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博库网首页 > 电子书专题 > 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 第29章

29世界通史(修订版)中世纪卷

第一节 朝鲜

本节所述是现今中朝界江鸭绿江、图们江以南中古时期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后期和朝鲜半岛国家百济、新罗的后期,以及高丽王朝和前期李氏朝鲜的历史。公元6—7世纪,中国隋唐两王朝为维护国家统一、制止分裂而多次发动的征讨高句丽的战争,由于东北亚国际形势的变化演进为公元7世纪中期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的重要结果是高句丽和百济的覆亡,唐朝统一了高句丽旧域,以及日本势力一时退出了朝鲜半岛。此后的后期新罗、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一脉相承地采取北进开拓的方略,逐步取得了中国唐、辽、金、元、明等王朝在朝鲜半岛管辖的地域,到李氏朝鲜前期基本上奠定了朝鲜半岛统一于一个封建王朝的局面。

(一)新罗联合唐朝对百济、高句丽的战争

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角逐,到7世纪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百济因不断遭到新罗和高句丽的进攻,都城一再南迁,领土日蹵,国势衰弱。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占据玄菟、辽东、中辽、乐浪、带方等郡辖地后,在朝鲜半岛汉江流域与百济、新罗进行激烈的角逐,日益扩大疆域,增强了国力,逐步增长了分立倾向,所以隋文帝、隋炀帝多次进行征伐高句丽的战争。

642年11月,高句丽发生军事政变,西部大人泉盖苏文以进行军事校阅为名,拥兵杀掉诸大臣等文武官员百余人,并冲进王府杀死荣留王建武,立建武侄藏为王(即宝藏王),自称“莫离支”(1)。泉盖苏文调整政策,联合百济,准备共同进攻新罗。

新罗在同百济、高句丽角逐的过程中,扩大了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善德王(632—647年)面对与百济、高句丽联盟相对抗的严峻形势,积极采取外交行动,派王族金春秋(即后之太宗武烈王,654—661年)出使高句丽,以探其虚实,又出使日本,以抑制大和朝廷内的反新罗势力;更出使唐朝,请求援助。金春秋即位后,积极整顿内政,引进唐朝典章制度,巩固中央集权,建设军队。同时派其子金法敏(即后之文武王,661—681年)与金仁问出使唐朝,准备联合唐朝发动对百济、高句丽的战争。

660年,新罗太宗武烈王与子金法敏、大将金庾信率军5万,联合唐朝水陆大军13万进攻百济。百济兵败,义慈王投降。唐朝在百济旧地分置五都督府。百济灭亡后,遗臣扶余福信据周留城,并派人赴日求援,迎立在日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为王,欲图复国。662年,日本派阿倍比罗夫率水军渡海救援百济。翌年,百济发生内讧,扶余丰杀福信。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与大将金庾信再度联合唐军乘机进攻百济。同年8月,唐朝水军在锦江(古称白江或白村江,又名伎伐浦)口大败日本水军,毁日船四百余艘,日军败退回国,扶余丰亡命高句丽,百济复国活动归于失败。

666年,高句丽泉盖苏文死,诸子内讧。新罗文武王联合唐军进攻高句丽。唐高宗和武则天决定派大军征伐高句丽,以结束其企图脱离中国的分立局面,统一辽海地区。667年1月,唐军攻入高句丽,翌年9月攻陷平壤,宝藏王降,高句丽灭亡。唐朝将高句丽旧域收归中央政府管辖,分置9都督府、42州、百县,统隶于设在平壤的安东都护府。

(1)《旧唐书·高句丽传》称:“莫离支”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

(二)后期新罗

新罗的扩张

670年,高句丽旧域发生剑牟岑领导的反唐人民起义,推举高句丽王族安胜为王,并向新罗求援。新罗文武王予以支持,并迁安胜至新罗西部,册封为高句丽王。670年至676年,新罗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由于唐军主力在统一战争结束后已经回防,新罗得以乘机北进,夺取了业已在唐朝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原属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的大同江以南的地方。735年,唐朝和新罗分别以赐书与表文形式的政府换文,确认了两国之间以浿江(今大同江)为界。大同江以北的朝鲜半岛北半部地区后来成为唐朝在东北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国的疆域。

封建制度的确立

由于合并百济旧地和大同江以南的高句而旧地,使新罗政府控制了相当多的土地,用来赏赐文武功臣和佛教寺院。687年,神文王(681—692年在位)开始在文武官员中实行禄邑制,按官位高低赐田,以充俸禄。两年后一度停止实行,改为赐租。757年,景德王(742—765年在位)又恢复禄邑制,这是以前诸王对文武臣僚赏赐食邑的制度化,此后一直实行到新罗末年。赐给佛教寺院的土地数量很大,693年孝昭王(692—702年在位)赐给柏栗寺田多达万顷。这些土地都由僧俗封建主向耕种者国家农民收租。

圣德王(702—737年在位)时,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于722年“始给百姓丁田”。由政府授予15岁以上的男子(丁)以一定面积的国有土地,其中的口分田只准许终身占有,永业田可由子孙继承,但禁止买卖。受田农民成为被束缚在国有土地上的国家依附农民,必须向政府缴纳田租,负担徭役(庸)和贡物(调)。

由此可见,后期新罗在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方面是以封建土地国有制下的贵族食邑制度和国家农民份地制度的法权形式确立了封建制度。这是朝鲜半岛国家的封建制度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

