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重要使命，科学地回答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当前文艺工作和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更是推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行动指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继而将文艺和文艺工作置于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中予以审视，并从“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新的时代高度上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突出强调了文艺的使命责任及其与时代国运的密切关联。随后，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同样将文艺与时代精神并论，指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并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善于聆听时代声音”，真正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3] 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与时代关系的理论论述，不仅将“文艺之责”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这一文艺的突出地位予以明确，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文艺自身规律和精神属性出发，将文艺的功能以及文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了出来。对文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时代担当精神的高度评价和认定，也将党和国家对文艺功能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既给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又赋予文艺重如泰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此，深入总结与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首先便要对文艺的时代责任及其与时代国运之关联予以深入探讨。

古往今来，文学艺术作为人的一种活动，可谓随时代而行，是时代的必然反映和产物。法国著名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阐明艺术品的本质及产生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4] 因作家受时代生活的影响，其生命体验、情感觉悟、艺术灵感，总是与时代的总体精神相伴而行、因时催生。文艺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联，马克思在论著中也多次提到，他在对法国作家与文学进行批评时便指出：“对社会状况的批判性论述决不仅仅在法国的 ‘社会主义’ 作家本身那里能够找到，而且在每一个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文学和回忆文学的作家那里也能够找到。”[5] 为此，要理解一个艺术家、一部文学作品，便不得不考虑其所属时代的精神风俗的总体，同理，经典永恒的文艺作品作为时代的历史结晶，也无不是时代生活的典型反映和艺术印证，并让人从中感受到作家艺术家脚踩大地、观照现实的精神情怀。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因为生活而存在，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6] 文学艺术的时代性、永久性、经典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对时代生活的记录和描写，换句话说，时代的社会生活是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反复提及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正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为此，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之一。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8]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而且“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也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9] 对文艺反映时代和现实生活这一职责的强调，在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中更是摆在了突出位置。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原因之一便在于“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10]。正因此，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才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才与民族思想的解放和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文艺反映生活，但并非机械地反映生活。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而“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为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11] 文艺作为时代的随行物，反映生活、介入现实，通过文艺作品生动形象地见证并描绘时代的总体精神风貌，深刻地提炼、表达和展现现实生活，可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一脉相承的重要理论基石。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云：“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12] 这正是对文学与时运盛衰辩证关系的强调，对文学与政治教化、时代生活、学术风气密切关联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与时运的重要关联也多次进行阐述，提出“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13]

文艺对现实的反映，在各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中，都能得到清晰印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之所以成为经典，古今传颂，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刻画出哈姆雷特这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反映出作品所处时代的总体生活与精神风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其中仅“风俗研究”就包括“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作者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其《狂人日记》《阿 Q 正传》以及《呐喊》《彷徨》都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无论是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吃人”主题的病根剖解，还是对“五四”时代启蒙思想精神的张扬，都在反映生活、揭露时代病灶与病症中成为时代变迁和变革的先导，承担起了时代的责任。中国当代各个时期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三红一创”，以及《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白鹿原》《秦腔》等，同样体现了文艺“关注生活、贴近现实”这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法则。[14] 应该说，无论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还是鲁迅及中国当代各个时期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家，都是在深入生活、认识社会形形色色的面孔后通过文艺作品反映出来，并站立于历史制高点，身体力行地通过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发出了时代的呐喊。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5]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只有与时代发展同向同步，及时反映新时代的深刻变迁，深刻描画新时代的多维风貌，才能真正发挥价值导向作用。离开了火热的社会实践、离开了现实社会生活，一切文艺活动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文艺活动，都是一代人思想情感和精神风貌的形象刻画，也都不可避免地烙刻着时代生活内涵及其现实精神特征。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艺作为时代的记录，既记录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也记录着时代国运的沉浮与盛衰，体现了文艺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及其人文情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文艺作为时代风貌与精神气象的触角，最能通过审美的艺术形式，把握时代的精神脉搏，让人敏锐发觉时代的本质。为此，文艺在贴近时代生活、反映时代风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关于文艺与时代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16] 这一重要论断，不仅生动把握了文艺与时代的密切关联，还深刻揭示出文艺在展现时代精神、推动时代进步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

