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一·五”讲话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在当前怀疑、反对改革开放或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总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不是拿前者否定后者就是拿后者否定前者的情况下，突出强调这个问题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但它不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的那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上开创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并已进行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1978年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或者1978年以后不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但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教事业的人才，改革开放也是无从谈起的。这些已经为新中国的历史所证明。而且，改革开放如果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改旗易帜，误入资本主义歧途，其结果也必然是亡党亡国。这一点已为苏东剧变的历史所证明。

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必须分清那段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虽然有曲折，但它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主要的。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段历史“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8］（p.10）}比如，在那段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观点和方针，有些当年虽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却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那段历史与改革开放后相比，虽然在经济发展的成果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没有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个时期的成就不伟大、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

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还必须对那段历史中的曲折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要把具有全局性的失误与个别的、局部的失误加以区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对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三线”建设、“四清”运动等，则不能因为其中有缺点有错误就全盘否定。其次，要把失误与发生失误的时期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时间，不能把党和人民在那十年所做的工作连同“文化大革命”一起否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3］再次，要把可以避免的失误与难以避免的失误加以区别。由于个人专断造成的失误当然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客观条件不足或缺少经验而造成的失误则是难以避免的。例如，改革开放前农村面貌变化不大，其中有政策失误的原因，但基本原因还在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又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搞工业化建设缺少资金和商品粮，不得不从农业上打主意，保持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实行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再次，要把造成失误的动机和结果加以区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无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他的本意是为了给中国找到一条发展速度更快的道路，防止党脱离群众、国家改变颜色。另外，也不能把错误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邓小平说过：“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5］（pp.139～140）}“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4］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要看到它们之间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后与此前相比较，在指导思想上，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等等。在经济体制上，由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在政治体制上，由一度权力过分集中、党对政府事务包揽过多，变为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由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民主权利缺乏保障，变为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领导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变为实行退休制、问责制、引咎辞职制、离任审计制；由干部选拔任用由少数人决定，变为票决制、差额选举制；由政务不透明，变为实行政务公开、决策听证，等等。在文化政策上，由一度歧视知识分子、过多干预文艺创作，变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等等。在社会生活上，由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相对单一，变为日益多样化；由人的思想活动相对统一，变为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由人口基本不流动、一切由单位管理，变为人口大规模流动，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别。看不到它们的差别，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它们的共性，也不可能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们的差别把改革开放前后划分为了两个历史时期，而它们的共性又把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别与共性相比较，共性的一面更带有本质性。例如，改革开放后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仍然认为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而，仍然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上虽然允许和鼓励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但始终坚持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始终明确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和支柱；虽然确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始终明确这种作用的发挥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要使国家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始终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坚持自主创新的道路。在政治建设上，虽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虽然不断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但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各项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动摇；虽然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但始终着眼于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在文化建设上，虽然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虽然提出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但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要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在社会建设上，虽然推动基层群众自治管理，发展社会组织，但始终强调党在群众自治管理中的领导作用，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所有这些，都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处于同一种社会形态，使它们共同成为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内在统一的组成部分。

大量事实说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与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就是一个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度极高的问题。大量事实还说明，对国家史的认识和解释，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重要战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社会现象。前人早就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总爱拿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做文章，肆意歪曲、诬蔑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攻击、丑化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同时竭力为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翻案，为大地主、大汉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篡改历史的手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戈尔巴乔夫为推行他的“新思维”，在苏联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逐步升级的运动，导致人民群众的严重思想混乱和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记取他们的前车之鉴，绝不能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当，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有错误有曲折就轻率否定它，相反，要理直气壮地把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光辉整体加以宣传，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国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中，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这是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维护改革开放后历史的需要，是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叫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8］（p.11）}。然而有人却望文生义，认为这里说的“封闭僵化的老路”，指的是改革开放前走过的路。如果这样理解，不仅与党中央对那段历史的一贯评价不一致，也与十八大报告对那段历史的评价相矛盾。只要尊重事实就会看得很清楚，这里说的“老路”，指的是改革开放前在所有制问题上求公求纯、在经济计划问题上越统越死的错误，特别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市场调节、个体经济统统批成资本主义，把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的错误。另外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谓“封闭”主要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封闭，先是被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闭”，后是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封闭”。而且，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千方百计寻找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进行贸易的机会。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还不失时机地抓住尼克松访华推动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机会，决定用43亿美元从欧洲、日本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可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笼统说成是“封闭僵化”的历史，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十八大报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