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大突出问题。面对当前缓解生态环境危机和破除经济发展困境的双重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自然客观规律和现实发展需求，运用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和眼光提出“生态优先”原则，强调维护生态效益的首要性和紧迫性，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把经济活动过程“绿色化”作为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从而突破了发展和保护的悖论，辩证地将二者统一起来，在生态保护中寻求发展路径，以绿色发展为保护提供支撑，为建立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

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又是发展所需物质资源的补给源泉。长期以来，我国遵循“重速度、轻质量”的发展模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欠账，成为制约发展的“短板”，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基于此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优先”原则，与传统的经济增长优先原则相对，本质上是坚持生态系统的基础性地位，为协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判断准则，成为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指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突出了生态保护的优先地位，表明生态优先主要包括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相一致。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了坚持生态优先的构想和基本要求：在经济上，优先维护经济效益，“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在制度上，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统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在社会建设上，保护好环境这一事关民生福祉的公共产品，要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中加快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并要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格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表明节约优先和保护优先是优化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前提。

生态优先原则的落地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将生态保护优先从理论层面推向实践层面，明晰了生态修复和整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五项基本原则、四项重点任务和四项保障机制，使得生态优先原则更具可操作性和系统性。在该意见中，生态优先的内涵细分为三个层面，“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作为基本方针。在资源开发与节约中，把节约放在优先位置，以最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中，把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生态建设与修复中，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3]。因此，坚持生态优先原则，核心在于协调好“资源开发和节约利用” “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两个关系；关键在于满足“以资源节约优先”“以环境保护优先”两个要求。

从生态经济学视角看，生态优先原则与增长优先原则相对，即“生态理性”优先于“增长理性”。增长优先原则片面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规模的无限扩张，只考虑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协调性。然而，生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体现为生态系统所容纳的物质资源和能量构成了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生态自循环系统为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承载空间；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持久性，气候调节、资源供给、能量循环等生态功能的丧失，意味着发展动力和生存空间的丧失。

生态优先原则正是突破了传统的以单一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思路，关注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多元目标，包含生态规律优先、生态资本优先和生态效益优先三重内涵：优先尊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自然资源的再生循环规律，指导社会经济活动；优先修复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功能，确保资源环境资本的保值增值；优先维护长远的生态效益，以生态溢价抵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

从哲学视角看，生态优先体现了自然的客观规律性。

第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优先尊重生态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双重属性时说，人具有自然属性，“我们……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人同时具有社会属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5]，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自然界，生态规律是先于人和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因此生态规律具有优先于经济社会规律的基础性、前提性地位，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自然资源的再生循环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生态优先将尊重自然规律置于优先地位，为正确认识人、自然、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生态伦理观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生态文明范式要求优先促进生态资本保值增值。传统的工业文明范式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导向，人与自然呈对立关系，低效率、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短期内解决了饥饿与贫困问题，但长期导致生态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盲目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还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生态文明范式重视生态系统的价值，通过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来维护生态系统生产力，保证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全面发展，以生态文明范式取代工业文明范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要求。

第三，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要求优先维护生态效益。唯物辩证法认为应集中力量解决对发展过程起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资源存量的有限性及环境破坏的不可逆性，决定了生态效益是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应将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以长远的生态溢价抵补短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损失。

从发展的现实困境来看，将生态保护放在突出位置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发展中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

第一，坚持生态优先是应对严峻生态形势的必然选择。过去依靠要素数量投入拉动的发展模式在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下造成经济增长率下移，伴随着能源约束加剧、生态环保任务艰巨等问题集中凸显，近年雾霾等污染事件频发、环境质量下降，压缩了经济发展空间、严重损害了人民生活质量，因此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解决生态危机，保护生态优势就是保护发展优势。