文艺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形象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没有人能够脱离时代。手法再高明的作家、艺术家，也无法抹除掉自己创作中的时代底色”[17]。为此，不同时代的文艺作品也真实地记录着特定时期作家艺术家内心的精神世界，并间接映衬出社会的现实和时代历史的变化。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也突出地反映时代特色和时代进步的主流，并在与时俱进中引领时代风尚、塑造时代风貌、矫正时代的社会风气。

远古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包括遥远的神话、传说等，均反映和代表着原始先民们对宇宙世界最初的认知和想象。至今流传最多的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等，那些所谓的“女娲”“盘古”“后羿”作为中华远古时代先民的文化观念，究竟代表着怎样的历史符码与文化基因，又承载着怎样的人类原始风貌呢？这些问题便可从流传至今的文艺作品中寻找到历史的遗迹和答案。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鸿列·览冥训》）

相关文献在远古诗歌、出土文献、雕塑器皿等诸多形式中均有记载和表现，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保留着完整的先民关于神话传说的原始观念和想象，代表着远古祖先的艺术造诣，还同样在文明的延续中保存着远古祖先的时代社会风貌和气象，仍然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同样有意味的是，从华夏原始艺术中，还同样可以追寻先民们生产、生活的场景，由此管窥那个时代的风貌气象。《吴越春秋·勾践外传》中《弹歌》曰：

这一相传为黄帝时代的歌谣，同样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原始先民狩猎的场景，短短八个字不仅精练含蓄地将先民英勇豪迈的历史风貌展现出来，更让后人从中窥探到原始先民的生命气象。的确，文艺作为时代的触角，最能敏锐地捕捉和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气象。今天学界，仍有所谓“盛唐之音”“盛唐气象”的说法，正是就文艺风格而言。因南朝至初唐诗风绮靡，缺乏雄浑之气，中晚唐诗歌又偏于柔弱，缺乏雄壮之气，唯有代表“盛唐”之李白、杜甫诗歌“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显示出雄壮阔大的诗风气象，这也间接隐现出诗风背后所折射出的政治社会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中曾反复强调，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先进文化作为支撑，而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这种先进文化。在我国文艺、文化发展史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是与中华民族的国运发展水乳交融的。尤其是在特殊时期，文艺扮演着社会变革的先锋，不仅开创了一个个文艺新局面，还为启蒙和引导国人挣脱封建枷锁、改造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民族社会进步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如被称为“诗史”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被称为时代镜子的《红楼梦》，再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均可谓时代精神的触角，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甘苦体验，有思想、有深度，警醒世人、烛照未来。文艺常被视为时代的风向标和温度计，尤其是这些时代标志性作品，更是召唤时代前进的号角。当然，这种标志性成果，既与作家艺术家拥抱时代和生活的深度与密度有关，还与作家艺术家的思想高度、精神境界分不开。这就需要文艺更加贴近生活，既“从微观的生活细部去把握时代”，又努力从宏观的视角去“了解社会的结构变动，了解人际关系的变化，了解城乡历史的变迁，了解时代精神主潮的涌动，了解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历史脉动必然的走向”,[18] 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的优秀作品，才能真正“引领时代风尚、鼓舞人民前进、推动社会进步”[19]。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时代与现实生活为文艺提供了无尽的矿藏，要让作品反映时代风貌并成为引领时代号角和凝心聚力的时代鼓手，就不仅要看它们究竟能将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精神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作家自觉发扬“文以载道”的传统，深入生活和体察现实民情，并在作品中充满激昂向上的强劲力量，充满对家国情怀及民族命运的关切，为鼓舞大众精神起到时代号角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艺的号角之力，真正体现时代的民俗风貌，捕捉时代生活的主潮及其时代本质，进而创作出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的优秀作品，为时代的繁荣、发展与进步发出高亢激越、催人奋进的乐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一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来展现新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文艺承载并标志着新时代的精神高度、人文向度。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嘱托，自觉担负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的新的文艺使命，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新篇章。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文艺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必然关乎精神世界的建构，因而直接关系世道人心。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文艺要塑造人心”,“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 “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20] 文艺作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方式，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因而也易于引发读者共鸣。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文艺关涉世道人心的维度。因文艺所编制的故事情节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总是凝聚着某种人类共通的精神特质，这种通约性引发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相似性体认，有着相似的精神感染力。谈及某部经典作品，人们常常也会说，它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个中缘由则体现在文艺情感与价值的多元性上：一方面，文学作为个体经验的美学表达，是个体情感的艺术伸张；另一方面，文学作为社会产物，又通过语言文字和故事情节传递出超越个体与文字的精神力量，影响着社会大众。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更广泛深入地表现日常生活，表现各民族的底层，更深入地揭示社会的结构矛盾与人性复杂，通过文学真正呈现被不同民族与肤色、不同地域与文化的人类全体广泛接受的人性的善与恶，进而表达出一种超越本土力量的积极向上的思想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21] 为此，充分发挥文艺的精神引领作用，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给人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指引，传递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观，积极引导人们培育正确的审美观和道德判断力，进而激发人民为实现美好理想、过上更好生活而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该成为当下文艺工作者的不懈追求。

