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一带一路”既是新时期统筹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建立和深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不同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和开放战略，又是协调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深化双边和多边利益纽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平繁荣的必要外部环境的国际战略。从“历史维度”来看，“一带一路”顺应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和平发展、变革创新的强劲需求；从“现实维度”来看，“一带一路”是要直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

在地理空间上，“一带一路”倡议横贯整个亚非欧大陆，连接亚太经济圈和西欧经济圈，在立足大陆的基础上欢迎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广泛参与，是高度包容的合作开放体系；在政策空间上，“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涵盖了政策、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是深度融合的相互依赖体系；在制度空间上，“一带一路”呼吁利用多种方式促进框架下合作，倡导建立和维护多元、灵活、有效的国际机制；在利益空间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2]当前，不断完善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深化自身发展、推进国际合作、推广治理理念的关键抓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领域中的重大创新。

中国历来重视通过国际合作推动自身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一带一路”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新常态和国际经济新形势下亲自提出和大力推动的“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3]2013年9—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型倡议，之后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

在阿斯塔纳，习近平主席敏锐地指出，“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4]在雅加达，习近平主席郑重表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殷切期望。[5]通过这两次讲话，“一带”与“一路”正式登上国际舞台。

201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一带一路”确立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6]之后，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正式写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章节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7]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成了中国顶层战略设计的一部分。

此后，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发展，“一带一路”明确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三大走向，分别为从中国西北、东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从中国西北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从中国西南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明确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走向，即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搭建起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框架，着力建设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大力促进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领域的互联互通；通过与一些国家的率先合作争取示范效应，争取更多国家踊跃加入；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海上合作。[8]经过四年的逐步完善和推进，“一带一路”已经发展为拥有一整套理念、原则、框架和内容的成熟合作框架。

在2017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倡议“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但是“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9]这也标志着“一带一路”经过不断地成熟与完善，正式从一项区域合作倡议发展为放眼世界、覆盖全球的合作框架。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方针和理论指导。[10]

一全面发展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立足全球经济形势的全面发展倡议，绝非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中的简单规模扩大和单纯范围延伸。“一带一路”倡议考虑了世界的整体发展状况，中国经济与世界发展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将国内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开放程度与这一关系的要求相匹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是要“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要推动“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11]

由此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既坚持维护和推广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又要求中国经济自身在新形势下进行自我调整与提高。它是将经济稳定与转型、国内发展与国际合作、不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通盘考虑的全面发展战略，指明了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总体发展方向和突破路径。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主张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继续坚持和推广融入全球经济分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发展模式。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情绪正在全球迅速蔓延，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面临重大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一带一路”倡议反复申明中国将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发展经验，“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绝不会迎合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闭关自守。[12]为此，中国将继续扮演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多边经济合作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要提高世界各国在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方面的合作水平，与各国一起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始终着眼于通过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13]。这一目标向中国现有的外向型经济提出了自我更新的全面要求，“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应当通过“努力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以科技创新带动产品、管理、商业模式创新”，最终提高中国和亚太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14]无论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还是兑现国际贸易潜力，都需要中国企业和产业提升产品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满足国际标准和当地需求。只有先进、高效和优质的生产要素，才能具备国际吸引力，才能按照客观市场规律在国家间和区域内自由流动、平衡国内外产能供需、拓展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推动全地区的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提升。

最后，调整和平衡发展布局、降低地区间发展差距同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对接，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结合，“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15]自提出伊始，“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将边疆地区、西部省份视为推进沿线国家经济一体化、搭建对外合作平台的核心区域，倡导优先提高这些地区利用国际市场的水平，增强它们吸收国内外优质产能的能力。在实现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的同时，拉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工业投资。通过增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来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东中西部间的自由流动与公平分配，加速各个区域的经济升级，达到区域协同发展的目的。

二深度开放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全面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关键契机，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途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开放发展”与“合作发展”的高度提炼。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如同破茧成蝶，虽会经历一时阵痛，但将换来新生”,“‘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16]“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开放精神体现了中国向沿线国家分享更多发展红利、将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强烈意愿。

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国际贸易等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力量。[17]与此同时，中国又面临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化解“中国威胁论”的严峻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18]。

在中国面临发展挑战的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了“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面临这一内外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19]环境越是困难，中国越是要积极肩负起维护和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任，发展全球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中国正是要通过“一带一路”这一新举措来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深入开放的新意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开放的重点由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举全国之力推动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形成更加平衡的整体开放格局；第二，将开放的侧重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的亚洲国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复合联系，共享发展成果；第三，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更加积极主动地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向世界各国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推动中国的市场、资源和产业能力在国际舞台中更自由、更高效地配置。