第二，坚持生态优先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现在到二○二○年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已成为衡量小康社会全面与否的重要标准。把握现代化的“绿色”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才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绿色发展主张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既是发展理念又是发展途径，通过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理念和社会治理的“绿色化”改革，为生态保护提供全方位支撑。因此，践行绿色发展观关乎国内国外两个可持续发展大局，是我国今后长期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挑战，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绿色新政”“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等政策概念接踵而至，相互联系、各有侧重，从不同视角促进了绿色发展理念的逐渐形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先启动了“全球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计划”，旨在依靠政府领导力来应对危机，倡议各国政府实行绿色新政，建立低能耗、环境友好、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阐述了绿色新政、绿色经济的含义和关系。如在《全球绿色新政政策简报》中，针对金融危机、气候危机和食品危机，提出通过国际国内双向财政刺激方案和治理政策来消除风险；在《迈向绿色经济》中提出绿色经济是绿色新政的核心环节，并将绿色经济定义为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降低生态稀缺性的经济；《我们憧憬的未来》，强调各国根据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实施绿色经济政策。随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认为绿色增长是建立绿色经济形式的先决条件，倡导减少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自然资本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迈向绿色增长》进一步剖析了绿色增长的内涵，即促进经济增长及发展同时，确保自然资产能不断提供人类福祉不可或缺的资源和环境服务，经济、环境、社会、科技和发展应纳入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框架。

可见，从国际视野看，“绿色发展”是一种积极、主动、进取的发展方式，也是一种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社会公平正义”新的国际话语体系。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渐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分担国际事务，履行大国责任，要从过去的跟随、参与逐渐向引领、主导的角色转变，绿色发展观的实践与传播将使得“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7]，对构建新的国际对话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的“绿色发展”是在国际“绿色浪潮”下，结合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济步入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的，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使得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全面化、更具现实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倡导“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阐明要走覆盖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绿色发展之路，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重效益的协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同步发展，“绿色化”可谓绿色发展的升华[8]，体现了绿色发展推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和政治等改革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绿色发展扩展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六个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进绿色发展”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从绿色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体系、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阐明了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

总之，我国的绿色发展经历了从经济举措到政治任务、从经济范式变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升华，成为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引擎，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石。

首先，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综合性决定了绿色发展是一场多维度展开的全面改革。可持续发展系统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只有子系统相协调和要素优化组合，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9]。绿色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方略，意味着绿色发展推动下的改革应覆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价值理念和政治治理等多领域，以生态优先为价值判断标准，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其次，生态系统内在循环的平衡性要求绿色发展采用绿色、循环和低碳经济模式。生态系统是依靠物质和能量循环流动来维持的系统，传统的工业经济系统则是“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线性经济系统，打破了生态系统内在循环的平衡性，资源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发展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模式转变。低碳经济即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循环经济即建立有序的资源能源循环系统；绿色经济即通过绿色清洁化生产和消费来减轻生态环境破坏。三者构成绿色发展的基本手段，通过经济生态化来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发展需求无限性和资源环境容量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最后，资源与环境的有价性要求绿色发展对资源开发实施补偿，并将环境因素作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资源环境又是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独特的生态服务功能，因而具有生态价值。资源的开发利用凝结了人类劳动的投入，环境的修复再生凝结了人类劳动的补偿，因而又具有经济价值。[10]绿色发展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有价性，将环境视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故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对资源的无度攫取和对环境的无序开发，树立起“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认知，要求以发展与保护的双赢为目标发掘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

在现实意义上，贯彻绿色发展是满足内在转型需求、缓解资源能源约束、应对外在减排压力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

第一，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贯彻绿色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将经济发展推向新的台阶，需要使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发展孕育着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金融等新业态，为转型升级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

第二，从资源能源约束来看，贯彻绿色发展有利于缓解资源能源压力、解决经济与环境矛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石油储产比和天然气储产比均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能源供应约束趋紧，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发展空间。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而资源能源供给相对不足，需要借助绿色发展建立现代能源体系，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绿色发展主张运用技术手段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明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进而促进资源能源的节约集约使用。

第三，从国际发展环境来看，绿色发展有利于落实减排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危机。气候变化危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并明确了各缔约方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中国政府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这些行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外在制度约束，亟须寻求一条以“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的低碳、循环、高效、安全的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将生态优先准则融入生产、生活、生态、文化价值和政治治理中，在实践中应以绿色化的生产方式引领绿色化生活方式的形成，以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倒逼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培育、以绿色化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治理约束绿色生产生活的形成，为生态保护提供技术、资本、文化和制度支撑。

