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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地方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受到一定影响 （一）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向国内传导，地方和企业面临困难增多 （二）国际营商环境有所恶
今后五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第一个五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将发生复杂而深刻的重大变化。总体上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许多风险挑战，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为“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之年。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给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重大冲击。我国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一个是疫情冲击前所未有，一个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社会发展仍旧存在短板弱项，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不利因素增多。但与此同时，强大的国内市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良好经济基础和强大制度保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逐渐向国内传导，各地财政金融形势不容乐观，地方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受到一定影响。同时，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境外经营风险显著上升，项目推进速度放缓，获得新项目的难度加大。
过去几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普遍不如预期。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冲击，大多数机构持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2020年6月，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各自发表年中报告，预估2020年全球将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两家机构对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分别为下降5.2％和6％。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认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经济将下挫10％左右，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前，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负增长的情况较严重，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降幅将分别达到6.1％、9.1％和6.1％；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疫情形势愈加严峻，全球经济未来的恢复之路道阻且长。
通过价值链、生产网络与贸易网络，我国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因此也正在向我国传导，由于外需持续疲弱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地区的外贸企业发展受影响较大。从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地区来看，随着疫情暴发以及抗疫措施而引发的国内外市场沟通受阻，经贸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东部沿海等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地区承受较大压力，由此导致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正在增多。从外贸企业来看，目前普遍面临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订单，更影响全球供应链，导致加工贸易所必需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面临断供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需求疲软、配套不畅，经营收入和利润下滑，企业资金链可能断裂，进而出现停产关闭等情况。
疫情全球扩散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财政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调整，部分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有所恶化，企业海外经营风险有所上升。一是随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加强对外资和国外企业的审查限制。过去几年，部分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少数国家民粹力量已经上台执政，并通过不利于外国企业的法律，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的经营风险显著上升。二是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叠加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动荡或政权更迭频繁，导致一些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稳定性较差。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面临内忧外患，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和战争风险，导致其营商环境出现较大不确定性，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的投资和经营面临较大风险。三是一些国家的法律与规则不符合国际规范，存在对外资过度规制与对内资过度保护的现象。例如，在市场准入标准方面，隐性门槛、投资审查壁垒过高，极大提高了国外企业的进入成本。进口产品的质量标准变化频繁，在制定标准时较少考虑国外企业的意见，增加了国外企业进行生产调整的难度与成本。四是一些国家由于对华竞争和意识形态差异，对我国存在一定的偏见，并对我国国力不断提升保有戒惧防备心理，因此，有针对我国企业进行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随着疫情扩散蔓延，许多国家出台严格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一带一路”建设在人员、物资等方面流动往来受限，供应链和物流运输通道遭到冲击，为了控制疫情，沿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经济活动，延缓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抑制内外商务经贸活动，直接影响企业项目推进及获得新项目。一是出入境管控加强，影响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推进。受疫情管控政策影响，大部分航班取消，各国普遍采取限制措施，中方派员赴国外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技术交流、人才引进、园区考察、海外合作伙伴及供应商拜访等活动受阻，影响中方企业境外项目推进，部分项目仍处在停工状态，部分已复工项目疫情防控压力大。二是运输与劳务成本增加导致企业生产负担加重。受疫情影响，运输企业未能满负荷开展运作，市场需求大于供应，隔离和管制措施使工程原材料成本和项目劳务人员成本提高，项目的工期和实施成本受到较大影响。三是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延后或取消。受国际疫情蔓延影响，多个国家采取入境管制、飞机航班取消、旅游警告等措施，一批原计划在境内外开展的招商考察、交流学习、各类展会、人才招聘等活动已全部延后或取消，赴境外国家的招商团组也都取消或推迟，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强挑战，我国经济运行困难增多，重点领域改革仍需加力，社会民生保障压力加大，资源能源短缺局面仍未改变。“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一方面可以将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助力国内补短板、强弱项，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机会、开拓新市场，助力有效配置各类资源要素，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挑战，行业企业运行困难较多，改革需在重点领域继续发力。一是涉外经济体制推行“放管服”的改革任务依旧艰巨，在完善境外金融服务、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需要创造条件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些民营企业对国际投资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能力不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三是我国国内的市场竞争、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政策，与目前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间还有差距，需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新时代重点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必须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有效激发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一是有利于进一步调整涉外经济体制，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全面落实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政策措施，破除各种隐性壁垒，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二是有利于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质扩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三是有利于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大直接融资力度，支持更多企业利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鼓励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发展，更好服务企业融资。