全国已有95％以上的县（市）放开粮食价格。此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其他农产品基本由市场调节供求关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2004—2012年连续出台了九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形成了新时期“三农”工作指导思想和政策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一战略部署明确了调整城乡关系的新方略。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五个统筹”的发展理念，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农关系“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作为根本要求。
为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成为此后一段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遵循。在“多予”方面，着力构建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20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并逐步建立了以“四项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为主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和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稳步增加。在“少取”方面，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农村税费改革，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标志着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放活”方面，不断深化以土地制度为重点的农村改革。200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2007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农业农村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同时，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逐渐步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具备了加大扶持“三农”力度的能力和条件。200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25]2005年12月底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全面勾勒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路径。党的十七大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全面深化，美丽宜居乡村加快建设，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快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将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新时代调整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6]三个“必须”深刻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全局性问题。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时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27]三个“不能”从历史维度审视“三农”发展规律，再次强调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明确要求重视农业、关心农民、支持农村。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三个“坚定不移”从全局角度阐明了“三农”工作重点，明确了坚定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总体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三农”理论，是指导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优先位置。在201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强调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28]在2018年9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29]2019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根本出路，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顺应了城乡关系演变和现代化建设规律，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提升到新高度，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农城乡关系问题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3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农业资源消耗过度、部分农产品产能过剩等，农业的主要矛盾从总量不足转向了结构性矛盾。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31]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变化和内在要求，科学准确研判“三农”发展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新时期“三农”工作的主线。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32]习近平总书记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确立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33]2018年9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34]
从农业农村功能看，农业农村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在国家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农业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领域。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为其他部门提供粮食、副食品、工业原料、资金等，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农业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第二，农村是承载城乡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空间。乡村不是城市的依附和从属，而是生态空间、文化传承、新消费载体等的多功能空间。对农村居民而言，乡村是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重要空间，是一个满足聚落—居住、生产—就业、交易—消费、交往—休闲等多样化需求的一体化空间；对城镇居民而言，农村乡土风情、田园风光令人向往，也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农村不仅是生产场所，更是生活场所，是承载居民生活功能的重要板块，是现代化的亮丽色彩。第三，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生态文明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与必由之路，农业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农业是覆盖地球表面积最大的人类产业，不仅向人类供给赖以生存的食品，而且为人类提供清新的空气、优美的农作景观等生态产品；农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我国山水林田湖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绝大部分在农村，重视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农村生态系统、生产系统以及农村人居环境健康水平，不仅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绿水青山的生态需要，而且也是筑牢生态底线、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应有之意。第四，乡村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影响力是现代化强国的精神标志。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35]千百年来，乡村不仅是中国人的主要居住区域，还是礼仪发源地、传统伦理根基、情感归属载体。建设现代化强国，不能脱离了乡村这个载体，保护农业就是留存人类的农耕文明，留住乡愁就是赓续先贤前辈的集体记忆，振兴乡村就是守护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之根。
2018年9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36]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成败与成色。现代化不等于消灭乡村，现代化也绝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农化”，发达国家依然有大量的乡村区域，乡村本身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凋敝，反而生机盎然，透露着富庶和谐的气象，同时支撑着国家现代化进程。比如美国农业是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是支撑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基础。反观那些忽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农业衰落、农村凋敝，也没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再次说明，乡村发展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3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相比工业化、城镇化，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明显的短板仍然在“三农”，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农村。主要表现在：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农村人才匮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亟待提升；农村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加快补齐国家现代化短板，十分迫切和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我们要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要求实现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绝不能落下农业、农村和农民。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必须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让广大农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头重头在“三农”，必须向农村全面发展进步聚焦发力，推动农业农村农民与国家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础在“三农”，必须让亿万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标志、美丽中国的底色。我们要加快补齐“三农”短板，夯实“三农”基础，确保“三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不掉队。[39]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制定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第二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三步，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确立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步骤，是“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谋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时间路线看，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有机衔接。第一步，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社会治理等成效初步显现，“三农”短板补齐，农业基础夯实，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第二步，乡村振兴战略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城乡要素流动障碍全面消除，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支撑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和政策日趋完善，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形成，以乡村全面振兴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从内容安排看，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体现了以循序渐进的原则布局长期历史性任务的科学精神。