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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必须强化技术创新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1]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自觉运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长期战略，必须从当前做起，加快实施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我们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总揽全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新时期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总目标，深刻揭示了我国能源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指导新时代能源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革命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是积极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但也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
“革命”二字富有深意。以“革命”的表述作为中长期能源发展的目标，重在强调能源体系要从消费到供给等各方面都将产生颠覆性的重大变革，在科技和体制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培育催生出新的能源产业和新的能源业态，推动能源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推动能源系统清洁化、低碳化，实现能源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互为支撑，缺一不可。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和能源国际合作是能源革命任务的五个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推动实施能源革命战略，需要统筹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同时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发展滞后，都有可能导致能源革命进程的不均衡、不协调，延误了能源革命的整体进展。
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变的标志是成功构建现代能源体系。能源革命的五个组成部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各有定位，各有侧重。其中，能源消费革命是关键，能源供给革命是基础，能源技术革命是动力，能源体制革命是保障，能源国际合作是趋势。
能源消费革命是关键。将能源消费革命放在首位，意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摆脱仅靠粗放供给满足过快增长需求的思维，转变为依靠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实行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
能源供给革命是基础。供给革命就是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形成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体系。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另一方面要优化开发化石能源，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进一步发展非常规油气，适度有序推动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
能源技术革命是动力。技术革命的重点在于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推动技术、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推动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融合，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能源体制革命是保障。体制革命对能源消费、能源供给和能源技术革命既有激励，也有约束作用。能源体制革命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理顺定价机制，打破垄断，完善市场，规范竞争，加强监管，回归能源的商品属性，把能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从而激发市场活力。
能源国际合作是趋势。随着我国能源需求增长，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国际油气对国内市场越来越重要。随着全球科技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显著拉近，在“地球村”中打造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全球石油、天然气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国际合作渠道和方式，全方位、深度参与全球能源合作，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既是我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市场发展的需要。只有推行全球能源共同安全的理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绿色发展。能源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绿色发展的客观需要。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绿色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融合的产物，是新发展理念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人类共同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能源发展放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章节中进行论述，把绿色转型作为能源发展目标加以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因此，必须要从理念上改变过去大规模开发资源、大规模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才能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我们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持清洁低碳发展方向，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才能推动能源绿色转型行稳致远。
绿色转型是能源革命的基本方向。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以油气为主，我国等少数国家以煤炭为主。能源开发利用造成生态环境赤字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我国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总量规模世界最大，生态环境损失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化石能源富集地区集中在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数干旱缺水，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为减少环境污染，各国积极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从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体系，加快转变到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新型能源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我国要始终把能源绿色生产和能源绿色消费放在能源革命的突出位置，以能源革命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切实减少环境破坏，保障生态安全。
绿色转型符合国际发展大势。绿色清洁低碳转型是全球能源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制定能源转型战略，提出更高的能效目标，制定更加积极的低碳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加大温室气体减排力度。各国不断寻求低成本清洁能源替代方案，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对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明确在21世纪末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这意味着至少要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相平衡的目标，这将推动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尽早形成。
多元发展是推动能源转型的现实路径。我国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是造成能源效率总体较低、污染排放严重、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重要原因。随着新一轮能源革命的兴起，非常规油气、核能、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等将会为能源供应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来源，一方面有助于我国能源结构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决能源相关的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给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给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
