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需要我们时刻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置于心头，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光芒的新论断，对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才能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

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无不说明，什么时候尊重了人民的发展诉求，顺应了人民的发展愿望，满足了人民的发展要求，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就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决策层为人民创造的发展空间越大，其所治下的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发展就越迅速。大凡史书所载“大治”与“中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为民造福密切联系在一起。

夏桀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的末代君王，相传其文才出众，武艺超群。具有这样资质与才智的人，本可能成为一代明君。但他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但不思改革，反而不关心生产、不顾百姓死活，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构筑瑶台、淫乱后宫、贻误农时、迫害忠良、残暴施政，结果造成了“赋敛无度，万民甚苦”[3]的局面。老百姓在艰难生活中，不得不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4]的感叹。内无人民的支持，外受商汤的讨伐，众叛亲离的夏桀，葬送了夏朝的天下。

商汤吸取夏桀的教训，以仁厚收揽人心，采取了以宽治民的政策。他网开三面，强调农耕的重要性，关心百姓疾苦，施仁德于天下，使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迎来了商朝之初的繁荣局面。[5]

建立了西汉王朝的高祖刘邦，以及其统治集团的文臣武将，认识到横征暴敛会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吸取了秦由强转衰的教训，力避劳民伤财和严刑峻法，改用黄老无为而治之术，实施宽刑薄赋政策，与民休养生息，鼓励农耕、保养家财、增殖人口，最终达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文景之治”之后，形成了海内殷富、国力空前强大的盛况，为汉武帝最终解决匈奴犯边、打通西域、疏通丝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深刻认识到关心民生的重要性，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警诫自己及下属，反思隋亡教训，纠正前朝弊端，调整统治政策。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6]对“君依于国，国依于民”[7]有了更为正确的理解。基于此，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复兴文教，整饬吏治，完善科举；他还改革徭役制度、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增长，迎来了安定局面，被史家称为“贞观之治”。因为天下太平，据说在死囚最少的年份，全国只羁押十几个死刑犯。老百姓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唐朝的繁荣昌盛形成了开放局面，不仅接收遣唐使、留学生，形成文化交汇交融局面，而且打通贸易通道，使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不衰，在经济上将东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因为唐朝有效地维护了丝路沿线的安定局面，保障了丝路沿线商旅需要的基础设施，才使得人员往来不绝于途，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来回传递，将丝绸之路打造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清朝建立之初，也能够注意吸取明末教训，肃清吏治，调整民族关系，减轻人民负担，从民生角度配置社会资源。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曾经说：“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惟以海内富庶为先。”[8]基于此，他全面推行农业发展计划，将荒地开垦为农田，在边疆地区实行军屯。雍正时期，推广旗人种田，大力消除腐败、治理河道、兴修水利。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努力，农业有了保障，税赋一再降低，钱粮一再减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提高，迎来了安定发展的局面。正因为国内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族融合、经济繁荣，清王朝在这一时期才能北拒沙俄、南平“三藩”、收复台湾、稳定西北，基本奠定现今中国的版图。也正因为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清朝才在康熙三十年大胆突破了两千年来因长城而形成的内外之分、华夷之别的传统观念，发展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总之，反思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成王败寇的经验教训就会发现，帝王将相在立国之初，基本能够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约束官吏、整饬吏治、尊重民意、励精图治，赢来或长或短的发展机会。但在其代际继替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不思进取、骄奢淫逸、放纵官吏、蔓延腐败、强取豪夺、挤压人民发展空间的不肖之徒；于是，或者激起民变，或者消解发展动力，或者日趋衰亡，不是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就是为外族所灭，一再重复“从兴盛到覆亡”的老路。其中的主要教训就是将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遇到明君出世，则为民所思、广开言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遇到“昏君”，则酒池肉林、鱼肉百姓、腐败吏治、趋于消亡。

有鉴于此，史家才总结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9]有鉴于此，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在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时，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并以此请教于毛泽东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法宝可以避免此一宿命。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说过，“我们是共产党执政。很多规矩是共产党立的，执行也是共产党去执行。毛主席同黄炎培谈跳出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11]。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讲道：“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12]

