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安全战略任务。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粮食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科学论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 “绝不能买饭吃、讨饭吃”。[1]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体现了一种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粮食产量增长正在逐步放缓，而需求却在不断增长，据统计，近年来全球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4%，而年均消费增长率为1%左右，粮食供求关系呈趋紧的态势；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粮食已成为金融衍生品，包括粮食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正成为全球投资者的新“战场”，粮食价格更多地受金融投机活动影响，背离粮食供求关系；粮食商品化和政治化通过市场和战略，带来全球农业生产和贸易体系的失衡，欧美农业强国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全球农业跨国公司四大粮商强化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已控制全球80%的粮食贸易和70%的油籽贸易；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一方面部分口粮被转为生物能源的生产原料，另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最终被转嫁到粮食价格上。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警告，世界正面临粮食价格冲击，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将会在不断波动中上升，国际市场价格将显著影响国内市场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供需经历了短缺、平衡、不足、连增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至1984年）：基本解决了粮食供给问题；第二阶段（1985—1998年）：农产品短缺时代结束，粮食供求基本持平、丰年有余；第三阶段（1999—2003年）：粮食产量不能满足当年消费，库存持续下降；第四阶段（2004—2015年）：粮食实现“十二连增”。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农产品供求仍然处于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的状况。与此同时，耕地、水等多种资源要素趋紧，继续扩大粮食面积的空间有限，稳定增产的压力越来越大。

即使粮食连年增产、粮食基本自给，依然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深层制约和严峻挑战。国内人口增长导致口粮需求呈刚性增长，肉、蛋、奶需求引发饲料粮消费快速增长，此外，城镇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及粮食加工产业发展也会加速粮食需求的增长。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预测，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5725亿千克；粮食生产社会效益远高于经济效益，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产生“挤出效应”，耕地减少、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都影响着粮食生产与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过去讲以粮为纲，现在讲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从字面上理解，好像都强调粮食生产的特殊位置，但实质上过去讲的粮食只是狭隘地理解为就是水稻、小麦、玉米等禾本科作物。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3]立足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粮食供求现状，特别是顺应居民消费需求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大粮食观，即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牢固树立大粮食观，在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统筹抓好棉油糖、果菜鱼、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产业，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农业、造福农村、富裕农民、稳定地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4]稳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任务。粮食安全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的根本问题。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而言，保障粮食安全更是国家的根基与国本。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5]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13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

中国新粮食安全战略，确立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新粮食安全战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二是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三是调动两个积极性；四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五是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底线：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宁德主政时就指出，粮食问题对闽东来说，有着更加重要而特殊的意义。闽东脱贫致富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手中有没有粮食，有多少粮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保障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头等大事，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必须主要装中国粮。这充分体现了居安思危、深谋远虑的战略理念。

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8年超过5000亿千克，也已连续两年超过6000亿千克，人均粮食占有量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目前中国粮食面临的突出矛盾，不是数量不足，而是库存压力过大，国家按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收购的粮食大量积压，难以顺价销售出去，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负担。[6]

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必须长期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要结合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对主要品种进行战略平衡，合理确定目标定位和主要农产品发展的优先顺序，确保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其中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保持100%自给。[7]

显然，这样的战略底线定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运用的典型范例，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当前粮食生产现状、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综合考虑后所得出的科学判断。这为我们在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最突出的是“保”的范围有所收缩。按照传统粮食统计口径，中国粮食自给率2013年已经下降到88.7%，但这主要是由大豆进口快速增长造成的。继续沿用包括谷物、豆类、薯类在内的宽口径计算粮食自给率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中国粮食安全工作实际情况。从笼统地要求粮食基本自给收缩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有利于集中资源保重点。[8]这也明确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先次序。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绝不是要减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也绝不能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而是要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线。农业生产可以由过去的保全部、保所有向保重点、保口粮转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科学战略部署，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资源空间。