四是有利于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资源和科技的双重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培育更多高科技企业，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质量和效率的双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和社会民生保障带来较强冲击，我国稳岗位、稳就业和保民生的难度加大，未来几年内我国社会民生领域仍然面临较大挑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明显加大，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出现返乡苗头，中西部劳务输出地就业压力凸显，部分地区稳岗压力上升，一些地方失业再就业难度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稳住外资外贸基本盘，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创新开放体制，有利于缓解国内社会民生领域的压力，加快培育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是有利于开拓多元化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对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和稳定我国外贸基本盘发挥关键作用。2020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占我国外贸总额比重继续提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将继续在外贸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二是有利于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我国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继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化服务业、金融业、制造业对外开放，在更宽领域扩大投资合作，构建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资源要素有序流入。三是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稳定收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立足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海外市场与海外项目有利于增加国内劳动者的境外就业机会，拓展劳动者流动就业空间，从而增加居民收入以及为劳动者及其家属提供更好的保障。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炼油国和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和最大天然气进口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由国家能源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9）》预计，2050年前我国天然气消费将保持增长趋势。同时钴、铼等战略资源也主要依赖进口。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能源合作项目正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引下落地生根，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矫健，沿线国家实现能源战略对接、推动优势互补的态度愈发积极，我国能源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加强。一方面，双多边能源合作持续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系列合作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电力、油气、核电、新能源、煤炭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与相关国家共同维护油气管网安全运营，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已与29个国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发布《“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另一方面，油气管网布局不断完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油气管道和中缅油气管道一并组成我国能源的四大油气进口通道。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天然气管网整体流向“自西向东”的基础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投产，增加了“北气南下”流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天然气管网布局，与东北管网系统、陕京系统、西气东输系统互联互通，共同组成纵贯南北、横跨东西、连接海外的天然气管网格局。
应该看到，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是阶段性的、总体可控的，改变不了我国发展潜力大、韧性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共建“一带一路”有着坚实的国内发展基础，特别是我国长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和人才储备，具有超大市场规模和充足后发优势，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发展将进一步释放投资需求潜力，我国强大的国内市场已经并将继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有力助推其经济发展。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已超过16％，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人民币，对外国产品需求也持续增长。我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随着我国疫情率先得到有效控制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疫情状况逐步好转，国际贸易走向复苏，我国市场需求也将出现反弹式增长，间接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恢复。从中长期看，随着我国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我国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我国国内制造业提质升级步伐稳健，正逐步转向高端研发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而这一历史性的转型升级过程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产业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窗口期。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各个阶段的比较优势。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其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以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是这些国家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全球产业链发展报告：全球化世界中的技术创新、供应链贸易和工人》，在全球供应链地位上，2017年我国实现了对日本的赶超，取代日本成为亚太区域核心。同时，随着我国综合生产成本提高，部分外资企业将生产加工环节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一些沿线国家能够因此获益。以越南为例，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部分外资开始把加工组装厂从我国转移到越南，韩国三星电子、日本东芝、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纷纷进入越南建厂。越南投资计划部数据显示，2019年，越南预计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支出203.8亿美元，同比增长6.7％。外商对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其中尤以服装制造、电子加工等发展最为迅速。我国产业转型的外溢效应同样辐射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自中国转出的产业，正在成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制度优势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平稳渡过历次经济危机，到在疫情阻击战中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密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强大的生命力。历史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此次抗疫阻击战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部分国家各党派争斗不止、相互推诿，导致疫情蔓延，酿成了更加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我国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疫情防控过程中政令统一、步调一致，使国内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遏制，保持了社会稳定、人心安定。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从自身发展需求与全球发展大势出发，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映射出我国是一个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已完成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阶段，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开辟“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依托，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