应该说，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牢记民本邦固的历史经验，只有深入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更好布局未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完成新“两步走”的宏伟任务，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到205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3]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长期奋斗实践说明，我们什么时候比较好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什么时候的工作就开展得比较顺利，就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无往而不胜；什么时候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什么时候的工作就比较艰难，就难以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就会碰到各种挫折，就难以抓住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4]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需要将民生福祉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置于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核心位置，我们才能与群众建立起鱼水般的密切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坚持了这一点，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点。4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这样的历史进程和巨大的发展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才指出：“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5]

要将民生福祉置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需要从问题意识出发，解决人民最关切、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精准扶贫、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与住房改革等方面交出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将我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先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接着又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这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创造了广阔空间。1978年，我国人均GDP按照当时估计的汇率计算，只有156美元。到2016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3980元，约合8866美元（按2016年汇率计算），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16]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2013年已经达到0.719，这说明我国已经成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17]

现在，社会大局稳定，九年义务制教育制度全面贯彻。我们要继续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此同时，还需要在人力资本的继续提升中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们要努力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18]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改进，到2017年年底，城镇化水平提升到58.52%，在劳动力流动市场配置中保证了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0%。[19]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20]总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1]。

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形成了制度性全覆盖，健康中国全面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连续十几年持续提升。城乡人民群众的居住面积大幅扩大，房屋持有率也大幅提高。据统计，中国城镇人口的平均住房面积已扩大到36.6平方米（同期，英国为35.4平方米，法国为35.2平方米，西班牙为25.8平方米）。到2017年年底，中国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也已降低到28.6%，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也降低到31.2%。[22]这表明人民已经将更多的消费开支转移到非食品领域。消费结构的变化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获得感提升的一个主要亮点。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35岁提升到2017年的76.7岁。[23]

但社会发展造成的结构转型、人口流动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也对民生问题的结构性供给形成了新需求。另外，毋庸讳言，与民生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与区域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有些差距是原有制度配置造成的，有些差距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有些差距是社会变化造成的。而要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推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就需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通过精准扶贫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渐多元化了，所以，社会安全供给、旅游、教育、保健和医疗资源配置、干净的空气和美好的人居环境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意义。

伴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各个社会阶层成员开始对社会治安、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关切起来。在城市加大了食品安全检查之后，有些假冒伪劣产品流到农村市场，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身心健康。在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推进了新农村建设，但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人畜粪便洗浴废水污染、秸秆焚烧污染等问题，还严重影响着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这要求我们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教育影响着千家万户子女的成长。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教育差距还比较大。在经过多年学校硬件的建设之后，除某些偏远山区外，乡村中小学的校舍、课桌、操场等方面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但在软件配置、任课老师的授课能力等方面还与城镇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农民工的流动带动了子女的随迁，使流动儿童进入城镇就学，给流入地城镇造成教育资源压力，使一部分农民工子弟不得不就学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另一方面，农村小学和初中生源严重不足，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偏远地区优质师资向当地中心城镇流动，剩余的师资大多学历较低、教学能力相对较差；这使偏远山区“麻雀”小学、初中的生源，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很难顺利考入优质高中。有鉴于此，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周年纪念活动的贺词中深刻指出，“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24]。

同样，医疗资源的硬件设备，在最近几年也有了长足改善。即使是在乡镇医院，住院部的床位数增加了，医疗检查设备更新了，医务人员的学历水平也提高了。但由于乡镇医院与县城医院和当地中心城市医院之间医疗水平存在差距，使乡镇医院收治病人数量趋于减少。乡镇医院医务人员与县城医院医务人员能力的差距有逐步拉大的可能。东部地区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就是说，基层医院与县城医院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越大，病人向县城医院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病人越向县城医院流动，则乡镇医院医生的诊治经验就越不足。这个矛盾不解决，县城医院或当地著名医院的诊治压力就不会降低，由此推而广之，全国著名医院的诊治压力，也不会降低。

在劳动就业服务方面，虽然近期全国的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但如果将就业脆弱群体——农民工的失业率、停业率等包括在内，则调查失业率会上升到5%左右，或者会在5%左右浮动。[25]沿海地区出口导向企业的关停并转迁（关门、停业、合并、转产、迁厂）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流动到城镇与城市的农民工还不能完全分享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凡此种种，都影响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加速落实。