在构建平衡的整体开放格局上，“一带一路”着力于实现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中国和沿线发展中国家间在工业产能、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上的再匹配。倡议致力于通过更大规模的开放与流动来推动各要素的合理配置，化解沿线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和环境约束，“实现各区域、各国生产要素互通有无、产业产能优势互补、发展经验互学互鉴”,“优化亚太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亚太规模经济效应和联动效应，实现亚太经济整体振兴”。[20]在国内，要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释放内陆开放潜力，提升内陆沿边经济开放水平，特别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21]在国际，要深化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致力于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22]，让中国经济与周边发展中国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促进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提升亚洲经济发展的整体性。

在提高开放水平上，倡议要求“坚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致力于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开放发展模式。一方面要继续建设“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深化开放、宽松和透明的总体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明确了“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并且还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23]另一方面，则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在广大的沿线区域中打造新的区域交通、贸易、科技和金融中心，“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4]与此同时，突破参与国际分工的传统方式，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位置。

对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25]在合作道路上，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证明中国不仅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相反还将积极为更平衡、更深入的区域对外开放创造条件、打好基础。“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区域经济开放与合作将始终以坚持中国自身的进一步开放为前提，绝非是要求沿线国家单方面向中国开放投资和贸易市场，而是希望与周边国家实现更全面、更紧密的相互开放和经济联系，确保中国和周边国家走在大开放、大融合、大发展的经济合作道路上。

三经济外交倡议

“一带一路”在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指导中国经济外交的宏观构想。倡议以发展、开放、合作为主题，涵盖了双边、多边和国际机制等多个议题层面，为中国在沿线地区和整体世界的经济外交提供了创新性的宏观指导。

在双边经济交往中，倡议要求中国“以国家高层互访为引领，形成深化合作的第一推动力。广泛开展包括部门合作、地方合作在内的各级政府合作，构建多层次、多渠道政府间合作体系”[26]。与沿线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遵循发展、合作和开放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长期、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推进双方在政策、基础设施、贸易、金融和民心上的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最终将双边关系建设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先后与南亚、中亚、中东欧的数十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或者联合编制合作规划纲要。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是成了“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标志性项目，在各类双边合作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发展成果惠及巴基斯坦全体人民，进而惠及本地区各国人民”。[27]

在多边经济交往中，倡议主张在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中展开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与治理一体化。为了消除沿线国家在政治影响和经济体量对比上的顾虑，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充分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机制，依托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亚欧博览会等已有的国际多边平台，促进多边交流合作。中国致力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充实现有的多边合作框架，在已有的轨道上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多边合作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间，中国一直主张“区域内合作和同其他地区合作并行不悖”,“亚洲应该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域外国家也应该尊重亚洲的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的合作传统”。[28]在多边交往中，“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与沿线地区的其他多边合作机制、沿线地区与域外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互相支持，相辅相成。

在国际制度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和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尤其是国际金融和开发机构，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后者朝着更高效、更公平的方向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倡议提出了实现沿线地区互联互通的宏伟目标，因而也面临着诸多新需求，它们是传统的国际机制所难以提供的。因此，倡议需要新的、创造性的国际制度来“保驾护航”。为此，中国积极倡导“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特别是要认识到亚洲所蕴含的自我变革活力，“要勇做时代的弄潮儿，使亚洲变革和世界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创造性地发展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29]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积极筹建了包括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内的一系列新机制，极大地激发了沿线和世界各国的参与热情，为倡议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机制保障。

无论是在双边、多边还是国际制度层面，中国在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都贯穿着一个基本判断和立场，即“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愿意同沿线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30]

作为区域与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互惠框架对沿线国家的分享效应是迅速的、立竿见影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则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为此，“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尽可能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各国的发展利益结合起来，让后者从中国的发展中分享红利，让中国从沿线国家的繁荣中获取收益；需要尽快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早期成果，既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塑造必要的外部经济条件，同时又能获得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推进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目标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一带一路”是中国振兴腾飞的两只翅膀，互联互通则是这一双翼的血脉经络。[31]“一带一路”所要推进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32]互联互通不仅要实现沿线国家在物理层面上的连接，还致力于推动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更紧密联系。推进互联互通，就是要在“硬件”上推动沿线各国打好设施基础，在“软件”上促进沿线各国的发展对接与治理一体化，夯实长期合作的民意基础。

