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什么样的路，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所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学习，重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道路的学习，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的学习，注重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形成了他关于历史学习的一系列重要指导思想与理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学习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方法，实际上回答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诸多新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学习历史有何用？习近平总书记有自己的思考。“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些新论断的提出，传递出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历史思考，也传递出他对中华优秀史学传统中经世致用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中华民族历来高度重视历史学习，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优良传统。而人们了解、认识历史，就是依据历代史籍的记载。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提出：“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这是说，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古代的情况，那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才能做到的啊！史籍是我们认识自己过去的重要载体，史学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刘勰的这一认识，经唐太宗和刘知几的进一步阐述而得到新的发展。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在重修晋史的诏书中这样写道：“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意思是说，不出居室，就可深知千年往事。因有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这些远古的事情才不至于被湮没，才使人感到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这都是史籍所起到的作用。唐太宗把刘勰的认识发挥得更为具体。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对此也有论述，他在《史通·史官建置》中写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贼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里，刘知几把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作用阐述得更加全面，清楚地指出了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对于人所具有的教育意义，特别是他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来思考，显然超越了以往史家所说的惩恶劝善意义上的史学认识。从刘勰、唐太宗到刘知几所论，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和“内自省”，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2]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更是把史学与国家兴亡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他从历史的经验总结出史学的重要性，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3]

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了解过去，重要的是通过了解过去而认识现在和规划未来。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察来”的思想，《易·系辞下》说：“彰往而察来。”先秦的政治家早已认识到历史中蕴含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4]的道理。管仲提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5]这都说明了人们之所以重视历史认识，最终就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秦汉以后，这个宝贵思想由史学家进一步阐发和丰富，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优良传统。从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寄以“述往事，思来者”[6]之意，到清代章学诚提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7]，这是一脉相承的史学认识。近代史学同样强调这一优良传统，如夏曾佑认为：“智莫大于知来。来可以知？据以为推而已矣。”[8]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与未来的借鉴。这一点，中国先哲早有明确认识。周公在总结夏、殷灭亡的教训问题时提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9]《左传》作者给予《春秋》这样的评价：“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0]司马迁更提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11]人们之所以要考察和认识历史，是为了“自镜”，为了有更多经验借鉴，增添成功因素。借鉴历史经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简单模仿，而是要转化为国家民族前进的动力。东汉史学家荀悦在其《汉纪·序》中言，他所记录的种种历史经验教训，可以“通之万方而不泥”，在各方面都可以起到“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的作用，形成“国之常训”，故“本末存之”而“君子可观之矣”。从“不泥”和“常训”来看，荀悦的认识已超出了对于个别事物的判断而包含着揭示规律的意向。[12]唐朝立国之初，史官令狐得棻就提出了撰写前朝“正史”的建议，理由是：“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13]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纂主旨，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4]

历史对于人生修养也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即通过史学这一途径增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说，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应当多读历史，了解先贤的言与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把历史知识和人们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的认识。南朝宋人裴松之也提出“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这是从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阐释。龚自珍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5]的思想，这是运用古老哲学范畴中的“道”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带有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意识。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遗产非常丰富。

以史为鉴不仅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珍贵遗产。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命名曰《新语》。[16]“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现，与刘邦君臣以史为鉴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从亲身的政治生涯中深切地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提出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7]的千古名言。李世民与臣下“共观经史” “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的思想成果，对“贞观之治”的出现“多所补益”[18]。正像贞观十年“五代史”修成时唐太宗李世民勉励史臣们所说的：“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他并不秉承秦始皇与隋炀帝不重视修史的历史态度，而是“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19]。这一认识既是从以往政治得失中得到的启示，也是从史学对于政治决策的作用中得到的启示，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20]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强调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要了解和懂得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他把了解和懂得历史看作“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明确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反复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2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全党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为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江泽民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经验的学习与运用，多次强调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读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撰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所作序中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今天的中国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史，包含着治国安邦的深刻道理，也揭示了今天我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要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我们不仅应该懂得中国的今天，而且还应该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3]

