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之一。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这一目标超越了国别、党别和制度的异同，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理念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也愿意为解决人类问题做出贡献，必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清楚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详细内涵，包括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享共建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

一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主权国家，结构基础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基本原则是多边主义。国家之间的主权原则和多边主义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其命运首先体现在安全之中，然后体现在发展之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都必须由该国人民说了算。平等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任何国家的内政也都完全属于该国人民。任何其他国家、国际组织都无权挑战这一原则。平等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只能由该国人民自行自主决定。这是因为，世界各国资源禀赋、历史遗产、现状问题千差万别，只有该国人民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体现本国的历史精髓并解决当下的各种问题，也只有该国人民才知道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能够最好地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并最大程度发挥本国人民的习俗及优点。

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说，平等原则体现在互商互谅的多边主义原则中。与单个国家一样，国际体系的命运系于安全与发展两端。首先，国家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争端，所以国际社会的安全离不开国家间分歧协商、争端解决。在分歧协商、争端解决的过程中，只有对话协商、尽量避免冲突对抗才是办法，只有坚持多边主义、避免单边主义才能使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得到基本保障。其次，国际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各国的协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赢你输、赢者通吃早已不适用于现代国际社会。只有在发展过程中争取双赢、多赢乃至共赢，国际社会才能实现协同发展，各国的命运及利益才能得到最大保障。

二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底色和基础。在格局上，我们应当构建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观念上，我们应当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维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首先，必须是公道正义的，而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则要求世界各国共建共享。首先，在全球化时代，安全格局对世界各国而言，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国际体系是不安全的，那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于难。唯一的安全之道是共同安全。此外，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安全格局意味着世界各国都能在这一安全格局中得到公道，而公道的安全格局才是正义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既破坏公道正义，也违反平等原则，对共同安全乃至单边主义国家本身的安全都毫无助益。其次，这样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建立，而只能由各国共同努力来完成，同时，也离不开重要国际组织，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应当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理念。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新安全观。他指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3]共同安全意味着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意味着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要得到保障，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发展状况。综合安全是不断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意味着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都实现安全。合作安全与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密切相关，要求各个国家都积极投入到共同安全格局的建设中来。可持续安全则结合安全和发展两大方面，以安全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实现和平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共同前进。

三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构建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发展道路的期待和畅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以实现的方法和途径。

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系于发展，因此，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来说，只有开放创新、正确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才能最好实现不断发展。保持本国对世界市场开放和构建创造型国家是每一个国家实现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市场能够促进创新发展，市场与政府必须协同合作，效率与公平必须得到兼顾，这样，开放和创新才能带来既繁荣又公平的发展前景。

国际社会的命运也系于发展。包容互惠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从道义上来说，只有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才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发展。不能构建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发展前景，就不能说国际社会获得了真正的发展。从实现途径的可行性上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层面的开放原则意味着各国在进行经济社会发展时可以互帮互助、互利互惠，而实现互帮互助、通过互利互惠来共同发展，也比先前的时代要更加可能、方便、必然了。在世界各国拥抱经济全球化、充分开放创新的前提下，在世界各国利用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条件下，加强协调协商，致力包容互惠，将使各国的发展前景融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前景。

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世界的美丽在于不同的古老文明源流及其所带来的文明多样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为了保存多样的文明形态，使得每种文明的民众都能享受到自身文明蓬勃发展的成果。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亦将体现在人类文明的交融发展中。

在安全格局中，文明多样性不应当成为冲突的根源。如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之间的平等并不体现为主权平等原则，但文明之间的平等体现于尊重而非排斥、交流而非取代，体现于多样性安全共存。每一种文明都不应当成为其他文明的安全威胁，每一种文明也都不应当从本质上将其他文明视为安全威胁。文明冲突论从根本上而言是错误的、危险的。文明之间应当彼此尊重，视对方为平等主体。文明之间应当相互交流，消弭误解、遏制冲突，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文明之间应当积极借鉴，将彼此的智慧、经验、教训赋予新的积极意义。这样，文明之间就可望实现和谐共存，交融发展。

