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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二节 日本

(一)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奴隶制危机与封建关系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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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6世纪的日本,由于受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先进文明的强烈影响,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发展,主要是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的推广和农耕地区的扩大。从朝鲜半岛南部输入的冶铁、锻铁新技术(韩锻冶)(1),代替了日本原来的锻冶技术(倭锻冶),西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木镐、木锹最先安装上了铁刃。安闲天皇(532—535年在位)时,贵族大河内直味张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从辖郡中奉献给天皇500名自带农具的耕种者(钁丁),说明到6世纪时铁制农具已比较普及。与此同时,农耕生活逐步从冲积平原扩展到丘陵地带和山间台地,旱田作物传播到了关东地方。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使小规模耕作成为可能。手工业方面在大城市和港口等地出现了作坊和匠师。(2)在此期间,原来被强迫拆散家庭,强制投入集团生产的农田奴隶(田部),纷纷以逃亡的方式反抗部民制的剥削和压迫,569年钦明天皇(540—571年在位)的诏书中提到田部“脱籍免课者众”(3)就是指大量田部从屯仓、田庄中逃亡。这表明部民奴隶制的农业生产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部民大量逃亡,迫使大和朝廷不得不借助小规模耕作的有利条件来改变屯仓、田庄的经营方式,即把先前被拆散家庭强迫集团耕作的田部,改为以户为单位耕种土地缴纳地租的“田户”,569年由大贵族苏我稻目派到白猪屯仓处理田部逃亡事的胆津便在那里首先实行(4)。这种大土地所有制与小规模农业经营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者向耕种者收租的剥削方式,正是从古代日本奴隶制社会内部孕育出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并且很快从官方屯仓、田庄扩大到民间土地上,到7世纪中叶,已经有许多“有势力者,分割水陆(水田、旱田),以为私地,卖(佃)与百姓,年索其价(租)”。(5)

(1)《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东夷传·韩传”弁辰条谓:“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二郡”指曹魏时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地方行政建置乐浪郡和带方郡,魏使赴日都是从带方郡出国。

(2)在厩户皇子摄政时期修筑的法隆寺五重塔木结构上面有当年施工者留下的墨迹,其文为“奈尔波都尔佐久夜己”,这是古代日本人用汉字标记日本语音,译为现代日语平假名是“なにはつにさくやこ”。“なにはつ”是古代日本大阪港口难波津的日语训读,“さくやこ”是“作屋子”的日语训读,意为木工作坊匠师。由此可知这九个汉字乃是施工作坊匠师的题记。

(3)《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纪”。

(4)《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纪”:“夏四月,胆津检阅白猪田部丁者,依诏定籍,果成田户”。

(5)《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纪”元年九月甲申诏。

圣德太子改革与新兴封建贵族阶级的形成

奴隶制危机和封建关系萌芽的成长,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土地与权力的争夺,主要表现为6世纪末期大贵族苏我氏与物部氏两大政治集团之间为控制皇位和崇奉佛教还是排斥佛教而展开的长期斗争,最后导致587年的内战,结果是苏我马子联合皇族厩户皇子消灭了物部守屋一族,拥立推古女皇,由厩户皇子(谧称圣德太子)摄政(593—621年)。

圣德太子执政期间,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削弱氏姓贵族势力,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首先是在大和朝廷新扩建的东国等地屯仓上,进一步实行在白猪屯仓采取过的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的剥削方式。同时整顿地方行政组织,基层设稻置(相当于隋唐时的里长),管辖数十户,其上设国造,由他们替政府向以户为单位的耕种者征收租税。603年颁行“冠位十二阶”,实行新的官爵等级制度。冠位是官吏身份高低的标志,按才能授予贵族个人,但不得世袭。604年又颁布《十七条宪法》,作为统治国家的根本纲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实行社会改革和建设中央集权国家,圣德太子急欲吸取中国封建的典章制度,恢复了从5世纪末叶以来中断的中日国交,于607年派小野妹子(1)出使隋朝。608年又派他伴送隋朝赴日答聘的使节回国,再度出使。小野妹子第一次出使携带致隋炀帝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句,第二次出使时的国书开头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2)这是有关日本国号起源及其统治者称天皇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小野妹子第二次出使,还带领僧侣、学生到中国留学,有些留学生曾长期留居中国,对隋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回国后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圣德太子的改革,抑制了氏姓贵族,削弱了部民奴隶制,扩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成为不久以后的大化改新的先驱。