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18》称，2017年，全球共有51个国家约1.24亿人受到急性粮食不安全的影响，较上一年多出1100万人。这表明，十几亿中国人不能靠买饭吃、找饭吃过日子，不能把粮食安全的保障寄托在国际市场上。否则，一有风吹草动，有钱也买不来粮，就要陷入被动。当然，立足国内，并非所有粮食和农产品都要完全自给，还要充分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适当增加农产品进口，但要把握好规模和节奏，防止冲击国内生产，给农民就业增收和国际市场带来大的影响。同时，要高度重视节约粮食，从娃娃抓起，从餐桌抓起，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将“适度进口”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在提高国内产能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广辟粮食进口渠道，使中国粮食供给更加可靠、市场更加稳定。

近年来，有些人主张应更加开放国际市场，通过进口解决中国耕地资源不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为国际市场上粮食贸易量每年只能提供2亿多吨谷物，而中国谷物消费量每年超过5亿吨，绝对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退一万步说，如果国际市场现在能够满足我们的粮食需求量，那我们依赖他人吃饭的程度就太高，几乎等于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了别人。我国13亿多张嘴要吃饭，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家视野审视饭碗问题，他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9]

（三）粮食安全战略的内生动力：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

保障粮食供给是政府的基本目标，但粮食安全却不是农民的目标。农民是粮食的微观供给主体，地方政府是基层粮食供给管理主体。如果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积极性，粮食安全将变成空中楼阁。现实中，对每一个农民来说，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无论宣传工作如何出色，也不会使农民自觉自愿地以减少收入为代价来种植粮食。在一定条件下，农民在家种田还是外出打工，是种粮还是种其他作物，主要取决于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对基层政府来说，保障粮食生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缺乏经济热情。产粮大县往往是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在粮价较低和税收贡献优先的情况下，粮食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却难以带动GDP和税收的增长，远远没有工业项目和招商引资来得快，由此形成了越抓粮食越穷的怪圈。在目前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基层政府抓粮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解决粮食供给问题需要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农民三者的利益。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要搞好粮食储备调节，调动市场主体收储粮食的积极性，有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中央承担首要责任，各级地方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增加粮食生产投入，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保护农民权益，高度重视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他指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10]这样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有利于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坚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这丰富和拓展了耕地红线的内涵，鲜明地回答了要不要坚守耕地红线的疑问。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像保护文物那样保护耕地，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保护耕地，推进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持现有耕地面积基本稳定，保住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在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中尽量不占、少占基本农田，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土壤修复，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和前提，绝不能逾越。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关系密切，可以作统一部署和要求，但在试点工作中要分类实施。

要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促进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虽然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农业发展方式依然较为粗放，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地下水超采以及农业内外源污染相互叠加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粮食生产目前仍处于靠化肥、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投入品以及大量的灌溉用水来提高产量的粗放生产阶段。2015年，中国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的化肥施用强度为362千克/公顷，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25千克/公顷）。化学投入品的长期过量使用，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进而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目前中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 %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层变浅，严重影响耕地的产出能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充裕的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11]他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国家可以根据财力和粮食供求状况，重点在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试点，安排一定面积的耕地用于休耕，对休耕农民给予必要的粮食或现金补助。”[12]

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在耕地稳定的情况下，要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保证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必须靠不断创新的粮食增产技术来保障。科技是突破各种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13]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14]2016年3月8日，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又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15]

（五）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保障人民健康是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食物消费已彻底摆脱吃得饱的阶段，进入了以质量消费为主导的新阶段。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3年11月他在山东考察时明确指出，要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农产品安全问题，事关人民身体健康。要建立食品安全系统化技术解决方案，使群众能够获得可靠可信的安全消费，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近年来，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党政同责、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加快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和制度，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6]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重视的态度和常抓不懈的决心，要努力在“产出来”这个环节上下功夫，在“管出来”这个环节上建体系，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体系。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粮食出现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粮食生产受粮食价格“天花板”和生产成本“地板”等因素的制约；国内外农业资源配置扭曲严重，国内过高的粮食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增产越多亏损越多。近年来，中国个别粮食品种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致使粮价下跌，造成谷贱伤农。突出表现在结构方面，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有的农产品多了，库存爆满，有的又少了，大量依靠进口；高品质产品供不应求，一般性产品、大路货又供大于求。总体特征表现为：一是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粮食的生产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如大豆产量不断减少，而对大豆的需求增长较快，导致供求缺口不断加大；二是生产成本过高，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市场竞争力低下；三是玉米、小麦等农产品供过于求，库存量急剧增加，去库存压力大。