一以政策沟通实现战略对接

政策沟通既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展开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贯穿于各领域互联互通的普遍原则，其内涵是指“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33]。从内容上看，政策沟通的主要侧重点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协调实际合作中所遇到的政策和法律问题，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从原则上看，在政策沟通过程中应当坚持“坦诚相待，不惧怕分歧、不回避问题”的精神，以“就各自外交政策和发展战略进行充分交流，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战略对接”[34]。从方式上看，政策沟通是要通过政府间的多层次交流来实现务实合作的长期战略对接，提升双方合作的匹配度。

倡议主张沿线国家间的政策沟通应凝聚为多层次、全方位的政府间交流与合作机制，各国应共同参与制定和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相关合作规划和方案，对接发展战略，为务实合作提供充足的政策保障。这种对接“不是你接受我的规划，也不是我接受你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与合作点，进而制订共同规划”[35]。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合作框架符合合作各方的长期利益。除了直接的经济合作以外，政策沟通还应当是各国构建长期政治互信的出发点，应逐步由低敏感的经济合作上升到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共同体建设，各方应当“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36]政策沟通应当既服务于短期的、具体的务实合作项目，也要致力于在交流中逐步培育起深厚的战略互信，为“一带一路”这一大规模、长周期的共同发展倡议建立稳固的、可持续的政治基础。

截至2017年5月，“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国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各国战略规划实现了对接[37]，截至2018年年底，与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有效地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二以设施联通便利区域融合

作为基础中的基础，设施联通一直是“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中的战略性优先项目，是获取早期收获、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倡议的重要手段。中国提倡的设施联通不仅仅是“修路架桥”，而是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是指沿线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物理层面上的多层次联通。虽然中国最初采用的是“道路畅通”的说法，但是这一“道路”除了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之外，也包括沿线人民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其他硬件网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议“着力解决他们用电、饮水、医疗、上学、就业、上网等现实问题。同时，需要保护生态环境，让美丽和发展同行”[38]。伴随着设施联通工作的不断推进，其内涵也逐步扩展到促进物理联通的政策与机制合作上，发展为以对接建设规划、衔接质量技术体系、促进运输便利化、推动项目建设、联通能源设施、打造信息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复合概念。[39]

中国高度重视设施联通对沿线合作的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互联互通是一条脚下之路，无论是公路、铁路、航路还是网路，路通到哪里，我们的合作就在哪里”[40]。设施联通是一切其他形式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对其内涵的全面理解和优先性的高度重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突出特征，同时，推进设施联通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重要抓手。在方向上，设施联通要“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41]这一推进方式遵循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规律，能够更好地集中有限资源、避免过度分散，更为高效地运用中国的经济力量。同时，优先推进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也能让沿线各国尽早分享到早期收获，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增强“一带一路”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保证其长期持续推进，最终惠及整个沿线地区。

设施联通强调在沿线地区大力推进全方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解决阻碍交通运输、经贸往来、经济发展的突出物理限制，冲破阻碍国家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自然瓶颈。中国所理解的设施联通绝非是狭隘的“道路建设”，而是要兴建和改善一切能够增强商品、人员、能源和信息传输与流动的基础设施，囊括铁路、公路、港口、区域航空、电力、电信、网络、卫生、教育等各领域，涉及相应的一整套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

三以贸易畅通激活发展潜能

贸易畅通是指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血液”能够在“一带一路”项目所构建的物理“血管”中自由、高效地流动，激活整个沿线区域的发展潜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贸易畅通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明确指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42]

为了促进贸易畅通，中国主张“各方应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43]。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贸易畅通的关键是规则的一体化，“互联互通是一条规则之路，多一些协调合作，少一些规则障碍，我们的物流就会更畅通、交往就会更便捷”[44]。倡议着力于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来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在经贸、海关、质检、运输等各个领域降低跨国规制协调成本，实现货物、资金、人员流动的便利化，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除了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扩大贸易规模等“向外看”的举措之外，贸易畅通“也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45]增强沿线国家持续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从根本上保障贸易的长期畅通，特别是要增强沿线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能力，优化产业链的分工布局，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46]“一带一路”倡议所鼓励的贸易畅通不是规模的单纯扩大，而是要通过更为高效的交流来创造出新需求和新就业，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打造“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发展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亚洲各国就像一盏盏明灯，只有串联并联起来，才能让亚洲的夜空灯火辉煌”。[47]因此，贸易畅通是“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必经之途。