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我国社会生产力之所以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之所以能持续释放和增强，就在于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释放了巨大的社会活力。4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同时更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提供了经验借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人均GDP只有几十美元。新中国成立70年后，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二是社会长期稳定。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我们党和国家不但顺利渡过了这些难关，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大局，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巨大吸引力与影响力，持续不断的对接热潮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同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盛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观，支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各国携手应对时代挑战的一条有效路径，也顺应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强烈愿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丰富的实践成果也将为各国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贡献中国智慧，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总的来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危与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在看到困难和挑战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疫情的冲击和影响都是阶段性的、总体可控的，改变不了我国发展潜力大、韧性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改变不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朋友圈”持续扩大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敢于直面挑战，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发展动力，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难关一定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面临衰退、大国竞争博弈加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风险高企、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常态化长期化态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循环重构、产业分工调整带动供应链价值链深刻变化，国际经贸规则面临调整重构，世界文化文明体系多元化共存深刻转变社会活动方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充满新机遇。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大势难以逆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态势更加显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发展模式和道路交织碰撞，中美经贸摩擦向多领域蔓延，“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深刻剧烈调整过程中。尽管世界多极化趋势向纵深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方向演化，但更加平衡稳定的世界新秩序尚未形成，传统世界格局中的旧问题与新格局中出现的新矛盾相互交织，加之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时有反复，世界发展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新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传统经济模式、侵蚀传统文化、动摇传统社会，诱发国际政治社会思潮深刻演变，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抬头。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使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也使另一些国家滑向“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
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国家出现贫富分化日益突出、难民潮冲击、社会撕裂等情况。这种情势不仅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困境，也可能使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再全球化、再意识形态化、再国家化的“逆周期”状态。发达国家发展遭遇诸多阻滞，内部分裂凸显，政党极化严重、种族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扩大，国际领导力受到沉重打击。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迅速上升，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成为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
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世界仍面临激烈竞争乃至局部冲突，全球范围内贫困尚未彻底根除，但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大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得到维护，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美苏冷战退出历史舞台，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两极格局和两个平行市场随之瓦解。进入21世纪，冷战结束初期“一超独霸”的国际格局严重失衡状况已经明显改观。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在当今世界不但走不通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全球大市场不断整合壮大，经济全球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各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势不可挡。世界各种力量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推动双边和区域合作又关注多边舞台。这些变化在客观上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
19世纪末期以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步拉大，这种态势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此后发生转折性变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1992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比重达到83.6％的峰值后出现稳定下行趋势，预计2024年将降至56.2％；同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则从16.4％升至43.8％。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变。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上升，打破了数百年来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局面，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经济版图，成为牵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分化特征明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进一步提升，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显著增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南方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其中，在过去20年内我国和印度实现人均产值增加2倍，所惠及的人数约为工业革命时的100倍，南方国家的崛起正以15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走向新的平衡。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显著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底发布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报告预测，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将接近60％。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进一步移向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再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世界将更加平衡和多元。
随着全球力量对比格局发生变化，各国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制度化、规则化方式公正合理有效地解决国际事务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些都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撑。未来，在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深化，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终结了两大阵营对峙局面，西方发达国家抛出了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其倡导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逐步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为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然而，“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和部分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幅倒退，过度市场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使得不少新兴经济体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很多接受西方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仍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加暴露了由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金融过度膨胀、收入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国际社会对这一发展模式的批评不断增加。陷于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更多发挥政府作用，实施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计划。