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的主力。近几年，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从全球1.7万个项目中收集的成本数据显示，2010—2019年，太阳能光伏发电、聚光太阳能热发电、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的成本分别下降了72％、47％、35％和39％。2020年，青海省可再生能源竞标价格低至0.228元/千瓦时，与水电价格相当。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要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不断提高发电效率，降低发电成本，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竞争力。
推动形成集中式、分布式并举的能源多元供给新格局。能源的多元供给不仅仅是供给品种上的多元化，也包括供给模式上的多元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改变了过去以大容量、高参数、远距离为代表的能源集中式发展模式，可再生能源因能量密度较低，更适合于分布式的能源消费场合。要坚持分布式和集中式并举，不断扩大分布式利用规模，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在优化能源生产布局方面，要综合考虑能源资源禀赋、水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承载力，以及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等因素，科学规划能源重点开发基地，统筹能源生产与输送。东部地区，要鼓励充分利用国内外天然气，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海上风电，积极吸纳其他地区输送的清洁能源，率先减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做好煤炭资源保护性开发，总体上降低煤炭生产强度，加快发展煤层气，建设跨区能源输送通道及能源中转枢纽。
少用煤、用好煤。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现煤炭集中使用。多种途径推动优质能源替代民用散煤，有序推广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制定更严格的煤炭产品质量标准，逐步减少并全面禁止劣质散煤直接燃烧，大力推进工业锅炉、工业窑炉等治理改造，降低煤炭在终端分散利用比例，推动实现集中利用、集中治理。建立健全煤炭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煤炭清洁储运体系，加强煤炭质量全过程监督管理。不断提高煤电机组效率，降低供电煤耗，全面推广世界一流水平的能效标准。加快现役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建设高效、超低排放可灵活调峰的煤电机组，推动实现燃煤电厂硫化物、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粉尘等主要污染物排放基本达到燃气电厂排放水平，建立世界最清洁的煤电体系。结合棚户区改造等城镇化建设，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2]
能源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世界能源技术创新进入活跃期。能源新技术与现代信息、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化。各国纷纷抢占能源技术进步先机，谋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制高点。
抓住能源技术革命，就相当于抓住了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能源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息息相关，产业革命需要以优质、清洁、经济的能源作为保障，而能源技术革命将为新一代生产方式和制造工艺“赋能”。能源科技创新是实现能源革命的动能所在。我国能源科技整体水平与能源结构转型要求不适应，支撑引领作用不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新能源在技术经济性等方面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显现，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势。
必须把握好能源科技发展机遇，因势利导，主动作为，集中力量实现战略目标。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技术从被动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着力突破重大关键能源技术，加快建设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增强需求侧响应能力，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智能互动。
>>专栏2-1
推动能源科技革命
全面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推动互联网与分布式能源技术、先进电网技术、储能技术深度融合。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鼓励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智能化生产，推动化石能源开采、加工及利用全过程的智能化改造，加快开发先进储能系统。加强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建设，有效对接油气管网、热力管网和其他能源网络，促进能源网络互联互通和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建设“源—网—荷—储”（即电源—电网—电力负荷—储能）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发展基于能源互联网的新业态。推动多种能源的智能定制，合理引导电力需求，鼓励用户参与调峰，培育智慧用能新模式。依托能源交易平台，实现能源自由交易和灵活补贴结算。构建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能源监测、管理、调度信息平台、服务体系和产业体系。
加强能源科技基础研究。开展前沿性创新研究。加快研发氢能、石墨烯、超导材料等技术。突破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固态智能变压器等核心关键技术。发展快中子堆核电技术。加强煤炭灾害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研究干热岩利用技术。突破微藻制油技术、探索藻类制氢技术。集中攻关可控热核聚变试验装置，力争在可控热核聚变实验室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研发经济安全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研究经济性全收集全处理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3]
体制改革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我国能源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深层次问题仍很突出，影响了能源行业发展质量。首先，能源价格尚不能充分反映能源资源稀缺性、市场化供需平衡和环境损害成本，资源要素没有实现自由充分流动。其次，市场结构不够合理，市场主体较少、能源企业主辅不分，市场竞争不足。多元化供应体系未能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能源供应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最后，政府监管方式还需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缺位、越位现象并存。因此，深化能源领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未来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能源市场体系。加快形成现代市场体系，政府减少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减少对能源资源直接分配和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抓紧构建基础性制度，保障资源有序自由流动。全面推进能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负面清单，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参与负面清单以外的能源领域投资运营。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支持非公有制发展，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
建立完善的油气、煤炭、电力以及用能权等交易市场，确立公平、开放、透明、统一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严厉查处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力等垄断行为。全面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给市场。加强对市场价格的事中事后监管，规范价格行为。推动形成由能源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修复成本、代际公平可持续等因素决定能源价格机制。妥善处理并逐步减少交叉补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4]
