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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发展实践

我们应当如何深入地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呢?人们通常以“五大理念”来总结之。我们认为,这种总结还有待深化,要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整个思想结构中来综合性地把握他的新发展理念。这种新发展理念的内核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从而更好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梦”的关键性近期目标。这是因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才能引领新时代的发展实践。

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是理解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前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进行了科学划分,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客观判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要求更好的发展,而更好的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新时代的到来具有历史客观必然性。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总量于2009年超过日本之后稳居世界第二。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各项改革的产物,是各种力量在充分发挥资本积累、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技术引进等因素的基础上取得的。虽然取得了这种伟大的成就,在某些关键性的社会经济领域,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人均收入为例,美国、日本、德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它们的人均收入也位居世界前列。相比之下,我们虽然稳居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在第60位(201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这样的人均收入意味着整个国家在很多方面的人均指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给我们带来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生产方式,其动力机制在逐渐递减,而它积累的弊端却日益凸显,如结构性问题、环境生态问题、财富和收入差距问题等。这两个方面的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我国,急需一次思想和增长模式的深刻变革。在这一关键性时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新发展理念,通过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这种新发展理念突出地强调,在客观认识新常态的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并要通过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和共享发展更好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3]。这既是对我们以往成功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体制中仍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的反思。理论已经证明:在市场上,参与主体不会承认对方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只承认双方都是各自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所有者,在此基础上,各自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他们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只承认市场竞争规律施加于其身上的压力,不承认此外还有什么市场权威;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价格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的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激励先进、鞭笞落后的优胜劣汰机制,调动各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有效率地配置稀缺资源,走上以较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效益的轨道上。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求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

当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市场是无边界的,还有一个“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从正面来讲,“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的是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强调的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从反面来讲,它针对的是现行体制中市场与政府之间存在的某些错位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错位,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教育、医疗、养老等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本、土地、劳动力、知识等要素不能流向效率最高的市场主体——大量僵尸企业、落后产能、过剩产能占据大量社会资源。

要解决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在具体的政策理念中划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中,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构建“有效市场+有效政府”的具体形态。“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思想指南,相关政策的出台必须以新的发展思想指南为依据,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4]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改革开放40年来攻坚克难的重要经验,当前阶段也不例外。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其内在指向都是调动要素资源的积极性、创造性,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只有解决了发展动力,才能实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坚持创新发展,才能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引领好经济新常态。正如总书记所说的,“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5]。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就是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6]

“协调”是增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协调性的必然要求。新时代的协调发展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7]应该明确,协调发展是按照市场机制引导,发挥地区、产业、要素比较优势,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全面的小康社会虽然不是同步发展的社会,但一定是分工合理、关系协调、发展有序的社会。

“绿色”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类发展离不开自然,人们生产活动既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又受到自然天气等环境的制约,有些还带有周期特征。这就要求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即绿色发展。新时代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真正让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认识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8],从而自觉发展绿色产业,放弃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内在动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开放”是提高开放层次,以新姿态引领世界格局的再调整。“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9]当前,世界经济分化严重,一方面新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应该依据创新掌握产业中高端,在国际分工深化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后果,因此继续推动全球化,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就可以赢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此外,通过资本走出去,重新布局世界经济,避免商品贸易带来贸易摩擦。

“共享”发展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分配不公问题、阶层收入差距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们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原则——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当前阶段的具体表现,更是社会主义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应该看到“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1]

“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创新”发展要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系统的、整体的发展。“绿色”发展是要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放”发展是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就是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增强获得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理念内容上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理念逻辑上看,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本质要求五者紧密联系、层层递进、顺理成章、交相辉映。

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在报告主题中鲜明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从“建设”到“建成”,这是共产党人做出的郑重承诺!对此,习近平主席讲,“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12]。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在实现中国梦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当前主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理念上必须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置在“中国梦”之中来思考,这是新时代的主题。

对于“中国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彩的表述:“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13]对于“什么是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也有一系列通俗的表述,那就是,要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4]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之间的内在关系。

现在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了。具体来说,就是实现“十三五”规划的两年时间,确保在这两年内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各项目标。

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到2020年,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由此可见,全面小康社会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15]

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发展理念”就是五把钥匙。以人为中心的全面共享发展理念就是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保障和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才能牢固。

仅仅从经济指标来说,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从发展水平上看,完成这一任务是有把握的。由于前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十三五”期间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6.5%就可以实现翻番。“虽然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样的小康,但如果现有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全面小康也不能让人信服。”[16]

把扶贫脱困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艰巨的任务,这充分体现出了习近平总书记执政理念中的底线思维。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7]虽然我国的减贫取得的成效为世界所公认,但完成全部脱贫,任务依然严峻。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就要求扶贫方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以提高贫困人口劳动技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作为扶贫工作原则;同时,要更加注重扶贫对象的需求,准确把握致贫因素与扶贫对象发展意愿,通过统筹资金、技术、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有效扶贫,防止脱贫后再次返贫。具体来看,就是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18]要保证如期完成脱贫任务“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19]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新时代的最典型特征,那就是“新常态”。习近平主席曾对“新常态”有明确的表述:“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新发展理念是在实践中适应、理解和引领新常态的政策指导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将深刻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变革。

(一)适应新常态

第一,适应新常态首先要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下降,即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高速增长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L型”的增长率变化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适应这种速度变化,就不能再以增长率作为各级政府的追逐对象;相反,转向中高速增长将带来经济质量的提高,为今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因为,我国经济总规模已经很大,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继续维持高增长的机会成本过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预示着原有发展模式的动力已经枯竭,不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国际竞争加剧,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冲击了我国经济增长。

