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型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发力的重要性

1．疫情防控中的新型举国体制

在对疫情的控制中，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在应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对疫情实现动态、精准、突出重点的防控。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等方面。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内核，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基本政治保障。此外，在对疫情的控制中迫切需要政府通过积极动员构建起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医疗机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民间团体、公民个人有机联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心理疏导、弱势群体关怀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不仅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抗疫一线捐助和供给资金、资源和物资，还应在基层社区和公民个人层面努力动员普通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和邻里互助，培育共同体意识。以组织动员为基础，既要发挥正式组织的统一协调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激活非正式组织的柔性网络特征，快速响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有效分担正式组织的工作压力。

2．复工复产中的跨部门协同

全面复工复产进程取决于疫情缓解进展，一旦疫情防控解除，企业会很快复工复产。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呈现出有序推进、积极向好的态势。在复工复产的实践中，党和政府建立了应急协调体系，该体系反映了由不同部门起草和主导的应急预案。预案内容与政府结构密切相关，体现了政府机构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的结构关系，形成了跨部门协同网络。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个部门成立的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为例，跨部门协同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了复工复产。

一是切实发挥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实现良性互动。加强统筹协调，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方式，推动解决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复工复产中的跨部门跨地区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二是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建立跨部门工作专班。加强对行业龙头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的跟踪服务，结合本地产业特色，梳理形成一批龙头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名单，开展精准对接。加大对中小型关联企业的融资支持。加强对企业反映问题的分类梳理，能够属地解决的要及时解决，对需要国家层面协调解决的跨部门跨地区问题要及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

三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机关有关司局分批梳理行业龙头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未复工达产的核心配套企业名单。加强与各地及重点企业的沟通联系，建立日调度制度，加强研究分析和跟踪服务，逐项解决地方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跨部门跨地区问题及时提交国务院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研究。工业和信息化部复工复产联络员工作组深入基层，及时掌握第一手情况，积极协调解决问题，推动政策落实。

二、复工复产工作中政策先行的实践经验

1．复工复产工作中政策组合的快速响应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央政府在面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快速响应，多层次（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多部门（涉及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政策。

首先，对与防疫产品相关的重点企业，或者受疫情影响大的区域、行业中的企业提供财政信贷支持。一方面，增加与防疫产品相关企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避免银行对遭遇经营困境的信贷客户企业进行抽贷、压贷、断贷。

其次，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税费减免、延期缴纳以及租金减免、补贴等政策，降低企业法定成本，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组合政策，创造复工复产条件，缓解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整体而言，复工复产的政策组合主要集中在物流及返岗渠道支持、复工人员薪酬、税务减免、审批减少、金融支持、稳岗帮扶、公共就业、降低成本和培训帮扶等多个方面，基本覆盖了除上下游企业未复工导致的供应链障碍以外的复工障碍，如图1所示。

2．复工复产工作中产业政策的目标导向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复工复产呈现出有序推进、积极向好的态势。工信系统在部署推动解决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问题时，产业政策的制定主要围绕“转”和“稳”两个目标：一方面，为了解决产业链“转”的问题，围绕梳理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问题，落实已出台的援企稳企惠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抱团协同恢复生产，使产业链转起来；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产业链“稳”的问题，增强协同复工复产动能，发挥消费、新基建、重大项目等拉动作用，妥善应对国际疫情，稳固企业上下游供给，维护国际供应链稳定，提升产业链复工复产整体效益和水平。

目前，复工复产已基本达到正常水平，但由于国外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依然较大，企业复工复产后仍面临许多困难，主要是产业需求明显不足，国际供应链仍然存在堵点断点，企业面临较大资金压力等。特别是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改进。一是应急机制不完善。防疫物资储备、生产、供给不能满足突发事件需求，在产业链协同方面还存在不足。二是重点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有待提升。各地疫情形势及防控等级差异，导致各地产业复工复产时序不同，一度给产业链协调运转造成较大障碍。国际疫情蔓延后，一些产业链短板风险凸显，部分产业链存在断链风险。因此，要提升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还要紧紧围绕打造国内国际两个供应链来开展，如图2所示。