胡锦涛同志对重视学习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也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24]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共产党重视历史经验借鉴与运用这一优秀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以史为鉴的新思想、新论断，不仅赋予了中国传统史学新的内涵，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视野开阔，理论性强，实践意义突出，抓住了时代与现实的根本问题。

历史是前人的“百科全书”。早在2011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 ‘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25]

司马迁著《史记》，对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三千余年的历史进行了记录，说其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为过，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历史盛衰、兴亡的轨迹，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轨迹，修身处世与为官之道的轨迹，集知识、经验和智慧于一体。古今中外，多少人传诵它，正彰显出它的史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史记》仅仅是中国史学遗产大海里的一滴水，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瀚的历史典籍。既有国家正史，也有别史、杂史、野史、方志等；既有通史，也有断代史；既有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历史记述，也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历史记录；既有历史本身的记录，也有对历史的评论；既有国家制度等宏观方面的关注，也有社会生活等微观层面的反映。当然，从广义来讲，文学经典、哲学经典、思想经典、伦理经典等也是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一部分。古人所谓“六经皆史”，谈史学遗产，当然离不开文学、思想、哲学、伦理经典这些书籍。中国是史学大国，中国史学的发展是连续的，从未中断，中华文明悠久与中国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6]

中国史学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阐释。他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可以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27]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28]

传承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的重要历史认识，也是对中国以史为鉴史学传统的创新与发展。他指出，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29]同时，他还从世界视野强调历史借鉴与历史学习的重要意义。他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30]他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也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31]

除了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知识、经验与智慧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之外，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更是我们的教科书。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历史和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页，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32]。“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33]

在论及党史研究时，他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34]所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35]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作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36]

总结历史经验，重要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强调：“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37]他进一步指出，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38]201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39]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40]

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他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41]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42]他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43]回顾历史的时刻，也是展望未来的时刻。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他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也表明了他以史为鉴的思想。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历史教训更要引以为戒，历史的警示也不能忘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也是最好的清醒剂。[44]腐败导致社会衰落，严重腐败会造成亡国，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大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45]所以，我们要以史为鉴，牢记历史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46]

如何认识历史学这门学科，它的社会存在价值是什么？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7]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书写历史的史学家主体与历史客体本身的相互统一、辩证发展的结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李大钊同志曾分析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认为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应该于自然科学外，另立文化科学，即是历史的科学加以研究。[48]这些都说明，历史学应是一门科学。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学的性质有着深入思考。他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信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49]“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突出了历史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提出的史学任务与史学旨趣。习近平总书记将此当作新时期历史研究的伟大使命，赋予了中国传统史学观新的含义。这一新论断是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出发，科学分析了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提出的，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50]

新时期历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是探寻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问题。他在贺信中这样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这次大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问、加深理解的机会。希望这次大会能够推动各国的历史研究，帮助人们从历史的启迪中更好探寻前进方向。”[51]这是寄予当代历史学家的一种厚望，也是对中国及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研究非常关注和重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体现了他对历史学科性质及作用的理解和认识。他本人就是一位中华文化的热烈拥护者和忠实学习者，常建议大家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只要有闲暇，他就推开中华文化宝库的大门，“一书在手，其乐无穷”。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提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和自信心，鉴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52]他对党史研究、抗战史研究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发展方向。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党史研究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5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指出，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54]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有集中论述。他指出：“学习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对我们整个党是这样，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是这样。领导干部学习和了解历史，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活动规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55]历史知识丰富了，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思维层次和领导水平就可以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他又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领导工作水平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56]他多次倡导，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他自己对古今中外历史规律有深刻认识和总结，如他提出，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57]腐败导致人亡政息，这也是历史规律。

关于历史学习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也有明确指引。他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知识，特别要深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他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58]历史学习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虽然各级领导干部所处的岗位职责不同，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也会有不同的具体需求，但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的道理都应该懂得，都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自觉地学习历史。[59]

学习中国历史，就是要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具体来讲，学习中国历史，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受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但中华民族却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究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产生和形成了为整个民族共同认可、普遍接受而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良传统，比如崇尚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统一的优良传统、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学习中国历史，就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60]

学习中国历史，就是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学习历史，要结合我们正在干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61]

