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

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工程，唯有绝大多数人守法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要坚持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一、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渐。”习近平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法治社会”[7], “要加快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依法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维护权益，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8]。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促进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党委领导，就是地方党委在本地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府负责，就是政府依法履行管理职能，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组织管理作用。民主协商，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9]。要统筹多层次的广泛民主协商，完善各种民主协商机制。社会协同，就是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它们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加强政府与它们的分工协作。公众参与，就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社会治理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判、成果人民共享。法治保障，就是要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技支撑，就是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各种信息数据的集成运用，为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领域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任务，原创性地提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使其不断深化和拓展。系统治理，就是要把社会治理视为协同共建的系统，发挥好各级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人大民主集中作用，政府行政主导作用，政协民主协商作用，监察机关监督制约作用，司法机关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维护正义作用，各种社会力量自治、互律、协同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依法治理，就是要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综合治理，就是要综合运用法律、党内法规、纪律等制度性规则和公共道德、公序良俗等非制度性规则，更好地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源头治理，就是要抓住问题、矛盾、纠纷产生的源头和根本，将其解决在萌芽、解决在基层、解决在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之前，强调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习近平高度重视基层政权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作用，要求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他强调，“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培育社区居民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意识和习惯，使大家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10]。要加快完善包括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社会组织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推动社会成员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深化行风建设，规范行业行为。加强对社会规范制订和实施情况的监督，制订自律性社会规范的示范文本，使社会规范制订和实施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推进市域治理创新，依法加快市级层面实名登记、社会信用管理、产权保护等配套制度建设，使法治成为市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深化城乡社区依法治理，在党组织领导下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区县职能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减负赋能原则，制定和落实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推进基层单位依法治理，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普遍完善业务和管理活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平台和机制。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推进业务标准程序完善、合法合规审查到位、防范化解风险及时和法律监督有效的法治化治理方式。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二、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习近平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11]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必须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

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是枫桥创造的基层治理经验。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习近平多次阐述“枫桥经验”，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要结合新的形势推广“枫桥经验”，并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加强矛盾排查和风险研判，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积极引导人民群众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要完善调解、信访、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统筹研究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调解、仲裁等工作改革方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服务更加便捷。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切实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着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是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在法治实践中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交流。要通过不懈努力，使宪法法律权威进一步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日益浓厚，法治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法治文化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四、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12]

习近平多次强调制定网络立法规划，完善网络法律制度。“这几年，我们坚持依法治网，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规，网络空间法治化持续推进，但同网络空间快速发展新形势相比，互联网领域立法仍有很多空白……要把依法治网作为基础性手段，继续加快制定完善互联网领域法律法规”[13]。要通过立改废释并举等方式，推动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完善网络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网络安全法配套规定和标准体系，健全互联网技术、商业模式、大数据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完善跨境电商制度，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习近平强调：“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14]坚持依法治网和以德润网相结合。要培育良好的网络法治意识，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坚持网络诚信建设和依法打击相结合。推动网络诚信制度化建设，推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和惩戒机制，建立健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一体化受理处置体系，加强网络违法犯罪监控和查处能力建设，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坚持安全用网保障和权利保护相结合。“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15]要保障公民依法安全用网，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明确管理部门和网信企业的网络安全责任。加强对网络空间通信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名誉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注释：

[1].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1页。

[2].参见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页。

[3].参见习近平：《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2015年2月2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页。

[4].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页。

[5].参见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1页。

[6].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7].习近平：《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2014年10月23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页。

[8].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页。

[9].习近平：《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页。

[10].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时的讲话》（2014年11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11].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3页。

[12].参见习近平：《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2014年2月—2019年1月），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4—65页。

[13].习近平：《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2014年2月—2019年1月），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5—66页。

[14].习近平：《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2014年2月—2019年1月），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5页。

[15].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载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