但是,由于圣德太子摄政时期对氏姓贵族和部民奴隶制的打击不力,改革极不彻底,不仅未能缓和阶级矛盾和减轻危机,在他死后,大贵族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擅专朝政,飞扬跋扈,任意弑立,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矛盾和奴隶制的危机。各地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又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致使人民大众的处境更加恶化,社会经济衰落,被压迫阶级的逃亡和起义不断发生。《日本书纪》卷二十二记述推古天皇末年的动乱情况说:“是岁,自三月至七月霖雨,天下大饥之,老者啖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又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苏我氏专横引起皇室和多数朝臣的不满,反对派贵族为了继续推行社会改革,积极进行政治斗争,密谋发动政变。

当时要求继续推行社会改革的反对派贵族主要是从上一世纪末期起逐渐形成的新兴封建贵族。新兴封建贵族的最初代表人物是改革白猪屯仓的苏我稻目及其子苏我马子。在新兴封建贵族形成上的关键人物是推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厩户皇子,由他培植出一批新兴人物,包括被派往唐朝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日文。南渊清安又培养出两个杰出的学生,皇族要人中大兄皇子和他的知心密友中臣镰足。他们二人是7世纪中叶新兴封建贵族反对派的领导核心。

(1)《日本书纪》称,小野妹子“唐名苏因高”。按:“苏因高”应是小野之名“妹子”的汉字标音,“妹”从“末”,日语训为“すえ”,“子”,日语训为“こ”,“すえこ”用当时日本人读汉字的长安读音(唐音)书为“苏因高”。

(2)《隋书》卷八十一“倭国传”。

大化改新

645年6月,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中大兄皇子联合神祇伯(崇祀官)中臣镰足(后因功赐姓藤原)等人发动政变,在宫中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自杀,苏我氏的专横统治被推翻。中大兄皇子拥立孝德天皇,自己以太子身份摄政,中臣镰足任内臣,留唐学生高向玄理和僧日文任国博士,供天皇咨询,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同年下令“作户籍”、“校田亩”,禁止私人租佃土地,准备实行改革。646年(大化二年)元旦,孝德天皇颁布“改新”诏书,仿照隋唐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是:

一、改革土地占有制度。废除贵族私有的屯仓、田庄和部民,把土地和部民一律收归国家所有,成为公地、公民,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者(品部)的公私奴婢。实行“班田收授法”。政府把公田(国有土地)划分为一定面积的地块,授予六岁以上的公民(国家农民),作为口分田。男子每人二段(1),女子所得为男子的三分之二,死后归还国家。每六年按照户籍、田亩的变化调整收授一次,叫作“班年”。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负担租、庸、调。租是田租,交纳稻谷,每段二束二把;庸是徭役,每年十天,一般以纳布代替,每户一丈二尺、稻米五斗;调是贡物,交纳各种土特产品。私奴婢也按公民的三分之一授予土地,将土地交给占有奴婢的主人。政府对充任国家官吏的贵族按职位高低授予食封,即以封户所纳之租的半数,庸调的全部作为俸禄。此外还授予贵族以有条件私人占有的位田、职田、功田,面积和占有年限不等,其中大功田可以世袭。

二、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2),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废除贵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实行征兵制,中央设五卫府(3),地方各国设军团,九州大宰府设防人,由21岁至60岁的正丁轮番服兵役。

大化改新建立起来的土地国有(“公地”)制下的贵族地主食邑(食封、位田、职田)制度和国家农民份地制度(班田收授法)具有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生产相结合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8世纪初,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大宝律令》(701年)、《养老律令》(718年),使新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法典化。因此,大化改新乃是日本历史上封建主义时代的开端。(4)

(1)当时1段相当于9.918公亩。

(2)二官是执掌祭祀的神祇官和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太政官。八省是太政官下左、右辨官所辖的中务、式部、治部、民部以及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是执掌监察的弹正台。

(3)五卫府是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

(4)日本史学界有一种见解认为,大化改新是日本奴隶制的完成,12世纪末镰仓幕府建立才进入封建社会。

(二)奈良平安时期封建制度的形成

奈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仿照唐朝首都长安建设京城。694年在飞鸟(今奈良县境内)建立藤原京,14年后又在奈良建造新都,称平城,710年迁都于此,日本历史上习称的奈良时代(710—794年)由此开始。794年再迁都平安京(今京都),直到1192年,史称平安时代。

由于大化改新扫除了与屯仓、田庄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落后的部民奴隶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直接生产者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646—713年,68年间先后班田12次,到奈良时期开始时,班田制已经在日本大部分地区普遍推行,班田农民在当时日本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达到70%以上,成为主要的社会生产者。他们虽然是在土地关系上、人身上、法律上依附于国家的依附农民,但占有小块土地(包括国家授予的终身占有的口分田与私人世袭占有的园地)和少量生产工具,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经营的私有经济,负担固定的租税和徭役,他们的状况同部民比较有很大的改善,因而有利于发展生产。