学习中国历史，就是要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学习和吸收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汲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防止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62]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是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苦难史。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就要了解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近代史，促使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觉醒。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目的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个历史任务相互衔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那么，必须走什么样的道路、必须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必须由哪个阶级哪个政党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才能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与政治主张争论和较量的实质，是不同的历史道路、社会发展方向之争。从近代中国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不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根基的改良主义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种方案尝试全部失败了，中国人民才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其他各种政治力量都无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独立、解放与复兴，唯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才使受尽屈辱、濒临危亡边缘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才向世人彰显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就要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6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遇，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我们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起来说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其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其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为世界所罕见。所以，我们学习党的历史，认识党的光荣伟大，不仅要充分认识她带领人民取得了光荣伟大的业绩，而且要充分认识她带领人民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6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重要历史认识，抓住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我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学习、研究的指南针和风向标。对于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党史、国史，认识和把握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丰富经验，可以获得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武装，提高工作本领，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领导干部在学习我国历史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处理对外开放中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只有既从现实又从历史两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对外工作做得更好。[65]

任何学习，都需要一套相应的方法与理论，否则就失去了方向，成了一种漫无目的的、难以有成效的学习，甚至滑向错误的深渊。对于历史学习而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经过历史与实践双重检验的正确理论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不断强调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与方法。他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66]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和思想意义，也为历史学习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党员干部如何学习历史，运用何种方法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明确认识。他指出，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67]

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甚至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68]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民情，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起初，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从革命斗争的失误教训中，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彰显了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面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69]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70]

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得到了新的发展，生命力更加顽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71]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引领当今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72]他强调，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也不能采用实用主义态度。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73]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7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的总结提炼，为领导干部在历史学习中的理论坚持、学习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指明了方向。

历史变化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学习和研究首先要回答的理论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史学家对此早已有所关注和思考，“究天人之际”为史学第一要义，也是从神意的天命史观，走向以人为本朴素唯物史观的反映。

殷商时期，在人们的观念里，有个至上神“上帝”，即所谓的“天”，神与天无所不能，主宰人世间的一切。“天其永我命”[75]就是典型体现。随着“天命”主宰下的殷朝灭亡，人们不得不对“天命”发生质疑。代之而兴的西周王朝，当政者开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认为“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即“惟命不于常”[76]，甚至出现了“天不可信”[77]的思想倾向。同时，他们也多少看到了“民”的力量，因此要“敬德保民”。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大国争霸，社会动荡，矛盾重重，人们对“天命”更加有所怀疑，有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与“天道”相对立的人道：“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78]所谓“人故”就是人事。这说明，人们在认识社会变动时，明确提出了“人事”这个概念，无疑是“天命”史观笼罩下人类对自身作用认识较早的觉醒意识。战国至汉初，“人道”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重视“人道”的治国意义，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人道之大者也”“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79]，都是这方面的重要论述。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生活时，把着眼点从神的世界移到人的世界，从神的安排走向人的自觉。这是历史观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重人事的认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很艰难的。“天命”史观经西汉大儒董仲舒作为其装饰“天人感应”的理论形式后，更有迷惑人的神秘色彩，长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与社会变动的理性判断。唐代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批评者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的天人相分说，并进一步对“天”作了物质的阐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否定了“天命”史观。稍后的刘禹锡作《天论》，对柳宗元的《天说》进一步深化，把天与人的作用作了严格的区别和界定，论证了“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并对以往“天人之际”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至少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80]因此，在“究天人之际”的同时，我国先哲很早就关注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真正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81]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一部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学意义上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人本主义传统真正确立的标志。司马迁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从历史角度充分体现出贤臣或智者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例如亡秦方面，他肯定了陈涉的“首事”作用；汉兴方面，他提出了“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82]。他还注意到了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提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83]的思想。“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包含了朴素进步的历史观念，即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许多人的才智参与创造。这里虽没有说到民众参与创造历史，但显然已不同于对君主作用过分夸大的那种历史观念，它强调的是众人的作用。[84]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观念之明确含义的，则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历史变化是社会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具有理论启示意义。曾巩、王夫之等人，对此都有所阐发。而且，王夫之还提出了“求顺于理”的“理”这一历史理论范畴。所谓“理”就是指事物变化之内在法则或规律，也即“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85]。“事理”说是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