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将反映时代精神作为神圣使命，为此，文艺作品就应该以民族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主题。现实与历史给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无穷的素材，但文学艺术家“审美”的视野绝不能表现为历史的“虚无”，而是应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统一起来，真正在艺术的想象与灵感再现中兼顾史实，将才胆识力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史才，又有史识。只有尊重正确的历史观，并遵循文学艺术规律，才能真正创作出既能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给予人审美的享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此同时，不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新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物质得到极大提升后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人们的审美趣味逐渐向“短平快”滑落；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物质水平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会导致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心灵冲突、价值冲突。“娱乐至上”便是当前文艺现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嬉”与“笑”的“历史戏说”和“生活秀”大行其道。人们的日常审美生活、观看的影视戏剧，乃至阅读的网络文学作品，均在“笑”的哲学与“轻”的时代中引向了轻浮与浅薄的一面，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正所谓笑有笑的哲学，这种笑在文艺中就“必须具备思想和艺术的含量，禁得起审美的考量”[22]。古今中外，其实有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戏谑与笑声中发出了令人警醒的呐喊、批判与沉思。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莫泊桑的《项链》、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都在幽默与反讽中浸透着对时代和制度的鞭挞与反思。在当代中国，同样有大量文艺作品通过“笑”与时代问题的结合，直面时代病症。如代表“新写实主义”的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从《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到《一点正经没有》《我是你爸爸》等，在嬉戏与轻佻的姿态中实则浸透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批评精神。

为此，如何在当下娱乐化的语境中充分发挥文艺的美刺功能，通过文艺舒缓压力，进而助效于社会人心，真正给予人审美的享受，将成为新的时代语境中文艺的新使命。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如何笑，笑什么”就不仅是艺术技巧问题，还是一个取向和品位问题。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应该时刻坚守文艺工作者的良知和担当，不能无原则地迎合和屈就市场，而是要时刻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通过生动形象、鲜活感人的故事弘扬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骨气和底气。[23]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通过文艺熏陶、实践养成，能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再外化到“自觉行动”中，尤其是优秀文艺作品更能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增强国人的骨气、底气和民族自豪感。因文艺作品蕴含的思想、内涵、精神、情感对大众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文艺作品在肯定和赞扬、反对和否定中也栩栩如生地影响着世道人心的道德建构。为此，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塑魂铸魂作用，就热切需要文艺作品与时代切合，承担社会教化使命、发挥价值导向作用，在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中成为民族精神的火把，成为具有思想穿透力和审美洞察力的旷世经典。

求真、求善、求美，是文艺永恒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24] 古今中外的许多文艺作品，如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还有中国古代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包括现代作家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乃至当代作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都通过优美灵动的字句给人精神的洗礼和审美的享受。这种文艺传递出的真善美，也更容易给人向善向美的价值取向，进而对生活充满希望。

文艺的审美愉悦功能使得文艺作品很容易引发受众的自我体认。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其思想情感、精神追求、道德理念、行为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启示和引导。基于此，积极发挥文艺的这种净化、滋养、美育作用：一方面让人们的心灵受到照耀、精神得到充实，思维冲破羁绊、境界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则以此鼓励人们以辛勤、诚实、创造性的劳动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让优秀的文艺作品成为人们安顿精神的栖息地，成为滋养民族精神成长的清泉和沃土。通过文艺的熏陶、滋养和引导，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总而言之，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品位，以高尚的审美境界，去发现美、描绘美、塑造美，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用优秀作品引领人们追求崇高、向往美好，并在文艺作品中得到精神的愉悦、审美的享受、灵魂的洗礼，是文艺助力世道人心建设的应有使命。