奈良时期,日本社会经济有明显的发展。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以“劝课农桑”的成效考核官吏政绩。广大农民辛勤劳动,改进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从中国传入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到处流行,钁、犁、镰等铁制农具,水力转动的碾硙,脚踏和牛挽水车都已广泛使用;用牛马耕田逐渐普及。水稻由直播改为插秧,收获由剪穗改为割秧,产量普遍提高。奈良时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畿内地方治理了4条河、14处水池,修筑了21条堤坝,开凿了7条沟渠。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畿内、近江、濑户内海周边、北九州等地方相应地整治农田,实行“条里制”,即田36町为1里,6里为1条,条里周围绕以渠、畔、路作为田界,显示了奈良时期日本农田规范化管理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旱田、园田也有一定的发展。奈良初期,朝廷下令每个农夫必须兼种麦2段,并允许以粟代稻谷完纳官租。旱田作物除粟、麦外,还有大豆、小豆、荞麦等。从奈良初期起养蚕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奈良时期的日本农民普遍从事手工业生产,农民缴纳的庸调实物有各种纺织品、陶器、木器、漆器、铁器等。官营手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这些手工业产品主要供给皇室、官府、贵族阶级消费,消费剩余的手工业品才进入交换。因此,奈良时期的日本,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都还没有发展起来。708年(和铜元年),政府仿效唐朝铸造铜钱和银钱,称为“和铜开宝”,但流通不广。

班田制的瓦解

奈良时期普遍存在的班田制,虽然比古代的部民奴隶制前进了一步,班田农民与原来的部民相比,法律地位和经济生活有所提高和改善。但随着这种剥削形式的发展,班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封建国家征收的田租虽然只占收成的3%,但每户农民的口分田却只能生产全年所需粮食的五分之三。农民必须将稻谷送到郡的仓库,京都及其附近17国的农民,还须把部分稻谷磨成米,连同庸调实物一并送往京都,来往运费和吃粮都由自己负担。庸役法定为十天,但往往又延长服役期40天(留役)。国司郡司每年还可以役使正丁杂役60天。繁重的徭役造成“诸国役民,还乡之日,乏绝食粮,多馑道路,转填沟整,其类不少”的悲惨景象。此外,正丁在40年里每三年或四年要自备武器、粮食服兵役60天(服兵役者免除全部徭役)。贫困的农民,春耕时缺少稻种,地方政府和富有者便用稻谷放高利贷,叫作“出举”,利率高达50%—100%。地方政府还以备荒名义,强令农民交纳“义仓谷”。种种封建剥削,使班田农民过着缺吃少穿、贫病交加的痛苦生活。8世纪时,诗人山上忆良写的《贫穷问答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穷困和悲惨的生活情景:“村舍炊烟断,釜甑结蛛丝。炊爨若已忘,相对泪空垂。”“里长执杖来,入室怒相视。厉声迫交租,岁月其何已!”班田农民为了摆脱沉重的封建剥削,被迫纷纷逃亡,户籍、田籍因此日趋紊乱。

贵族官僚同封建国家之间争夺土地和人民的斗争愈益激烈。在实行土地国有的班田制的同时,政府就允许贵族以位田、职田、功田等名义私人占有土地。寺庙、神社也私有寺田、神田。这些私有地一般由私奴婢耕种,而且都不纳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是贵族兼并的根源。国司、郡司等地方官为了达到兼并的目的,倚势舞弊,致使户籍、田籍紊乱,收授制度松弛。为了增加土地和收入,政府便奖励私人垦荒。723年制定“三世一身法”,允许垦生荒者占有三世,然后归还国家;垦熟荒者终身占有,死后归还。但是,贵族、寺社仍不满足。743年政府不得不取消三世一身法,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宣布“自今以后,任为私财,无论三世一身,咸悉永年莫取”。“由是天下诸人兢为垦田,势力之家驱使百姓,贫穷百姓无暇自存”。随之,各地贵族,首先是国司恃权兼并土地,寺庙、神社也竞相兼并。由是兼并之风大盛,班田制迅速走向瓦解。

9世纪时,班田制已难以按期实行收授,政府不得不延长班年。834年,近最地方改为12年一班,11年后,虽然校验田亩,但不能班田,其余诸国,五六十年或不班给。10世纪初,班田制完全停止实行。

