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表明了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法机关要加强领导、协力推动、务求实效，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实践证明，我国司法制度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信，增强政治定力。

同时，我国司法制度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多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比如，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干扰；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司法人员管理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管理，不利于提高专业素质、保障办案质量；司法不公开、不透明，为暗箱操作留下空间；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司法应有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的功能发挥，而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首先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我说过，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和喝彩，更不能拿西方的理论、观点来套在自己身上，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出发。我的这个话，对司法体制改革尤为适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要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凡是符合这个方向、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就要坚决改；凡是不符合这个方向、不应该改的，就决不能改。简单临摹、机械移植，只会造成水土不服，甚至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要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要求司法人员具有相应的实践经历和社会阅历，具有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和司法职业操守。长期以来，我国把司法人员定位于公务员，实行与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带来不少弊端。我看了一些材料，一些法官、检察官为了晋升行政职级，愿意到办公室等非业务部门去工作，或者离开办案一线去做管理工作。全国法院系统有近三十四万人，但有法官资格的不到二十万人，在一线办案的更是不足十七万人；不少地方，五十二岁的副科级法官、五十五岁的正科级法官，正是办案经验最丰富、业务能力最强的时候，却为了给年轻人提拔使用腾出位子提前退居“二线”，造成人才资源浪费；特别是在县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尽管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按副处级高配，但仍是科级架构，正副科级就那么几个，基层广大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一方面任务重、压力大，另一方面职级低、待遇差、发展空间有限，于是有的就提出调往其他党政部门，有的当律师，有的下海经商，造成流失和断层现象比较突出。这样下去，专业队伍的形成、职业素质的提升、办案质量的保障都无从谈起。因此，要通过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增强司法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

目前，我国司法人员和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司法权运行受制于当地，司法活动易受干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世界各主要国家也普遍实行由国家或某一个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司法人员、经费等司法行政事务。考虑到全国法官、检察官数量大，统一收归中央一级管理和保障，在现阶段难以做到，这次改革主要推动建立省以下法院和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法官、检察官由省提名和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探索由省级财政统筹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经费。

总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就，现在的关键是要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推进和落实工作。要加强对改革的宏观思考和设计，正确处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统筹兼顾，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努力把蓝图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

注释：

[1]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