推行绿色化生产方式。鼓励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通信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支持绿色清洁生产；加强高耗能行业能耗管控、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培育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培养绿色化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的环保选购观念和资源循环利用观念，实现绿色消费；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开发绿色能源；提倡公共交通优先、推广新能源汽车，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发展绿色交通；利用绿色建材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打造绿色建筑。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中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构建绿色化生态体系。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将科学规划与治理实践相结合，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主体功能区布局，建立起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同时拓宽生态保护资金筹措渠道，实施重大生态治理工程。

树立绿色化文化价值观念。在全社会倡导勤俭节约、爱护环境的绿色文化价值观，逐步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11]，从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在生产、流通、仓储、消费各环节落实全面节约。

落实绿色化政治治理。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建立绿色政治绩效考核体系，从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考核力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是一个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体[12]，一旦断裂，经济发展的资源供给得不到满足，生产生活空间遭到破坏，人民幸福感也将随之大幅减低。因此，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突破口在于解决生态危机，保护生态优势就是保护发展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将生态效益置于优先地位，对我国长江经济带和三江源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实行全面保护的战略，提倡以生态保护倒逼发展方式转型，既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尊重，为生态优先的“落地”起到先行先试的作用，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依托黄金水道打造的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千米，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在区域发展中起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方向定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体现了“生态优先”的要义，将带动沿线环境、资源、产业、交通、城乡建设等方面实行绿色化改革。

长江经济带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的战略定位具体体现在五方面：一是在生态保护方面，要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二是在统筹流域经济发展方面，要全面规划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三是在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布局方面，坚持大中小结合、东中西联动，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四是在建设项目选择方面，发展规划要着眼战略全局、切合实际，发挥引领约束功能，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等重点方向要用“快思维”、做加法，对于科学利用水资源、优化产业布局、统筹港口岸线资源和安排一些重大投资项目等要用“慢思维”、做减法，科学论证，比较选优。五是在治理体系方面，建立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市场、开放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动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沿江省市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棋。

“不搞大开发”不等于不发展经济，而是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维护好长江生态功能，利用长江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构建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的基础性支撑，是维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平衡的关键。基于这一认识，“共抓大保护”就是要以保护环境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生态环境硬约束倒逼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统筹布局，增强系统思维，确保沿海沿江各区域联动协作、政府引导与市场决定并举、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等相协调，逐步形成绿色、循环、低碳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确保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居环境安全，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

秉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摒弃粗放型发展理念，才能逐步摆脱依赖能源、资源消耗，闯出一条生产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同步的新路子，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视察时强调，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全面得到加强。要统筹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境整治、美丽城乡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搞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加强环青海湖地区生态保护，加强沙漠化防治、高寒草原建设，加强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建设，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综合治理，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三江源地区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我国淡水供给的命脉。该区域生物多样性集中、生态系统敏感，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涉及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三重效益：生态效益体现为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经济效益体现为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生物资源和承载空间；社会效益体现为地处青海、四川、甘肃、西藏四省区交界处，承担着保护游牧文化、宗教文化，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职责。所以，三江源地区限制或禁止开发，不是妨碍发展，恰恰是通过生态保护来发掘新的发展机遇，获取三重效益。

“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规划”“国家公园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过，标志着三江源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将三江源的治理范围由15.23万平方千米拓宽到39.5万平方千米，并部署了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五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涵盖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千米，占三江源面积的31.16%，目的在于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实现对三江源典型和代表区域的山水林草湖等自然生态空间的系统保护，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13]。