禄邑制和丁田制的实行,为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景德王时仿唐制整顿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行政制度。中央政府设执事省总理政务,其下置若干府或部,分掌各项职能,多数机构和官职改用汉式名称。全国分为117郡,以下共置293县。早在神文王时,于重要地方设五个“小京”,其下不置属县,直接辖村。小京的行政长官(“仕臣”)从高位贵族中任命。这种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和国家农民份地制度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朝鲜半岛国家封建制度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特征。

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后期新罗最初近一个世纪政治相对稳定的形势,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广大农民辛勤劳动,扩大了水田耕作面积,增加了农作物的种类。官府经营的造船、漆器、陶器、武器等手工业生产有相当的发展。丝绸纺织、金银细工等手工业生产更为发达。官方商业渐趋活跃。首都庆州成为国内外贸易中心。新罗同中日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日益扩大。9世纪时,镇守朝鲜西南海要冲青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康津郡莞岛)的著名武将弓福(华名张保臯,日本史籍中称张保高,?—846年)同时又是新罗臣商,在新罗、唐、日之间经营海上贸易,获利甚巨。弓福对新罗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有很大的影响,在兴德王、僖康王、闵哀王、神武王等争夺王位的复杂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因帮助神武王争位,受实封2000户,晋封为镇海将军。846年,弓福甚至准备推翻文圣王(839—857年在位),但遭阎长暗杀而未果。

新罗末年的农民大起义

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劳动人民负担的加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贵族、官僚、寺院不仅以食邑为私产剥削农民,更盛行兼并农民份地,建立和扩大私人田庄。丧失土地的国家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沦为贵族官僚的私人依附农民、奴婢或家兵,处境明显恶化。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贵族官僚的族党势力因以坐大。8世纪中叶起,新罗朝政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争夺王位的流血斗争,破坏了稳定的政局。由于国家农民的逃亡,各州郡输往中央政府的贡赋也日趋减少,新罗政府国库虚竭,就加紧搜刮农民。889年(真圣女王三年),新罗政府派人到各州郡催征贡赋,激起普遍反抗,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元宗、哀奴率领起义农民占据沙伐州(今庆尚北道尚州),诛杀官吏地主。竹州(今京畿道竹山)、北原(今江原道原州)、完山州(今全罗北道全州)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其中梁吉领导的北原起义声势浩大,占据附近十几个郡县。896年西南地区又发生赤裤军起义,到处打击州县封建势力,更向东进攻,直至首都庆州附近的牟梁里。农民大起义打击了新罗封建统治阶级,使其再也不能完全控制全国各州郡。897年,真圣女王被迫退位。这时候,一些贵族、官僚、武将利用农民起义图谋改朝换代,出现了割据地方的大小群雄,到10世纪初年形成高丽、后百济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

高丽是由贵族出身的僧侣弓裔建立的。891年,弓裔参加甄宣领导的竹州农民起义军,次年转投北原梁吉,深得信任,令其分兵攻略郡县。弓裔势力扩大后,于897年自立,先据铁圆(今江原道铁原),后移据松岳(今京最道开城)。899年,梁吉率军进攻弓裔,双方战与非恼城下,梁吉败走。901年弓裔称高丽王,904年立国号摩震,911年改国号泰封,其疆域北及平壤,南至尚州。建立后百济的是土豪出身的西南海裨将甄宣。892年,甄宣起兵袭击西南州县,据武珍州(今全罗道光州)自立,于900年称后百济王,建都于完山州,据有朝鲜半岛西南地区。甄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与我国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后唐通交,并曾两度遣使日本。经过农民起义打击的新罗,国力衰微,偏安于东南一隅。

(三)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的建立和扩张

918年,大地主出身的泰封国大将王建推翻弓裔,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翌年定都开京(今京畿道开城),开创了王氏高丽封建王朝。王建就是高丽太祖(918—943年在位)。王建采取结好新罗以与后百济进行正面攻防的战略,并逐步削除割据的群雄。935年新罗敬顺王归降高丽。同年,后百济甄宣父子之间发生争位内讧,王建乘机进攻,于936年灭后百济,新罗旧域统一于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建立之初,于919—930年间乘渤海国衰弱和契丹与渤海民族矛盾之机,侵越新罗与唐朝的浿江(大同江)边界,向西北面扩张。先向江北移民,然后设置龙冈县、咸从县、成州、汤井郡,又先后在清川江流域增修通德镇、兴德镇、永清镇、安水镇、安北府等镇堡。契丹灭渤海以后,高丽又利用渤海遗民、女真人与契丹人的民族矛盾,笼络渤海人和女真人,使中国东北新兴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契丹不能顺利接管鸭绿江以南原属唐朝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国管辖的地区。同时向女真人居住区进军,筑城垒、关城于鸭绿江边,企图强占鸭绿江以南地方,此举遭到当地女真人的抗阻。辽王朝为了保卫中国领土,阻止高丽向西北面扩张,辽圣宗于993年派东京留守萧逊宁等率大军80万征讨高丽。然而由于中国国内宋辽斗争激烈,辽军在取得初步军事胜利时与高丽议和,而且被迫将鸭绿江东数百里之地割让给高丽。高丽于是在鸭绿江下游南岸一带原属辽东京道管辖的地方筑设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六城以及一些镇堡,鸭绿江下游开始成为中朝边界。此后,辽王朝为了索还江东六州,于1010年与高丽重开战端,但最终未能收回。与此同时,高丽还向东北面扩张,利用女真人与契丹人的民族矛盾,收买长白山女真贵族,使其归附高丽,并乘机向女真人地区渗透拓殖。从1010年起修筑了西起鸭绿江口到朝鲜东海岸都连浦的所谓“千里长城”,沿线筑设许多城镇。继之,又以笼络女真人和武力蚕食手段向千里长城以北扩张,于1107年强筑成州、英州、雄州、吉州、福州、公崄镇、通太镇、崇宁镇、真阳镇九城,在咸州置大都督府。当地女真人以武力反抗,在曷懒甸反击战中打败高丽军。两年后,高丽被迫将九城撤废。