贸易畅通是深化国家间利益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最直接动力，只有保障贸易畅通，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生产要素、产业产能的流通互补，形成一体化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才有可能通过联动效应实现区域的整体振兴和全面发展。倡议正是要通过“舒筋活血”的方式激活经济与社会发展潜力，塑造出沿线国家和人民共同体意识的客观物质基础。中国将借助“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加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洲自由贸易网络，“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到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避免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48]更进一步的贸易畅通是挖掘沿线国家发展潜能的关键，中国在未来将坚定地站在自由贸易原则一边，为各国深化利益联系、巩固经济纽带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四以资金融通化解金融短板

设施联通固然是塑造互联互通物质基础的强大动力，但是如果缺少不可见的“软件”支持和保障，那么不仅难以实现区域内的物理连接，而且即使得以建立，也将难以持续。事实上，缺乏建设资金正是阻碍大多数沿线国家改善各类基础设施的关键，因此“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将宝贵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就成了化解资金短板的关键。[49]正如设施联通要挣脱的是阻碍亚洲各国发展的自然限制，资金融通要突破的则是长期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资金瓶颈。

倡议最初提出的概念是“货币流通”，其内涵是倡导沿线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侧重于结算的便利化、抵御金融风险和人民币国际化。[50]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不断铺开，中国迅速认识到了资金保障的重要性，开始将金融领域的合作重点由货币流通转向建设以丝路基金为代表的融资平台。[51]

之后，更为全面的资金融通的提法代替了货币流通。从内容上看，资金融通主要涉及融资支持和风险监管合作两大方面，包括加速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筹建，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等多项内容。[52]资金融通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在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前提下，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类合作，尤其是大型项目提供现代化的投融资和信用渠道，保障前者的资金来源，服务于参与国的相互投资。

由于“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现有的地区和国际融资体系难以给予沿线国家足够支持。因此，中国必须“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才能建立起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53]才能真正让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通惠及沿线地区急需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理念和制度创新，中国一方面借助各类多边场合积极宣传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意义，推动现有的国际机制加大相关投入，例如推动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54]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探索通过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机制，为全球投融资体系做出更多创造性的中国贡献。

五以民心相通夯实社会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无论是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还是金融领域的合作，都“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只有“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才能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5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56]只有“民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与“政治、经济、安全合作的刚力”交汇融通，才能在根本上保障沿线国家间关系的长足发展。民心相通既是一切形式互联互通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间互联互通的最高层次。只有惠及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增进不同国家民众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理解，才能真正为“一带一路”倡议夯实牢不可破的地基，使之不为一时一地的分歧和困难所动摇。

推进民心相通就是要弘扬多文明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丝路精神，最终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57]倡议主张在合作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沟通与对话，积极开展包括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和媒体合作在内的多种社会交往，增强人文纽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醒的那样，“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58]。应当认识到，民心相通远比修路架桥、商旅往来要困难得多，需要不同文明在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相处才能得以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只有正视民心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才能让民心交融，最终塑造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

为了促进民心相通，“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更多亚洲国家地方省区市建立合作关系”，着重“发展丝绸之路特色旅游，让旅游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相互促进”，加强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培训和留学合作。[59]此外，医疗与科技合作，党际和民间组织、社会团体间的交流，同样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智库的作用。为此，他一方面呼吁沿线各国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人文领域中，建立大数据交流平台，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60]另一方面又要求国内各机构“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 ‘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61]因此，各类智库应当发挥专长和优势，在前期评估、中期规划和后期宣传中起到汇聚民意、沟通民情、拉近民心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创造性倡议，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宏伟构想，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只有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汇聚起中国、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和力量，才可能让这一远大理想由蓝图转化为现实。要想汇聚各国、各方力量，引导、协调和组织各类政治群体、智库媒体、工商企业、民间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中来，并且将这种多方参与制度化、高效化、长效化，就必须建立起与“一带一路”新理念相匹配的新型合作平台作为保障，共同打造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新模式。

与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体化模式不同，“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国际合作新平台没有设置传统合作平台所强调的一系列统一门槛和标准，也不将个别领域中的具体指标奉为圭臬，而是主张在不同发展水平上推动沿线国家的设施和产业建设，并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国所推崇的国际合作新平台具有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富有亚洲色彩的鲜明特点，贯穿着包容开放的原则，高度凝聚了中国倡导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