在社会保险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加速了并轨进度。在原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可转移、可携带的基础上，推进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从制度和体制上化解了多轨运行带来的待遇差异，在“一个统一”和“五个同步”下完成了并轨过程。“一个统一”，就是将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缴费与计发办法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统一。“五个同步”，就是使机关与事业单位同步改革，职业年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同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待遇调整机制与计发办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国范围同步实施。[26]与此同时，也逐渐推进新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逐步并轨，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缴费和计发办法逐渐统一。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性并轨，但待遇差距仍然是存在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设计的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几乎可以让财政经费覆盖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益；但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虽然也设计了职业年金的类别，可企业实际缴纳的比重很低，绝大多数企业工作人员难以享受这类待遇。就是住房公积金，在企业职工中，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另外，即使是在机关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职业年金与住房公积金也存在很大差异。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大学的教职员工，住房公积金相对较高，但普通公务员和非重点大学教师的住房公积金则相对较低。对于新农保或享受居民保的老年人来说，他们每月能够领取的养老金仅仅为70元，在物价日益攀升的大格局下，老年农民与老年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还难以提高。这就是说，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关切群众普遍的制度性和现实性获得感，不仅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进取，而且在制度的执行结果上更多地照顾到企业职工和基层人员的利益。

在住房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人均住房面积与住房持有率迅速上升。从表1 -1所显示的调查数据看，城乡居民回答没有住房的比例只有5.1%，回答有一套住房的比例为77.0%，回答有2套住房的比例为15.5%，回答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为2.4%。

但在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大趋势下，还应该注意到，绝大多数农民工在流入地还没有住房，但他们在农村的住房却长年空置。不断上升的城市房价，从供给侧限制了农民工的购房需求；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相对较低，则从需求侧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意愿。最近几年高涨的房价，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工资难以购置住房。要妥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率，就必须适应历史发展趋势，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27]

应该说，城乡之间基本民生方面的差距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社会发展机遇。当前改革的重点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满足不同居民的民生需求。而在民生问题中，最影响老百姓改革获得感的几个问题是，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教育资源配置和医疗资源配置的均等化问题。

伴随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在农村市场，价低质劣的商品和药品还很多，甚至个别地区发现有些过期商品和药品还在改装出售。这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品质，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农村的空心化过程中，乡村卫生所、小商店、供销社等服务设施，已逐渐向城镇与城市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消费的可及性。只有从供给侧优化供给，建立起10分钟或15分钟的服务圈，加大对农村商品质量的监督力度，才能缓解人们对食品质量的担忧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28]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将原来的“五有”拓展为“七有”。幼有所育可以进一步缓解婚育人口对生育成本的担忧，并提升人力资本，弱有所扶可以让弱势群体一道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总之，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就必须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提供质量较高的消费品；另一方面，推动城乡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当前来看，基本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有没有”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结构性短缺”的问题。而结构性短缺问题，只能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完成供给，满足乡村和偏远地区人民群众的需求升级，消除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错配现象。

以人民群众的福祉进行制度设计，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行制度评价，只是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只是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千百万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才能耸立起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新“两步走”设计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通过更为艰苦的努力才能建成。而建设的主体，也只能是人民群众。需要知道，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业会寸步难行。所以，只有坚持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我们才能解决好“依靠谁”的问题，也才能做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将“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有机统一起来，共建共享共治、良性互动，使之成为改革实践中贯穿始终的价值主线，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阐明了“共享”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规律，论述了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具体含义。[29]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要贯彻好共建原则，就需要在执政实践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向人民群众问计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制度创新取向，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努力避免再犯已经被证实了的错误。实践证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参与决策的过程。只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决策，或者吸纳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的决策，才具有广泛的执政基础。