一是短期“补”链与长期“延”链相结合。短期之内，应该针对目前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短板环节，制定补链计划，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长期来看，应该不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上下游环节延伸。

二是成本“固”链与技术“强”链相结合。一方面，控制甚至降低土地、融资成本，加快简政放权改革，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推动减税降负。另一方面，重视技术因素，强化基础研究，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瞄准学科领域前沿，提升创新研发实力。

三是内部“托”链与外部“促”链相结合。充分释放并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高度重视外部力量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促进作用。

四是路径依赖“稳”链和路径创新“优”链相结合。一方面，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向外流失的机会成本，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分布格局中的向外吸附和自我锁定能力。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探索更能满足全球前沿技术、顶尖企业、高质量要素发展需求的路径，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奠定更稳固的基石。

三、数字技术赋能复工复产

1．数字技术推动疫情防控的精准管控

在当前疫情尚未完全消灭的情况下进行复工复产，要根据情况分级分类进行，中央已就高、中、低三类地区复工复产做出总体安排。地方政府部门应利用数字技术对复工复产进行精准管控，积极利用线上申报与审批系统，减轻企业的负担，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实现“零接触”、安全可信和快速备案。在对复工复产之后的动态管控方面，各大数字平台企业开发出来的智能温感筛查系统、健康码、口罩识别技术、健康监测、线上问诊等，实现复工复产后的疫情防控全方位覆盖。因此，要不断优化数字化平台的开发、开放、共享等机制，为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提供长效动态支撑。

2．数字技术确保复工复产的要素供应

在当前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企业复工复产将面临着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短缺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采用云招聘、大数据匹配、精准对接、精准推送、精准健康筛查等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劳动力流动困难情况下的用工问题。一些数字平台企业根据疫情期间各行业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开展了共享员工等方面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3．数字技术助力产业发展的深度转型

在数字技术助力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数字技术激发市场活力，拉动复工复产：发挥“互联网+”作用，拉动轻纺、家电、汽车等传统消费，培育智慧健康养老、绿色产品等消费热点；支持发展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科普、在线办公、协同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数字网络等信息消费；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加快5G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加快工业和通信业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跟踪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推动在建项目尽快投产达产。

疫情期间的特殊场景和特殊需求，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疫情期间“不见面、不接触”的非常态为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共享提供了契机和试验场，线上服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现实束缚，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企业角度看来，疫情将进一步推动智能制造、无人工厂的发展趋势，企业抓住机遇利用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化危为机”的可行方案。

四、此次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中的经验总结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在这场“大考”的后续阶段，要兼顾好重大突发风险常态化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战场”，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谋划和精准有力的部署应对前所未有的冲击。要加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变革，突出平战结合，补齐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短板。强化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把此次危机管理和风险治理的经验和反思，沉淀为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宝贵财富。

1．抗击疫情展现出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政治优势

新冠肺炎病患救治固然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个需要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重大公共问题、重大政治问题。受不同社会生活方式与政治观念的影响，在疫情防控进程中，是否在个体层面的疫情防控措施之外，还要强化社会层面的疫情防控手段，中国与欧美各国的立场与做法明显不同。在举国抗疫的过程中，新型举国体制表现为一种社会层面的疫情防控手段，经由国家与社会的双向动员，构成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防疫被动局面，并在经济重启上抢先一步的重要基础。

2．妥善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

在疫情防控早期，政府及时以政策组合的“有形之手”补“市场失灵”之缺，在后期则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复苏纾困的最大潜能，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紧密配合、高效协同，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有效贯通，共同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通过高层强有力领导与基层有效自治相结合，政府部门和民间力量互动，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制和高效的多方协同机制。

3．数字技术应用为公共治理和企业发展提供了精细化解决方案

与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相比，在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工智能有效助力了社区疫情排查、流行病调查、流动人口管理等，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数字技术也为特定行业发展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精准的“工具包”，出现了互联网企业智能平台协调抗疫物资调配、人员流动凭借健康码一码通行、电力大数据指导复工复产科学决策等应用场景。得益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应用，各级政府对于数字产业的大力扶持，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应对这次疫情大考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撑和人才积累。

注释：

[1]本案例正文由光明日报社记者安胜蓝撰写，案例分析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撰写，得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