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乡村状况千差万别，乡村建设发展比城镇相对滞后。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长期任务，必须积极作为、加大投入、久久为功，坚持不懈推进，同时，不能片面追求速度，大搞“运动式”建设，也不能搞“齐步走”、贪大求全，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工作方法。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充分尊重了村庄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准确把握了乡村振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彰显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从世界实践看，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具有开创性、融合性和系统性。开创性体现在，针对数亿人口规模的战略部署，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实现所有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在世界范围内更是绝无仅有。融合性体现在，以城乡融合重塑新时期城乡关系，以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以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以“三步走”战略实现各阶段历史任务的有机衔接，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位育”的融合智慧。系统性体现在，乡村振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是“五位一体”建设的系统集成，“三步走”战略将“五位一体”建设过程细分为三个前后衔接的步骤和具体路径，展现了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的全局性与系统性。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个之路”，即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揭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和内在规律，指明了我国乡村发展的基本道路，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专栏1-1
乡村振兴“七个之路”的主要内容
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挡升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
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建设平安乡村，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瞄准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强化脱贫攻坚责任和监督，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细的工作，坚决打好精准脱贫这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坚战。
资料来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EB/OL].（2017-12-29）[2020-08-08].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9/content_5251611.htm.
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言，“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国内外经验深刻揭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协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较快地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拉美、东欧部分国家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协调好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经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40]当前我国城乡关系正在趋向平衡，为实现城乡融合提供了条件，但城乡关系尚未根本理顺，城乡差距仍然较大，融合发展依然存在不少挑战，突出表现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农村基础设施仍然落后于城市，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机制不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尚未充分实现，城乡土地不同权、自由流转受限，居民在城乡间还不能自由迁徙，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农村资金要素长期净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尚未根本缩小，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07年达到3.14的峰值后，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的差距却仍在扩大（见图1-1）。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面对上述问题，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图1-1 1978—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与比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9）》，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落脚点，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一是走共同富裕之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条件和要求。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1]重视和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应有之义。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与对立，平均分配，没有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但由于生产力极端落后，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和美好的生活。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存在阶级剥削与对立，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能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快速发展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二是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应对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农村内部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明显较大，着力推动共同富裕，“让人民过上好生活”，防止两极分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必须牢牢坚持的根本立场。
一个国家农业强不强，归根到底要靠质量来衡量，做优品质是农业发展壮大的底气，走质量兴农之路对现代农业至关重要。
第一，走质量兴农之路是有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人均GDP已突破了1万美元历史大关，国民健康意识和环保理念日趋增强，城乡居民追求消费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安全化的趋势更加突出，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产品及加工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服务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要求我国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做优产品品质，提升产品质量。
第二，走质量兴农之路是加快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产品彻底告别短缺，多数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但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还较落后，拼资源、拼消耗的生产方式尚未根本扭转，农业生产成本和产品市场价格偏高，国际竞争力偏弱。走质量兴农道路，主要依靠农业科技转变生产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最终实现农业强国目标。
绿色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第一，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践行人、自然与社会协同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立足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状态，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应该看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第二，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也要看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业自身发展越来越受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式发展上来。
第三，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促进农村全面进步的必要手段。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化肥农药使用超标、畜禽粪便处理不达标、农村小企业废气废水不达标排放，部分地区存在“污水治理靠蒸发、大气污染靠风刮”等问题，农村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必须重视和抓紧治理的时候。对此，必须以绿色发展促乡村振兴，在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整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保护和修复乡村生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等方面下足功夫。
第四，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是实现农民生活品质全面提升的现实途径。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发展问题，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农民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保护意识得到加强、绿色生产技能不断提高、绿色生活习惯逐渐养成，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亦能切实提升。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繁荣乡村文化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
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目标看，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42]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就是以繁荣乡村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明。
从解决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问题看，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是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在社会转型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个别农民社会责任感、公德意识淡化，与家人感情淡漠，家庭观念淡化，不养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则、不睦邻里的现象，家庭的稳定性不断被削弱。为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采取活态保护的方式，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等的合理适度利用，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方式宣传和引导，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集体意识、规则意识、主人翁意识，让广大农民知道幸福是靠奋斗得来的，让思想道德建设为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动力。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一是许多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二是农村利益主体、社会阶层日趋多元化，各类组织活动和诉求明显增多。三是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人居环境不适应。四是农村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邪教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存在。五是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不强。这些都对农村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43]