庄园制的形成

日本贵族私人占有的封建大地产叫作庄园。它开始出现于8世纪初年,随着班田制的衰落而日益发展。最初的庄园主要是靠驱使奴婢和班田农民开垦荒地而来的。随后便通过兼并邻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而逐步扩大。原来由国家赐予的有条件占有的土地,也逐渐变成了庄园。10世纪中叶,庄园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庄园所有者主要是京都贵族、土豪富族和寺院。他们派“庄司”管理庄园。最初,庄园还向政府交纳租税,但从9世纪中叶起,有权势的贵族和寺院领主取得不纳税、不准政府官吏进入庄园的特权(不输不入权)。地方中小贵族为了取得这种特权,纷纷把自己的庄园“寄进”(奉献)给中央或地方权贵,自己变为“庄司”。这种接受“寄进”的庄园主叫作“领家”。领家又通过“寄进”,依附于更有势力的大贵族,即所谓“本所”。“寄进”使土地愈益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并且在庄园所有者中间形成了庄司、领家、本所等几个等级。

庄园中的直接生产者庄民叫作“作人”、“寄人”、“百姓”。他们主要来自破产逃亡的班田农民。他们租种庄园土地,交纳收成的三分之一作为实物地租,此外还需交纳名目繁多的日用必需品,并在庄园主的直辖地上从事无偿劳动,以及负担各种杂役。庄园主直辖的领地,最初约占全庄园的五分之一,后来逐渐减少到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以至仅占五十分之一。因此,劳役制地主经济在日本早期封建社会中不占主要地位。

摄关政治与武士的兴起

随着庄园制的发展,握有广大庄园的大贵族权势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大贵族藤原氏独揽朝政的局面。藤原氏世代为皇室外戚。858年,藤原良房替他那九岁的外孙清河天皇“总摄庶政”,866年正式取得“摄政”的称号。接着,藤原良房之子基经又做了阳成天皇的摄政。887年,宇多天皇把政权交给藤原基经,下诏“万机巨细,皆先关白”于藤原基经,于是又有了“关白”这一称号。此后,藤原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大都选本族女子做天皇后妃,以便他在下一代天皇幼年时当摄政,天皇成年后改任关白,史称“摄关政治”。藤原氏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凭借权势接受了大量“寄进”的庄园,遍布于全国各地,造成“天下土地悉成一家之领”的局面。平安时期藤原氏统治日本两百多年。

藤原氏的摄关政治极端腐败,封建剥削沉重,人民穷困破产,四处流徙逃亡,到处举行起义。起义者进攻国衙、国分寺,甚至经常袭击京都。那时,大化改新建立的地方军团已因班田制的瓦解而废弛。各地庄园主为了镇压人民起义,保护庄园,扩充势力,往往通过庄司组织武装家兵,由主人供应装备、给养,并受主人的保护,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武士”和“武士团”的起源。武士与首领结成封建的主从关系,在平时和战时对其首领必须绝对效忠。武士团的首领有一些是地方庄园主和郡司土豪,有一些则是出身于在中央政权失势而流落到地方的贵族子弟。10世纪时地方武士团中实力较大的关东(1)源氏与关西平民两家都出身于宗室贵族。武士是在日本封建制度确立过程中形成的军事贵族阶级。

11世纪时,皇室与摄关家族藤原氏展开争夺政权的斗争,双方都竭力争取武士的支持。皇室为了摆脱藤原氏的控制,到白河天皇时(1073—1086年)已不从藤原氏家族中选立皇后,并于1086年11月末让皇位给崛河天皇,自己称上皇,在宫中设立院厅监理国政。此后的一些天皇都是到年长时让给年幼的太子即天皇位,自己当上皇,在院厅中掌握实际权力,史称“院政”。摄关家为了同院政斗争,便争取关东武士源氏的支持,院政方面则依靠关西武士平氏的力量,于是武士的地位提高,并且参与了争夺中央政权的政治斗争。关西平氏在保元(1156年)、平治(1159年)两次动乱中取得胜利,此后其首领平清盛控制中央政权二十多年。平清盛竭力庇护藤原氏,抑制地方豪强,因而失去武士的支持。关东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乃乘机纠集反对派武士举兵,声讨平氏,于1185年3月在坛之浦(下关海峡)海战中全歼平氏集团的军队,夺得了中央政权。

(1)关东指箱根以东地区,包括今东京及其周围各县。关西指铃鹿、不破等关以西,即今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的地区。

(三)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

镰仓幕府

源赖朝在同平氏进行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1180年进驻镰仓城不久设立“侍所”,用以统帅自己下属武士(“御家人”),其后成为掌管军事的机构。1184年设立“公文所”,管理领地与年贡,并掌管公文、财政、庶务等,1191年后改称“政所”,成为行政机构。1184年还设立了司法机构“问注所”,审理有关御家人领地的诉讼案件。这些机构总称为“幕府”。1185年,源赖朝打败平氏后控制了京都朝廷,在镰仓设立的幕府成为掌握实权的中央政府。同年11月又向各国(省)派出“守护”(军政长官),帮助国司掌管军务,并向各地庄园派出“地头”(监管人),替幕府征收租税“兵粮米”(每段5升),于是全面控制了全国的地方政权。1192年,源赖朝迫使京都朝廷授予他“征夷大将军”的最高称号,通常以这一年作为镰仓幕府正式建立的标志。此后直到明治维新前近700年的长时期里,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德川)三个幕府的军事贵族阶级的封建统治。在天皇朝廷以外另立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这是日本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各地的庄园,其阶级基础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级武士,而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则是将军的直属武士“御家人”。幕府承认并保护御家人祖传土地的所有权,对其中有功者赐予官职和土地。幕府中的重要官职以及各国的守护和各地庄园的地头均由御家人充任。