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中，有关“民主与非民主”“西方与非西方”的争论仍会时隐时现，但全球性的文明交流和人员往来已形成多元化潮流，并进一步模糊和消解传统的观念对立。在这一背景下，非此即彼、集团式的两极对立状态并不具备充分的意识形态基础。疫情期间出现的国际关系互动，尤其是大国竞争更多地以舆论交锋的形式出现，这不仅意味着围绕规则和话语权领域的斗争趋于激烈，也表明修复政治互信并探讨建立新的博弈规则将是疫情后国际政治的最大需求。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呈现竞争优势重塑、经贸规则重构、力量格局重组的叠加态势，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趋势日渐显现，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增长低迷，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劳动生产率下降、产业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人口老龄化等内部结构性问题加剧，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频发，部分国家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全球化，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风潮持续发酵，在世界范围内涌动，近年来呈加剧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失衡，不同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演变，现有全球化体系包容性不足，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滞后，加剧了逆全球化势头。而逆全球化又进一步导致全球贸易下滑、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国际经济和全球治理产生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逆全球化趋势揭示出既有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弊端，即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等多方面的失衡问题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反思、探索和引导新模式下的全球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中长期看，经济全球化大势难以改变，仍将在曲折中推进，市场经济具有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的内生动力，全球产业分工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强大诉求。
“一带一路”倡议是倡导新全球化的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以“五通”为重点，将为沿线国家经济深度互动创造条件，这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增添新动能，也成为世界多极化时期全球化转型的基础。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能够保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定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更加均衡配置全球市场资源，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分享更多经济利益，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分工，遏制逆全球化扩张势头。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充分交流合作，加强历史文化认同，推动全球开放合作、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成果共享，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
当前，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世贸组织框架下争端解决、谈判、政策审议等主要机制遭遇阻碍，全球经贸规则出现重大调整，现有多边贸易体系遭到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
一是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圈层化、排他性程度提升。随着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降低，区域主义浪潮迅猛发展，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为代表的区域性自贸协定相继出台。《美墨加三国协议》中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我国的“毒丸”条款，体现出极强的排他性特征。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世贸组织实质性作用下降。由于利益分化严重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世贸组织谈判迟迟难以推进，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停顿，影响各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三是传统贸易投资规则和治理能力落后于形势发展需要。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传统的经贸规则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在推进数字贸易以及环境、劳工等议题方面面临较多分歧，难以有效达成协定。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代表的区域性自贸协定在这些问题上虽然偶有涉及，但是对数字跨境传输、存储等领域至今尚未达成系统性的协定。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使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面临新的压力，但同时也为更好地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融入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一方面，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具有主导地位，原有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然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相关经贸规则的制定，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以求摆脱长期处于规则制定和话语权边缘化的局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各国对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抱有期待。另一方面，多双边贸易协定成为构建国际经贸新体系的重要平台，高标准广覆盖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逐步成型，既抬高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也进一步推动我国适应并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我国构建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线的国际经贸规则新体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多边主义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仍是主流，国际社会期待更有责任心的大国来承担更大的使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和国际规则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构建和平发展新范式。
为此，我们应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抵制保护主义，深度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签署，加快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中的核心作用，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20世纪上半叶，人类接连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全球治理框架。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安全、人类发展、世界人权和社会正义等方面，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持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为稳定世界经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方面持续作出重要贡献。伴随着全球治理中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的出现，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等为代表的治理机制不断补充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功能，为解决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提供了新方案。
全球治理框架的建立为战后世界70多年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前，虽然这一体系的基本架构仍在发挥有效作用，但是诸多机制、规则和运作方式既无法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还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一是全球治理体系亟须增加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仍由发达国家牢牢把持，二十国集团虽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仍未被充分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但发达国家却不愿承担相应义务。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增加其全球规则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呼声日趋强烈。二是全球经贸规则面临多边、双边、诸边主导之争。当前，各方均在积极争取世贸组织改革的主导权，同时为追求规则制定的效率和约束性，也在积极推动诸边和双边经贸谈判，加快自贸区商签进程。多边贸易规则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电子商务、补贴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边境后规制领域成为谈判交锋的重点，反映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和趋势。三是气候变化、金融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相关领域的合作机制、合作规则和合作网络加快构建与完善，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增多的挑战已成必然趋势。四是恐怖主义威胁未除，地区冲突战火难息。总的来看，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适应与不对称性。这种不适应、不对称进而演变为个别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这股逆流扰乱全球治理，威胁世界和平稳定。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务实的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选择，通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区域市场融合，使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构建起一个新全球化的网络，在逆全球化趋势下，构筑起防波堤和避风港，搭建起多边合作、多边共享、多边共担的发展新模式。同时，包容互鉴的理念和精神充分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不断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提供了解决文明冲突的钥匙。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要发挥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的作用，不另起炉灶或另搞一套新机制，不仅不会与现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产生竞争或冲突，反而能够起到补充和强化的作用。我国倡导国际金融多元发展，发起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已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我国倡导与沿线各国开展经贸投资务实合作，积极推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自贸区谈判，为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发展提供新的有利条件。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我国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和有力抓手，将自身资本、技术和优质产能与各国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衔接，推动沿线国家发展经验互鉴和发展资源共享，不断扩大利益契合点和交汇点，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经济互补性和差异性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力引擎。