推进国际能源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是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国际能源合作是保持能源持续稳定供给、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成为趋势。同时，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为推动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开放条件下保障能源安全势在必行。保障能源安全，需要放在国际能源的大视野之下，深刻认识和理解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在开放的条件下，探索保障能源安全的新思路、新举措。要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抓出成效，密切跟踪国际能源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趋利避害，加快完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推进能源价格、石油天然气体制等改革，大力发展非常规能源。
能源革命需要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首先保证国内资源得到合理、充分开发，稳住资源供应的“基本盘”。同时要加强并扩大国际合作，逐步健全全球能源安全对话机制，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共同解决能源领域问题。
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推动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生态环境影响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全方位促进能源领域交流，加快各国向绿色、清洁、低碳能源转型，减少能源使用过程对环境和全球气候的影响。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实施能源对外开放与合作战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推动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现代能源经济体系的目标是实现能源系统的绿色、安全、经济三者平衡（见图2-1）。其中，实现绿色指标，意味着生态损失小、环境污染少、资源效率高、二氧化碳排放低；实现安全目标，意味着可应对“极限施压”、供应资源有保障、平均价格可承受、产供储销有弹性；实现经济目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可承受、全社会投入产出效益高、资源配置以市场机制为主。要通过构建现代能源体系，使现代能源系统在绿色、安全、经济三个维度上，实现综合效果最优。
图2-1 现代能源经济体系及其主要特征
推进能源革命的关键是要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的转变。我国能源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能源需求总量快速增长和供应能力不足的矛盾，转变为能源绿色发展水平不高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匹配的矛盾。传统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已造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多方面挑战，并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为此，应顺应国际能源发展大势，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大幅提高人民群众福祉。
在能源安全、生态系统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压力下，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大变革，以清洁能源、低碳产业、环保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绿色经济成为未来的发展潮流。
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第一，全球能源需求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量将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趋缓，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和能源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第二，能源资源版图呈现新的变化。受益于页岩油气的大规模开发，未来美国油气产量将进一步增加，由“OPEC+俄罗斯”两极主导的石油供应格局正向“美国—沙特—俄罗斯”大三角转变。第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由全球共识变成全球行动的趋势持续增强，全球能源转型进入快车道。《巴黎协定》的签署表明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正从共识走向行动，世界主要国家都把绿色低碳作为未来能源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第四，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再电气化和“去中心化”初见端倪，能源行业发展模式和业态将不断被重塑。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产业和用能结构调整多重驱动下，电气化将成为驱动全球能源系统转型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去中心化”也将成为新一轮变革的重要特征，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将催生能源行业发展新模式和新业态。
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改善能源安全、增强绿色竞争力等驱动下，绿色低碳成为全球潮流。许多发达国家把绿色低碳作为谋求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领域，纷纷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长期发展目标。2019年12月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了2050年欧洲大陆实现碳中和目标，丹麦、挪威、瑞典、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零碳发展目标。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成立了“无煤国家联盟”并提出2030年前淘汰煤电，德国提出2038年前淘汰煤电。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研究，实现21世纪末全球2摄氏度温升控制目标，2040年全球煤炭消费需要比2017年减少57.4％。
要顺应全球能源发展大势，加速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变。我国面临着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必须审时度势，加快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带动生产力飞跃，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我国未能把握机遇，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可能丧失赶超和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传统能源行业的竞争优势也将被进一步削弱。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推进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要从高能耗、高排放的低端产业向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中高端产业迈进。2000—2019年，我国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产品产量增长了3～7倍，生产了全球近50％的钢铁、电解铝、彩电、平板玻璃，60％的水泥、75％的空调、80％的手机和发光二极管（LED），相伴随地是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原油、铝土矿甚至煤炭等大宗产品进口国和消耗国。在全球经济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之际，我国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
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最终目的是建立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和高效能源消费体系。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主宰了整个能源生产体系，而由于化石能源价格低廉，能源低效使用甚至浪费的情况屡见不鲜，大量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必须跟上全球潮流，实现“三大改变”：一是从根本上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格局，二是改变能源低效利用的消费方式，三是改变“敞口式”供给满足不合理需求的能源供需模式，使未来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与能源转型方向保持一致。