一推进多元灵活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的新型合作平台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框架合作并不拘泥于具体形式或者途径，只要具备合作意愿、认可倡议精神，中国都会予以积极对接，根据实际需求和情况灵活展开合作。为了落实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致力于打造多元灵活的新型合作平台，让理念与平台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有力地推进了倡议的不断扩散和深入。

在合作方式上，各国可以建立和增强多层次、多渠道的双边合作机制，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进行合作规划、建设双边合作示范项目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地在双边层次推进倡议合作。各国也可以通过各类多边合作机制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以多种方式汇聚合力、化解疑虑，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这些机制既可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配套新型多边合作机制，也可以是其他成熟的区域合作平台。

在合作主体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固然需要沿线各国在政府层面的携手努力，但是落实各类合作项目的主力军仍然是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推进中，倡议“主张政府为企业牵线搭桥、保驾护航。帮助企业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62]积极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和民间团体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国中央政府的媒介作用，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民间机构间形成合力。在指导大型国有企业发挥示范作用，承担大项目、争取早期收获的同时，还要“推动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增强企业自主参与意愿，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合作项目”[63]。只有实现合作主体的多元化，才能让沿线各国社会之间形成立体、深入的互动联系，促使“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形成长期、持续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而不是单纯依赖政府的推动和扶植。

在合作水平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建立在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之上，不会在自由贸易、一体化水平或者其他政策标准上设置门槛。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始终“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坚持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为最大限度地适应沿线的不同状况和发展需求，尽可能地惠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参与国，中国将与沿线国家一起不断调整、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保持动态的灵活性。[6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是要通过不拘一格的务实合作让各方在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状况下都能参与到倡议框架中来，形成发展合力。因此，“一带一路”所倡导的经济合作与开放一方面要坚持“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还要秉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积少成多”的精神，在“行稳致远”中不断提高互信和合作水平。[65]而正是因为合作水平上的高度多元化，“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和团结沿线国家，携手构建务实进取、包容互鉴、开放创新、共谋发展的互利合作网络，全面推动区域共同繁荣。

在合作领域上，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但是它们在落实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涉及沿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基础，以金融合作为保障，综合推进倡议合作。在务实合作上，中国一直在不断地开拓新领域，尝试新办法，全方位、多领域地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二坚持包容开放原则

坚持包容开放原则是“一带一路”倡议化解各方疑虑，实现共同合作与发展的理念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带一路”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在国家、区域和世界各层面上的包容开放，致力于促进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市场的深度融合。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是以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来推动全世界的共同发展，绝非某一国家和地区的一枝独秀，因此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始终要将立足点放在促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上。

“一带一路”是包容的合作倡议。与很多具有不同程度封闭性的区域合作倡议不同，“一带一路”在概念上是开放的，旨在建立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66]。“一带一路”没有空间和主体限制，只要具有共同参与的愿望，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类合作中来。一方面，“一带一路”不与任何国家、集团竞争和对抗，不会有任何地理范围和准入门槛的自我设限，绝不奉行圈内圈外“泾渭分明”的封闭思维，欢迎一切认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理念的伙伴国家加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同样欢迎倡议以外的国家为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协助推进合作框架下的各类项目，加入配套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共商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明确表示，欢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大洋洲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强调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67]这些举措说明，“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是尽可能广泛的团结一致与共同发展，具有空前的包容性。

“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倡议。首先，与一部分经济合作倡议不同，“一带一路”倡议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其旗帜鲜明地“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68]“推动各国经济加深融合，共同建设全球价值链，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69]“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推动沿线各国更好地向世界开放，而不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构筑经贸壁垒。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70]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走向开放而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而非以邻为壑，这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中国多次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互相对接、优势互补”。[71]中国不谋求以“一带一路”替换已有的国际合作机制，也不追求在倡议中占有“主导”地位，更不会按照自身的特殊利益来量身打造所谓的“规则”，攫取国际经济中的势力范围。相反，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利用和增强现有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机制，确保倡议能够体现出对各参与国和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尊重与支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提出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72]。确保“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共享性，倡导不同机制间的合作而非对抗，互相支持而非竞争，构成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的第二层含义。

三打造亚洲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建立的新型合作平台除了多元灵活、包容开放的特征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亚洲色彩，遵循的是亚洲国家的普遍价值观和合作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倡议的亚洲导向体现在“共同编织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打造“亚洲特色的合作平台”,“在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的基础上，致力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73]这一导向是由中国处于亚欧大陆东端的地理位置、与亚洲各国经济紧密相连的现实环境所决定的。由中国倡议和推动建立的新型合作框架承担的是增强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深化安全与战略互信的任务，必然要基于亚洲的独特现实，针对性地提出亚洲治理方案，有效地完善和补充现有全球治理和国际制度的不足之处。