在发展前景中，既要注重尊重和保存不同文明的遗产和风格特征，又要在发展中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现有文明。首先，时代发展与文明传统的保存有时会出现冲突。这样，我们应当具备长历史眼光，具备宏观视野，珍惜文明传统与历史遗产，在发展中尽量保存、发扬文明的宝贵财富。发展不应以牺牲文明传统为代价，文明传统的保存也不应当以牺牲发展前景为代价。其次，文明传统自身也要创造性地进行发展，获取属于自身、属于这个时代的积极活力与不竭的发展动力。文明既可以成为发展创意和动力的来源，也将是发展的最终成果。

五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必须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完整的整体，与自然发生互动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将走向何方的指南针，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综合体现。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有机完整整体、与自然发生互动关系过程中的指导原则，关乎人类如何认知自身、人类如何认知自然，以及人类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从本体论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视为有机的命运整体；从认知论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地位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从方法论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命运才能走向正确方向。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意味着更正过去工业文明发展中产生的对自然不利的许多问题，意味着提供经验教训、承担发展责任、转变发展方式，使得本国的发展更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正确道路。对于稍微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则意味着不走工业化国家发展的老路，意味着以创新、绿色、可持续的方式，走出属于新时代和属于本国经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才是合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发展道路。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人类的未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终极走向的指南针。观念上，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新的生态发展观念；方法上，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政治上，不同国家应当承担起不同的国际责任。发展中国家应当主动适应新时代的生态发展要求，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历史性责任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而中国也将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各国观念一致，协同步伐，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概念、实践、规范这三个方面。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当代国际秩序的规范创新。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核心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超越了西方提出的“守成国—崛起国”话语框架，也超越了“均势—霸权”的西方秩序观。在考察各个国家所扮演的国际关系角色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根据自身历史记忆与理论遗产，将各个国家纳入“崛起国对抗守成国”的二元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第一，“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这一理论框架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总结、归纳、提炼。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其经验渊薮。离开经验基础去应用理论，是武断、不负责任的智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三十年战争以后欧洲历史中的欧洲国家，无论是拿破仑治下的法国、英帝国，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确实可以用“守成国”或“崛起国”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并分析；这一组概念原本也确实就是欧洲历史的归纳总结。

第二，“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这一理论框架根本不符合世界范围内更为广泛的历史经验，而仅仅是欧洲历史的经验与理论产物。如果将视野放宽到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历史，而非仅仅局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并非由一次又一次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挑战及其成功或失败而构成；相反，世界历史可能更是由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构成，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发展构成。因此，使用“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这一理论框架来看待世界历史，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是东方主义的，是偏颇且错误的。

第三，“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这一理论框架不符合当前的世界图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际体系的性质已经与过去有所不同。在安全与经济都高度互联、高度相互依赖的当今世界，世界各国的安全和发展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守成国与崛起国这组概念归根结底是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的体现，在当前时代、当前国际格局中再提“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话语框架，是冷战思维遗存，既不能反映现实，又无助于应对当前国际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甚至存在加剧国家间误解乃至冲突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超越了“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这一理论框架。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国家视为彼此命运共享、平等共赢的主体，而非相互争夺权力的行为体。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体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特征，那就是世界各国紧密联系、相互依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能够更好地归纳世界历史而非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能够更好地体现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与构成机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框架“崛起国对抗守成国”。

在考察国际秩序的结构特征与基本性质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根据自身历史记忆与理论遗产，以“非均势即霸权”的二元秩序观来予以讨论。

第一，“均势”和“霸权”作为描述国际秩序的概念，前者来自以近现代欧洲历史为主的西方历史记忆，后者来自更为古老的欧洲理论遗产。然而，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来看，在广泛的相互联系、普遍的全球化发生以前，国际社会并未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均势或霸权。适用于一小部分地区经验历史的理论归纳不能被用作概括全球历史的理论工具。第二，“均势”与“霸权”都是围绕“权力”这一概念建立的国际社会描述方法，是权力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广泛的相互联系、普遍的全球化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同呼吸共命运，以争夺权力为其潜在理论含义的“非均势即霸权”秩序观仍然并不适用。权力作为核心概念，仅仅适用于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在独立自主、互利共赢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的今天，再使用权力作为核心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已经不是那么合乎时宜了。