统筹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互驱共进，最终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既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以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作为支撑；而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可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推动和倒逼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判断不仅揭示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能源生产消费方式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推动能源生产消费方式转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粗放低效的能源生产消费方式，不仅导致了资源大量浪费，而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也致使生态不断恶化，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背道而驰。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长时间高强度能源资源开发造成诸多严重的生态环境灾害。我国煤矿每年新增采空区超过4万公顷，累计已超过100万公顷。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消耗大量水资源，降低地下含水层水位从而导致水循环失衡。同时，我国大规模的化石能源粗放式利用是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人为源大气汞排放以及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长期高居世界首位，绝大部分来自化石能源燃烧。研究表明，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放，以及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施工扬尘、秸秆焚烧等。中东部地区煤炭消费密度过高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强调了能源对于国家安全的基石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支撑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对现代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能源安全已成为一个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优先领域，对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无论是从20世纪已经发生过的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看，还是从冷战结束以来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大国间的竞争博弈以及地缘利益争夺看，能源安全都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安全的基石。
油气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的短板。我国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在油气安全上，国内油气资源难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为5.0亿吨，同比增长9.5％，原油对外依存度升至72.5％；天然气进口量为1 37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4％，对外依存度45.2％，与上年基本持平。自1993年起，我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净进口国后，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在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后，2018年我国又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一旦国际油气供应出现动荡，将对我国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除资源总量不足之外，我国还面临油气进口通道集中度高的风险。近几年我国油气进口来源虽然日趋多元化，但仍集中在中东等少数地缘政治不稳定区域。
油气资源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焦点。从世界范围看，油气安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里，石油供应中断时有发生，国际油价大涨大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为应对这种不时发生的石油供应“危机”成立了IEA，并建立了共同石油储备和预警体系。进入21世纪，石油继续保持战略资源的属性，同时其金融属性愈发凸显，对国际石油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增加。未来全球石油和煤炭需求将在能源转型中逐步下降，但天然气需求将快速增长，围绕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将有增无减。
保障油气安全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回旋余地。提升油气安全能力，需要从资源安全、通道安全、应急储备安全等多个方面提供保障。其中，资源安全是指从国内国外两个渠道获取油气资源，结合国际能源形势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调控国内国际资源的合理比例。通道安全是指统筹考虑陆上油气管道运输、海上油气运输等多种形式，通过运输通道多元化，实现国内油气通道相互畅通、灵活互济。应急储备安全是指建设一定规模储备能力，既包括战略储备设施，也包括商业储备设施，实现国家能源安全储备的经济效益最优。
电力是未来能源系统的核心。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相比，电力具有一系列难以替代的优点：从能源形态属性看，电力在能源系统中处于枢纽地位，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都可以转化为电力，同时电力也可转化为热、冷、光等终端能源形式；从能源输送的角度看，电力可以较低成本实现几千公里距离的远程输送，运输过程能源损失较少，输送工程占地面积较小；从终端利用看，电力使用过程中没有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使用方便，安全性高，能满足不同设备工艺要求，实现精密控制。电力独有的特点，使其在与其他能源品种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越来越多的一次能源被转换为电力加以使用。随着核电、太阳能发电、风电设备技术不断成熟，电力供应能力持续提高，供电成本稳步下降，进一步巩固了电力在能源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未来电力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从终端能源消费环节看，传统的用电领域和用电方式主要包括照明、加工、制造、运输、制冷、通信等方面。未来电能的利用规模和范围将前所未有地拓展和深化，对其他终端能源消费品种的替代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随着电能替代技术经济性不断提高和政策标准逐步完善，工业电锅炉、电窑炉、电动汽车、电采暖等用电设备不断普及，工业、交通、建筑等终端部门电气化水平将持续提升。随着5G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产业迎来加速发展，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等领域的电力需求将保持强劲增长，进一步促进全社会电气化水平提升。电力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将更加突出。
保障电力供应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类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力短时间中断和大面积停电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2003年8月14日，北美地区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面积断电事故，该次停电事故波及美国四分之一的地区。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加拿大的渥太华、多伦多等重要城市和周边地区近5 000万人受到影响，造成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天损失高达250亿～300亿美元。随着电力系统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电网也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2015年12月23日下午，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电网受黑客攻击瘫痪，使基辅部分地区和乌克兰西部的140万人突然遭遇停电。随着电力在能源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不断提高，以及电力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支撑性作用不断增强，保障电力安全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
未来电力系统将向绿色、智慧、高效、更有韧性方向升级。传统的电力供应主要关注电力供应来源和电力供应通道的安全，对电力系统绿色化程度、智能化程度和电力系统效率关注较少。在解决电力供应来源和供应通道安全问题的同时，绿色、智慧、高效和更有韧性将成为未来电力系统安全的新目标。绿色是指电力系统更加清洁、低碳，意味着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核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越来越高。智慧意味着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技术加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更大范围、更多场景的电力系统中得以应用，电力系统调控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高效是指发电、加工转换、输电、配电、用电的效率越来越高，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更有韧性是指电力潮流冲击导致电力系统故障的概率越来越低。电力系统的转型升级，既有利于提高电力安全、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又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还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可再生能源是全球能源中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种新能源资源，具有开发潜力大、环境污染低、可永续利用的特点。大力发展新能源，是破解能源资源约束、保护生态环境、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道路。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国际能源发展的新趋势，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的新能源在电力、热力、交通燃料等领域已经表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在2011年提出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战略中明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番，即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36％左右，其中现代化利用的可再生能源要达到30％以上。多家国际专业机构分析未来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时指出，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新能源的比重将超过全球终端能源需求的20％；乐观的预测是，这一比重2030年将达到40％以上，2050年将达到70％以上。