改造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早在“五四”时期，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梁启超便积极推动与夸饰小说的社会功能，强调小说“新民”的作用，并在 1902 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尚，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5]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就文学之“思想”进行了阐发：“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26]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反复强调文章“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凸显文学在“启人生之閟机”与“直语其事实法则”之特殊思想功用[27]，尔后更直语：“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8] 尽管周作人极力提倡文章的“神思”“感兴”及“美致”之“非实用”功能，但同样强调文学艺术与民族盛衰兴废的关系，彰显文章在“阐释时代精神”上的思想使命，其文有曰：“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固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此未来之翼也。”[29] 可见，文学通过对民族精神、国民灵魂的潜移默化的思想启迪，对民族改良与振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对人民深恶痛绝的消极腐败现象和丑恶现象，应该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30] 这些论断，无疑均是突出和强调文艺在灵魂深处启迪人、促进人、完善人的积极功效，强调文艺塑魂铸魂之思想功能。

或许，文学这种“新民”“立人”与“塑魂”的思想功能在过往历史阶段中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满含激情地呼喊文艺“新民”的社会功能，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表现“礼教吃人”的同时更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中体现了怀疑一切的“五四”时代精神，并在批判中疗救着国民的精神病态。1933年被称为“子夜年”，也正在于茅盾的《子夜》通过入情入理的精微解析，对社会矛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伪善凶残的弱点予以透视，并在中国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表现中为时代进步带去了希望。这种通过文艺给予人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指引，激发人们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主动性、创造性，正是文艺作为“国民精神火光” “重铸民族灵魂”的思想要义所在。

尽管如上这种文学“新民”“立人”与“塑魂”的启蒙之精神在当下语境中已发生变化，但文学作为民族精神之火光不会改变，并进一步转化成为社会凝心聚力、砥砺共识、舒缓矛盾等方方面面代表新的时代精神的思想灯火。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便从“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三个维度对文艺弘扬中华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予以深刻阐发，并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用更多大气磅礴、激荡人心的文艺作品去描绘时代的波澜壮阔，记录历史的狂飙突进，热忱讴歌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民伟业。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风云巨变的时代语境中，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尤其是网络舆论更加激荡、分化着世道人心。在这种文化巨变中，通过文艺促成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或许是文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急需承载的舒缓和引导功能。因此，通过优秀文艺作品以情感人，以德化人，移风易俗，使人心归复其正，体现和传达人民的忧乐，陶冶和凝聚人民的心气，促进社会向上的情绪，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应该是今天文学实现“立人”的思想之光、精神之火。

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丽图景，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领风气之先声，深度揭示新时代火热生活变革背后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历程，创造出更多更好对国家民族有深刻把握的优秀作品，使其成为这个新时代的象征形式的艺术杰作，并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欣赏艺术的精品动力，充分满足当下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多极需求，勇于担负起引领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力量的重要职责，并使其成为凝心聚力、开启新风、引领方向的强大思想力量，开启新时代的精神之灯与思想之火。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诗教”传统，所谓“采诗观风”，即重视文艺反映和观察世风人情，借以引导人心的重要方法。因此，文艺也常常被视为正人心、厚风俗、树新风的重要途径。《毛诗序》有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1] 可见，诗对于道德风尚、社会风气的教化、个体心灵的泄导，有着十分重要的功效。每个历史时期，文艺都会成为世风人心的映射，而国运民风也可从文艺作品中映射出来，优秀的经典文艺作品也大体是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因为这种文艺作品往往负载着最为鲜明的时代状况以及精神动力。

一本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歌、一部电影、一台歌剧，甚至一幕小品，都可能激荡内心、震撼灵魂，并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优秀文艺作品也往往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并往往深深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们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震撼。抗战时期出现的大量凝聚民族精神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等，都可谓铸造民族魂魄的经典，至今刚劲有力，震撼、感染国人。20世纪70年代末刘心武的《班主任》以及卢新华的《伤痕》，一经发表立即引发社会轰动，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地位，其原因正在于开拓性地突破了现实题材和文艺清规戒律的禁区，成为反思“文化大革命”和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并深深触动着尘封数载的灵魂。这种文艺经典，正需要作家充分发挥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用心用情去捕捉时代变化的气息。“伤痕文学”题材作品众多，但唯有数量不多的几部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被反复提及和征引。同样，20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路遥的《人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均被后人传颂，其重要原因均在于这些文艺作品深刻地描写了时代的思想激荡，且善于发言、敢于发声，率先发出了时代的呼声，并在思想的激荡与心灵的震颤中为时代改革与社会进步预示了方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以上这些当代文学作品，还有许许多多的文艺体裁和形式，在高度的民族关怀中发出呐喊，不仅给人惊天动地般的心灵震撼，还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抗金名将岳飞《满江红》中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不仅写出了满腔忠义的愤发豪情，更是在曲折回荡、铿然金声中令人肝胆沥沥，感人至深。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同样激情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风雷激荡中既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危机，更发出了强烈改革的呼喊，同样令人热血沸腾。