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治理，特别是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大国的国家治理。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出现民粹主义浪潮表明这些国家的国内治理出了问题。面对内部矛盾，一些国家不是通过缩小分歧、凝聚共识来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激发民粹主义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通过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推卸国际责任缓解国内危机。这些做法对推进全球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如果一味强调发展道路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分野，事实上将进一步加剧国家冲突的可能，同时让冲突变得难以妥协。
一方面，保护主义再次抬头使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较难实现实质性突破，阻碍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历史经验表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方，无一例外地会遭受对手方的反制，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双输。少数国家升级经贸摩擦、提高关税水平，滥用国内法开展单边贸易调查，相关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导致全球经贸秩序紊乱，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殃及各国企业发展和人民福祉，使全球经济落入“衰退陷阱”。保护主义以及相关的投资限制、技术封锁、金融压制等，还将导致全球供应链成本增加，影响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另一方面，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有可能加速。从规则制定到国际产业体系分工，全球化在世界市场和有关国家内部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平衡、不均衡、不平等问题，是导致保护主义兴起的直接诱因。此外，移民问题也是推动逆全球化浪潮的原因之一。移民问题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隐患，使得民众不安全感增强，导致移民接纳国民众将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诉求强烈，“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可以依据自身优势平等参与，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谐的合作诉求、日益完善的合作机制，将为沿线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贸易投资机会，在造福沿线国家的同时，有力对冲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重新抬头带来的不利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大概率陷入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动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受挫，部分风险隐患集聚，“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动能不足，贸易保护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也逐渐显露出其负面影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本已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融入全球贸易链和产业链，经济深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在多重外部冲击下，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情况。
具体来看，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外部性特征明显。因国内资本积累不足、技术实力薄弱，外国直接投资对部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部分国家对外贸和外国资本依赖度较高，受贸易保护政策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外部需求萎缩、大宗商品价格跌至低位以及全球资本流动减缓，成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掣肘。疫情显著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从需求端、生产链、供应链、资金链等环节冲击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部分国家面临较强资本外流风险。同时，在外需大幅萎缩的情形下，国际能源价格将带动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行，对中东、中亚等主要能源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推动量化宽松政策，但是因避险情绪强烈，资本外流压力加大，沿线国家面临较大的货币贬值压力，政策空间受限。沿线国家财政平衡和债务负担恶化，实体经济发展受挫，部分国家金融体系处于脆弱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将使沿线国家财政收入受创，公共卫生和经济救助支出压力上升，沿线各级政府赤字率和负债率普遍上升，特别是部分深受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失衡困扰的国家，因债务负担沉重、缓冲能力薄弱，国家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巨大的正效应，也难以避免会产生一些负效应。正效应主要体现在增长方面，负效应主要集中在分配问题上。当前，世界范围内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泛起，逆全球化行为此起彼伏，给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影响。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其获益要大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开放，使得其产业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金融体系也完全暴露在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之下。过去30年，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GDP差距扩大近120倍。
经济全球化的负效应是市场失灵在世界范围内的体现。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主要由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主导推动，过度强调市场作用而忽视政府作用，在规则层面重自由而轻监管，在目标层面重效率而轻公平，国际上不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国内不能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结果是，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全球金融治理难以化解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全球发展治理难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的需要。这是经济全球化在分配问题上的负效应持续累积的根源。
目前，世界各国在经济再平衡上难以达成共识，发达国家仍依赖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分布广，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差异大，各国经济形势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虽然有加剧之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是其深入发展大势不会根本改变。全球已经形成高度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网络，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基于信息流和服务流的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北美、东亚和欧洲三大区域供需网络基本成型，国际经贸规则深入边境后领域，经济全球化的新模式、新动能、新规则正在形成，世界经济最终走向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
共建“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一些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趋势加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变为贡献者和引领者，“一带一路”建设为区域及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正能量，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增添新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合作共赢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应秉持的核心理念，并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实施路径。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渠道，破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是我国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实际行动，以此促进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为经济全球化打开新局面。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实质上助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深刻调整，但全球治理体系、贸易投资规则以及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滞后，难以适应新需求、解决新问题。“一带一路”建设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持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代表性、发言权和参与度。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可能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但也有助于我国发挥产业门类全、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我国面临的技术“卡脖子”、国际产业竞争加剧等问题开始凸显，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巨大提升，有底气、有信心应对风险挑战。此外，由于技术进步生产组织方式将向平台化、分散化方向发展，传统产业模式面临挑战，我国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方面优势有望得到发挥。