乡村治，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具有重要意义。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乡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农村常住人口数量依然庞大，还在于2.9亿农民工以及众多城市户籍人口依然与乡村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亲缘地缘联系。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要满足亿万农民的权利诉求和利益期待，还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及其对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作用。需要看到的是，走乡村善治之路具有极度紧迫性。面对我国乡村基层治理存在的新问题与新诉求，走乡村善治之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任务十分迫切。
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201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之一，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减贫之路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扶贫工作实践的总结与提升，经验弥足珍贵，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过准确的总结与阐释：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44]总体看，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以贫困人口脱贫为目标，以开发式扶贫为手段，以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为根本，综合实施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教育培训、健康、科技、基础设施等多种模式的扶贫措施，创造了我国减贫史上最好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大同世界的梦想，但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代中国，世界大同、百姓安康只能是美好的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局势的动荡让广大人民陷入极端贫困。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恢复发展，但贫困人口仍然多达数亿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贫困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但仍有不少人口受地理空间、资源条件等限制处于贫困状态。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2年末我国有9 899万贫困人口，迫切需要进一步创新扶贫工作，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国人民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决定性成就。2019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551万人，连续7年每年脱贫人数在1 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0.6％，减少了9.6个百分点。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解决绝对贫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将解决贫困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的根源、贫困治理的双重底线，创造性地回答了贫困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发展角度、政治高度审视贫困问题，坚持开发式扶贫，顺利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三位一体”的扶贫模式。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近亿贫困人口的突出问题和脱贫攻坚中的深层次矛盾，从治国理政高度谋划部署扶贫减贫工作，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的扶贫工作重要论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功典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是中国脱贫攻坚最新实践智慧的结晶，创造了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新模式、新路径，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工作的创新性贡献。
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为促进全球减贫事业，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制定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但当今世界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脱贫减贫宝贵经验的系统总结，为全世界贫困地区消除贫困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是解决全球性绝对贫困的航标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贺信中称赞，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进行系统阐述，对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道路作出深刻阐释，形成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战略基点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大政方针。[45]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调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粮食安全工作的目标任务，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在战略底线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46]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严格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的工作底线，同时，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强调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品种供给安全。在战略要求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数量质量并重，在保障数量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47]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粮食安全工作的方向目标，既要持续提升粮食产能，又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战略路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防止粮食生产出现大的滑坡。[48]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和有效途径，是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保障有效供给的关键举措，构筑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操作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全面布局，是抓好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工作的行动指南。
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是从城乡二元体制向一体化发展逐步演进的过程。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为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1978年至20世纪末，国家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关系得到改善。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前，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的指引下，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从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等方面全面重塑城乡关系，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提出重塑城乡关系的新理念。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49]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论断，顺应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要求，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的一般规律。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现阶段，城乡差距大最直观的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要加快推动公共服务下乡，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50]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调了在公共资源配置上落实农业农村优先的方针，明确了新时期处理好城乡关系的工作重点和目标。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后半程，城乡关系也进入了重塑再造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在实践和工作层面回答了如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问题，也在理论和战略层面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理念。
受经济实力和资金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地区脏乱差的问题比较严重，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1978年，全国农村公路里程只有58.6万公里，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几乎没有卫生厕所，能源基本依靠薪柴和煤炭，住房以砖瓦房为主。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面貌有了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依然巨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乡村建设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全国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和“四好农村路”建设，新一轮农村电网加快升级改造，自来水普及率不断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巨大成绩，涌现出一大批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5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明确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原则方针，描绘了生态宜居乡村的美好景象。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直接关系农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把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不断抓出成效。[52]习近平总书记对“厕所革命”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作风。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5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解决农村“出行难”问题作为强化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具体路径。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5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出了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法举措，是新时期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行动纲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是坚持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日趋滞后，经营领域逐步缩小，经济收入持续减少，2018年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为零的行政村占比高达35.8％。在农村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管理经验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进入增强活力的创新发展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空壳村”的数量和占比开始逐步下降，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能力明显增强。