当然，并非所有文艺作品都能“敢为天下先”，但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人心、启迪心智，都能成为优秀的文艺作品。这便需要作家艺术家摆脱时代羁绊和世俗偏见，以公正、理性、良知为内在驱动，方可真正立于变革、激荡和发展的时代浪尖，发出响亮的呼声，召唤和倡导人们共同奋斗、推动时代前进，真正使得文艺成为鼓舞人民、震撼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

总体而言，充分发挥文艺的塑魂铸魂作用，通过文艺作品潜移默化地滋养人心、启迪智慧、引导世风，其功用不可替代。据此，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应肩负起这一引领民族精神的重任：一方面，要有正确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摆脱历史的局限和现实的束缚，跳出个人际遇的小格局，站在更高的基点，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和分析现实，分析辨别新事物、新动态，抓住本质、把握主流、预见未来，引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则需要有书写时代、引领社会的责任感，忠实履行反映时代面貌的天然职责，切实肩负起引领人民积极向上的文化担当。只有如此，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引领时代新风，成为联系自我、他人与社会的情感纽带，并在“正风厚俗”“情感净化”中发挥“文以化成”的积极作用。通过文艺建设精神家园，使其成为凝聚人心、开启新风、引领方向的强大精神力量，文艺有着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而予人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文艺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号角”是引领之力、激励之声、聚力之气，为此，文艺绝非单纯的无病呻吟、自娱自乐，而应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文艺反映现实生活，也绝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描摹和呈现，而要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探寻光明，敢于介入时代历史的洪流，为民族发展、人民安康、时代进步热切呼唤，在鼓与呼中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国家命运的关切忧怀，产生引领和推动作用。

文艺是推动人类历史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世界的大范围出发对文艺推动人类历史文明进步作用的深刻把握，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地位作用方面的重要理论建树。在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而且“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32] 的确，文化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劳动实践，凝聚了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关于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也引起了马克思的重视，并由此分析了“文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33] 卡西尔也提出了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认为人的突出特征就是“人的劳作”，并由此规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则构成了圆周的各个扇面，而归根结底人的所有劳作均是在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下生成的。[34]因此，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也是在人的劳作下不断创造、创新、发展的历史，在其中，文艺作品更占据着重要地位。

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便从古希腊、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印度再到中国，如数家珍地列举和阐明了世界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文艺作品，并指出这些世界文化和文艺瑰宝不仅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还是加强各国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桥梁。因为这些不同年代和国籍的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精品，不仅在横向上代表了各个社会阶段的灿烂文化，还从纵面立体地呈现了人类历史车轮和先进文化滚滚向前的牵引力。这些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力地代表和推动了时代社会的进程，还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也时刻激励着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及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在珍惜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不断创造和发展新的文化，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文艺作为世界性语言和跨文化交往的重要媒介，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友好往来与对话中，还有着独特的功能，即通过文艺文化形式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以德化人、以文化人，这也是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题中之意。

具体到文艺作品上，仅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便形象地反映出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走向。从《呐喊》《彷徨》到《家》《春》《秋》再到《小二黑结婚》，从“三红一创”到《千万不要忘记》再到《红高粱》，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各个时代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则不仅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为时代前进吹响了激昂的号角。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的准则。同样，在历朝历代的优秀文艺作品中，也充分凸显了这种勇立时代潮头、敢发时代新声的思想品质。