在重人事历史观念引导下，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民本政治思想传统。当然，这样的思想传统，只是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达到了更高、更加理性和科学的阶段。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86]。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7]。

通过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最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思考，再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运用了这一原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历史理论基础。他指出，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88]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印证了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89]；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90]。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91]；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92]；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93]。这些都是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和文明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并列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党要坚持革命和建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94]。对于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并贯彻在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如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证明。他指出：“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95]

古今关系是中国史学家、思想家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既有历史循环论，又有历史倒退论，当然也有历史发展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才真正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又是如何向前发展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表现在历史认识上，就是整体史观，即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看作一个联系的、发展的整体。在方法上，这就是历史主义原则。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介绍和阐述唯物史观的学者之一，曾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中这样写道：“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96]他在《史学要论》里对此表述得更加具体：“从前史学未发达的时代，人们只是在过去的记录里去找历史，以为历史只是过去的事迹。现代的史学告诉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记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97]对历史做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其意义在于从运动着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上，揭示了历史学固有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功能，提高了人们对历史学之本质的认识。[98]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历史遗产的时候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9]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所谓历史主义方法，内涵有二：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承认历史上的一些文明和文化成果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其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整体史观角度思考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他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源头，昨天的历史不是今天的人们书写的，但今天的人们不能脱离昨天的历史来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他在谈到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时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00]在参观《复兴之路》时，他对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给予了高度概括，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本质。他强调，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101]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改革开放这一主题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这是一种辩证的唯物主义态度，把历史、现实、未来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认识，对于治国理政的思考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指导作用。他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102]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这两个时期的关系作了辩证唯物的分析。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03]

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104]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105]因此，“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 ‘飞来峰’”[106]。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他强调：“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107]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方式，都是从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08]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讲求信史原则，即“《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109]。这个原则反映在史官记事的要求上，就是“书法不隐”，这样的史官被誉为良史。中晚唐时期，李肇撰《唐国史补》, “纪事实”是其撰述宗旨。宋人吴缜进一步作了阐释，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110]。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信史追求，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提供了社会土壤和思想养分。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主要方法，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坚持的理论与方法。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认为：“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111]侯外庐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明确地提出，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方法”[112]。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必须学习和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在党史学习与研究问题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113]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针对这种不尊重历史的现象与恶劣行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114]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他再次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决容不下沙子。”“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115]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历史是写在人民心中的，历史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

近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及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惨绝人寰的灾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对中国同胞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浩浩长江滚动着鲜红的血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试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大肆掠夺，按照1937年的比价，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也是否认不了的！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116]那些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那些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那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那些在战争中不幸死亡的几千万无辜生灵，都铭记在人类的史册上，都铭记在人类的心中。

我们要做的，就是正视历史，尊重历史，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117]

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入开展抗战史研究，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118]具体而言，第一，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从整体史观视角深入开展抗战史研究。他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要从总体上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重大关系。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第二，要加强国家统筹，协调研究资源，拓展研究力量。他指出，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要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扶持民间研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推出高水准的权威专著和通俗读物。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协调，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要把抗战研究纳入重点资助范围，加大支持力度。第三，加强史料搜集与整理的范围和视野，用充分的史实来说话、发言。他指出，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119]

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举办一系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120]

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是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家对此有过较为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对当下历史人物评价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古代史家对君与臣的不同归类，实际上就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东汉末年荀悦提出了“六主”“六臣”的见解，显然是要告诉人们可以用这样的标准去评论西汉时期的君与臣。唐太宗与魏徵等人讨论过“君道”问题，提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121]。相比而言，荀悦更倾向于人物的历史评价，唐太宗君臣则更偏向人物的道德评价。唐代也出现了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结合，如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认为只有“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的君主，才称得上是“明主”。北宋时期，司马光提出了“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的认识，把“道”“德”“才”这三种因素综合起来，去分析和认识历史上的君主，“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122]。这是较之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更高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