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则超越了“非均势即霸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秩序观。第一，与立足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论不同，只有诞生于真正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框架、对国际社会现状进行归纳总结的理论工具，才适用于当前的世界和当前的时代。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以权力为核心概念，而以命运为核心概念。国际关系的常用分析层次包括国际社会、政治共同体和公民个体，只有命运概念可以运用于全部这三个层次，而权力概念对于国际社会、政治共同体和公民个体来说，含义大有差别。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国际社会、政治共同体、公民个体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无法只用权力的争夺和占有来予以概括，只有命运这一概念可以涵盖包括安全、政治、经济、文明、生态在内的丰富层次，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的人类追求。因此，命运共同体概念在适用性、概括性方面都远超西方中心主义秩序观“非均势即霸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家观“崛起国对抗守成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观“非均势即霸权”之余，作为主要被中国推动的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从历史渊源和实践创新两方面也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就历史渊源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脱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重要外交理论创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前提——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必须基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基本原则。最开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时提出来的；现在，脱胎于此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正在不断开阔、不断深化、不断升华，从外交历史经验中提炼、从历史理论中继承的外交思想也更加开阔、深化、升华。

就实践创新而言，中国之所以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是因为中国同时兼具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两重身份，对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命运共享更有切身体会，更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及发展的责任与能力。就横向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中国对大国与全球化的密切关系有着切身体会，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能力。就纵向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近三十年来发展成就最大的国家，对于全球化如何使得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展具有深刻的认识且责无旁贷。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应对全球化、争取安全、繁荣、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认识，也形成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能力和责任。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单单只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还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密切相关。积极有为、奋发有为的外交新常态带领中国外交开创全新合作模式，承担全新国际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其思想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外交“奋发有为”新常态的思想基础。中国将自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将世界视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并奋发有为、承担起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重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思想基础。

第一，因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将自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视为人类命运的部分有机承载体。相比过去，相比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时代，中国外交的目光更为开阔，更为深刻，也更有远见。要互利共赢，“韬光”不如慷慨将发展之光投向整个命运共同体；要包容互惠，“养晦”不如大方与命运共同体分享经验、教训、知识、思想。

第二，因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将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视为全体人类命运唇齿相依、密切联系的共同体。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变化。“韬光养晦”意味着中国的世界观略微保守自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将世界视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则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更加宏观、更加深刻了，这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度融入。

第三，因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在外交上奋发有为，主动承担起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重任。首先，一个国家只能承担与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在过去，中国外交之所以强调“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外交不能使得自身承担的国际责任超过自己的能力。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繁荣与发展的推动能力和责任早已今非昔比。其次，中国对全球化的深度融入使得中国与世界之间形成无数的共同发展机遇，而这些共同的发展机遇既需要中国奋发有为，也需要世界各国奋发有为，积极承担起变革并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责任，以更积极的行动，重塑国际机制中的代表性地图，构建更加符合每一个国家命运与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

积极有为、奋发有为，意味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存量和增量改革中去，从而开创合作新模式，承担大国新责任。“积极有为”意味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存量改革中去。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能力并非世界第一。同时，中国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表达，制度权力滞后于国际力量格局的量变与质变。所以，中国外交不能再“韬光养晦”，至少需要“积极有为”。首先，中国保障国家利益，需要“积极有为”。只有“积极有为”，积极研判问题、创新方法，才能有效维护新形势下的国家利益。其次，在现有国际组织中提升制度话语权，在现有治理结构中提升制度话语权，同样需要“积极有为”。

“奋发有为”意味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增量改革中去。首先，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发生改变。“你强我弱”需要“韬光养晦”战略，而新的国际格局与国际地位则呼唤“奋发有为”战略。其次，“奋发有为”意味着为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新制度，创设新机构，贡献新理念，提倡新风格，同时也倒逼现有机制改革。