“五四”新文学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白话文运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对封建主义及其文学形式进行了深入批判，发出了新的时代声响，并成为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引擎。在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呼吁中，一批批文学青年也积极投身其中，为追求科学民主、救民族于水火撰写出了一系列文艺精品，彰显了民族精神。正如曹禺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谈到创作《雷雨》《日出》时所指出的：“那个时候，我是想要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在《日出》中，我想求得一线希望，一线光明。”[35] 同样，当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时，诸如《松花江上》等许多以抗战爱国为主题的革命歌曲均可谓高昂激越、铿锵有力、催人奋进，激昂的旋律振奋人心、振奋国人。在这些文艺工作者身上，流淌着崇高无私的家国情怀，他们的卓越才华、艺术担当，也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彪炳史册。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摆脱十年内乱的假恶丑，“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相继登场，不仅涌现出像《班主任》《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及《小鲍庄》等一系列优秀的小说，还有《于无声处》《报春花》等话剧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产生热烈反响。这些作品不仅在反思历史教训的时代潮头上引发了各界的争议和讨论，更在突破时代藩篱与历史桎梏的创新精神上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深刻体现了文艺引领时代风气的重要作用。

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语境中，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在新时代面前绝不会无动于衷，而必然直面时代潮流、审视改革大势、把握社会规律，尤其是聚焦新时代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36]，倾力打造出体现新时代特色、展现新时代风貌的优秀文艺精品，努力做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曾反复提及“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的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对文学艺术的具体要求，还同样是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期望。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充分发挥和实现文艺自身的载道功能，让优秀文艺作品鼓舞人、激励人，并在高亢激越、催人奋进的时代新声中使当前社会主义文艺成为新时代的号角。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有了精神的引领和助推，才能聚集起全社会的力量去成就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要积极书写人民伟大实践，记录时代进步要求，鼓舞全国各民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这也正是对广大作家艺术家，应该积极主动地投身时代洪流，记录和书写当前时代的民族史诗的吁求。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而自老庄孔孟、屈骚李杜、苏辛关曹，到鲁郭茅巴老曹，历朝历代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并在浩浩长歌中记录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也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史诗。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体记忆，这些文艺作品既展现了作家艺术家对时代历史的担当，还赓续并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脉和价值追求。

当下，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实践创新。新时代文艺急需直面业已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急需回应业已形成的文艺文化现象，在史诗般的新时代写出新时代的史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使命，增强民族奋进的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鼓与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近40 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37]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38] 这不仅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由“高原”向“高峰”迈进阐明了理论导向，还为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遵循。讴歌伟大的时代潮流、书写民族的史诗，这首先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要有激浊扬清的担当，要敢于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处，真正立志为时代、为人民放歌。作家在书写时代征程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抓住现实生活的细节处和典型处，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另一方面，也要有化丑为美的能力，既要在温情慰藉中予人精神之抚慰，更要在犀利剖解中予人思想之启迪，用更多大气磅礴、激荡人心的文艺作品去描绘时代的波澜壮阔，记录历史的狂飙突进，讴歌祖国的巨大发展。

总之，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也给文艺带来了广阔空间。通过文艺作品去“写出时代的欢乐与忧伤、困顿和振奋、渴望和豪情”,“写出党领导人民奋斗前行的伟大精神”,[39]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艺书写和记录人民伟大实践的切实召唤，更是广大作家艺术家走出狭隘，抛弃名利，实现艺术理想和人生理想、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统一的愿景。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火热实践中，同样需要用文艺去热情讴歌全国各族人民寻梦、追梦、圆梦的奋斗征程和英雄气概，用文艺去奏响时代之声、爱国之声、人民之声。为此，凝聚精神力量、铸造梦想工程，坚定民族自信、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的时代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也对文艺弘扬中华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书写中国梦的独特作用予以了深刻阐发，并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沃土之中，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崇高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精神之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不断奋进，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40]这就需要广大作家艺术家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去聆听时代声响、创作出新时代的文艺精品，在振兴时代文艺的同时，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梦想是文学的原初动力，也是文学的内在特质。”[41]除反映现实外，文艺总是与个体和社会的美好愿景分不开的，许多的文学作品更是深刻反映了作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梦想和追求。这种梦想与追求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更多地反映在某些虚拟性尤其是神话类题材作品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通过虚拟一个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描绘了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表现了诗人对于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与这种将理想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精神田园不同，近代以来的文学，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在“革命式”的鼓与呼中其表现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通过文艺作品去表达和追逐生活与理想的梦想并未改变。郭沫若的诗歌《天狗》中，通过“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一“天狗”形象传达出与天地并生的无法遏制的自我激情，更表现出“五四”一代摧毁枷锁、获得彻底解放以及对自由世界的无限畅想。

用理想的光芒烛照现实，通过文艺的力量改造国民，实现民族解放的梦想。左翼文学、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如田间的《给战斗者》、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均是将现实社会生活同革命理想精神结合起来，不仅成为时代鼓与呼的精神力量，成为艺术家精神世界构筑的梦想园地，还成为引领文艺发展的某种潮流。