田柴科制度与公田制

由于太祖王建剪除群雄,高丽政府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土地,为调整土地制度和租税贡赋制度,借以稳定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造成了有利条件。

940年(天授二十三年),王建曾经进行过一次部分国有土地的重新分配,即“朝臣、军士,勿论官阶,视人性行善恶,功劳大小”给以“役分田”。至景宗(976—981年在位)时,以广泛的规模重新分配国有土地,于976年颁行“田柴科”。政府将全国耕地和山林登记造册,把文武官员按服饰分为八类,不按官品高低而按人品划分若干等级(品),分别授予不同数量的耕地(田)和山林(柴)。最高等级紫衫以上的第一品朝臣给田、柴各110结,最低等级文班绿衫以上的第十品给田21结、柴10结。由于这种品级过于复杂烦琐,穆宗(998—1009年在位)于998年将文武官吏总分为18科,并调低给田柴的标准。第一科给田100结、柴70结,以下每科给田大致递减5结,至第十五科给田30结、柴10结。最低的第十八科仅给田20结(1),不给柴地。

高丽的田柴科继承并发展了新罗时期开始实行的土地国有制下的贵族官僚食邑制度。它不仅比新罗的禄邑制加授了柴地,而且扩大了授田对象:对闲人(地方土豪)授田施以笼络;对府兵授田以保证兵源。但闲人入仕为官,即需归还所受闲人田柴,重新按官科授予田柴。府兵20岁开始服役时授田,60岁退役还田,如有子孙亲戚,可以继承田、丁,否则在监门卫保留兵籍,到70岁的退役府兵保留国家农民的口分田,归还多余的土地。

文武官吏、闲人、府兵所得的田柴称为私田,但只是终身占有的职田,身死即需交还政府,不得世袭。不过这些田柴并不由受田柴者直接支配和经营,仅限于享有收取地租的权利,租额由政府统一规定,其数量无籍可考。

此外还有所谓功荫田柴和公廨田柴。前者给开国功臣、归降土豪和五品以上文武官员,于977年(景宗二年)和1049年(文宗三年)先后颁赐,可以由子孙继承;后者给诸庄宅、宫院、百司、州府郡县衙署、馆驿,983年(成宗二年)起实行,以充用度。

高丽在实行田柴科制度时,并不曾将全部国有土地尽数分配,而是保留了相当数量由政府直接收租的国有土地,称为“公田”,分配给“良人”(国家农民)耕种,叫作“口分田”每人5结。70岁以上的退役府兵、身死及阵亡府兵的妻室也改给口分田,每人8结。政府向良人征收公租,992年规定上、中、下各等水旱田公租都是四分取一。

高丽朝的田柴科制度和公田制继承、发展了新罗禄邑制、丁田制形式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下的贵族食邑制度和国家农民份地制度,这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条件下支付官员薪棒,维持官署用度,保证军队兵粮的一种可能实行的经济制度。

(1)结是中古朝鲜以稻谷产量计算水田面积的单位。早自新罗时起就实行结、负、束、把之制,以稻10把为束,10束为负,100负为结(犹如堆)。高丽初期沿用此制。文宗时,于1069年始定量田尺制,以6寸为1分,10分为1尺,6尺为1步,同时确定了1至10结田的实积。

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

高丽初期,割据势力的剪除,阶级矛盾的缓和,土地制度的调整,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高丽政府采取了减免租赋徭役、放贱还良、限制高利贷等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为了开辟政府财政来源,增加国库收入,又实行奖励垦荒、保护耕畜、贷种子、劝农桑等许多发展生产的社会经济政策,从而使新罗后期遭到破坏的农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高丽政府注意发展手工业生产。开京设有军器监、中尚署、掌冶署、都染署等掌管手工业生产的衙署,管辖几十种手工业生产部门,由被列为贱民的专职工匠和各地到开京服劳役的工匠制作各种手工业品,专供王室和两班贵族享用。地方手工业有丝绸纺织、铜铁、陶瓷、笔墨纸砚、竹漆器等部门,或由官府监督专业工匠制造,或由农民在家内生产。各种手工业品均需以常贡或别贡的名目上缴给国家。

高丽时期的商业主要是官方的贡赋贸易。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租税贡赋的形式输往开京和各地的行政中心。1208年(熙宗四年),高丽政府在开京设立“大市左右长廊”,专司经销从各地征收的贡品。这些贡赋物还经由官方或特许商人同宋朝和日本进行国际贸易。这种由官方经营或控制的国内外贡赋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两班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私人商业活动有限。开京和个别大城市设有集市,以米、布计值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有一些往来于各地村庄的行商,但私人的商业活动受政府的严密控制。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改善流通手段。996年(成宗十五年),高丽“始用铁钱”。1097年(肃宗二年)“立铸钱官”。1101年(肃宗六年),铸钱都监制出银瓶,重一斤,标有印记,约值布百疋,用以衡量碎银。翌年更铸铜钱。据《高丽史》卷七十八食货志记载:“今始制鼓铸之法。其以所铸铜钱一万五千贯分赐宰枢、文武两班,以为权舆,钱文曰‘海东通宝’,且以始铸钱告于太庙。”13世纪末叶,中国元朝的纸币至元宝钞、中统宝钞亦曾流通到高丽。不过,由于商品生产不甚发达,货币经济亦难发展。1355年(恭愍王四年),官员们进行过一次应当使用何种货币问题的大讨论,一些人列举弊端,否定了银瓶、铜钱,倡用银币,由政府下令产银地区居民采银纳官,免除其贡赋徭役,同时收购私人储存的银器,由官府铸银钱,辅以加盖官府印记的“五升布”,作为流通手段。王氏高丽时期,由于封建国家严格控制手工业和国内外贸易,因而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不甚发达。

