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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第二章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当代中国,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判断。对此,习近平提出要抓“新机遇”的重要思想。他认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在内涵和条件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1]总书记的话提示我们,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历史关键时期,人才建设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紧密关联。只有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才能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中赢得主动。

2014年5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并在同年11月北京APEC峰会期间作了系统阐述,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出几个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此后,新常态逐渐成为党中央领导经济发展的新理念。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一把钥匙。

准确理解经济新常态,历史和现实都要看。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用“三个大台阶”进行了生动诠释。一是社会生产力迈上一个大台阶。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接近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均GDP由1978年的222美元升至2014年的7485美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奇迹”。二是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3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和133.6元,提升到2014年的28844元和989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实际增长12.8倍和11.2倍。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3年的35.0%和37.7%。三是综合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幅提升,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中国对世界、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正在同时显现,而且日益深刻。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全球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相比于一些欧美国家受困于新的债务危机,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各种发展陷阱,一些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中国依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正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新的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3]从国内来看,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实力和地位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成为当前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深刻影响着我国未来发展走势。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与国的竞争、社会制度间的比较更加明显,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比拼日趋白热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表面看是增速换挡,实质是动力转换。中国经济发展经过多年持续高速增长,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日渐消失。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曾经选择三位中国农民工作为封面人物,可谓“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这种时代特征。在他们看来,中国劳工的勤奋和巨大的人口红利,是过去30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整体放缓,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抚养比上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终结,劳动力成本随之提升。2008—2014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名义增长了95.0%和113.2%。尽管从绝对水平看,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单位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经开始削弱这一优势,并对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不利影响。

因此,过去那种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价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小、路子越来越窄。中国经济必须向着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演化,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也就是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资源会越用越多。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抓住人才这个最为关键的因素。习近平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人才供给要率先实现转型升级,最重要的就是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通过人才红利持续发力,进一步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一个是量,一个是质。如何把“量”的优势转化为“质”的优势?这就需要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及时掌握世界科技革命的新趋势、新动态。必须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把人才优先摆到重要位置,全面开发世界最大、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努力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更好地用人才这个“第一资源”来推动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用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落实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4],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勾画了中国复兴伟业的路线图,构成了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不但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而且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指南。

这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5]。在“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是全局之纲,具有统领和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服从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落到实处,离不开一支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人才大军,必须能够把党和人民需要的人才及时发现出来、培养造就出来、使用起来,引导激励各类人才忠于职守、敬业务实、攻坚克难、担当进取,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瞄准的是经济社会的全面提升,抓住的是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强调的关键点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不分城乡和地区的全体人民,也体现在涉及的领域不是某个行业和部门,而是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

“全面”发展对于国家人才队伍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全面”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迫切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产业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各类创新型人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一大批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农业生产经营型人才;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社会工作人才、社会管理人才和公共服务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宣传文化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更大规模、更有成效地培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7],强调要以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统筹抓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科技教育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宣传文化人才等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经济建设人才的同时,还要把发展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摆在重要位置,统筹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呼唤改革“促进派”“实干家”。国家发展、民族振兴,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成。正如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8]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其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年前。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有的人未对改革形成科学认识,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面对改革大潮,对改革措施执行不到位、落实不彻底,对改革大局心怀顾虑,缺乏担当。虚与委蛇、敷衍了事的“摇头派”有之,不愿改革、拖拉推等的“梗阻派”有之,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观潮派”有之,反对改革、畏难而退的“促退派”有之。无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还是各项改革任务的组织落实和协调推进,都需要有一批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优秀人才。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按照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的标准,综合谋划、科学布局改革举措。要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引导人才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促进改革措施有序落地、生根发芽,避免“涛声依旧”或“急功近利”。

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造就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由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过程。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确保改革事业的科学发展;必须在深化各项改革过程中,集聚和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使之成为改革事业的中流砥柱,从而实现人才发展与改革工作同时部署、协同推进。同时,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为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的难得机遇,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制度作为改革的大方向,抓住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攻坚克难,努力推进人才治理体制科学化和人才集聚能力现代化,形成充满人才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全面依法治国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对于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而言,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对于掌舵民族复兴航船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无疑是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有两段关于法治的讲话,令人印象深刻。习近平说:“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9]他还讲道:“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10]这些重要论述,把法治上升到了保证国家繁荣、昌盛、稳定的高度,意义重大而深远。

同样,人才发展也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在人才竞争的诸多因素中,法治环境是首要因素。优化人才法治环境是集聚人才、促进人才智能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只有在安全保障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人才才能全神贯注地从事创新创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环境对人才的鼓励、保护是最直接、最见成效的。全面依法治国,要求人才工作必须突出法治思维,加快法制化进程,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发展、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法治环境,使法治成为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的最大公约。