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连获丰收，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4307亿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6163亿千克，但玉米、稻谷阶段性过剩特征明显，小麦优质品种供给不足，大豆产需缺口巨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粮食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粮食库存长期处于高位状态，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出现“高库存、高进口、高成本”三高现象，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低下。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将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提出包括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六个方面33条政策措施。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于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17]通过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确保国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2016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18]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加快调整农业结构以提高农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使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破解中国农业发展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实现眼前的粮食产量稳定，又要形成新的竞争力，注重可持续性，增强政策精准性。粮食安全既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生态账，不能踩“跷跷板”，要通过规划科学的区域布局、富有弹性的产能张力、均衡的市场供求和合理的经济效益来构筑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要加快对主要农产品品种进行战略平衡的研究和测算，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点在于去库存、促转型，加快消化过剩的粮食存量。当前，储粮量已经逼近历史峰值，而庞大体量的粮食沉淀在国库之中，新粮难储、陈粮难出。2015年11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布的《农业法》实施情况报告显示，政策性粮食库存积压比较严重，有10%左右的库存达到或超过正常储存年限。过高的粮食库存，不仅加大国家财政压力，也给粮食产业链带来成本压力：上游的农民增产难增收，下游的加工企业成本高，而中段的收储环节却仓容紧张。同时，沉淀在粮仓之中的陈粮损耗加重。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去库存还需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和粮食收储政策。要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升级，继续执行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要“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19]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在于通过调结构、转方式，提高粮食生产的质量和效益。结构调整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其基本要点在于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通过结构调整，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联动，减轻国内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压力，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由以数量为主转向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效益，注重市场导向，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新理念出发，明确提出要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特别是针对中国玉米种植面积过大和国家库存水平过高等问题，要求适当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在于提质量、转方式、增效益，激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要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快科技创新与科技推广、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解决优质农产品供给问题。居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结构也随之快速升级并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在新形势下，要着力从七个方面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一是在生产环节上，要加强良种培育，减少化肥、农药等的使用，推广和扩大绿色、安全、优质的农产品，确保农产品质量；二是在加工工艺上，产品要不断细分，强化标准意识，向精深方向发展，提高整体加工档次；三是在产品销售上，向电商等新销售业态发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四是在流通储存上，向全程冷链发展，保障产品新鲜度；五是在培育品牌上，进一步提升品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大力培育知名品牌，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六是在产品区分上，建立健全农产品等级标准体系，提高产品区分度，实现优质优价，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七是在粮食安全方面，要健全粮食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强监测预警，加强对农药残留、重金属、真菌毒素超标粮食的管控。

着力转变粮食生产方式，推动粮食生产由数量增长转变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并重。要加快构建具有地域特色、“五位一体”的现代粮食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具体包括：建立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带动的粮食产业集群；组建一批由院士（或领军人物）领衔的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整合一批粮食科研机构，建立一个粮食综合研发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做好重大专项和公益类项目等的组装整合；确定一批工艺或质量标准，打造一批粮食知名品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21]实现粮食产业纵向和横向的融合，大力推进农工融合、农商融合、农旅融合等多种融合发展模式，把粮食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休闲旅游融合起来发展，着力打造集生产、加工、展销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大融合体。深入挖掘发挥粮食种植的休闲旅游、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多重功能，让农民更多分享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值收益。加快推进粮食加工业发展，不断提升粮食加工转化率。要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粮食龙头企业，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支持粮食企业推广应用先进技术装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加大粮食知名品牌的宣传推荐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引入“互联网+”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提升品牌营销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和项目资金支持粮油加工龙头企业打造全产业链，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增加绿色有机高端粮食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