国王、贵族、文武官吏、高级僧侣等构成封建统治阶级。贵族和文武官吏称为“两班”(1),享有政治特权。国家农民称为“良人”,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往往因反抗压迫和欠债而沦为贱民或公私奴婢。贱民大部分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居住的地区称为“所”或“部曲”,其地位低于一般县、乡。高丽政府时而把起来反抗的人民整县整乡地贬为贱民,把县和乡降格为所和部曲;又时而放贱还良,把所和部曲升格为县和乡,借以笼络人心。高丽王朝用法令维护两班的特权,规定从父母上溯八代,如有一人是奴婢,本人及子女即判定为奴,不得做官。为数众多的贱民和公私奴婢的存在是朝鲜半岛封建社会在阶级结构方面的重要特征。

(1)朝仪时,文官位列东侧,称为文班或东班;武官位列西侧,称为武班或西班,合称文武两班,或东西两班,简称两班。

集权政治与武臣专权

王氏高丽上承新罗政治,又仿照唐、宋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成宗(982—997年在位)时,在前代景宗颁行田柴科的基础上,全面整顿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权机构设内史门下省执掌庶政并向国王提出劝谏和咨询;尚书都省总理政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后曾改称六官、六曹);三司掌管财政。另设御史台负责纠弹,翰林院经办文书,中枢院处理军事要务。凌驾于这些机构之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高丽初年是由新罗时期的贵族“和白”会议演变而来的都兵马使。1279年(忠烈王五年)以后改称都评议使司,由二品以上文武高官组成,辅佐国王审议重大决策。地方行政将全国分为10道,下辖128州、449县。又以平壤为西京、庆州为东京,各置留守官。军事方面实行府兵制,征20岁以上的良人壮丁服兵役。中央政府直辖的正规军有二军、六卫、四十五领,共约45,000人,另有地方常备军约10万人。各重要地方设节度使节制军民。西北和东北边防重镇置兵马使。

高丽初期,两班贵族中文尊武卑,预伏着矛盾。在对外战争中,武将势力膨胀,终于出现了文臣武将之间争权夺利的流血斗争。1170年8月,毅宗(1147—1170年在位)率文臣到开京近郊普贤院游宴,随行护卫的武将郑仲夫、李义方等乘机发动政变,杀死全部随行的文臣,还京后继续大杀文官,废毅宗,并将其放逐到巨济岛,拥立明宗(l171—1197年在位),史称“庚寅之乱”。1173年,东北面兵马使金甫当策划举兵除郑仲夫,并欲使毅宗复位。郑仲夫进行报复时再一次大杀文官,史称“癸巳之乱”。这两次流血事件合称“庚癸之乱”。此后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武臣专权局面。

武臣专权初期,武将之间争夺政权,不断发生流血事件,政局不稳。1196年(明宗二十六年),将军崔忠献与其弟崔忠粹合谋,发动政变,杀死武臣巨头,并与府兵将领结合,击败李至纯、李至尧兄弟,乘机清除反对派,掌握了中央政权。崔忠献及其子孙崔禹(怡)、崔沅等先后废立了明宗、神宗(1198—1204年在位)、熙宗(1205—1211年在位)以及高宗(1214—1259年在位)四代国王,残酷地镇压各地的农民、贱民和奴婢起义,成为高丽王朝实际的独裁统治者,依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食邑农庄和由门客、家童组成的私兵进行统治,前后凡60年。

高丽中期的人民大起义

武臣专权时,政治腐败,政局紊乱,王室、两班贵族、地方土豪以及佛教寺院纷纷兼并土地,遍设庄园,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失地农民纷纷沦为贱民和公私奴婢,田柴科和公田制全面崩溃。公田减少,政府财政困难,就加紧横征暴敛。12世纪初期,京畿一带农民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相率逃亡。政府对手工业征课过度,匠人也纷纷逃亡避役。再加上连年荒旱,劳动人民难以生存,到处掀起反封建的起义斗争,在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年形成了朝鲜历史上第二个人民大众武装起义的高潮,其参加阶层之广泛,波及地区之广阔,斗争情况之激烈,在朝鲜历史上是空前的。

1176年1月,南方公州鸣鹤所贱民在亡伊、亡所伊领导下起义,攻占公州,亡伊自称“山行兵马使”。3月,起义者大败开京派来进行镇压的3000精兵。三南(1)地区纷纷响应,孙清自称兵马使,据庆尚道伽耶山起义,李光据庆尚道东部弥勒山起义。明宗与武臣政权采取怀柔政策,6月将鸣鹤所升格成为忠顺县,并派出县令、县尉。但起义者仍占据公州继续战斗。9月,开京派来宣慰使招降起义者。1177年1月,亡伊、亡所伊受骗去开京议和,但被押送还乡。3月,亡伊、亡所伊再度起义,攻下骊州、镇川、牙山等地,清州55县除首邑外尽为起义者所占。但是,在形势对起义者十分有利的关键时刻,亡伊再中开京两班贵族的诡计,派人前去谈判。7月,亡伊、亡所伊被捕,起义军瓦解。