从存量改革到增量改革，从“积极有为”到“奋发有为”，都是在为开创全新合作模式准备好制度基础，都体现了中国承担的大国新责任。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因此有义务守护全球化进程。同时，中国有责任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发展，防止其倒退与停滞。这就需要中国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道正义、包容互惠的方向发展。这一改革过程体现了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新风格、新风气，这背后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创新的思想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当代国际秩序的规范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秩序的规范创新。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全球治理的一套新方案。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世界秩序的一套全新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是对全球治理必要性的直接回应，也是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直接回应。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是一套层次丰富、结构分明、可操作性强、全面翔实的治理方案，旨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一套全球治理方案。

首先，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和依存逐步加深，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安全格局日益互联互通，文明交流互鉴日益繁荣多样，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和发展问题也都需要从全球层面上协同解决。第二，即便如此，在世界的一定范围内却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原本生机勃勃的地区主义、地区一体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停滞不前，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开始冒头，文明冲突论论调甚嚣尘上。同样，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来解决，而只能由世界各国互商互谅、从全球层面上来解决。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转变。第一，随着其经济占世界份额不断下降，原先主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主要发达国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并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第二，随着其经济占世界份额不断增加，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制度代表性和话语权尚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则迫切希望适应并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第三，因为国际力量格局对比近年来持续发生变化，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不能完全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对世界秩序的一套全新构想。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凸显了国家间关系中的相互依赖而非矛盾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而非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最突出特点。甚至，连各国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绝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而非矛盾冲突。但有趣的是，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观察到并提出了相互依赖这一现象和概念，但却恰恰没有处理这一问题，仍然在围绕国家间关系中的冲突本质作文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则与此不同，它凸显的是国家间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分析问题、应对挑战时的思路和方法也以相互依赖而非矛盾冲突为核心。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囊括全新的国家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生态观，是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规划，是中国世界观和外交思想在哲学上的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包括如何认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如何构建安全格局，如何塑造发展前景，如何促进文明交流，如何保护生态系统。这一“五位一体”理论体系分别处理了行为体本身、行为体自洽与安全、行为体发展、行为体集合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体集合与环境的关系，是对国际秩序未来的全新想象，也对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作出了详细的政策路线安排，更是对国际秩序相关理论的全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当代国际秩序的规范必将得以重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普遍安全；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坚持绿色低碳，促进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是其内涵的丰富和扩展，是其重要意义的现实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功实现，将是其最大价值。[4]

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普遍安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普遍安全。这一实现路径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之一“构建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是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世界的必经之路。同时，这一和平路径富含中华文明基因，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根源，来自于和平发展的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5]中国的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是和平外交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外交政策既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实践打磨出来的宝贵智慧。第一，和平外交政策来源于悠久的中国政治历史传统。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始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6]等理念指导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经过长时期的沉淀与发展，和平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一。第二，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在外交方面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所以更珍视和平；中国致力于发展，所以更需要和平；中国期待美好未来，所以更爱护和平”。[7]经过新时期的实践探索，和平仍然是中华民族珍视的外交价值。

“人类命运与共”这一看法，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观察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事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关系的理论视野超越了基于个体的观察视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事实因此才能被发现。第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理论特色。只有抛弃了狭隘的国家观、民族观，立足于全体自由人的联合及命运去审视人类历史，才能观察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这一最为深刻的事实。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在认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之后，以最开阔、最深刻的理论视野提炼出来的创新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脱胎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则来源于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经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普遍安全既是对新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继承，也是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发扬光大。如上一节所述，就理论方面的历史渊源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脱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重要外交理论创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实践方面的历史渊源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深化，逐渐探索出中国和平发展的经验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砥砺奋进的五年中，和平发展的中国经验愈臻成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普遍安全的外交实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和平发展历史经验是密不可分的。

对话协商打下基础，共建共享实现愿景。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首先通过对话协商、然后通过共建共享才能得以实现。持久和平必须基于对话协商。习近平总书记已经阐述了具体的实现路径。第一，大国与大国之间，应当建立新型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双方利益，相互认可彼此关切。第二，大国与小国之间，应当遵循主权国家相互平等原则，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第三，国际社会应当最终努力实现无核化，创造一个没有核武器的美好世界。第四，在新浮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无论是深海、极地，还是外空、互联网，任何新问题、新挑战都应当积极研判、积极应对，都应当以对话协商而非冲突博弈的态度去处理。[8]