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影响，全球产业链中多种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产成品等出现不同程度的断供现象，对多国经济社会稳定运行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部分国家开始出现产业本土化倾向，其干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意愿上升。多国把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目标，着重关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可靠性、完整性，并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为经济运行安全自主提供保障。例如，2020年4月，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可靠性，日本推出总额达2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用于补贴从中国转移至日本本土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同期，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相应政策优惠。各国推动产业本土化的举措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可能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就业、出口等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也应看到，我国具备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可以依托自身产业门类全、国内市场大、综合成本低的优势，全力以赴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优化供应链体系，确保铁路、航空、海运等物流大通道畅通，同时以此为契机，倒逼自身增链补链，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大力推动补短板、强弱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韧性。
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引领，包括物理、信息、生物等多领域科技突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蓬勃兴起，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重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科技竞争也不断强化。目前，我国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互联网、高端生产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仍依赖进口，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开始对我国实施包括企业制裁、出口管制、人才封锁、投资限制在内的极限施压措施，甚至禁运部分核心零部件，技术“卡脖子”问题已经凸显。例如，美国商务部2020年5月15日以华为“破坏”实体清单为由，全面限制华为使用“以美国技术设计和生产的产品”。
但是也应看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相较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巨大提升，有基础、有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脱颖而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创新能力排名继续攀升，从2018年的第17位升至第14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30名的国家，且理工科人才储备、专利数量、高技术产品出口等重要指标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位居世界第二；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2.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5.1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2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9.5％。当前，中国已在无人机、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纳米科技、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以上成就也是我国有信心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所在。
得益于新材料应用以及智能机器人、网络协作生产服务、3D打印等全新工序，经济组织将改变集中化、扩张化趋势，代之以平台化和分散化，从等级结构变为点面结构，新型“小手工作坊”或将再度兴起并成为主流生产形态，与之相伴随的是组织内部的大幅度扁平化。据阿里巴巴达摩院估计，到2046年80％的国际贸易将由小企业和个人主导完成，个性化、定制化消费将取代大规模、排浪式消费成为主流消费模式。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具有自主控制能力、自我学习能力和自行优化能力的智能工厂很可能成为主要的制造形式。在这种智能工厂中，从需求分析到设计生产计划再到具体的优化工序很可能均以机器为主完成，人则主要在和机器的合作中从事一些创造性工作。这将彻底改变大多数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装配工人、驾驶员等一些传统职业可能逐步消失。
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开发、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特别是“5G+新一代人工智能”向各行业各领域大规模渗透，推动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目前来看，中国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上走在世界前列。据《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4》评估，中国在G20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排名中紧随美国之后，位居第二。其中，中国在数字经济指数和数字服务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一。在人工智能领域，Tortoise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指数（Global AI Index）对全球54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研发能力进行排名，中国同样位居第二，并可能在5至10年内超越美国。在5G领域，2019年11月中国正式启动5G商用，预计2020年底将建设完成超过60万个5G基站。中国在新兴产业的优势，同时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去积极外溢效益。中国科技企业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在疫情期间，大力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数字支付业务，在六个域内主要国家间接支持了11家数字支付品牌或电子钱包，截至2020年，总注册用户已达1.5亿个。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搭建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信息化服务，最终也将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新兴产业模式发展。
当前，世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深入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一带一路”建设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为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相互启迪拓展了新空间。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尽管西方文明仍有较强竞争力，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影响力逐步扩大，各类文明更加平等地交流、碰撞、合作的态势日益明显，形成百花齐放、百川竞流的格局。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正在日益彰显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倡议。我国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人类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提出解决当今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视角。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融合了东西方智慧，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文明的当代思想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世界发展大势，我国直面风浪，勇于学习，在风口浪尖中碰撞、融合、成长，表现出对世界发展趋势认知的日趋成熟，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自信。进入21世纪，世界科技革命新浪潮再次凸显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跨文化的交流合作已经日益普遍，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方案越来越赢得世界各国的青睐。