1199年源赖朝死后,幕府上层统治者中不断发生争夺权力的流血内讧,结果是源氏外戚北条氏掌握了幕府的统治大权。京都朝廷的后鸟羽上皇于1221年(承久三年)乘机发动讨伐北条氏的战争(史称“承久之乱”),但响应参加者很少,很快归于失败。北条氏为了巩固幕府的统治,于1232年(贞永元年)8月,制定武家法典《御成败式目》(亦称《贞永式目》)51条。法典的多数条文中规定了守护、地头等御家人的身份、职权以及领地的继承、转让等,借以巩固幕府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

南北朝和室町幕府

1274年和1281年,蒙古两次入侵日本,经过农民和武士的奋力抗战,日本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是,把反抗蒙古的作战经费都压在农民身上,激起了农民的反抗。不少御家人也因战争破产,而对幕府不满。有些地方大封建主支持后醍醐天皇讨伐幕府,恢复了天皇政治,史称“建武中兴”。但是“中兴”为期不长。1336年,原幕府部将足利尊氏占领京都,重建新幕府,因幕府位于京都市内室町,故称“室町幕府”(1336—1573年)。不甘心失败的后醍醐天皇,逃到南方吉野(在大和地方)另立朝廷,与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的光明天皇相抗。这两个朝廷对峙的局面,持续了五十余年,史称“南北朝时代”(1336—1392年)。室町幕府于1392年合并了南朝,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室町幕府的支柱与镰仓幕府不同,不是御家人,而是“守护大名”(诸侯)。在长期战乱中,守护大名成为拥有许多封建家臣的地方大封建主,有的往往兼领数国。

从镰仓幕府初期起,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从大陆传入的农业生产技术如密植法、稻麦双季连作或三季耕作制普遍应用。园艺作物品种增多,各地开始种茶、养蚕。农业增产了,12世纪至13世纪近畿地方的上等田每段约产稻谷一石二三斗。地头、庄官往往把剥削来的生产物作为商品出售,因此,除奈良、京都、镰仓等政治中心外,在寺庙、神社和交通要道等地出现了市集,有专业商人从事运输、保管、出售、中介买卖等商业活动(“问丸”),这些地方逐渐发展为工商业城市。此外在大湖岸、河滨、沿海地方的港口,也出现了新城市,如大津、博多、尾道、堺等。城市居民中手工业者和商人因为出身微贱,受贵族、武士的歧视和压迫。他们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普遍建立行会组织(“座”),取得制造或贩卖的特权。商人们还开始了高利贷活动,建立高利贷营业所(“酒屋”)和当铺(“土仓”)。

15世纪时,由于守护大名地方割据倾向的进一步增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室町幕府走向衰落,失去了控制大封建主的力量。15世纪中叶的“应仁之乱”(1467—1477年)使日本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大封建主割据混战的“战国时代”,直到1573年室町幕府为织田信长推翻为止。

15世纪的农民起义

镰仓幕府时期以来,农民遭受将军、武士、守护和地头等大小封建主层层的统治和剥削,贡租达收成的四成到五成,此外还负担繁重的杂税和徭役。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情况下,封建主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商人和高利贷资本也吸吮农民的膏血。14世纪中叶以来,近畿一带农民就采取抗交年贡、示威控诉和集体逃亡等方式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到15世纪,农民反抗封建主的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日本历史上叫作“土一揆”。从1428年至1499年七十余年间,爆发农民起义达60起,其中尤以京都、奈良及其附近等地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

1428年,在京都附近的近江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迅速席卷京都、奈良及邻近诸国。起义农民要求取消债务,袭击“酒屋”和“土仓”,夺回典当物品,烧毁契券。大和国农民起义者在一块巨石上刻凿了如下的誓词:“正长元年(1428年)以后,神户四乡之地永不许有负债者。”这一碑刻至今还保存在奈良市柳生町,纪念这次农民大起义参加者们当时的心愿。