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充分肯定了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55]2014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56]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指出建立健全集体资产各项管理制度，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57]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期如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指明了方向，指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为重振农村集体经济雄风、重塑乡村经济形态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利益多元化日趋凸显，道德观念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传统乡村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不适应形势变化，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农村税费减免后，农村治理长期倚重的乡镇基层政府及农村党组织作用不断弱化，农村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断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明显加强，乡村治理内容逐步充实，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农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是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的重要工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58]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59]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方向和方法路径，强调了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开创性推动了新时期乡村治理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1]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9日。
[2]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3]《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9-260页。
[4]《建设美丽中国——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170页。
[5]《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节选）》（2016年8月24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6]《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5年1月19日—21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7]如果包含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领海面积，我国陆海领土面积为1 260万平方公里，那么2018年全国城区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占陆海领土面积的1.59％和0.46％。
[8]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9]《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页。
[10]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11]《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4页。
[12]《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5页。
[13]《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页。
[14]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15]《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5页。
[16]《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9页。
[17]《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61页。
[18]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19]《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页。
[20]《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21]《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4年3月7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页。
[22]《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163页。
[23]《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5页。
[24]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3月6日）[EB/OL].（2020-03-06）[2020-08-19].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6/content_5488175.htm.
[2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05年10月11日）[EB/OL].（2005-10-11）[2020-08-28].http://www.ccdi.gov.cn/special/wzqh/ljwzqh_wzqh/slj_wzqh/201510/t20151029_64190.html.
[26]《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58页。
[27]《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2015年7月16日—1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8]《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91页。
[29]《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30]《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1日。
[3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2015年12月31日）[EB/OL].（2016-01-27）[2020-08-28].http://www.gov.cn/zhengce/2016-01/27/content_5036698.htm.
[32]《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33]《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2014年12月13日—14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
[34]《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
[35]《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5页。
[36]《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5页。
[37]《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
[38]《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7页。
[39]《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40]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12-09-03）[2020-07-27].http://guoqing.china.com.cn/2012-09/03/content_26746088.htm.
[41]《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2]《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页。
[43]《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0-681页。
[44]《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178页。
[45]《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60-661页。
[46]《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62-663页。
[47]《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8页。
[48]《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49]《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50]《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51]《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5年1月19日—21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页。
[52]《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4页。
[53]《习近平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54]《就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作出的指示》（2018年4月），《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116页。
[55]《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1990年4月），《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56]《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9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4页。
[57]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9日。
[58]《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页。
[59]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8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9日。
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从城乡空间分布看，产业体系主要由城市产业体系和乡村产业体系组成。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方面，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目标。现代乡村产业的核心是现代农业，农业强则国家稳、天下安。2007年初开始，受粮食能源化趋势增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国际谷物出口价格大幅上涨，加上石油价格和运费持续升高，致使全球食品价格急剧攀升，最终导致2008年爆发世界粮食危机，30多个国家发生骚乱，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政权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粮食市场和价格大幅波动，一些国家收紧粮食出口，造成国际粮食市场恐慌。实践表明，只有乡村产业特别是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大局才能稳定，经济社会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1]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强调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明确了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整体素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各地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多数地区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3]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需要通过农民合作方式，把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经营体系特色，强调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双层经营体制新内涵的重要作用，指明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