在上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全球最终需求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正是发达国家旺盛的需求牵引着过去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然而，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城镇化已完成，虽然仍然占据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但受制于人口老龄化、政府和居民债务负担沉重等长期结构性问题，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难有明显改观。与此相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尚未完成，未来经济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全球最终需求将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发展中国家有望占据全球最终需求的“半壁江山”，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的测算，1995年、2007年、2017年、203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最终消费中的比重分别为81％、74％、62％、49％，呈下行趋势，发展中国家分别为19％、26％、38％、51％；其中到2030年，我国在全球最终消费中比重将达到16％，比2017年提高6个百分点。
同时，当今世界处于以信息化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正迎来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2013年，麦肯锡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列举了可能改变未来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12项颠覆性技术，其中大部分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轮信息革命对生产方式的深刻影响，表现为信息化带来的产业技术路线革命性变化和商业模式突破性创新，进而形成信息技术驱动下的产业变迁、企业组织形态重构以及就业和消费方式变化。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形态数字化、产业组织平台化，都会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后发国家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完善对平台企业的规制，提高劳动者的适应性就业能力，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就完全可以成功实现追赶甚至超越。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社会活动方式出现了三次显著变化。一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我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和贸易分布格局，帮助占全世界一半左右的亚洲人口摆脱贫困，促使大量亚洲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这一进程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东移和“亚洲世纪”的来临。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期内，亚洲仍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器，这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城镇化。第三世界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对相关国家的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习惯调整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普遍在城市治理理念、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继续更新换代，使得“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能够进一步发力，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三是信息化革命加速发展演进。信息化革命极大程度上完善了全球贸易体系，使全球主要城市人口能够共享同一种流行文化，拉近了相关国家之间的民心距离，为构建联通欧亚大陆的贸易大通道创造了条件。未来几年，以上三大趋势将进一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变革，也为我国企业深度参与沿线国家建设创造了历史机遇。
人口是慢变量，却是决定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近百年来，全球人口在爆炸式增长的同时，结构发生深刻改变，三大趋势日益凸显。一是老龄化，尤以发达经济体最为突出。联合国数据显示，1950年至2015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5.1％升至8.3％，同期发达经济体该比重从7.7％升至17.6％。二是发达国家人口占比下降。1950年至2015年，发达国家人口全球占比从32.1％降至17％。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内部普遍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富裕人口占全球比重下降更加明显。三是国际移民迅猛增长。2017年全球移民和难民存量已达2.57亿人，较2005年增长35.2％。在这三大趋势下，世界生产方式、消费形态乃至社会心理都在发生深刻改变。美欧发达经济体多元民族、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各种文明加强融合的同时，摩擦与矛盾也日益显现。这成为发达经济体内部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对外政策趋向保守乃至文明冲突论再次登场的重要社会根源。
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来看，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虽然现阶段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尚未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在未来20年中，这些国家同样面临劳动人口走向衰老的问题。具体而言，可以按照老龄化程度将沿线国家分为以下类别。一是老龄化较严重的国家。这些国家面临长期的政府收入下降和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国内市场在没有充足劳动力涌入的情况下，增长潜力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可推动与沿线国家签订劳务输出框架协议，促进人力资源按照相关框架协议进行有效配置。二是部分沿线国家为年轻型人口结构，国内普遍存在青年就业问题，市场潜力无法被直接挖掘，需要优先开展就业培训，以便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向相关国家转移。三是老龄化阶段处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大部分沿线国家，同样面临着老龄社会即将到来的挑战，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继续加强养老、医疗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安全风险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而疫情蔓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有关风险。同时，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活动、网络犯罪等威胁日益加剧，各国亟须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安全保障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部分地区受制于大国博弈和民族宗教矛盾，政治风险高企，局部地区有冲突升级迹象。具体来看，中东是沿线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但在多方因素约束下，爆发大范围、高烈度军事冲突及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美国推出“新中东和平计划”再度加剧巴以冲突，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及放开难民边境，令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及欧美关系更趋复杂。除中东以外，民族宗教矛盾、边境领土冲突以及大国政治博弈仍是其他部分沿线国家的长期安全隐患。印巴边境克什米尔地区紧张局势仍有可能加剧。乌克兰因俄、美等主要大国政治博弈以及国内突出的民族矛盾，政局稳定性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沿线国家政治形势影响利弊皆存。一方面，抗击疫情成为多数沿线国家首要工作，国内各政治力量能够暂且达成一致共同抗疫，国内政治集会活动暂停，对国内政治局势起到降温作用。另一方面，疫情对沿线国家经济运行造成了严重冲击，容易激化国内矛盾，若引发“蝴蝶效应”，可能对政权和社会稳定造成深度影响。此外，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有40多个国家将举行选举，政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上升，需高度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后续影响。
100年前，全球人口不到20亿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刚刚起步，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较低，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环境公害事件频发，对生态环保日益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举措，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深入参与到这个潮流中。冷战结束后，世界人口迅速突破60亿人和70亿人关口，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加剧。气候变暖、海洋污染、臭氧空洞、生物多样性锐减、南北极和青藏高原冰雪消融、荒漠化等现象愈演愈烈，威胁各国生态安全，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生态问题无国界，国际社会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世界各国都在迫切寻求应对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新方式、新出路。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明确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二十国集团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重要议题。“绿色丝绸之路”是在综合分析当前各地区在资源环境领域面临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凝聚绿色共识，探索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大战略目标协同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型增长模式。作为一次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国际合作方式的积极实践，“绿色丝绸之路”倡议包含的“共享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内在要求，不仅是中国为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更是各沿线国家推动自身健康发展、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