在机制的运作原则上，“一带一路”倡导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共同担当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合作中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邻国相处之道”[74]。在倡议推进过程中，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着力化解热点，坚持政治解决；要着力斡旋调解，坚持公道正义；要着力推进反恐，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绝不能让古丝绸之路上“很多地方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的状况再持续下去。[75]

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合作机制时，要坚持和发扬亚洲国家在冷战后推进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76]。一方面，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逐步扩大合作共识；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从亚洲国家的多样性中发掘新的合作空间。[77]中国所搭建的亚洲合作平台高度尊重沿线国家的具体意愿和需要，积极协调各方诉求，在共同呵护亚洲地区长治久安的基础上合作探索共同发展之路。

从高度重视互相尊重、协调一致、共谋发展的理念可以看出，中国所致力于打造的“亚洲特色”体现的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自由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和维护，绝非是在一般国际准则之外另起炉灶，另搞一套。[78]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合作机制都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补充和完善，其方式也是通过开放的国际合作来予以实现，解决的是当今时代各国普遍面临的治理问题。

在机制内容上，亚洲机制旨在着力解决亚洲问题。倡议强调要认识到现有的国际金融和发展机制中所存在的不能满足亚洲国家实际发展需求的缺陷，提倡以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的发展援助机制为突破口，带动整体国际机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方向发展，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一理念的突出体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发展援助机构强调规避风险，更加重视投资的安全性而非资金在促进受援国发展上的作用。这一方面导致它们决策迟缓、效率不足，另一方面也使其难以在基础设施等长周期项目上给予发展中国家足够的投融资支持。因此，对于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这一片“广阔的蓝海”而言，新老机构互补空间巨大，两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良性竞争“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当前，重视投融资的发展效果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机制弥补了既有机制的主要缺陷，创新了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帮助沿线国家开发“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79]这一解决亚洲问题的新型合作机制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实现基础设施的更新和产业能力的发展，又可以推动相关的传统国际机制进行反思和改革。

未来，中国还将在坚持亚洲价值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构建和完善具有亚洲特色的新型合作平台。特别是要以国际金融合作为抓手，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发掘新的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的金融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地区的整体发展继续谋划长期稳定的金融保障体系。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中国将始终坚持包容开放的原则，欢迎沿线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

“一带一路”是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成功发展经验上的伟大构想，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倡议、开放倡议与经济外交倡议。“一带一路”所追求的目标，是在物理上、制度上和人心上实现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用中国的繁荣来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用沿线国家的整体发展来保障中国的长期繁荣。“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迈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将本着包容开放的原则、不断推动自身、沿线各国和世界走上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新台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致力于打造能够适应沿线国家差异性的国际合作新平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

“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全面发展方案，它要求中国自身“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继续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呼吁世界各国“下大气力推进经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往来等领域合作，朝着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前进”。通过倡议来加速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各要素在国家间、区域间、产业间的合理分配，建立起保障中国、区域和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新的强大引擎。倡议主张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与“合作的发展”，中国不仅要在传统意义上坚持对外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还要“坚持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合作促进自身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沿线国家间的利益共享与命运共享。[80]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 “惠及世界”。倡议提出以来，已经获得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内与沿线各国形成了一大批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量投资和展开的广泛合作有力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大量实实在在的早期收获，显著加深了中国与沿线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战略互信和多层次联系，迅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软实力，推动沿线国家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充分理解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和光明前景的同时，也要认识到风险的客观存在，认识到落实倡议合作仍然需要细致、耐心的长期努力和艰苦工作，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过程中，“要切实推进安全保障，完善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方案，确保有关部署和举措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项目执行单位和企业”[81]。形成一套完整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评估、安全保障和反馈监督体系，综合考虑沿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尽可能地降低合作中的经济和安全风险，最大限度地提升倡议在促进地区共同繁荣、联动发展上的效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要以宝贵的丝路精神为指导，“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造福中国与世界人民。[82]未来，中国还将继续推动倡议向更深、更广和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倡议也将继续积极吸取自身和世界的最新发展经验，不断完善理念、原则和方式。伴随着倡议的不断推进，整个沿线地区必将焕发出新的经济活力，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