在国家顶层设计下，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实践有序推行，预期取得的三重效益逐渐显现：一是就生态效益而言，历经十年的生态保护工程建设一期工程后，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宏观结构局部改善，草地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草畜矛盾趋缓，湿地生态功能逐步提高，湖泊水域面积明显扩大，流域水源涵养和供水能力明显增强，严重退化区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重点治理区生态状况好转，主要表现为增加了植被覆盖度、增加了水资源量、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14]，环保、农牧、林业、科技、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构建起三江源生态监测、评估、预警体系，保证了对林、草、水等领域实施全面监控，增强了生态治理能力，使国家的生态安全得以保障。二是就经济效益而言，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区域管理水平，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生产能力，通过农村能源建设、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林木种苗基地建设、虫草资源的系统保护等措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拓宽农牧民收入来源。三是就社会效益而言，围绕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推进，随之树立起来的还有扶贫脱贫的生态民生政治观[15]。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保护三江源是党中央确定的大政策，生态移民是落实这项政策的重要措施，一定要组织实施好”。基此，要落实好扶贫脱贫政策、保护稀缺的藏牧文化，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进社会和谐。

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相辅相成，生态优先为绿色发展创造条件，绿色发展为生态优先提供支撑。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关联，本质上是保护与发展的协同，需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滞后于生态效益时，通过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手段实现超前补偿，以生态保护倒逼发展方式转型、以生态优势创造发展机遇。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对立冲突、无法协调时，按照生态优先原则进行取舍，必要时舍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求获得长远的绿色激励，弥补短期利益的损失。

具体而言，生态优先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首要任务，是发展的前提、发展的准则，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认为保护生态优势就是保护发展优势，归根结底是为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持生态平衡、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稳定，为推动绿色发展创造条件。绿色发展将生态优先准则全方位融入生产、生活、文化和政治治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实现提供支撑，绿色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发展，“绿色”代表着发展的方向，遵循低碳、清洁、高效的发展方式；“发展”是涵盖生产、生活、文化、生态领域的综合改革，力图通过发展模式的转型，使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创造性地实现了保护和发展的辩证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三个层次。

首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不断完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生态保护的强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张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16]，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应用。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通过将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注入发展过程中，将引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空前的绿色化变革，更加适应可持续发展对集约、高效的要求，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思想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唯物史观相联系，结合中国的发展需求得以创新，指明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在于将生态保护放在突出位置，重点领域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治理还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性改革。

其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结晶，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兼三才而两之”，主张人道应效法天道、地道；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儒家主张“天人合一”，无不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尊重自然的理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当代的结晶，将在全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引导人们自觉培养环保、节约、低碳、健康的意识。

最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统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提供了指导原则。过去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对生态保护的强调不够，当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出现矛盾时，取舍标准模糊。生态优先原则的提出，空前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性地位，明确给出了生态规律优先于经济规律、生态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的标准，通过绿色发展的途径，推动经济优先向生态优先发展模式转变。坚持生态优先不等于不发展，而是要摒弃以“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率”的传统模式，走“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道路，注重经济发展、环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不等于牺牲经济效益，而是主张采用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的绿色经济模式，通过绿色经济带来“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民生建设提升”等红利，实现对经济效益的补偿。

基于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关联性，落实生态优先原则、形成绿色发展模式，需要依靠科技、理念、文化和制度四方面的机制创新，促进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第一，依靠科技创新培育经济新业态、提供治理新手段。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借助绿色金融，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促进生产过程的清洁化和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同时提高节能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利用技术，发掘减排治污新手段，增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第二，依靠发展范式创新迈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过去欧美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先破坏后改造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实质是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城市病”等严重问题，中国决不能重蹈覆辙。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应向生态利益为导向的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避免事后生态损害修复，尽可能地降低发展成本。将社会经济建设项目和生态保护重大工程相结合，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发展绿色产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社区，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完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服务，营造绿色低碳、生态宜居的发展环境。

第三，依靠文化创新培育生态文明新风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是传统生态观在当代的结晶，需要培育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推行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引导人们将生态保护的价值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塑造“文明中国、美丽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进而增强文化软实力。

第四，依靠制度创新，在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同时，完善资源财富补偿功能和向社会成本的转化。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绿色国民财富核算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创新，有助于重视资源环境价值，明晰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的标准。一方面将资源财富用于实施生态环境补偿，弥补资源价值耗竭、完善资源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引导自然资源财富向社会资本转化，投入社会建设领域，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代际共享。

生态问题其实是发展问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遵循“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方式，树立“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以生态优先原则为指导的绿色发展之路，就是要把发展与保护相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最终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