当发生同一历史人物在功业上和道德上的不协调性或不一致性时，史学家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功与德都确有可论的，二者都论；二是功与德只有其中之一有可论的，即论其一。如评价司马懿，一方面肯定他的“文武之略”，另一方面指出他“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的行为。对于汉高祖刘邦的评价，司马迁并没有对其本人直接发表评论，而是充分肯定了汉高祖的历史功业。尽管史学家一般都不会离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范围，但或因时代的变化，或因史家所处环境的不同及史家器局上的差异，史家对功业高下的判断和道德规范的理解，往往会有歧异而造成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同样对秦始皇作评价，司马迁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23]，而东汉史学家班固则基本持否定态度。又如对武则天的评价，历来就争议颇大。

魏徵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提出了“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124]的见解，这就不把历史的发生发展完全归于一人一谋，而是注意到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时势造英雄，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家历史人物评价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说“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125]，柳宗元反复论证“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126]，苏轼强调“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127]，这些都是在说明历史上许多人被时势造成了“英雄”，成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旨在强调客观环境对于历史人物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中出现的“知人论世”这一方法，对我们历史人物评价很有启示意义。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提出了史学批评的原则，即“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28]。简单言之，进行史学评论，一则要知“古人之世”这一外在的大环境，一则要知“古人之身处”这一内在的小环境，否则就是毫无根据的“妄论”。这样的理论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虽说这是评论史学，但对我们历史人物评价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近年由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个别人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的依据往往只是理论假设，而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仅仅是以激进主观的态度去解构中共党史。因而，我们一方面要对这一虚无主义加以批驳，另一方面要运用科学而历史的方法来推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理论家，都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和方法有过经典论述，并对若干历史人物进行了具体评论。这些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历史人物评价具有方法论上的直接指导意义。郭沫若曾提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129]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在历史人物评价中的运用和发展，相较其他的人物评价标准更具有客观性、全面性、本质性、稳定性的特点，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人物评价的一个总的原则。[130]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关键在于，看他是“加速”了还是“延缓”了，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131]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人物评价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当前历史人物评价，特别是领袖人物评价，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实践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32]这就给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对历史主义方法的一种具体化、科学化。他对毛泽东同志这位重要历史人物所做的评论，就是这一基本原则的科学实践。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特别是用四个“创造性”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133]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这种错误如何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进一步强调：“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他还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134]

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进行了全面评价。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另一方面强调，“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个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35]我们现在出现的种种低级而没有历史和实践趣味的那些“虚无”评论，完全视这些科学认识而不顾，终究会被历史所湮没。

历史观是人类认识历史、总结历史、运用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根本理论与方法，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关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方向。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以主观、孤立、片面、曲解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而宣扬并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思潮”[136]，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简单粗暴、主观臆断、东拼西凑、凌乱不堪，既无严谨的内在逻辑，更谈不上科学的研究态度，至多是一个个如何虚无历史的“主意”，还够不上一个“主义”的学术理论标准。[137]

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的表现形式多样，有所谓“反思历史”“重写历史”“还原历史”“重评历史”，基于“学术”与“网络”两个平台，主要内容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把中华悠久历史与文明贴上“愚昧”“丑陋”“奴性”的标签，全盘否定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成就与当代价值，主张所谓的“告别革命”论，否定和丑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消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根基，消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是为了通过否定历史、丑化历史，进而达到否定现实、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目的”[138]。对于这种错误、荒谬的历史认识论，要坚决抵制，给予科学批判。

早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当时中央分管党史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做出了全面阐释和部署。他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主要表现为：否定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只起破坏作用，只有资产阶级“启蒙”才有建设性意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以英美为师”的所谓“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因此，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他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139]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讲话，吹响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号角，不仅是党史工作的指南针，也成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纲领性文献。[14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抵制更加坚定，同时从落实贯彻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出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做出了辩证、科学、理性的认识和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他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他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41]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142]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43]

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谈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揭露。他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他以苏联解体为例说明，认为这是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警醒和警惕。他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对于中国来讲，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他指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144]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2012年12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易张。[145]

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之所以出现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因为一些人的历史观出现了问题，即放弃唯物史观而坚持唯心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过时，仍是目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他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146]

历史不能忘记，忘记意味着背叛。只有对自身历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辩证、科学、理性地创造性转化，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选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这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