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进程中，我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时代梦想，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是当代作家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和应尽职责。当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42]，同样需要广大作家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通过优美的语言、诗意的笔调、丰满的形象、动人的情节，在潜移默化的艺术表达中传递温情、放飞梦想，“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实现文学艺术在现时代的独特价值。

文艺事业是一项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的工作，唯有心有大美方可流淌出美的旋律，这不仅需要作家艺术家在具备过硬的业务水平外，还要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水平。这样，除创作出技艺精湛、受人喜爱的作品外，其品格艺德也会受到人民的欢迎，真正成为一位既有高尚人格魅力，又有精湛艺术魅力的从艺典范，赢得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简言之，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需要文艺振兴抒怀、凝心聚力。文艺是铸造梦想的工程，民族复兴迫切呼唤文艺振兴。今天的中国文艺，需要力戒浮躁，力求创新，力争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潜心创作，精益求精，文艺书写文学梦、书写中国梦，用充满诗意魅力的艺术象征形式去展现伟大事业、塑造伟大精神、努力攀登艺术高峰，也应该成为文艺界的自觉行动，并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家进行艺术表达的核心。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征程中，还需要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坚定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则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43]

文艺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体现在历朝历代人民奋发拼搏、英勇前进的生产生活中，还反映在千百年来民族土壤催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便指出：“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 ‘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44] 这些各个历史时期留下的不朽作品，既是中华民族文艺创造力的辉煌见证，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坚实保证，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无比自信。

“文学是砥砺精神的事业。文学作品追求以精神的力量征服人、感染人、塑造人，首先要求作家在内心深处对本民族的文化高度认同，建立强烈的文化自信。”[45] 文化自信关乎文学自强，而文学自强也需要文化自信。当代文学中，许多作家以文艺的形式书写“特区建设”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以及“嫦娥奔月”载人航天事业等，并在酣畅淋漓的诗意描绘中既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形象，还在内心充溢中彰显着文化自信。 “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学创新”，中国文学就应该去积极描绘伟大的改革实践和波澜壮阔的改革成就。因此，文艺要努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推陈出新，努力创作出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保持对自身文艺与文化价值的高度自信，使文艺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力量。

坚定文艺与文化自信，通过文艺振奋民族精神，是事关国运兴衰与民族精神独立的重要问题。为此，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让当下英雄与正面典型事迹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通过文艺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凝聚中国力量，在当前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文艺应该“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46] 在当前新形势新要求下，通过文艺作品去积极描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和正面典型，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进而抒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实践，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由此必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信心百倍地迈向未来。

文艺是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和支撑。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名片，中国文学还需推出更多的文艺精品，以更加辉煌的成绩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47] 与此同时，“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8]。可见，文化在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均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是民族记忆、历史传承乃至精神积淀的重要符号，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无论是民族独立还是反抗侵略，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文化的血脉相承。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复兴，需要文化的繁荣昌盛提供滋养、支撑和力量。文艺是文化圆周上的重要一弧，也是先进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华文化的发源与绵延，很大程度上与历朝历代的文艺大家及其遗留的文艺精品血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其题中之意便是要求文艺的振兴、繁荣和发展，要求文艺为民族伟大复兴之大业提供精神滋养，通过华美篇章为中华文化铸魂。通过文艺昌盛带动文化繁荣，进而在世界文化的广阔舞台上给世界呈现一个文明、开放、精彩的中国形象，真正为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和世界文明提供精神文化滋养、发挥大国作用。

当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结底还需要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精诚合作。在此过程中，“通过文艺所传达的是非判断、价值取舍、情感倾向等”持续发挥精神性引领[49]，将无数个体有机会聚凝合，充分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奋斗激情，文学艺术责无旁贷。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也往往以文艺为发端。可以期待，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离我们不会遥远，而文艺工作者们通过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攀登高峰，也必将打造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的高峰和精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提升，不仅系统阐述了新形势下党的文艺工作观，还科学回答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系列重大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中，尤其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这一文艺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摆在了突出地位，并提出了许多新表述、新观点和新论断，话语铿锵、观点鲜明，显示了党和国家对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征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重视。对文艺时代精神及其价值担当的评价和认定，也赋予了文艺重如泰山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不仅为今后更好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明确有力的纲领性要求，还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和光荣职责，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