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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加速国际产业布局调整
“十四五”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化，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从国际看，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新一轮科技革命、逆全球化、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等多重影响交错叠加，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的同时，各国加强沟通合作的意愿依然强烈。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产业转型升级势头良好，开放优势转化、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等多重转变同步发生，同时对外开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持续扩大开放潜力巨大。“十四五”时期，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更加严峻，机遇大于挑战。
未来五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将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加速融合重组；数字技术促使各国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也将重构产业和贸易形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将进一步扩大世界市场需求；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保护主义泛起导致贸易摩擦增多。近年来，美国单边主义横行，先后挑起与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印度等贸易摩擦，采取不断加征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导致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事件频发，破坏现有国际经济合作秩序，扰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受疫情影响，一些国家实施“优先购买国货”“优先供应本国”政策，扩大战略物资、重要产品和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全球正常贸易秩序受到更大冲击。
国家安全泛化制约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近年来，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此为由持续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对跨境投资造成的阻碍持续增加。例如，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及其配套的实施细则，大幅扩展外资安全审查权限，将27个重点行业纳入强制审查范围并增加审查程序的复杂性。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将外资审查门槛临时调低为0澳元，导致审查“全覆盖”，还准备新设独立的国家安全测试制度。加拿大将公共卫生相关领域也纳入外资审查范围。欧盟多国也纷纷收紧外资并购政策。全球资本流动面临的壁垒进一步筑高，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程度明显降低。
全球金融协调机制难以满足国际金融治理需要。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各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前瞻性未能与时俱进，权利分配未能及时恰当地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导致国际金融组织协调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难以有效组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对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趋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为各国带来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各国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创造更多机会，也促进了人员交流和文化互鉴。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可能会因为局势变化不时出现，但是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开放融合的历史发展方向。随着全球交通和通信等行业深入发展，商品、信息、技术和人才等在全球范围内跨境交流将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势不可逆转，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仍面临巨大机遇。
新一轮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成为促进国际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源，而且正在重塑国际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分工格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增材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海洋开发等新技术加速发展，正在引发以绿色、智能、共享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尤其是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持续促进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使产业发展融合化、生产方式智能化、组织方式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成为重要趋势，为我国开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同时，各国围绕创新展开的竞争日益激烈，美欧仍保持全球主要创新地的领先地位，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并日益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给我国开放发展带来更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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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将重构国际贸易格局。国际贸易正从劳动力和资本主导的传统比较优势向创新主导的技术比较优势加速转换，这一趋势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创新投入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都提出更高要求。数字技术显著降低贸易成本、大幅提高贸易效率，提升服务贸易水平，扩大货物贸易增长空间，催生数字贸易新形态。尤其是跨境电商等新兴贸易业态不断涌现，将为我国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促进普惠贸易发展。同时，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市场准入、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各有诉求，数字贸易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商品流动加速全球产业融合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在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产量全球占比超过30％，粗钢、主要有色金属、水泥、纺织纤维加工等产量全球占比超过50％。作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深化发展，全球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态势更趋明显，为我国进一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有利契机。
双向资本流动拉紧我国与世界的联结纽带。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设厂、生产经营，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全球市场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规模稳步扩大、水平不断提高，资本双向流动既为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也为世界带去了中国的优质产能、装备、技术和服务，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更加合理、分工更加高效。世界各国产业发展愈发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格局。虽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在中短期内对现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较大冲击，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我国通过双向跨境投资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结将更加紧密。