普遍安全必须基于共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9]通过共建共享实现普遍安全的具体路径包括，第一，与时俱进，树立适应时代的新安全观，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真正的安全格局。第二，对抗恐怖主义活动，更要重视恐怖主义滋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土壤，以公道、繁荣、发展清除这些邪恶的土壤。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动用大家的力量，积极有效应对正在发生的难民危机。第四，对于国际热点问题，当事方应当选择和平外交解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应当积极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维护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

二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首先，中国应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次，中国要与世界发展共享“中国机遇”。最后，中国要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公共产品”。通过以上举措，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即是互利共赢。互利共赢以开放型经济和全球化进程为基础，反过来，开放型经济与全球化进程又将受益于互利共赢战略。如果人类作为命运的共同体毫无发展前景，那么，互利当然无法实现，共赢更加无从谈起。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前景向好，双赢、多赢、共赢的发展格局才可望实现。如果不能做到木瓜琼琚、互通有无、共享利益，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可能并不能实现发展，无休止的零和博弈甚至可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向倒退乃至解体的边缘。具体说来，中国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一是做大蛋糕，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二是要承担国际责任，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公共产品。可以认为，做大发展的蛋糕，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是脚踏实地、共享共赢的经济发展努力。奋发有为承担国际责任、为世界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则是更具有远见的制度改革努力。

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通过对外援助，中国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与发展成果。通过保持经济高速稳健增长，拉动世界经济不断增长，分享中国发展动力与动能。通过商品进口与对外投资，中国与世界分享市场与资金。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成果、动能、动力，乃至通过发展形成的庞大市场与投资资金，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对外援助，坚持与世界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发展成果，体现了极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首先，包括“8个100”项目、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等重大援助举措，彰显中国担当。其次，中国在农业、教育、卫生、减贫等领域内多达2000项民生援助措施，令受援国切实受益。再次，重视各类援外培训，注重提升受援国自主发展与建设能力，授之以渔。最后，各项紧急人道援助彰显中国大国道义。中国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稳健增长，拉动世界经济不断增长，与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动力。一国经济表现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该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即便在走向“新常态”，各项经济指标趋稳的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高达41.05%的份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不如中国。例如，印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5.98%，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为-1.28%。换言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动力最重要的来源。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也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10]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建设，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公共产品，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道正义、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得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截至2018年年底，已经有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沿线超过100个国家、40多亿人口都被“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这无疑已经形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国家和人民不仅仅受益于中国作为主导国的庞大市场和充裕资金，更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全新合作机制安排。“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合作计划，是沿线各国的大合唱，不是中国的独角戏；是共商、共建、共享、开放包容的发展倡议，不是封闭狭隘的利益分配俱乐部；是中国通过自身发展经验与开阔发展视野，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制度产品。

中国创设各类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管理机制，为国际经济治理提供全新制度产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加强建设各类新型多边金融机构。2016年1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亚投行还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提高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11]2014年，丝路基金在北京正式成立，秉承“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支持。中国改革更新国际经济治理多边管理机制。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如火如荼。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以全新的“中国方案”，弥补了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的缺失，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三构建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构建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这一实现路径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两项内涵，即构建“平等互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以及“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是建立文明互鉴、开放包容世界的必经之路。

伙伴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互待、互商互谅，文明交流的基础则必须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为了构建这样的伙伴关系，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构建基于和平、平等、独立联系的伙伴关系网络。可以说，这样一种伙伴关系网络既非势力范围，也非传统结盟。只有在这种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网络中，才能最好遵循世界各国主权独立平等原则。