当前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密切交织。“伊斯兰国”虽被打散，但有生力量远未被消灭，外溢效应凸显。新型恐怖主义方面，“独狼式”恐怖袭击对世界各国的威胁日益上升，不同地区的多个国家大案要案频发，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给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新平台，社交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给恐怖主义提供了操控社会情绪的机会。“新安全”领域方面，近年来全球网络犯罪波及范围与日扩展，互联网（IPV6）、物联网、无线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智能电网“险象环生”，高级持续性攻击（APT）甚至高技术含量的离线攻击频现，且具有跨国性、多发性、隐蔽性等特征，近年来持续爆发的全球勒索病毒就是典型案例。金融安全方面，不断涌现的虚拟货币、网络借贷、移动支付和智能理财等金融创新形式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而经济金融信息全球化则显著加大了金融风险扩散的联动性。
面对严峻形势，各国对加强反恐交流及提高安全保障能力需求显著提升，特别是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合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尤为迫切。
疫情仍在蔓延扩散，暴露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短板，其溢出效应威胁我国海外人员和项目安全。同时，各国经济遭遇重挫，短期内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能力下降。但危和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我们应化危为机，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进一步发挥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投入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发热感染门诊覆盖率低、相关专业人才和医疗物资储备匮乏问题普遍存在。疫情暴发缺乏的不仅是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各类专业型、复合型公共人才也相对缺乏。如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缺失，疾病防控部门骨干人员流失严重，基层储备人力资源不足，专业性应急救援志愿者匮乏。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部分国家政府官员及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专业知识欠缺，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决策失误，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巨大影响。
在疫苗和特效药研制成功前，部分国家可能面临第一波疫情长期持续的局面，而部分采取了强制隔离措施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解除措施，从而引起疫情的二次暴发，这些都对我国海外人员和项目安全带来挑战，“道路不通、货物不畅、资金不够”问题突出。一是人员方面。不少国家暂停来往中国航运、停发签证，拒绝15天内停靠中国的船舶靠岸，给境外投资项目工作人员返岗带来很大障碍，海外劳工普遍短缺，企业经营劳动力压力剧增。各国逐步“带疫解封”，员工受感染风险加大。二是物资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干扰，原材料、半成品、设备供应不足，相关行业恢复产能需要一定时间，导致境外项目工程延期或因需另寻供应商而成本增加。防疫物资紧缺，从国内采购的防护物资难以及时足量运达。三是资金方面。长期停工停产，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资金缺口严重；延期导致项目管理费用、设备闲置费用等损失，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融资压力增大。
在积极应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困难挑战的同时，应当看到新的合作机遇正在出现。疫情推动了一些细分市场的发展和升级，比如医疗服务、个人护理、机构消毒等，也进一步增强了大众的公共卫生意识，为检验检疫、食品安全、垃圾处理等行业带来发展空间。同时，疫情也加强了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沿线国家的传染病防控技术和制度合作，有利于推动健康丝绸之路深入发展。作为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中国尽最大努力向国际市场供应防疫物资、原料药、生活必需品等产品，努力缓解疫情冲击，提升全球应对二次疫情和经济波动的能力。
此次疫情中，数字经济领域消费的特殊角色和作用更加凸显，成为恢复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并习惯了数字化的工作生活方式，未来数字经济领域消费供给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把握此机遇，重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强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领域合作，发挥跨境电商等对进出口的推动作用，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逐渐向国内传导，各地财政金融形势不容乐观，地方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受到一定影响。同时，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境外经营风险显著上升，项目推进速度放缓，获得新项目的难度加大。
过去几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普遍不如预期。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冲击，大多数机构持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2020年6月，世界银行与经合组织各自发表年中报告，预估2020年全球将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两家机构对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分别为下降5.2％和6％。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认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全球经济将下挫10％左右，堪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前，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负增长的情况较严重，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降幅将分别达到6.1％、9.1％和6.1％；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疫情形势愈加严峻，全球经济未来的恢复之路道阻且长。
通过价值链、生产网络与贸易网络，我国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因此也正在向我国传导，由于外需持续疲弱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地区的外贸企业发展受影响较大。从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地区来看，随着疫情暴发以及抗疫措施而引发的国内外市场沟通受阻，经贸发展受到较大影响，东部沿海等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地区承受较大压力，由此导致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治理问题正在增多。从外贸企业来看，目前普遍面临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约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诸多挑战。特别是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仅影响订单，更影响全球供应链，导致加工贸易所必需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面临断供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需求疲软、配套不畅，经营收入和利润下滑，企业资金链可能断裂，进而出现停产关闭等情况。
疫情全球扩散引发了全球范围内财政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调整，部分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有所恶化，企业海外经营风险有所上升。一是随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加强对外资和国外企业的审查限制。过去几年，部分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少数国家民粹力量已经上台执政，并通过不利于外国企业的法律，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的经营风险显著上升。二是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叠加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动荡或政权更迭频繁，导致一些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稳定性较差。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面临内忧外患，国内出现政治动荡和战争风险，导致其营商环境出现较大不确定性，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的投资和经营面临较大风险。三是一些国家的法律与规则不符合国际规范，存在对外资过度规制与对内资过度保护的现象。例如，在市场准入标准方面，隐性门槛、投资审查壁垒过高，极大提高了国外企业的进入成本。进口产品的质量标准变化频繁，在制定标准时较少考虑国外企业的意见，增加了国外企业进行生产调整的难度与成本。四是一些国家由于对华竞争和意识形态差异，对我国存在一定的偏见，并对我国国力不断提升保有戒惧防备心理，因此，有针对我国企业进行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随着疫情扩散蔓延，许多国家出台严格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一带一路”建设在人员、物资等方面流动往来受限，供应链和物流运输通道遭到冲击，为了控制疫情，沿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收缩经济活动，延缓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抑制内外商务经贸活动，直接影响企业项目推进及获得新项目。一是出入境管控加强，影响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推进。受疫情管控政策影响，大部分航班取消，各国普遍采取限制措施，中方派员赴国外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技术交流、人才引进、园区考察、海外合作伙伴及供应商拜访等活动受阻，影响中方企业境外项目推进，部分项目仍处在停工状态，部分已复工项目疫情防控压力大。二是运输与劳务成本增加导致企业生产负担加重。受疫情影响，运输企业未能满负荷开展运作，市场需求大于供应，隔离和管制措施使工程原材料成本和项目劳务人员成本提高，项目的工期和实施成本受到较大影响。三是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延后或取消。受国际疫情蔓延影响，多个国家采取入境管制、飞机航班取消、旅游警告等措施，一批原计划在境内外开展的招商考察、交流学习、各类展会、人才招聘等活动已全部延后或取消，赴境外国家的招商团组也都取消或推迟，双向投资促进活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