疫情全球蔓延重创世界经济。截至2020年6月底，全球受疫情冲击的大部分经济体都曾经或者仍处于封锁状态，市场需求被严重抑制，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就业收入均遭受严重打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9％，其中欧元区为-10.2％，美国为-8％，日本为-5.8％（见表4-1）。根据WTO报告，2020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同比下降3％，二季度下降约18.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预测，202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40％。全球经济衰退将导致外部需求减少，对全球贸易投资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为有效缓解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导致全球债务风险进一步上升，限制未来几年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表4-1 IMF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续表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疫情加速国际产业布局调整。疫情影响下，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出现退潮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分散化、多元化倾向增强，现有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东亚生产—欧美消费—其他地区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格局可能重塑，区域经济循环有望进一步强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这些变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定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经济仍具备较强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长期来看，疫情加速国际产业布局调整将有利于我国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重塑全球治理格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平衡，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这将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话语权带来更多机遇。我国提出并推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形成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根本原则、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双边合作为平台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
基于开放、透明、非歧视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走到十字路口。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石。WTO成立25年来，在农业等传统议题谈判进展缓慢，国际贸易争端难以有效解决，全球贸易合作机制碎片化和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各方在上诉机构、发展中国家地位、透明度和通报、投资便利化、竞争规则、政府采购规则等WTO规则改革主导权方面竞争日益激烈。美国阻止WTO上诉机构成员任命、威胁退出WTO等行径进一步加剧WTO发展困境。
全球产业链发展推动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球生产、服务、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发展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中间品贸易占主导地位，要求各国共同推动贸易便利化以降低贸易成本。大幅消除关税壁垒、减少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增强政府补贴透明度、减少其对市场运行扭曲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将成为创新变革的方向。
粮食能源资源约束增强。粮食能源资源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直接关系到各国社会和谐稳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由于气候变化、局部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等导致全球粮食能源资源生产可持续增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全球粮食能源资源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尤其是随着超过世界人口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粮食能源资源约束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反恐困局与网络安全隐患突出。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等暴力恶性案件增多，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连续多年上升，恐怖势力跨区域流动性增强，恐怖袭击的手段、方式增多，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风险，也给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造成不利影响。随着网络信息化加快发展，网络黑客攻击等安全隐患突出。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等领域促进形成大量新业务的同时，也将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面临挑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缺陷和短板。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应对疫情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但全球仍缺乏完善的疫情监测预警网络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合作机制，制约了各国合作应对疫情的速度和能力。特别是，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美国宣布退出WHO，削弱了该组织在公共卫生领域统筹调配全球力量和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长期来看，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现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改善，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扩散态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加大和治理体系落后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危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恶化我国扩大开放的外部环境。
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对外开放传统优势有所弱化但新优势正在形成，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明显提升，部分领域、区域对外开放潜力较大，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需要也更多助力深层次改革。
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GDP达9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世界占比超过16％。人均GDP达10 276美元，接近世界银行规定的12 736美元的高收入水平界限。“十四五”期间，巨大的经济规模使我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为稳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提升和改造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农业方面，基本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农林牧渔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在工业方面，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在服务业方面，2012年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9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53.9％，成为三次产业中的第一引擎。“十四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将继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将继续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转变，为外贸外资增长拓展了新空间。
需求结构继续深入调整。近年来外需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内需的贡献率逐步上升。在消费方面，我国居民消费已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凸显。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已达55.4％。在投资方面，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等社会民生领域补短板需求依然旺盛，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兴领域发展持续吸引大量投资，投资结构呈现调整优化态势。“十四五”期间，由于外部环境趋紧，内需将继续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外资企业在华深耕发展激活了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劳动力、土地等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依靠低要素成本的粗放型、低效率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配套、创新研发、基础设施、高素质人才等新优势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在产业配套方面，我国具有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以及一批规模化、高水平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优势产业集群。2019年，我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占比超过20％，居世界第一位。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内生循环和抗风险能力，也为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力依托。
