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识和把握：

第一个层面，从字面上理解“三严三实”的基本内涵。在“三严三实”中，“严”有严肃、严格、严明、严正、严守、严谨等意，同宽、松相对；“实”有实诚、老实、实干、实行、实践、实在、实证等意，同虚、软相对。“三严三实”涵盖修身用权律己、谋事创业做人等多个方面，蕴含着严肃的政治原则和严明的纪律要求，蕴含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内在自律和外在约束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严以修身，就是严格按党性、党的要求来提高自己、规范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追求，强化宗旨意识，追求高尚道德情操。严以用权，就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严守权为民用，按规矩、制度、法律行使权力。严以律己，就是严格自律，慎独慎微，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谋事要实，就是谋划事情、推进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出实招、求实效。创业要实，就是要树立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尊重历史的正确政绩观、事业观，努力创造惠民生、利长远的实实在在的业绩。做人要实，就是做老实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诚。“三严”指向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自律，是贯彻始终、统合全面的主线，为“三实”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其中，严以修身是根本，严以用权是核心，严以律己是基础。“三实”指向改造客观世界的外在约束，是对“三严”的具体化和深化。其中，“做人要实”是基石，“谋事要实”是关键，“创业要实”是目标。“三严三实”从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三个方面，精辟概括了新时期优秀党员、干部应有的精神特质。

第二个层面，从党的传统、党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上来认识“三严三实”。严和实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历经九十多年而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国民党为什么垮台？原因很多，有无严实的作风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讲认真也就是“严”；他还主张“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当年，焦裕禄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到兰考仅一年，就徒步、骑车跑了5000多里调研，找到治理“三害”的办法，带领兰考人民改天换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县委书记的楷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讲理想、讲纪律和讲实干。江泽民同志要求加强自律意识，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住自己，“说话办事都应当老老实实，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胡锦涛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几十年来，我们党的队伍中涌现出杨善洲、谷文昌、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宋鱼水、沈浩等一大批践行严、实的优秀干部。杨善洲是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按过去的说法，是中国的高干了。他一辈子两袖清风，忘我工作，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2年，建成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献给国家。“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立下“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的誓言，带领群众十几年如一日，植下满岛木麻黄，如今这些树苗已长成防风固沙、泽被后人的茂密森林。正是在对党员领导干部一贯的严、实要求下，我们党才把握住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大踏步赶上时代，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第三个层面，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神追求上看“三严三实”。严和实是贯穿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旧邦新命的精神追求，这是“三严三实”的源头。“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修身是古代从政基础。孔子就强调“修己以安百姓”，“政者，正也”。《大学》更提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传统政治中也突出守规矩，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守规矩就是“畏法度”。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问大臣：“天下何人最快活?”有的说“功成名就”，有的说“高官厚禄”，朱元璋一直摇头，直到有人讲“畏法度者最快活”时，才点头称是。自古以来，“不谋实事”都是对为官者强烈的批评，为政最忌讳“华而不实”“纸上谈兵”。魏晋贵族名士放任清谈，导致西晋灭亡、“五胡乱华”，清谈领袖何晏等人被后人贬斥为“罪责深于桀、纣”（即夏桀、殷纣，历史上的两大暴君、昏君）。相反，“为国当务实”“以实则治”则是为政原则。唐朝名相姚崇临死还告诫后人要“崇实充实”。古代尤其推崇忠诚敦厚，要求士大夫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有“仁以为己任”“舍我其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可以说，“三严三实”是几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蕴含着群星璀璨般先贤们的伟大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