1177年5月,西北地区爆发人民起义,以金旦、曹忠、康畜为领袖,占据西京(平壤)。7月,西京起义者大败官军。8月,武臣政权遣军进攻西京,金旦等被杀。9月,起义者撤至妙香山,编为中、前、后三军,坚持战斗。武臣政权又派八名将军率军来攻,康畜、曹忠于10月、11月先后投降,西北起义军失败。

1193年7月,金沙弥率众据云门山(庆尚南道清道郡)起义,进攻州县。武臣政权派大将军全存杰率军前来讨伐,连遭惨败,全存杰自杀。11月,武臣政权派上将军崔仁为兵马使,分兵左右两路进攻云门山,同时施展诱骗收买手段分化起义者。翌年2月,金沙弥受骗赴敌营,遭杀害,起义军怒斩敌将史良柱。起义军改由孝心领导,同月在江陵遇敌伏兵大败。4月,起义军在密城楮田村再次失利,被俘、被杀者达七千余人。8月,孝心派李纯赴敌营请降。12月,孝心被俘,云门山起义失败。

1193年,开京私奴万积等六人常在松岳山会集公私奴婢,密谋杀崔忠献,焚烧贱籍,提出“使三韩无贱人”的口号,并准备夺取政权,约期在普济寺聚会,但因韩愈忠家奴告密事泄,万积等百余人遭捕杀。

上述这些人民起义,一般都缺乏必要的准备,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各地起义军未能相互配合,一些领导人又往往发生动摇,因此均告失败。但是,起义人民的斗争,沉重打击了高丽王朝及其武臣专权的封建统治,也有力地冲击了最落后的奴婢贱民制度。起义者用鲜血昭告高丽人民,残忍狡猾的封建军事专政是不会长久的。

(1)“三南”指忠清南北道、全罗南北道和庆尚南北道。

蒙古入侵和高丽的衰亡

高丽统治者残酷镇压人民起义,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因而给外族入侵以可乘之机。13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兴起的蒙古帝国,发动广泛的征服战争。在联合高丽合击契丹以后,强迫高丽纳贡,并以战争相威胁。高丽人民乃组织义兵,反对外来侵略者和屈辱媚外的武臣政权统治者。1225年1月,义州义兵在鸭绿江边杀死蒙古使节,蒙古大汗即以此为借口断绝国交。123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派撒礼塔率军进攻高丽,掳掠州县,进围开京。高丽军民在各地奋勇抵抗侵略者。龟州人民在兵马使朴犀指挥下坚守城池四个月,打退蒙古军的六次进攻,连从军多年的一个蒙古将领都不得不承认守城人之坚决,说他“历观天下城池攻战之状,未尝见被攻如此,而终不降者”。但是,苟且偷安的高丽统治者却与侵略者议和。蒙古军撤走,勒索大量贡物。翌年7月,以崔禹为首的高丽政府迁都江华岛,以避蒙古。从1232—1259年,蒙古军又前后五次大举入侵,高丽人民坚持抗战,一再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232年,入侵蒙军统帅撒礼塔在处仁(今京畿道龙仁)被箭射死,蒙军失去主将,狼狈逃窜。忠州人民多次重创蒙军,奴婢成为抗敌武装中的主力。蒙古侵略者一面大举进攻,一面诱降。l250年,蒙古军侵占高丽西南地区,江华岛的物资供应陷于危机,高丽统治者中间发生内讧。1258年,崔氏政权第四代执政者崔谊被推翻,高宗投降蒙古,于1270年还都开京。蒙古在开京设置“征东行省”,派达鲁花赤监督高丽国政,勒索贡物。又强迫高丽国王娶蒙古公主为后,送王子到大都做人质,王死后归国即位。更以高丽为侵略日本的基地,强征兵员、工匠、军粮、船只,两次侵略日本。14世纪,朝鲜半岛南部又不断遭到倭寇的侵袭,三南沿海地方“萧然一空”。

高丽后期,封建剥削愈益残酷,土地兼并更加严重,造成民穷国困的严重后果。《高丽史·食货志》概述从毅宗、明宗武臣开始专权和高丽投降蒙古以后政府财政困窘、征课无度、兼并猖獗、经济凋敝的景象说:“毅、明以降,权奸擅国,断丧邦本,用度滥溢,仓廪殚竭。及事元,诛求无餍,朝觐、馈遗、国赆等事,家抽户敛,征科万端。由是户口日耗,国势就弱,高丽之业遂衰。叔季失德,版籍不明,而良民尽入于巨室,田柴之科废而为私田,有权力者田连阡陌,标以山川,征租一岁或至再三,祖宗之法尽坏,而国随以亡。”

1356年,高丽趁元朝衰弱之机,遣军分向西北、东北两面进攻元朝,占领了在中国元朝开元路双城总管府管辖下旧铁岭以北、咸州以南的八州五镇。明朝建立后,着手收复被高丽夺取的旧铁岭以北之地,于1388年派兵到铁岭东北部设三万卫于斡朵里(今朝鲜咸境北道会宁),在铁岭西部设铁岭卫于江界(今朝鲜慈江道江界)。高丽国王辛隅和宰相崔莹派大将曹敏修、李成桂率军进攻中国辽东,以为抵抗之计。明朝政府为了集中兵力防守辽东,不得不将三万卫后撤到今辽宁开原,将铁岭卫后撤到今辽宁铁岭,于是鸭绿江和图们江开始成为中朝两国之间的界江。同年,李成桂从鸭绿江威化岛回师开京,发动政变,废国王辛隅,放逐宰相崔莹,立辛昌为王。翌年又废辛昌,立恭让王,自掌军政大权。1392年,李成桂再废恭让王,自即王位,次年改国号朝鲜,1394年迁都汉城,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李朝的封建统治从此开始。