第二,适应新常态要适应新常态下出现的企业、产业分化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发展模式下遗留的大量落后产能、低效企业;另一方面是正在孕育发展的新产业、创新企业。应该引导有限的资源、要素从低效率的市场主体流向高效率具有长期发展动力的企业,这就要求通过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低效企业,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和产业升级发展的动力。

第三,适应新常态要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恶化。首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由此所导致的外部需求明显降低。其次,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中低端出口产品上形成了与我国的明显竞争格局。

(二)把握新常态

虽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第一,中高速增长有保障,而且将继续高于同期发达国家。新常态是在全球性经济下滑中当一个经济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将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带有趋势性和规律性。例如,美国1981—2015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2.7%,英国为2.3%,而日本、德国、法国都不到2%,分别为1.98%、1.73%、1.79%,韩国在1981—200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2%,其后进入下降通道,2001—2015年年均增长率只有3.9%。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据估计2016—202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在6%—7%,这就意味着我们依然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21]这就为我们向创新驱动转变提供了保障。

表7-1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2006—2015年)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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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常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新常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我国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最高时GDP占到了世界GDP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但近代以来,东西方发生财富逆转,我国在内外危机中进入发展慢车道,到1949年我国GDP仅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 GDP 超过世界 GDP 总量的15%,快速缩小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新时代,即使美国经济按照比较乐观的3%的长期增长率增长,而我国按照保守的6.5%的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见图7 -1)。实际上,只要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低于4.5%,我国经济在规模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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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中国和美国GDP总量(1981—2030年)

第三,出口下降带有规律性,倒逼更高层次的开放。虽然,我国出口增速的下降有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的冲击,但也是大国贸易特别是大国出口规律的表现,即出口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性变化,而拐点出现在12%—14%,如图7 -2所示。之所以会出现下降,原因有两点:一是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转变为由内需拉动;二是本国资本和劳动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资本相对过剩,结果是资本迈出国门在全球布局生产。2010年,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0%, 2015年达到14.06%。从统计规律看,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虽然,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还处于产业中低端,但本轮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国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这无疑会倒逼我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争夺国际分工体系中高端,改变对外经济形式,由以商品走出去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走出去为主,同时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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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中美日德货物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比重(1981—2015年)

(三)引领新常态

就当下而言,积极践行发展新理念,就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具体的载体。这也是引领新常态的关键。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按照建设“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要求约束自身行为,“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22]

第一,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治国之要,首在用人。”[23]新发展理念转化为切切实实的生产力,人是其中最具主动性的因素。新时代要转变发展理念首先应该从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因为,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组合的前提是政府有效,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五大发展理念都离不开政府公务人员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打铁必须自身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于选好用好干部,这决定新理念能否被落实。

约束政府行为和约束公务人员行为存在差异,政府可以通过负面清单来约束,但对人的约束除了法律法规外更多的是内在要求。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要摆脱把官员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人制定相关政策并说明合理性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为政府代表的官员应该与政府理性保持一致,这种一致不应该仅来自外部约束,更多应该是价值取向的一致,而不能是利益诱导的行为一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4]这就需要在选拔干部与公务人员时除了注重个人业务素养等人力资本专用性特征,还要考量这些人的道德素养,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此外,还要厘清“为官不为”的原因,鼓励落实新理念中试错行为,引导干部带头创新,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需要发展观念的转变和知识能力的提升,更需要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在选定德才兼备的干部后,正确理解是保障新理念落到实处的前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武装全党,关键在于培养干部。“学习是进步的阶梯。”[25]学习理解新理念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只有让大家看到新发展理念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理解新时代用新理念指导新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具备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新理念指导新实践需要具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这要求相关人员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市场、产业、科学技术等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事物规律有充分把握,提高工作的专业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同时还要结合新实践、新经验不断总结,不断学习新知识、新事物,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认识新时代、新任务、新理念上,要打破原有条块分割的格局,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第三,用好顶层设计引领新常态,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加强“顶层设计”是从被动到主动用好顶层设计的转变,新常态下更应该如此。“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26]用好顶层设计并不是政府充当市场主体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相反是政府寻找一条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发展路径过程中,将资源配置功能还给市场,发挥有效政府作用。因此,要在各领域分步渐进地进行有退有进的改革,强化顶层设计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避免市场和政府双缺位的格局出现。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小康,更重要的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等多个领域的小康,这必然需要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协调平衡多领域的关系,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和法治的保障作用。

第四,增强底线思维,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及时化解矛盾风险。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的崛起,来自国内外风险在上升。“风险确实有,但没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27]对于国内矛盾累积要注意风险的累积叠加,及时化解局部、个别领域的风险,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科学分析矛盾风险的根源,做好预期管理,平衡利益格局的变化,对利益受损者给予应有的关注,维护社会总体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为新发展创造条件。对于国外风险冲击要防止演变为国内矛盾,把冲击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善于引导舆情,团结大多数,将矛盾转化为发展动力。

新发展理念是一种辩证地思考实践发展的科学方法。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且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新时代到来的客观基础。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遵循。

新发展理念是一种改革的战略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根本依据。践行新发展理念,不仅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也将深刻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的变革。

新发展理念是一种新的综合性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要追求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模式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种更加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经济模式,走出一条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实现这种价值追求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视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性一步。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要求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这种新发展理念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种新发展理念也将为后发国家提供全新的,可供选择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发展方案。


[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6]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页。

[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12]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6日第1版。

[13]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15]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0页。

[17]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载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8]参见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2015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9]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20]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

[21]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

[22]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7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27]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4年11月9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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