依靠人民共建，就要在思想上解决小富即安的心理，将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只有上下一条心，凝聚起全民族的合力，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干部中存在的那种不依靠人民群众或者轻视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某些领导头脑中存在的“等” “靠” “要”思想，也需要尽快消除。需要知道，只想坐等共享但却不愿共建、在工作中被动应对、有问题等待他人解决、面对困难止步不前、一味伸手要钱的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某些贫困地区的领导人，面对扶贫工作，不是积极主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而是千方百计保住“贫困县”的帽子，希望结对帮扶地区多掏钱，希望中央财政多转移支付、多安排脱困资金、多配置脱困项目的想法还很有市场。[30]某些贫困群众，还具有较强的争做贫困户和低保户的意识。这些想法，都需要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逐步改进。对于的确贫困的家庭，一定要给予社会政策托底的支持，但对于已经脱离贫困线的家庭，则要启动致富项目，激发其生产积极性，将扶贫资金和项目用在实处。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决定党的执政基础。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共建，而且要共享。要做到共享，就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脆弱群体的民生福祉。

一是农村贫困人口。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而在“老乡”中，最主要的是看农村贫困人口是否能够共享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否能够脱离贫困的羁绊，是否能够走上发展的快车道。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攻坚，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成就举世瞩目。[31]现在，以2010年的贫困线标准，2014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7000多万人；2015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5575万人；2016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4335万人；2017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3046万人。[32]在这些贫困人口中，有些是因病致贫，有些是因教致贫，有些是因老、因残、因体力弱等致贫，还有些是因灾致贫，因生活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等致贫，但更多的是因为缺少发展机会致贫。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做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决策，争取到2020年完成既定扶贫任务。因此，未来几年，每年脱贫的人口必须保持在1000万人以上，才能如期完成任务。只有让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才能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33]，让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贫有所扶、弱有所扶的目标。

二是老年人口。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其一是未富先老，即在2000年人均 GDP还比较低的时候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7年年底，人均GDP达到8643美元，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17.3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11.4 %。[34]即使考虑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在经过2016—2018年政策效应的释放之后，出生率也逐步下降。[35]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仍然会快速进行。最新预测表明，大约到2028年，总人口会达到峰值（14.5亿人左右），届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达到17 %以上，从而进入老龄型社会。2017年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2.40亿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1.58亿人（见图1 -1）[36]。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收入较低，患病概率增大，需要通过各种社会政策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虽然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性全覆盖，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保”中居民自己缴纳的保费还比较低（在这两项保险合并为“居民保”之后，缴费率与缴费额仍然比较低）。对于未曾缴纳过“新农保”和“城市居民保”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当前享受的养老金只有70元。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并适时建立“老年照料保险”，争取做到老有所养，让老年人与其他群体一起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三是流动人口。[3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从近期趋势来看，其仍然保持增长态势，增长幅度虽已大大降低，但流动人口的总人口数量却由2010年的2.21亿人增至2017年的2.44亿人；全国农民工的人数由2.42亿人增至2017年的2.87亿人；虽然增速放缓——农民工年度增幅由2010年的5.4 %降至2017年的1.7 %但总量仍然很大。[38]现在，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已经增长到1.7亿人左右。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这些农民工还不能完全享受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将农民工也纳入住房保障，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以自己租房的方式满足住房需求的。在外出农民工的消费中，住房支出占比长期居高不下。几乎每一次城市房租或房价的上升，都会给农民工带来消费压力。在2015年，外出农民工的人均租房支出占其人均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约为46.9 %。[39]

另外，农民工的年龄也在逐渐增加。通过表1 -2可以看出，41—50岁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在2011年为24.0%，但到2015年上升到26.9%; 50岁以上年龄段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在2011年为14.3%，到2015年上升到17.9%；而16—20岁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在2011年为6.3%，到2015年下降到3.7%; 21—30岁农民工的比例，在2011年为32.7%，但到2015年下降到了29.2%。

农民工年龄的上升，意味着农民工在城市实际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也意味着城市对农村户籍劳动力的依赖越来越强。很多人在将家庭承包地流转出去以后，就必须在城镇或城市长期居住、就业和生活。201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将农村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已经进城并居住满5年以上的农村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重点转户对象，努力在2020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45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做出的“加强农民工市民化”指示，才能让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共享发展成果，即同城同待遇。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有些城市政府仍然只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却没有将其视为城市的新市民。农民工面临的同城同待遇问题还没有如期解决，农民工子女在义务制阶段的上学问题也解决得不好。采取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大多是将本地人不愿落户的周边地区拿来落实政策。这种只与农民工共建，却不与农民工共享的现象，严重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要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就要抓住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使“关键少数”引领“最大多数”，才能将共建共享的观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也才能对共享发展理念把握好方向、谋划好全局，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落实好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基本宗旨。