(四)前期李氏朝鲜

田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高丽末年,面对猖獗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两班贵族中出身中小地主的新官僚,要求抑制兼并,改革田制,得到李成桂的支持,形成田制改革派。1390年9月,李成桂下令于开京市街烧毁公私田籍。翌年登录全国土地,共79.8万余结,在地主范围内重新分配,将在京供职的官员分为18科,在京畿一带授予科田,第一科得150结,依次递减,至第18科得田10结。京畿以外各道置军田以养军士。各道官员和地方土豪(“闲良”),不论资品高下,随其本田多少,各给田5结至10结。还有功臣科田。这几项均属私田。各级官衙仍保有公田。所有未被分配的土地由国家控制,亦属公田。公私田都由国家农民(“良人”)佃种,田租水田1结纳糙米30斗、旱田1结纳杂谷30斗。除国王陵寝、仓库、官司、公廨、功臣田以外,凡受田者皆纳土地税,水田1结白米2斗、旱田1结黄豆2斗。这就是所谓“科田法”。

李朝科田法和高丽田柴科都是封建土地国有制的一种形式。田柴科授田只准终身占有,身死还田,少数功荫田柴可以世袭,受田者免纳租赋。科田法授田则允许世袭,犯罪也不没收,地主对土地的支配权比田柴科增大,但需向国家缴纳租税。李朝实行科田法,暂时抑制了兼并,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税收和兵源,从而巩固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土地关系的重新调整,国内政局的相对稳定,北部边境的安全,为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高丽末期,全国共有耕地和荒远田79万余结,到15世纪初增加到100万结,有人口18万户。15世纪中叶,耕地达到160万结,人口达22.6万户。农业生产进一步改进了耕作方法,采用秋耕、深耕、压绿肥、小株密植、多铲多耥等耕作技术,增加了农作物的种类,轮作制代替了休耕(易田)法,水稻由直播改为移秧,京畿一带的水稻品种多达24种。水田实行麦稻连作制,旱田实行麦豆连作制。农业的收成明显增多。

手工业和商业较前朝亦有发展。1399年(定宗元年),首都汉城钟路(云从街)设立官方商业组织“市廛左右行廊”,简称“市廛”,亦称大市。由官府修建店铺,租与商人,并给以独占经营一定商品的特权,令其按规定价格供应官府各种用品,其种类依政府需要,因时而异。各廛都建立行业组织,称为“廊中”,加入者需交入会金,并按卖钱额在公共积累中所占的比重缴纳会费,称为“分税”。政府则向市廛征收“公廊税”。市廛组织还享有逮捕侵犯其特权的“乱廛者”,没收其商品,甚至加以处罚的特权。此种市廛制度独占城市商业,压抑私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15世纪以后,各地的行商和定期市集逐渐增多。李朝政府发行金属货币“朝鲜通宝”和纸币。但是,由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微弱,一般仍然使用米谷、棉布或麻布作为交换手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加强

l400年(定宗二年),李氏朝鲜实行官制改革,中央国家机关设承政院、议政府、六曹(六部)和三军府。承政院咨询国事,权力较大,有时甚至凌驾于议政府之上。议政府源于高丽的都评议使司,由文职高官组成,掌管中央政务,其权力不久即被缩小,各项政务分别由沿袭高丽以来的六曹署理,但需经议政府审议。1400年,废除高丽以来的私兵,军队均归国家控制,并实行军事与行政分离,以三军府为执掌军权的最高军政机关,此后数经更改,至1467年改置五卫都总府。

1461年(世祖七年),世祖(l455—1468年)鉴于前朝法典不统一,遂命崔恒等编摹《经国大典》,1469年(睿宗元年)修成,1471年(成宗二年)颁布出版,共六卷,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典。此后数经修订。《经国大典》是李氏朝鲜的基本法典,举凡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财政、军事、刑律、教育等,均有详细的规定,一直通行到李朝末年。

李朝封建社会的等级区别森严而又复杂。最高等级两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等级。其下的“中人”和“胥吏”两等级都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中人主要担任翻译、医药、司法、财政等方面的官职。胥吏是中央和地方各种衙署的官吏。被统治阶级中的一般平民称为良人或常民,其次是身良役贱阶层。这两个等级虽然都具有自由人身份,但都不得为官。再次是奴婢,有公奴婢和私奴婢两种,其地位接近农奴。处在社会最下层的是贱民。

李朝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从1407年起实行邻保制度,后改称五家作统法。其法以五家为一“统”,设统首(统主);五统为里,亦称洞或村,置里正(里长、洞主、村首);集若干里为面,置面长(面任)。面长、里正从本地乡民中选任,多为本地土豪。邻保之上是封建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从1413年起又推行号牌法。在编制户籍登记户口时,由政府颁发给16岁至70岁的居民每人一块牌子,上面烙有官府印记,名为号牌,犹如身份证。常民号牌用杂木制作,上记姓名、住址、面貌和体态特征,是一种隶属关系和身份卑贱的标志,目的在于控制户口,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源。两班高官号牌用象牙或鹿角制作,只记官名、显位,是一种荣誉和特权的标志。此后数经废兴,多有反复,并未彻底实行。

