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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深刻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引领对外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紧密结合对外开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紧密结合发展改革工作实际,在实践中形成和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认识和体会。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正在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1]全面开放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特征。建设更高水平经济新体制,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一、实施更大范围开放

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实施差异化对外开放,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策略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开放走过了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沿边地区的渐进式开放历程,东部沿海地区借此实现率先发展,并带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见表2-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未来的对外开放空间格局不应是强化各地区之间的开放型差异,而是要尽量缩小这种区域差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这就要求实施更大范围的全面开放,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改变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开放现状,引导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加强东西部联动发展,继续发挥东部地区的引领作用,深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潜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增强区域发展战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和联动效应。

表2-1 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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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更宽领域开放

通过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行做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开放领域,逐步降低关税水平,减少对外资的准入限制,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本实现了制造业、金融业全面开放(见表2-2)。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通过更宽领域的开放,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与内资企业同台竞争、共同发展。这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有利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推动我国企业和产业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宽领域的全面开放,不仅包括扩大对外贸易、跨境投资合作,还包括深化和拓展资金、人才、科技等领域国际合作。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引进来的层次和质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吸引集聚全球优质高端创新资源,完善要素市场化国际化配置,更好发展和积聚我国经济新动能。

表2-2 我国对外开放行业领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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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更深层次开放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得长足进展,相关开放红利释放得比较充分,我国开放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国际份额不断提高。实施更深层次的开放,要在有利于开放发展的制度建设上下功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更深层次开放,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和对标国际先进经验,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网络;积极参与WTO改革,推动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引领国际经贸规则朝着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方向演进。

>>专栏2-1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部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6年5月,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12个地区,开展为期两年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两年间,相关部门和试点地区勇于开拓创新,在形成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探索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方面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探索,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12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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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2]主动开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发展、融入全球经济的宝贵经验,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外部发展环境总体趋紧。面对复杂形势,更需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维护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一、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当前,我国需要在更高层次融入国际循环,汇聚新的要素优势,助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我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有效融入和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从而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主动开放有助于汇聚新的要素优势。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追求速度变成追求质量和效益,经济增长逐步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整体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这对要素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主动开放高水平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全面对接国际高端需求,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合作中的地位,弥补供给侧短板,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推动我国要素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主动开放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改革仍处于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不仅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资本融合、资源融合、市场融合,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层面的主动开放为高端要素流动创造便利化环境。这将促进和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释放改革红利。

二、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萎缩,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大背景下,需要通过更加主动的开放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从而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主动开放有助于培育竞争新优势。通过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加快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稳步走出去参与构建全球及区域产业链和分工体系,拓展与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才能更好引进高质量生产要素、更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有效对冲外部环境趋紧的不利影响,加快培育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主动开放有助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加快主动开放步伐,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构建紧密、共赢、灵活的经贸合作网络,对于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我国更加主动地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融合关系,为我国提升创新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加快发展开拓更大空间。

主动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当前,世界各国围绕诸多传统议题和新议题的博弈日趋激烈。主动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协调、对接,逐步形成对内有利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能够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肯定的经贸合作规则体系,有助于我国发挥产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庞大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三、维护经济安全是更加主动对外开放的基础

对外开放应始终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面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态势,我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将面临新挑战、新问题。要主动处理好对外开放同维护经济安全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风险防控和评估,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对外开放。

主动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依赖国外的技术和资源,也不能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便利而放弃独立自主的发展。在处理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的关系的过程中,应牢牢把握自力更生是基础,互学互鉴是推动力。在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核心环节和关键环节不能受制于人。要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在主动开放中坚持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底线。在主动开放进程中,鼓励企业利用国外市场的同时要注重保障企业利益,妥善处理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面临各类风险,不断拓展多元化出口市场,减少经贸摩擦,既管控好分歧,又维护好国家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走出去”和“引进来”,鼓励国内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经营,也欢迎沿线国家企业到我国投资兴业。双向开放才能实现更好的利益融合。[3]双向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还要更好统筹协调,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联动发展、互促并进。

一、坚持高水平引进来

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原有引资优势相对减弱,同时还面临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加速重构的外部环境。引进来需要适应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力提高引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承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吸引高素质人才。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提升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见图2-1),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外资结构和区域分布也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要把利用外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紧密结合起来,顺应国内经济提质增效的需要。要继续完善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有效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促进存量外资和增量外资稳定,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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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我国吸引外资增速和全球占比

二、推动高质量走出去

走出去是企业拓展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也是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稳居对外投资大国前列(见图2-2),企业走出去规模和数量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但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相比,还存在质量不够高、效益不够好,合规经营意识有待提升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上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国家收紧外资审查、筑高投资壁垒,传统和非传统风险交织,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这就要求走出去工作要在提质增效上下更大功夫。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有效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保障能源资源供应,获取创新资源和营销网络,带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输出,引导企业提升合规意识,树立中国投资者良好形象,在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合作伙伴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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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02—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的位次