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大力发展新能源，有利于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加快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建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新型能源体系，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现实选择和持续行动。我国坚持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通过战略导向调整、能源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建立目标导向、市场驱动、科技推动和扶持政策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在规模化发展中加速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释放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把可再生能源利用作为能源结构调整和煤炭消费替代的优先途径，把可再生能源终端利用紧密融入工业、建筑、交通等各能源消费部门。以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创造条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推进先进新能源技术装备研制、能源与电力系统智能化升级，显著提高风电和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竞争力，重塑能源与电力系统；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进能源体制和市场化机制改革，基本形成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电力市场，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理体系，为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创造条件。
可再生能源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较为丰富，发展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资源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资源安全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并开启了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的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较完整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可再生能源技术快速进步，产业实力显著提升，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未来要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和比重，稳步推进水电建设，实现风电、光伏发电的全面商业化发展，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全国重要电源和部分地区主要电源，使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重要利用方式，为集中式供电提供重要补充和支撑。逐步建成支撑新能源发电的新型电力体系，推动风电和光伏发电引领未来供应增长。要使太阳能、生物质能（燃气）、地热能等现代可再生能源热利用技术全面普及，成为工商业和居民重要用热来源，通过城市热力管网和分散供热系统，与电供热和化石能源供热系统实现有效融合互补。要在农村和乡镇继续使用沼气和成型燃料，为人民群众提供炊事和锅炉等热能需求，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用能条件。电力系统和其他清洁能源系统智能化融合发展必将推动适应支撑引领可再生能源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实现新一轮创新。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加快实施能源领域重点任务重大举措》，《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
[2]《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加快实施能源领域重点任务重大举措》，《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
[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积极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加快实施能源领域重点任务重大举措》，《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2]
能源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世界能源技术创新进入活跃期。能源新技术与现代信息、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变化。各国纷纷抢占能源技术进步先机，谋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制高点。
抓住能源技术革命，就相当于抓住了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能源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息息相关，产业革命需要以优质、清洁、经济的能源作为保障，而能源技术革命将为新一代生产方式和制造工艺“赋能”。能源科技创新是实现能源革命的动能所在。我国能源科技整体水平与能源结构转型要求不适应，支撑引领作用不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新能源在技术经济性等方面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显现，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势。
必须把握好能源科技发展机遇，因势利导，主动作为，集中力量实现战略目标。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技术从被动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着力突破重大关键能源技术，加快建设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增强需求侧响应能力，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智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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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能源科技革命
全面建设“互联网+”智慧能源，推动互联网与分布式能源技术、先进电网技术、储能技术深度融合。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鼓励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智能化生产，推动化石能源开采、加工及利用全过程的智能化改造，加快开发先进储能系统。加强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建设，有效对接油气管网、热力管网和其他能源网络，促进能源网络互联互通和多种能源形态协同转化，建设“源—网—荷—储”（即电源—电网—电力负荷—储能）协调发展、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发展基于能源互联网的新业态。推动多种能源的智能定制，合理引导电力需求，鼓励用户参与调峰，培育智慧用能新模式。依托能源交易平台，实现能源自由交易和灵活补贴结算。构建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能源监测、管理、调度信息平台、服务体系和产业体系。
加强能源科技基础研究。开展前沿性创新研究。加快研发氢能、石墨烯、超导材料等技术。突破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固态智能变压器等核心关键技术。发展快中子堆核电技术。加强煤炭灾害机理等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研究干热岩利用技术。突破微藻制油技术、探索藻类制氢技术。集中攻关可控热核聚变试验装置，力争在可控热核聚变实验室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研发经济安全的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研究经济性全收集全处理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