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要注意区分若干不同层次。对于中国外交来说，“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大国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周边外交，对非政策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根据这些不同侧重点构建的伙伴关系网络，是命运共同体的骨架与支撑。第一，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要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良好的大国关系是地区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二，在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务实合作时，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正确义利观，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务实合作时，不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自身的利益，恪守互利原则，争取双赢、多赢、共赢局面，甚至有时要做到舍利为义，勇于承担属于大国的国际责任。第三，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必须坚持“亲、诚、惠、容”的四字工作方针。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提出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第四，对非工作方针必须突出“真、实、亲、诚”四个字。对非工作方针既体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共享的历史经验，也体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共享的发展任务和社会难题。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对于构建中国在非洲的伙伴关系、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功不可没。

联合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核心，现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支持以多边主义手段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地区热点和多边事务中，联合国具有权威地位，应当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12]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和平和外交手段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全面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为维护联合国权威地位、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做出了贡献。

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一些国家服从另一些国家，一些文明敌视另一些文明的全球共同体是虚假的共同体。只有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为了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避免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这样的虚假共同体，我们应当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同时将人类文明差异视为多样性的基础、协同进步的来源，而非冲突的根源。加强文明交流，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共同进步，实现人类文明整体的创造性发展，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13]

四坚持绿色低碳、促进可持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坚持绿色低碳、促进可持续发展。[14]这一实现路径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之一——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是建立绿色低碳经济、维护世界可持续发展、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必经之路。中国应当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从增量改革视角来看，人类应当致力于构筑全新的绿色发展生态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生态体系既具有经济价值，又是生命线，还是公共产品。第一，绿色发展生态体系是发展思路的崭新转变。绿色发展生态体系本身就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生态体系建设过程蕴含丰富的发展机会，不仅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发展，更服务于将来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第二，绿色发展生态体系是世界各国人民生存生活的基准线。与经济发展有所不同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绿色发展生态体系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存续发展的根本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山水田林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第三，绿色发展生态体系还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基本保障。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绿色发展生态体系能够普惠民生，是敷益全体人类的公共产品，其价值远非单纯的GDP增长可以替代。

从存量改革视角来看，人类应当争取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人类先前的发展道路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工业化时代以来，工业文明破坏自然的现象十分突出，发展难以为继。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各自有不同的责任与义务，但分享同样的机遇。发达国家应当进行发展道路转型，尽早投入到绿色发展生态体系的构筑上来。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应当承担起历史遗留的义务和责任，正视自身发展历史的问题，承担最主要的减排任务，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适应气候变化。同时，发展中国家要寻求绿色发展道路，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尽快缓解并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留下的历史矛盾，积极减少排放，积极探索全新的绿色生态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建设美丽中国，要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16]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中国应当采取以下四方面措施。第一，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发展理念。构建绿色生态系统，必须首先更新理念，更新观念，重新树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第二，倡导绿色环保、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体现在人类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上。第三，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探索一条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第四，克服困难，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勇于承担国际责任。[1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加以详细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创新的治理方案，有详尽具体的实现途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备了超越西方全球治理实践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内涵之丰富、意义之重大，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归纳、总结、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容易实现的层面，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和利益愈丰富，人人都免于匮乏的希望就愈大，互利共赢也就愈发容易实现，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也愈发容易实现。在此，需要依靠并加强战略经济手段，夯实物质基础，为利益共同体的建设服务。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支撑和动力，是形成安全共同体。人类对于集体安全的渴望古已有之。但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常常难以达成。通过构建平等互待的伙伴关系网络，将主权平等、独立自主的理念融入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的政治基础之中，就可望破除“国强必霸”的诅咒，以安全共同体替代强权兴替的历史怪圈。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哲学的升华，是构建价值共同体。利益上互利共赢、安全上公道正义，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才不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虚假的共同体”，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才能向价值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转化并升华。相较于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这一过程任务可能更为艰巨；但与此同时，以共生观念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正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雏形与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与历史，面向世界各国人民的协同命运，吸取中华文明智慧，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吸取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形成了一套理念、一套方案、一套实践指导思想。通过其无比精巧、深刻、大气的理论设计和实践安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从物质繁荣到安全共享，再到价值共生、观念共有的多层次跨越，是人类从繁荣和发展走向命运与共的设计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