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拒金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东汉人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他去东莱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职荆州刺史时举荐过的官员。王密听说杨震路过，为报答当年提携之情，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则准备了十斤金子想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很惭愧。杨震为官清廉，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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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字伯起，陕西华阴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他50岁开始做官，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后来做了朝廷的大官。

因为“四知拒金”的故事，后人称杨震为“杨四知”“四知太守”“四知先生”，直到明代的莱州府署大门内，还有杨公祠、四知堂。

杨震不但洁身自好，还敢于挺身而出批判官场恶习。对皇亲贵戚，他也敢直言不讳。汉安帝的舅父耿宝、皇后的哥哥阎显等，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入朝做官，杨震知道这些人无才无德，都断然拒绝。

这样的人品、家风，成为对儿孙最好的馈赠。史书记载，杨震家门四世清白、家风廉正。其子杨秉最初不出来做官，而是居住在乡里教书，到40多岁时才出来做官。他为官清廉公正，有杨震的风范。有过去的老部下以百万钱相送，他闭门不接受这笔钱财。杨秉之子杨赐做官做到了太尉，杨震的曾孙杨奇、杨彪，都保持了祖上清廉之风。杨震“清白吏子孙”的家风，千古传颂。

习近平讲述杨震“四知拒金”、把清廉留给子孙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觉悟对一个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重要意义。有觉悟方能辨是非、明公私，有觉悟方能养正气、祛邪气。觉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品质的“试金石”，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

要言妙道

西汉枚乘在《七发》中讲过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楚太子生病，吴客诊断其病源为精神萎靡，开出的药方是学习探讨“要言妙道”，用道德调理自身，慢慢“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最后“霍然病已”。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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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文学作品，为汉代辞赋家枚乘所作。这篇文章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从病情、病因出发，俩人进行了一连串由浅入深的议论，通过互相问答，构成7层意思。

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养尊处优、享乐过度，出入有车代步、陪侍有侍女，饮食油腻、居所恒温，因而精神不振、百病丛生。这其实不是身体出了毛病，用药和针灸难以治愈；而是精神出现堕落，可以用中肯的言论和精妙的道理来消除它。

于是，吴客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玩、打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启发太子改变生活方式，而太子的眉额间也逐渐流露出喜悦之色。最后，吴客提出要向太子引见博学多才的人，让他们议论精深微妙的道理，明辨万事万物的是非，与太子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天下、修身养性。太子听到这些话，扶着几案站了起来，疾病一下子就消除了。

习近平常常强调“固本培元”，本就是根本、本心，本根不摇，才能汲取养分，枝繁叶茂；元就是灵魂、元气，元气充足，才能抵御邪气入侵，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命而俯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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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的大夫、孔子的七世祖，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位国君。正考父深受宋国三代国君倚重，位高权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之态，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为了使自己时刻保持警醒，也为了教育儿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并在上面刻上铭文，于是就有了“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佳话。铭文中一个“偻”字，一个“伛”字，一个“俯”字，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正考父地位越高越恭敬的情状。接下来，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就是说，平时沿着墙根走，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我，这正是人格的力量、品德的力量。

习近平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位置放低一点。习近平强调，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应该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二世而亡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是，唐王朝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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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始皇嬴政有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功劳。但是，他好大喜功，施行暴政。正如《史记》所言，“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即位之初便开始为自己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共征集了72万人力。有人测算过，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数，几乎是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汉书》中记载：“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也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因此可以说，亡秦者，骄奢淫逸、仁义不施也。

唐朝的由盛及衰，统治阶层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同样是主因。“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描写了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一事，形象地揭露了唐朝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唐玄宗沉迷享乐，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祸乱朝政，结果安禄山兴兵谋反，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的铁律。习近平讲述秦二世而亡和唐王朝衰落的例子，正是要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必须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亡国之音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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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文才为标准给古代各个朝代皇帝排个名次，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赵佶，都会名列前茅。

陈叔宝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每有宴会便与大臣吟诗作对，一起讨论诗歌的格律规范。《玉树后庭花》等诗作，显示了他较高的文学造诣。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在诗词文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千古传诵，让李煜有了“词中之帝”的美誉。赵佶自创一种书法字体“瘦金体”，花鸟画自成一格，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也变得凄惨。

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败的前兆。“五子登科”原本为中国民间祝福的俗语。五代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趁收复失地之机大捞一把，“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结果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人心，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下场。

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

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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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名臣裴矩，过去曾经是隋朝的大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懂得皇上的心意，明白皇上的愿望，如果不是用心国家事务的人，又怎么能做到呢？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敢说真话和实话，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正直，并非是性情有变化。如果君主不愿听自己的过错，那么正直的人也会变奸佞；如果君主愿意听真话，那么奸佞的人也可以变正直。大臣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怎么动，影子就会怎么动。

习近平举裴矩的例子，是为了强调说真话。而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听真话。除了讲裴矩的故事，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明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三不欺

《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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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注意从中汲取有益的建议。他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他把国家的成文法典铸在鼎上，向人们公布，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不管大事小事，不去依靠他人，总是自己亲自做，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

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弟子之一。治理单父时，他每天弹琴取乐，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他的施政方案是重视选用当地贤人高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做邺县县令时，调查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妇”骗取百姓钱财。在河伯娶妻时，西门豹借口要向河伯禀告，把巫婆神汉、地方官员扔进河里，一举破除了这一民风陋习。而后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挖了12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还颁布律令，禁止巫风，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知人善用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习近平引述“三不欺”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方式方法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欺”的启示是为政应亲力亲为、明察秋毫，让公开透明、公平正义得到最大彰显。“不忍欺”的启示在于重用贤良、广施教化，用实际成效激发人，用真心诚意打动人，用崇高价值鼓舞人。“不敢欺”则告诉我们，法治方式和凌厉作风是纠治社会顽疾的良方，重典治乱、重拳执法才能实现风清弊绝、河清海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