不仅要共建和共享，而且还要共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40]只有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依法治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我们才能在共建共享共治中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才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2]

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3]他谆谆教诲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一直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44]“三个有利于”的落脚点也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5]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46]。胡锦涛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7]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能将我们当亲人。习近平总书记一脉相承地发展了党的人民观，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回答了“依靠谁发展、为了谁发展”这一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彰显了党热爱人民、服务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感情。

当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进入了经济新常态阶段。我们要着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结构调整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会影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既坚持发展又重视提升收入水平和环境安全水平，提升人民群众参政议政能力，就成为考量我们执政能力的关键，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融会贯通地拿出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解决当前的难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为以后的新“两步走”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诉求。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发展就会失去意义。

要让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就需要发展经济。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也会反过来促进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调动人民群众工作的积极性，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催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正因为民生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才告诫全党，对民生问题要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8]让群众在发展中看到变化，体验到变化，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与此同时，还需要看到，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期待是不断提升的，是多样的，是多层次的，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因此，改善民生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特征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民生问题，也要从这个最大特征出发，不能向人民群众开空头支票，要防止满口大话，防止空谈，防止说到做不到。否则，结果会适得其反。

人民群众当前生活的改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基础上的改善，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基础上的改善。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将人民美好生活的改善过程建立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台阶上。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社会问题。根据调查，在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中，排在最前面的7项：第一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48.47%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二是物价上涨问题（有32.36%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三是收入差距问题（有31.22%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四是贪污腐败问题（有26.86%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五是就业失业问题（有26.15%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六是食品安全问题（有24.07%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第七是住房价格过高问题（有20.14%的人最关心这一问题）。

在排位靠前的这7个主要问题中，除贪污腐败问题外，其他均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虽然医疗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老百姓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诉求更高。虽然近年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但由于经过多年的积累，以及收入增长速度与物价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反差，老百姓心理感知的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最近几年，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但仍然处于高位。应该说，在经济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总量的供给处于减势——劳动力每年减少300万人左右，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都在低位徘徊（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但结构转型、企业的升级换代等仍然带来了季节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这会传导到老百姓的感知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越高，其对食品安全问题就越关注。最近几年房价的飞涨，影响了人们在城市的住房需求。虽然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但仍然达不到百姓的预期。这些问题的解决及解决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回答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49]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需要坚定不移地反腐败，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50]，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根据调查，各个社会群体均认为反腐败效果显著。比如说，在“机构负责人”群体那里，认为反腐败工作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41.27%和47.22%; “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28.40%和51.85%;“办事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1.53%和49.10%; “商业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0.72% 和48.18%; “服务业人员”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2.37%和44.44%;“农民”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1.11%和55.56%;“工人”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32.66%和43.67%;“军警”群体认为效果“很明显”和“比较明显”的人数比例分别达到41.18%和58.82%。

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反腐败不是一朝一夕间一蹴而就的，还需要继续加强制度性反腐败的力度而求得政治清明，向人民群众交出更为满意的答卷。

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还需要努力摆脱可能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做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应该说，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随后发生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千年未有之划时代意义的大变局。