在创新研发方面，我国实现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质变飞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我国位列第14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见表4-2）。通信设备、航天、高铁、特高压输变电、超算、核能等领域已具备全球一流技术，5G等重要技术领域和互联网商业模式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表4-2 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网络日趋完善。截至2019年底，我国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540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均位居世界第一位，有效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边际成本。高铁运营里程达3.5万公里，为世界第一，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间已实现1 000公里内5小时到达，2 000公里内8小时到达，缩短了时空距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总体领先，光纤宽带接入、4G网络部署和5G基站部署均为世界第一，为互联网新技术的大规模创新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畅通人流、物流、信息流，有效提升了供需对接的效率。
在人力资源方面，我国多层次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我国劳动力总量庞大，2019年拥有劳动力总数7.8亿人，占世界的22.6％，不仅拥有大量吃苦耐劳的普通外出务工人员，也拥有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源。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毕业人数约为834万人，研究生毕业人数约为64万人。不断增长的高学历毕业生群体、高端研发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将显著改善我国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形成新的人才红利，对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海外布局不断拓展。近年来，我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兼并收购、工程承包、装备出口等方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不断拓展海外布局和业务网络。截至2018年底，我国超过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3万家，与2012年底相比翻了一番。境外企业经营情况总体良好，超七成企业实现盈利或盈亏平衡。
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企业共129家（见表4-3），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从企业盈利能力看，我国企业在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上已扭转近年来的下行趋势，平均销售收入与净资产两项指标与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数值基本持平。从企业类型看，129家企业中有22家民营企业，占比17％，与2012年底相比增加17家，占比提升10.7个百分点。从行业看，除传统的资源能源、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外，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小米等互联网及科技企业迅速崛起引人瞩目，华为作为通信行业龙头企业排名第61位，与2018年相比上升11位。这些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水平和影响力有较大幅度提升。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持续发展，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这将为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激发更多内生动力和潜能。
表4-3 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前50的我国企业
续表
资料来源：财富中文网。
沿海开放发展水平较高，但内陆沿边总体开放水平不高。中西部地区受开放资源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成本及制度性成本较高等因素制约，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洼地。据测算，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均相对较低。从区域内部看，开放要素和资源也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
制造业开放程度较深，但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制造业是我国开放时间较早、程度较深的领域，也是发展较快、竞争力较强的领域。相比之下，服务业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仍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短板。比如，服务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服务业投资规模和质量远逊于制造业。
经贸合作伙伴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仍有待深化。2019年与美国、欧盟、日本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4.1％，加上经香港等地的转口贸易比重更高。近年来，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快速发展，2019年与东盟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4％，但在外贸规模、质量和效益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多边开放与区域开放并行格局初步形成，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待提升。我国与25个国家签署的17个自贸协定中，成员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但我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正在加快建设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我国内地开放程度最高的特殊区域，但与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等国际自由港相比，在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等方面仍有差距。
高水平开放更加需要深层次改革。近年来，美欧日发达国家先后达成了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建立高标准自贸区，推行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趋势。外部环境变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改革与国际通行规则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不均衡、产业开放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需通过深层次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形成更加平衡的开放格局。此外，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引资竞争，我国要素成本低等传统优势已经弱化，需通过深层次改革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培育引资竞争新优势。
高水平开放更多助力深层次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更有效地处理市场失灵问题。“十四五”时期，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国际规则深入对接，促进形成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竞争更加公平、与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国内市场环境。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助力国内企业树立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形成更加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提升灵活运用全球优质要素的能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助力政府部门创新监管手段、提升服务水平。
疫情全球蔓延重创世界经济。截至2020年6月底，全球受疫情冲击的大部分经济体都曾经或者仍处于封锁状态，市场需求被严重抑制，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就业收入均遭受严重打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9％，其中欧元区为-10.2％，美国为-8％，日本为-5.8％（见表4-1）。根据WTO报告，2020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同比下降3％，二季度下降约18.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预测，202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40％。全球经济衰退将导致外部需求减少，对全球贸易投资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为有效缓解疫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导致全球债务风险进一步上升，限制未来几年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表4-1 IMF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续表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疫情加速国际产业布局调整。疫情影响下，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出现退潮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分散化、多元化倾向增强，现有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东亚生产—欧美消费—其他地区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格局可能重塑，区域经济循环有望进一步强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这些变化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定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我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经济仍具备较强的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长期来看，疫情加速国际产业布局调整将有利于我国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