1429年,播磨国(今兵库县境)农民爆发起义,提出“国内不许有武士”的口号,曾经一度打败了守护大名的军队,把武士驱逐出境。1432年,大和、大隅、萨摩和日向等国,都爆发了农民起义。1434年,大和国大乘院属下的48个地方都爆发了反对增加地租的农民暴动。1441年,近江(今滋贺县境)、京都附近的暴动农民占领了寺院并包围京都。1469年山城醍醐寺所属农民要求减租一半,与僧兵作战,坚持达两个月之久。纪伊国农民提出口号:“不要守护,把纪伊国变为农民自己的!”1480年京都群众发生暴动,要求免除债务,撤销关卡。1485年,山城国(今京都府境)两个封建主集团发生内讧,在国内各自控制的地区设立新的关卡,征收捐税,强征租贡,摊派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同时也威胁了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同年12月,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他们提出了封建主武装集团必须撤出境内和废除关卡等要求。在群众压力之下,两个封建主集团被迫撤军。此后,山城国推选出36名(一说38名)有权势的代表,组成山城国最高权力机构,实行自治,推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各项政策。农民斗争的胜利果实全部落到有势力的富有者手里,因而使他们与农民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久自治政权发生内讧,富有者纷纷向大名投降。山城国的自治政权经过八年后瓦解。

继山城国起义之后,爆发了以一向宗(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教徒为核心的农民起义。1487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境)一向宗农民反抗大名富樫政亲的统治,在13万起义军的进攻下,大名失败自杀。这次起义扩展到京都大阪一带。此后,一向宗信徒控制加贺国大约一个世纪之久。

15世纪的日本农民大起义,波及的范围很广,持续的时间很长,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削弱了守护大名的力量,有利于日本的政治统一。

(四)统一封建国家的形成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16世纪中叶,日本的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都有显著的发展,先进的农具和农业技术普及全国,水稻品种多达百种,其中早稻有12种,中稻、晚稻各24种,单位面积产量比奈良时期增加了60%到一倍左右。奈良、京都、镰仓等旧城市都继续发展,新城市如雨后春笋林立于列岛各地。到16世纪末新旧城市达到290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501年至1580年之间出现的。国内市场开始形成,经济繁荣。京都的纺织品,堺的毛纺织品和漆器,镰仓的冶炼铸造产品,都驰名全国。与中国、朝鲜、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仍然来往频繁,又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发生商业关系。输出品主要是兵器、陶器、漆器、银、铜、铁、硫磺等。输入品主要是生丝、绢、绸、棉布、皮革、染料、砂糖等。从事国外贸易的主要是京都、大阪、堺、长崎等城市的商人。西南部的大名当中也有许多人经营国际贸易。随着国内外贸易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有些城市力量开始增强,逐渐设法摆脱大名的干预,争取到自治权利,结果堺和长崎等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法庭。

国内外市场的兴旺,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原来叫“座”的手工业组织形式,不能满足业已扩大了的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于是开始出现了分散的手工工场。批发商人向小手工业者供给原料,加工成品,然后付给工资。日本人称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为“问屋”即批发商工业。批发商已经成为手工工场主,小手工业者则成为依附于手工工场主的雇佣工人。16世纪,“问屋”制手工业较为流行,在纺织业中最为发达。至于集中的手工工场,16世纪在日本还是个别现象,17世纪略有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约33家,到18世纪也只约90家。这说明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规模不大,发展缓慢。

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使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为政治上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是从战国大名的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大名的分裂混战破坏了农业生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妨碍了各地区的商品流通。因此,农民和商人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消除割据、实现统一的要求。封建主们面对农民起义烈火到处燃烧、新兴市民的斗争方兴未艾的情况,极欲全国统一,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以便加强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16世纪中叶,尾张国(今爱知县名古屋一带)的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3年),由于经济上得到商人的支持,依靠由武士组成的骑兵队和由招募的农民组成的步兵队,使用葡萄牙输入的枪炮,从1558年起,先后打败了邻近的大名,开始了日本的统一事业。1558年9月,他攻占京都;1573年结束了室町幕府的统治。织田取得政权后,表面上尊重天皇,避而不用将军称号。

织田信长为了巩固封建主政权,1574年7月至1580年8月残酷地镇压了各地一向宗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又继续同各地大名进行七年之久的战争。在统一过程中,他实行了调查土地面积以确定征收年贡额的“检地”政策,作为加强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手段,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削减了一部分土豪、寺院的私有领地,并彻底地消灭了庄园制度残余。织田还实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如统一货币、开发矿山、撤销关卡、整修道路、允许商人“乐市、乐座”的自由贸易等,对不受约束的自治城市和寺院势力也给以打击。织田信长因突遭部下叛军的袭击,被迫切腹自杀死于1582年6月。他没有完成日本的统一,但已控制了66国中的28国。