全面从严治党赋予人才事业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才事业,历来都是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才事业不断为伟大工程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伟大工程为人才事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回顾过去90多年的历程,我们党从拥有50多名党员起,就源源不断地将无数仁人志士吸引到共同的旗帜之下;在拥有120万名党员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拥有近450万党员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拥有3500万党员的时候,以改革开放催动追赶世界的脚步;在拥有8000万党员的时候,领导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8800多万党员,如何让这支队伍坚如磐石、百炼成钢?如何让这支队伍既有真理的力量,更有人格的力量,既有崇高的理想,又有严明的纪律?如何让这支队伍经受住“四个考验”,克服“四个危险”[11],切实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如何让这支队伍在关键时刻信得过、靠得住、顶得上?这些问题都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繁重和紧迫。习近平在上任伊始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向全党全社会庄严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12],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决心和勇气。习近平在主持第三十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我们党95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严”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新态势,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摧枯拉朽之势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净化党员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人才事业发展必须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相适应,将人才强党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更好地为党育才、聚才、用才,把各类优秀人才吸纳进党的各级组织,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把那些危害党的事业、蜕化变质的“害群之马”,坚决清除出党的队伍,从而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各类优秀人才最密集的执政党。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13]。无论是参与国际合作,还是全球实力较量,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支撑。随着知识经济蓬勃发展,人才日益成为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综合国力的强弱,直接取决于高水平人才拥有量的多少。谁拥有更多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现代治国理政能力的人才,谁就会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提高人才国际竞争力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

人才全球竞争势头迅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才资源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国际上呈现加速流动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人才流出呈加速之势。全球人才的循环流动越来越普遍,世界各国人才相互流动、相互交融以及相互合作已是大势所趋。据统计,全世界有近3亿人在出生国以外工作和生活,且每年以3%的速度在递增。人才跨国流动既给世界各国带来人才流失的挑战,也同时带来吸纳人才的大好机遇。

各国人才大战愈演愈烈。为了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世界各国也都加紧制定和实施新的人才战略,新一轮国际高层次人才的争夺战激烈上演。西方发达国家抢先一步,纷纷调整其人才策略,加大对他国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其措施力度前所未有。如美国2013年参议院通过《移民改革法案》,提出了一系列吸引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包括所有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人获得绿卡可以不受数额限制,取消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移民的配额,面向高技能人才发放的H-1B签证(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数量增加一倍等。2014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拟允许10万高科技人才的异国配偶在美工作,外国教授及研究人员延长在美国停留的手续也将被简化,以巩固其作为科技移民的主导地位,继续领导全球的科技进步。欧盟国家在支持高端技术移民的同时,还从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一项总预算147亿欧元的支持青年专业人才跨境培养行动计划,以确保优秀人才在欧洲国家内良性循环。英国、德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吸引外国专业技术人才、海外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移民项目。应该说,上述这些发达国家无论是借学校和企业研发机构之门取才,还是修改移民法规、放宽留学限制,发达国家的“人才收割机”,重点瞄向的目标里都少不了中国。它们为人才创造的优惠条件,使我国原来制定的一些优惠措施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对降低。要想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我们的人才举措、人才政策,必须比发达国家更具竞争力。

应对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我国不断调整人才策略,加大人才政策的开放度,出台了一系列引进国外人才的政策措施,统筹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的步伐更快、举措更实,人才回流速度逐渐加快。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80.96万人。其中2014年达到36.48万人,比2013年增加1.13万人,增长了3.2%。来华工作的专家和一般人员也大幅度增加。中国正在由“人才流失国”转变为全球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但总体而言,我国引才和用才视野还相对狭窄,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主要还是针对留学人员或海外华人,非华裔人才比例极低。2011年,美国针对海外技术人才发放了14万张绿卡,而我国近10年才发放6000余张,且大部分是人才家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差异,关键在于人才,中国是从13亿人中选人才,而美国是从全球70亿人中选人才。此说虽不完全准确,但在人才净流出的严峻现实面前,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出访活动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中国从地区强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路线图,体现了开放包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鲜明中国特色。“一带一路”打通了中国与亚洲、欧洲,直至非洲、拉美等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之路,既是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是文化交流、人才往来之路。人才成为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下,与每个国家开展具体项目合作能否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迫切需要培养和集聚一批产业、能源、金融、贸易、物流、人文、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领军人才,迫切需要造就一批通晓国际惯例和规则,精通所在国语言、熟知所在国文化,具有较强国际化经营能力、资本运作能力、文化沟通能力的优秀人才,必须把建设高素质、适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作为实施国家开放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来落实。

人尽其才、人才济济,是大国应有之气象,也是支撑一个国家长盛不衰的繁荣密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越来越近的民族复兴梦想,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面对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态势,当代中国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达到了空前迫切的程度,处在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的崭新阶段。能否抓住我国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立人才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在国际人才竞争中抢占先机,真正建成一支具有世界水平的人才队伍,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直接关系到能否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如期实现跻身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目标。

我们必须从历史的高度,以放眼全球的大国胸怀,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切实推动人才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1]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2]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1/c_1119897047.htm。

[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4] 《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5]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

[6]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

[7]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8]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9]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10]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1]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12]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13] 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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