15世纪中期,由于两班贵族土地兼并的加剧,科田法日趋紊乱,私田逐渐膨胀。李朝自建国以来,不断分给两班贵族以世袭的功臣田、别赐田。1466年(世祖十二年)又实行“职田制”,即分给在职官员以一定面积的收税地。但兼并之势有增无减,职田制也不能维持,到16世纪中期便被废除。王室和两班贵族公然强占民田,广大国家农民纷纷丧失土地,或成为私人佃农,或沦为奴婢。15世纪后期,全国的公奴婢达到26万人之多。农民、贱民、公私奴婢或者逃亡到深山海岛,或者群起抗租抗税,进而掀起新的武装起义,其中声势最大的是1467年5月咸镜道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号召取消号牌法和扩增军额、增加捐税等各种压迫、剥削措施以及肃清贪官污吏,起义不到十天就处置了全道的各级官吏。但是,由于土豪混进了起义队伍,领导人又采取了撤退主力的战略,到8月间起义遭到失败。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各地时有发生。

15世纪末,李朝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中不断发生党争。燕山君在位时(1495—1505年),朝中两班官僚(勋旧派)唆使国王大杀以儒学为标榜的政治集团(士林派),揭开了长期党争的序幕。16世纪后期,士林派在朝中得势,对敌党大肆报复,内部又互相倾轧,政治日趋混乱,国势极度衰弱,军备长期废弛,日本丰臣秀吉乘机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壬辰卫国战争

16世纪90年代初,日本完成了政治统一。日本当权者丰臣秀吉适应大封建主掠夺和扩张的要求,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战争前夕,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大明,使其四百州尽化吾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暴露了他的侵略野心。

1592年,日本侵略军多达16万至17万人,相继在釜山登陆,大举侵略朝鲜。l592年是干支纪年的壬辰年,朝鲜史学界把从这一年开始到1598年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称为“壬辰卫国战争”。

战争初期,由于朝鲜武备松弛,各级官吏惊慌退却,致使敌军深入朝鲜国土,20天就占领了朝鲜首都汉城,并分兵侵略各地。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日军向西北面侵入平壤,东北面深入到咸镜道北部,在南方占据了京畿、忠清、庆尚各道的许多州郡。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和反抗。

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朝鲜人民自发组成义兵,到处打击敌人。同时,李舜臣将军指挥朝鲜水师,装备有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龟船战舰,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东南沿海一带给予敌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5月初到7月上旬,李舜臣水师在巨济岛玉浦、熊川、合浦、泗川、唐浦等地,特别是在闲山岛的三次大举出击,与敌舰队进行多次海战,击沉敌大小舰只三百五十余艘,打破了敌军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牵制了敌军的北进,不仅保卫了北方国土,而且保住了粮饷基地全罗道,为尔后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朝鲜政府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深知援救朝鲜实为保中国,乃于1592年7月先派兵5000支援朝鲜。年底又派李如松等率军43,000增援。朝中军队合力奋战,于1593年初收复平壤城,敌将小西行长率残部南逃。朝中军队乘胜追击,李如松派兵焚毁敌军粮站。朝鲜各地义军四出袭击敌军,切断敌军运输线。敌军大量伤亡,补给困难。4月中旬,侵占汉城的敌军被迫南逃,退守东南沿海一隅。朝鲜国士大部光复。

日本侵略计划被挫败以后,为了争取喘息时间,提出议和。明朝政府为了谈判能顺利进行,主动将大部分援军撤回国内。和谈从1593年秋开始,日方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均被朝中方面严词拒绝。谈判拖延三年,最后终于破裂。

1597年1月,日本又动员14万陆军以及拥有数百艘战船和数万兵力的海军,水陆并进,再次侵略朝鲜。朝鲜国内由于党争,李舜臣遭诬陷被撤职,继任水师统帅腐败无能,战备松弛,海军战斗力极度削弱,在7月中旬的一次海战中,朝鲜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敌军很快占领了朝鲜海军要塞闲山岛和西南地区,朝鲜再次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明朝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再次派大军渡过鸭绿江,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9月上旬,在忠清道稷山一带给予北犯之敌主力毁灭性打击,制止了敌军的北犯。9月中旬,重新被起用为水军统制使的李舜臣,率领朝鲜海军十余艘战船,在鸣梁海峡与三百余艘战船组成的日本海军展开激战,取得击沉敌船百余艘、歼敌四千余人的辉煌胜利。1598年,明朝再派大军入朝参战。在中朝军队海陆两方面的连续打击下,日本侵略军屡战屡败,被压缩到南部沿海的狭窄地区。8月,丰臣秀吉在进退两难中忧急病死,遗嘱日军速从朝鲜撤退。11月中旬,朝中海军在露梁截击败逃的敌军。李舜臣指挥朝鲜海军与陈璘统帅的明朝海军协同作战,击沉了敌大小战船两百余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和明朝老将邓子龙都在露梁海战中壮烈殉国。朝鲜人民坚持七年之久的壬辰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17世纪前期的朝鲜

日本的侵略使朝鲜国土遭到严重的破坏,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壬辰战争后,朝鲜全国保有的耕地仅相当于战前一个道的耕地面积,人口锐减为战前的六分之一。首都汉城的人口由战前的八九万户减少到三四万户。由于经济残破,人口大减,人民大众所受的封建剥削更重了。在常规的封建租赋外,战时为补充军饷而征收的“三手米”(1),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成了经常税,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更加复杂激烈,使人民备受磨难。

17世纪前期,李朝政府采取安顿流失人口、出贷农具和种子、输入外国耕畜、奖励开荒、维修水利等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全国耕地从17世纪初的四五十万结增加到17世纪中叶的130万结。