三、更好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逐步由以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阶段。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既要注重二者均衡发展,也要加强统筹,推动二者互促并进,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助力。高水平引进来将提升我国企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走出去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高质量走出去将增加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拉紧我国企业与世界各国企业的联结纽带,为更多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建立桥梁。更好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还将促进国际合作模式的创新,推动制度型开放,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4]要坚持陆海统筹。陆上要依托国际大通道,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要依托重点港口,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5]协同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我国对外开放由东向西渐次推进,呈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内陆和沿边地区取得长足发展,但总体上还是对外开放的洼地。这就要求进一步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和全国特大城市的开放先导地位,同时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尤其是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并强化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动形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区域开放格局。

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从东部沿海地区起步,通过设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推动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发展,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等重大开放措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成为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龙头”和“模范”,引领着其他地区的开放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东部地区依靠低成本优势接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这就要求东部地区转变发展思路,加快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巩固先进产业高端环节集聚中心地位,形成引领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经济集聚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制度高地作用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头雁作用。东部地区要在持续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率先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边境后贸易规则”方面先行先试,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打造制度开放高地。

二、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加大西部开放力度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内陆地区逐渐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形成内陆地区若干开放高地,但仍需在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开放平台建设等方面下大力气补短板,通过不同区域间形成产业分工链条的有序承接和转移,引领各区域实现联动发展效应(见表2-3)。

表2-3 2013—2019年我国出台的部分涉及区域开放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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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部沿海地区在要素集聚和开放水平、营商环境等各方面相对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从沿海、沿江到内陆、沿边的全面开放和协调发展格局尚未形成,内陆地区开放步伐有待加快,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产业配套等硬性条件方面的差距有待缩小。这就要求,加快提升内陆地区营商环境,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区制度开放差距,引导国际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配置向中西部集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开放。加强协同开放,建立东中西部产业转移对接机制,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优势,共建项目孵化、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服务平台,在中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产业转移示范区,提升承接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三、坚持陆海统筹,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引领作用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来看,陆地经济和海洋经济均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陆路运输和海洋运输均占据重要地位。推进对外开放应坚持陆海内外联动,实行区域统筹。陆上,要加快沿边城市开放开发,推进跨境、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我国与毗邻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投资合作和人员往来,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重要跨境铁路、公路、电网、信息网络建设,形成经济发展的联动效应,促进区域平衡发展。海上,要以沿海城市和主要港口为重要平台,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运输,密切我国与有关国家的航运合作。既要加强海洋经济对陆地经济、特别是腹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又要为陆地经济下海、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开辟路径,实现陆路运输与海洋运输相互衔接,陆地经济与海洋经济相互促进,陆地开放与海洋开放相互补充,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竞争,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6]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各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公平敞开。[7]随着引进来和走出去深入发展,公平开放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平开放既包括我国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也包括东道国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推进公平开放,需要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也需要推动世界各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一、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公平竞争是改善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更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公平开放要求改变过去依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做法,通过加强法治建设,给予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保护外商合法权益,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自由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激发企业市场活力。尤其是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资质许可、支持政策、市场监管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犯罪行为,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实行内外资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见表2-4。

表2-4 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十的经济体及我国内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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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东道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多年来,许多走出去企业已经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为当地创造就业、贡献税收,成为我国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受到不公平、歧视性待遇逐渐增多。一些国家和地区把中国企业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商业行为政治化,通过采取非经济、非市场的措施加以限制阻挠,有的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在此背景下,坚持公平开放,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均衡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和秩序,对于促进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保护企业海外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双边层面,应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推动有关国家在市场准入、安全审查、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方面平等对待中国企业,重视企业合理关切,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在多边层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制定,发出更多中国声音,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中方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8]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是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共建“一带一路”,应以开放为导向,以共赢为重要目标,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一、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利益,具有广阔前景。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启示我们,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合作共赢之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和世界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大家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把“一带一路”真正打造成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要持续深化与沿线和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调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拓宽资金融通渠道,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以开放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高,同国际社会的联结互动空前紧密。我国是世界开放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世界开放发展的贡献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开放为导向,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贸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应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将我国发展同沿线和世界各国发展结合起来,共同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为沿线和世界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努力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让世界各国共同享受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同时,应不断增强各方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寻找与沿线和世界各国更多利益交汇点,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开放合作,命运与共》(2019年11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页。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

[3]《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 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

[4]《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2013年10月7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

[5]《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页。

[6]《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7]《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8]《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闭幕辞》,《人民日报》2017年5月16日。

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东道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多年来,许多走出去企业已经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为当地创造就业、贡献税收,成为我国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受到不公平、歧视性待遇逐渐增多。一些国家和地区把中国企业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商业行为政治化,通过采取非经济、非市场的措施加以限制阻挠,有的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恶意打压中国企业。在此背景下,坚持公平开放,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均衡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和秩序,对于促进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保护企业海外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双边层面,应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推动有关国家在市场准入、安全审查、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方面平等对待中国企业,重视企业合理关切,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在多边层面,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制定,发出更多中国声音,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中方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8]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是破解人类发展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是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开辟了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开放合作的新境界,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共建“一带一路”,应以开放为导向,以共赢为重要目标,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一、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利益,具有广阔前景。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启示我们,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合作共赢之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和世界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大家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把“一带一路”真正打造成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要持续深化与沿线和世界各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调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拓宽资金融通渠道,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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