但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变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必然会向良好预期发展的过程。我们既要注意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黑天鹅”问题，也要防范“灰犀牛”问题。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几乎所有人口众多的社会和几乎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社会大转型中都会发生较多社会矛盾。那种在常态社会通过社会政策配置使全体成员普遍获益的改革，可能在转型阶段导致一项政策投入使某一群体获益而使其他的群体受损的结果。人类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以及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转变，通常是通过枪炮的洗礼完成的。中国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又在艰难地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通过跨越型发展将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道路置于几十年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党和国家的各种决策，以及现代治理体系的谨慎操作，以强有力的执行力把控住了各种风险，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到目前为止，不无自豪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功。这一点，世界各国是心悦诚服的。我们一定要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我们还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51]我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中高收入阶段之后还会存在许多发展风险，这些风险是世界性风险和国内周期性风险耦合在一起的风险，是人口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时发生的风险。正因如此，经济新常态才具有客观性、不可避免性、阶段性和自我克服性。客观性是前期发展之因种下了今天之果，不可避免性是无论如何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阶段性是我们必须从“非常态”经历“新常态”才可进入“常态”，自我克服性是只有自己救自己而无其他外力可以依赖。所以，只有尽快走出“非常态”才会进入“常态”而避免陷阱。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社会学领域的主要表现就是低收入群体不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陷阱。一旦这个陷阱发生，中等收入群体就会重新跌落到低收入群体之中。就会形成拉丁美洲意义的“发展陷阱”，陷入没完没了的、媚俗性的民粹主义旋涡，将我国导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如期持续提升。当前被这种陷阱困惑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如此。

“塔西佗陷阱”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伴生的陷阱。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有些人会产生一种依靠政府社会政策的强力配置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潜在意识。一方面，认可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厘清；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是全能政府，可以包打天下。一旦政府的作为难以满足预期，就会产生政府不灵的判断——或者政府许诺较多但难以实现其原有的政策预期，就会产生不信任心理。新媒体的出现，又消解了传统媒体的那种宣传与解释效果，这就易于使受众在多元信息渠道中产生不信任感，从而落入“塔西佗陷阱”。某些“失信”事件还会被媒体炒作放大后转变为晕轮效应。一旦落入“塔西佗陷阱”，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人们也会选择不再相信你。这就会形成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从而丧失公信力。

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宣传语言与宣传内容的偏差中，“塔西佗陷阱”会愈演愈烈。这就是各国都要争夺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原因所在。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只有维护好自身的公信力才会有权威，有权威才能影响民众的行动选择，也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没有权威，说话不算数，民主就会陷入失序与混乱——这是某些非洲国家民主道路的现实图景；有说话算数的政府但无法治，则民主会陷入多数人的暴政，形成民粹主义，消解现代化的成果。所以，有一个说话算数的政府，然后合理推进法治，再导入民主，才应该是一个大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选择。防止“塔西佗陷阱”的问题，就是解决政府说话算数的问题，也是维护难能可贵的社会稳定以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问题，更是让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安居乐业的问题。

从世界发展历史可以知道，“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会加大社会内部动荡的可能性，使经济陷入徘徊不前的境地，出现发展的危机。“塔西佗陷阱”的存在，会使政府失去权威，难以管控可能发生的内部危机，出现失序的可能。“塔西佗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就从内部消解了“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也就是说，若前两个陷阱存在，将使我们没有资格谈论后一个陷阱，自己丧失了发展机遇。而这正是对我国不友好的人所希望的，他们力图不战而胜，力图使我们在内乱中形成内耗，无力向外发展。但我们希望的前途，就是摆脱前两个陷阱，然后在我们自己的管控下和平崛起，以积极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强大凝聚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所以，前一种结局，是我们不希望出现的结局；后一种结局，则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局。若想出现后一种结局，我们就必须竭力避免前两个陷阱，我们也一定能够避免前两个陷阱。

从逻辑上说，成功避免前两个陷阱，才能够让我们积聚更多的力量去避免后一个陷阱。我们只有使中国的崛起创造更多双赢的结果，才能使世界看到中国道路的强大力量，看到中国模式的可取之处，看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发展的文化基础。所以，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52]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时重申：“世界上本无 ‘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 ‘修昔底德陷阱’。”[53]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要在竭力避免上述三个陷阱的前提下，结合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一方面在国内营造发展的稳定环境，另一方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求得长远发展，争取国际话语权，维护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不仅为当代发展创造机遇，而且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造良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为在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最后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4]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我们所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人人共享的社会，而不是少数人分享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共享的社会，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共享的社会。当然，在共建中的共享，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平均主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共享必将展现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从不充分到充分、从收入差距较大到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民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在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之间存在互为依存的相关关系。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无法保护国内的安定环境；没有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大就无从谈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处理好其中的辩证关系才能求得永续发展的机会。要实现中国梦，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实际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5]中国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这句话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价值。当然，在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我们还需要努力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