16世纪后期,中国少数民族满族兴起于东北。从1583年起,建州卫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老城)建立后金地方政权。1618年,明朝政府出动大军进攻后金,同时联络朝鲜出兵助战,结果被后金所败。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并准备大举进攻明朝,以夺取全国政权。后金新汗皇太极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于1627年出兵打败朝鲜,朝鲜请降,双方议和签订《江都和约》,其中明确规定了朝鲜在后金与明朝之间严守中立的立场。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同年率10万大军入侵朝鲜。翌年,朝鲜国王被迫再度请降,接受承认作清朝藩属的条件。1644年,清军攻入山海关,迅速夺取了全国政权。清初与朝鲜之间继续保持自明朝洪武、正统年间以来的鸭绿江、图们江边界。

(1)“三手米”是壬辰战争期间为了补充训练炮手、射手、杀手的军饷、军费而向农民征收的临时附加税。

(五)中古时期的朝鲜文化

文化教育

朝鲜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秩序,加强思想统治,极力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用以教育贵族子弟,造就各级官吏。682年(神文王二年),新罗在首都庆州设立国学,由博士助教讲授儒家经书,招收15岁至30岁的贵族子弟入学。788年(元圣王四年),开始实行选官考试制度,称为“读书三品出身科”,主要考试科目是儒家经典和汉文。新罗政府还经常派贵族子弟到中国留学,仅840年(文圣王元年)一年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之多。有的新罗留学生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9世纪后期留学中国的新罗大儒崔致远,在中国期间著有《桂苑笔耕》20卷,是保存至今的朝鲜最古老的文集。930年(太祖天授十三年),高丽在西京平壤设立学校,置书学博士,招收两班贵族子弟入学,教授儒学。958年(光宗九年)首次实行科举考试。992年(成宗十一年)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沿及李朝,不仅政府举办官学,名儒学者也纷纷创设私学书院,有的在院学生多到上百人。儒生们以书院为中心,结成朋党,参与政治斗争。17世纪以后,朝鲜出现了标榜实事求是的实学。

朝鲜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编修史书。百济、新罗的官修史书早已湮没无存。11世纪初,高丽政府延揽学者编纂历代史书。当时,高丽已经继承了包括平壤在内的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大部分旧域,而后朝修史系在本朝疆域上追溯以往,所以不仅把新罗、百济,甚至把高句丽也作为本朝的前朝,于是为修成的史书冠以“三国”之名,编成了《海东三国史》、《旧三国史》等史书,但未见流传,而“三国时代”的名称由此肇端。1154年,金富轼以此前有关“三国时代”的史书以及中国史籍中有关朝鲜半岛的历史记述为基础,编成一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共50卷。这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朝鲜史书。13世纪,僧人一然又撰成《三国遗事》。李朝初期,依据高丽历代实录,历时60年,编纂成《高丽史》135卷。1485年,徐居正编成一部迄高丽末年的通史《东国通鉴》57卷。李朝历代国王都修前朝实录,此后积26代,合成《李朝实录》。

宗教

自从佛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崇尚佛教。新罗、高丽、李朝各兴修了许多佛寺。一些有学问的僧侣研究佛学,出国朝圣并求取佛经。前期新罗就有僧人赴唐,其中阿离耶跋摩到唐后,又经由陆路去印度,抄写了许多贝叶佛经,但在归国前病死。此后相继去印度的僧侣中,最有名的是慧超。他于8世纪初到唐,经南海,转赴印度,巡礼五天竺佛教遗迹凡8年。更由印度西北部西行到伊朗、阿拉伯、叙利亚各国,然后折返东方,经中亚、新疆,于722年回到长安,后来病死在五台山。慧超精通汉文和梵文,翻译过佛经,著有《在五天竺国传》三卷,记述长期旅行的见闻。这部书是研究中亚和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已残缺不全。

科学技术

印刷术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以后,在高丽王朝时期有很大的发展。高丽政府设立清燕阁和西京修书院,作为搜集、保管图书的机构。又设秘书省,专管缮写、出版各种书籍。11世纪时,高丽政府花费巨大财力和人力,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雕版印刷了大藏经六千多卷,但1232年被蒙古军烧毁。几年以后,高丽政府又着手重刻复印大藏经,其书版共有八万六千多张木版,因而俗称“八万大藏经”,一直保存至今。大藏经的出版,显示了高丽时期的印刷术和印刷规模。大约与此同时,朝鲜人在世界历史上首创了金属活字印刷术。

朝鲜字母的创制是中世纪朝鲜文化的重要成就。朝鲜自从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长期使用汉字、汉文。7世纪时,新罗学者薛聪曾创造出用汉字标记朝鲜语中的助词和助动词的方法,辅助阅读汉文书籍,叫作“吏读”。但是,这种文字的言与文不统一,不易普及。李朝初期,世宗(1419—1450年在位)在宫中设立谚文局,召用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人制定“谚文”。他们研究了朝鲜语音,参考中国音韵学,创制出28个字母,包括11个母音字母和17个子音字母,于1443年公布使用,称为“训民正音”。朝鲜从此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一直沿用至今。

中世纪朝鲜在天文学、医学方面有显著成就。7世纪初,新罗首都庆州就建筑了天文台。8世纪时又创造了天文观测仪器和漏刻器,并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12世纪时已经观测到太阳上的黑点。15世纪时,朝鲜人发明了利用水力计时的自击漏,并有报时装置,能准确标报出时刻。1442年发明了最早的测雨器,比1639年意大利人本尼迪克特·卡斯特利发明的测雨器约早200年。当时朝鲜还建立了地方定期报告雨量的制度。中医传入以后,朝鲜学者精心研究,编成很多医学书籍,17世纪成书的《东医宝鉴》,集朝鲜医学之大成,颇受中、日两国医药界的重视。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