织田的亲信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继续进行他的统一事业。丰臣秀吉以大阪作为根据地,进行多次战争,至1590年结束了持续百年的分裂局面,并于1593年在日本历史上首次把北海道地方置于日本中央政权统辖之下,实现了日本的统一。

丰臣秀吉继续实行发展工商业和土地调查的政策,并采取了若干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丈量土地,全国普遍建立土地账,修筑堤坝,开发新田,改进生产技术,统一度量衡等。同时,不断强化封建主阶级专政。他下令没收农民手中的武器,严禁人民佩刀,从此携带武器成为武士的特权。丰臣秀吉积极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他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侵占了朝鲜大片河山,朝鲜军民奋起反抗。当时中国明朝政府又出兵支援,在朝中军队联合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1598年,丰臣秀吉在侵朝军事行动失败中忧急病死,日本侵略计划终于破产。

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

丰臣秀吉死后,政权落在织田信长的另一部将德川家康(1542—1616年)手中。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即“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从此开始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1603—1867年)。

德川幕府初期,极力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集权。德川家康等人把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称“天领”,包括江户、大阪、长崎以及其他商业、交通中心和军事要地,分布在66国中的47国。幕领以外的占73.7%的土地被作为“藩领”,交给260多家大名支配,并授予其统治藩领(亦称领国)的全权。至于天皇和寺、社总共只占有全国1.3%的土地。将军和大名还分别授予直属家臣和下级武士“封地”或“封禄”(年贡米)。幕府为防止大名叛乱,于1615年公布《武家诸法度》(武家的各种法令),规定大名以下武士遵守的法则,违者严惩。《武家诸法度》后来屡加修改,对大名的义务规定就更加详细,成为德川幕府的基本法,又规定,大名必须每隔一年到江户参觐将军,妻子留作人质,常住江户。这就是所谓“参觐交代”制度。

幕府统治者为了把农民终年束缚在土地上,不准农民有迁徙、变更职业、买卖土地等自由。同时还在农村推行“五人组”连环保制度,监视农民的行动。以五户为一组,一户欠交年贡,全组负责,隐匿犯人,问罪全组。“五人组”制度也适用于手工业者和商人。

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武士(士)同“百姓”(农民)、“町人”(手工业者、商人)之间,划出一道森严的等级界限,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甚至连衣食住都有区别。最高等级的武士只占全国人口的10%,但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除以上等级外,还有从奈良时期以来始终存在的贱民,一般都居住在郊区,是日本社会最下层的居民。德川幕府为了从思想、意识方面培养武士这个支柱,大力宣扬武士应具有忠、义、勇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幕藩统治者驱使武士为自己效劳的一种精神武器。

岛原起义和“锁国令”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60多年里,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1637年,九州岛原地区的农民曾利用天主教举行反抗当地大名暴政的武装起义。幕府出动12万人之多的军队进行残酷镇压。领袖天草四郎时贞和三万多名起义者坚守在岛原城内达五个月之久。最后幕府求助于荷兰军舰“霹登号”、“戴立泼号”从海上炮击,城内起义军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德川幕府对外采取“锁国政策”。早在17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就严格限制外国贸易船只到日本。岛原起义后,更加速实行锁国政策。1639年幕府颁布最后一道“锁国令”,禁止对外贸易,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均被赶出国境,只许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在长崎通商。以后,除了医药和航海技术的外文书籍外,其他书籍一律禁止进口。幕府采取锁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继续传布,惧怕日益增多的日本天主教徒不服从幕府统治,再次出现类似岛原起义的事件。同时也可以进一步限制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强大的商人和西南地区大名的势力。幕府的锁国政策实行达200年之久,直到1853年在美国压力之下才重新开放。锁国政策的结果,影响了日本吸收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五)中古时期的日本文化

日本民族在继承自己的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又继续大力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并加以再创造,形成了自己的中古文化。

文学艺术

奈良时期的日本贵族,从文艺、宗教、学术、教育、建筑、雕刻,乃至服饰、器皿、生活方式等都向唐朝学习。7世纪初以来,贵族一般都能写中国六朝风格的汉文汉诗。751年,谈海三船汇编的《怀风藻》是一部最古的汉诗集,内容反映了贵族歌功颂德的情操和游宴享乐的生活。

日本人还利用汉字创制本族文字。日本人把汉字叫作“真名”,3世纪汉字传入日本后便使用汉字。公元7世纪以后,日本开始用汉字的音和义发展了书写日语的方法,这种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被称为“假名”。有了这种文字,就可以用日语写作,比用汉文能更好地表达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8世纪末编成的《万叶集》20卷是最早的一部日语诗歌总集,收录诗歌4500余首。作者大都是皇族、贵族、官员,也有农民、兵士。《万叶集》的诗歌反映了当时日本各阶层的思想和生活,诗人山上忆良所作《贫穷问答歌》,生动地描述了班田农民的穷苦生活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愤痛和怨恨。到《万叶集》成书时,日本人已用比较固定的汉字标记日本语音,所以人们称之为“万叶假名”,这是纯粹日语标音文字的前奏。9世纪时,日本人终于利用标音汉字的偏旁创制了片假名,又用其草体创制了平假名。10世纪时,假名文字逐渐盛行,产生了具有独特格调的和歌。905年,纪贯之奉天皇之命编成了《古今和歌集》(简称《古今集》)。

与和歌产生同时,还出现了“物语”(散文故事)文学。最早的一部是《竹取物语》。它以民间故事为基础,又吸取了中国和印度的神话传说。10世纪至15世纪是日本贵族文学的全盛时期。藤原氏女官紫式部写了长篇作品《源氏物语》,共54章,描写贵族各阶层以恋爱为中心的腐朽生活,但文笔优美细腻,又长于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12世纪成书的《今营物语集》是一部集大成的故事集,共31卷,分为《天竺》、《震旦》、《本朝》三部,汇集了印度、中国、日本的佛教故事,内容广泛,有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场,生动地描绘了日本各地方各阶层的社会生活。贵族女作家清少纳言写的《枕草子》,和泉式部写的《日记》,都以清新纤丽的笔调描写贵族妇女的生活和宫廷内外的自然景色,是日本随笔文学的开端。

镰仓幕府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保元物语》、《平氏物语》、《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等小说。它们主要描写战争,取材于宫廷故事和武士各阶层都很熟悉的社会生活。文体夹杂汉语词汇,成为以后日本语的先驱。室町时期,文学形式有新发展,出现了喜剧,叫作“狂言”,形式新鲜,用民间通俗语言,描绘市民日常生活,讽刺大名、武士、僧侣的狡诈和愚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深受人民喜爱。另一种新兴文学是“连歌”(联句),由几个人、几十人坐在一起在互相联脉中不断地创作联句。它同“狂言”一样重视主角、配角、歌唱人、伴奏人之间互相谐调,在武士和群众之间广为流行。德川幕府初期出版了《伊兽保物语》(伊索寓言),为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开了端绪。

奈良时期的艺术主要是与佛教有关的建筑、绘画、雕刻与工艺。平安时期除继续发展佛教艺术外,出现了以山水、人物、风俗为题材的绘画。日本画派的“大和绘”多采用物语故事为题材的连环画,画成绘卷,称为“绘卷物”,也画在屏风或扇面上。

教育与史学

奈良时期的日本政府,模仿唐朝制定贵族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召贵族子弟入学,教授经学、律令、汉文学、书法、算术等。此外,有势力的贵族官吏还设立了私人学院。

奈良时期之初,日本政府着手编修史书,此后历代朝廷都继续了这一事业。712年,太安万侣将稗田阿礼口诵的“帝纪”与“旧辞”加以记录、整理,用万叶假名编写成《古事记》三卷。这是现存日本最古的历史书。720年,舍人亲王、太安万侣又修成《日本书纪》30卷。这是仿效中国古代官修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的历史书。8世纪时,日本还出现了最早的地方志,叫作《风土记》,记述各地方风习和民间传说,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出云风土记》,其余均已残缺不全。平安时期的官修史书有《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记》、《文德实录》、《三代实录》,同《日本书纪》并称“六国史”。

宗教

7世纪以来,日本的历代统治者都尊奉佛教,兴修佛寺。圣德太子时建立了四天王寺和法隆寺、法兴寺。奈良时期,中国流行的佛教各宗都已传入日本。其后以空海创立的真言宗,最澄创立的天台宗最为流行。741年,天皇下诏在各国建立国分寺各一座。743年在奈良兴建的东大寺以及所铸造的五丈三尺高的金铜卢舍那佛像,代表了古代日本的建筑艺术和金属铸造的工艺水平。

镰仓幕府时期,佛教仍然是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农民在幕府的严酷统治下不堪其苦,在反抗现实压迫的同时,也幻想来世。因此,在民间产生了一些新宗派,如净土宗、真宗(一向宗)、法华宗(日莲宗)等。幕府以前的佛教各宗,要求信徒修庙、塑像、施舍土地财产,研习东派经典。幕府时期新兴宗派只重信仰,不拘形式,不重经文,不分贵贱,在农民和下级武士中广泛传播。因此新教派受旧教派迫害,往往团结农民和下级武士反抗幕府和大名,在农民起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6世纪时,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西欧传教士的东来,天主教在日本开始盛行,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的神甫和修士,出版了许多日语的传道书。德川幕府初期,全国信徒已有75万人。幕府认为天主教的传播不利于它的专制统治,岛原起义后更决心推行禁止天主教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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