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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要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投资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上指明了新时代投资工作的战略方向，为新时代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民生发展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公共投资力度。[1]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2]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战略定位。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投资新增固定资本，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投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扩大先进制造业领域有效投资，既能够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也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社会投资，稳定经济运行。扩大社会事业、生态环境、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的有效投资，既是资本品的形成过程，也是公共品的生产过程，既可以为社会创造必要的生产环境和条件，又可以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保障和便利。总之，扩大有效投资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为社会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两端共同受益；也能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种类，更好满足社会对更高质量产品和多样化选择的需求。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就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和放大效应，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快补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弱项，支持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3]
投资作为资本形成活动具有双重属性，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在当期，投资活动形成需求；在未来，新资本形成新供给。投资活动直接引发对各种原材料、设施设备、工器具、消费品的需求，同时带动相关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投资，扩大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规模，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4]当前，要以更大力度、更精准的投资来补短板、强弱项，尤其是要加大地方在公共卫生设施、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的补短板力度，扩大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为应对疫情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要充分发挥投资拉动当期需求的作用，有效应对疫情冲击，稳住经济基本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快速跃升到2019年的16％左右，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这些骄人发展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投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6]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增加社会民生服务的供给能力，发挥投资在优化民生供给中的关键作用，不断为社会民生发展提供更完备、更优质、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还为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提供了物质保障。我国是一个多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虽然一些灾害发生在局部地区，但有些重大自然灾害常常造成全局性影响，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损害。在应对自然灾害、灾后重建以及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中，投资都成为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这些重要论述，指出了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性作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优质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优化产权结构，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需要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产品质量；需要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发展效率；需要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升级换代，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通过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用投入增量带动存量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补短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供给结构中的短板是影响供给能力的重要因素，补齐短板就能以较少的投入发挥出已有产能的效益。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短板扩大有效投资，通过不断增加优质高效供给，逐步淘汰劣质低效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快速转换，增强供给适应需求变动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需要加大脱贫攻坚、交通、农林水利、能源、公共卫生等社会民生、生态环保、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点领域投资，补齐发展短板。
确保实现脱贫目标，需要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加大脱贫攻坚投入，为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交通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明显，交通能源在产业内部、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实现交通能源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受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制约，农业农村发展依然滞后，农民收入水平总体较低，农林水利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领域，解决农林水利的供给能力长期不足问题，离不开资金投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且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征。教育水平不仅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还是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建制镇和农村疾病防控设施不足，需要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加强妇幼健康和基层卫生设施建设，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经济发展绝不能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少排放、防治污染，需要持续加大生态环保领域的投资。新型基础设施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技术资金密集度高，项目投资强度大，补齐这些领域的短板需要大量投资。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加快县城城镇化，推进城乡以及不同规模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交通、市政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协调发展，投资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补齐重点领域短板，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都需要加大投资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综合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世界竞争力年鉴2019》结果显示，我国竞争力综合排名第14位，比2015年提升了8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在当今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着眼长远发展和长期竞争，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
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科技创新能力等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实力包括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长潜力。我国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然不高，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增长潜力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它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经济实力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越高，表明经济发展越快，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越强劲。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条件快速改善，资本总规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人均资本依然很低。技术进步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我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原因之一是研发（R&D）经费投入相对较低。研发投入是支撑科技创新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2017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2 60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2位，但尚不到美国的一半。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低，企业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在全球排名第13位。要尽快缩小我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的差距，需要持续增加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教育是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战略因素，尽管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从质量和创新水平来看仍与世界顶尖水平有较大差距，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差距，还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
产业升级是长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改进生产要素、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价值链跃升，需要新投资和对原有资本进行升级改造，需要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替代传统产业，这些都需要大量投资。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可以扩大市场规模，还能增大发展回旋空间，增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要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持续不断地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力资源状况，这同样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质量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质量。过去，我国供给短缺，工作重点更多放在扩大投资、增加供给数量上。随着供给能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转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供给能力总量不足问题已基本解决，同时出现了供需结构错配问题，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注重效益，一味扩大投资，增加总量，不仅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会明显减弱，而且还会加剧已有的供需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将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转向供给侧，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能。在投资结构优化和优质新供给带动下，投资效益持续改善，以相对较低的投资增速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运行。随着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的不断发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都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投资工作的重点要聚焦补短板、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强化投资政策的精准性，持续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潜力，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投资要有效益，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9]
对企业来说，投资要有财务收益。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赢利。企业没有利润、大面积亏损，一段时间后就会撑不下去，员工无工薪收入，政府无财政收入，还会导致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呆坏账，进而引发金融风险甚至社会风险。因此，企业投资要注重经济效益，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切实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对政府来说，投资要有社会效益并兼顾财力。政府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具有公共性，而且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一般需要适度超前，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公共性较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可以长一些，但是不能将几十年以后的事都干了，即使应该干的也要看财力是不是可以支撑。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应注重考虑社会公共需求的优先程度，同时考虑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时，多次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企业投资，都要践行“两山”理念，注重生态效益。在绿色发展成为社会主旋律的今天，兼具改善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绿色投资、生态投资逐步成为投资热点。这种基于环境准则、社会准则、经济准则的新投资模式，不再把经济效益当作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而是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因素，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生态责任。只有同时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才能真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投资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决策和实施过程涉及的利益主体多、诉求差异大，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复杂，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问题相互交织。切实强化绩效管理，加大投资监管力度，有利于促进提高政府投资的科学性和精准度，真正实现政府投资效益最大化。
政府投资是引导、带动全社会投资的关键，政府投资效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投资效益，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绩效是政府投资管理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政府投资方式，健全绩效评价机制，通过绩效评价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加强评价结果运用，有利于找出影响政府投资效益的关键问题，并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政府投资效益。政府投资领域广、涉及行业多，每个领域、行业都有不同特点，要有针对性地设置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准确。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更新投资理念，积极研究探讨制定推动投资领域落实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体系，将提高全社会投资效益、推进投资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将投资落到实处，及早发挥效益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都对加强投资监管提出了明确要求。在信息化条件下，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有利于提高投资监管的工作效益，及时对投资运行和项目建设加强预警研判。各部门、各地方在投资监管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既有明确分工，又能密切配合的投资监管体系。特别是基层部门具有就近就便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加强日常调度和监管，推进投资项目及时开工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保障资金和工程质量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我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10]这些重要论述，提出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任务。
在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助于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根本动力就在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就业的容纳器、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民营企业反映突出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市场准入门槛高、存在隐性壁垒等问题，有关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保护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合法利益，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充分调动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在民间投资有意参与的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领域，以及交通运输、电力、石油天然气、基础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已先后出台了一批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的政策措施，清理规范了审批事项，较大幅度降低了准入门槛。特别是，坚定不移地建立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立了统一公平的规则体系，真正实现了“非禁即入”，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自主选择是否进入，极大地调动了民间投资等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对于调动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民间投资环境，必须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大幅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公正监管，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顺应社会期盼，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简政放权成效明显，但还要继续深化，把该放的权彻底放出去，把该减的事项坚决减下来，把该清的障碍加快清除掉，持续为市场主体松绑、铺路。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大力压减行政许可和整治各类变相审批，着力打通企业开办经营和投资建设这两大重点领域的堵点，协同推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放管服”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11]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是切实解决困扰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有关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推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从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等方面提出15条措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从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抓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公平精准有效开展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着力提升民营企业信贷服务效率、从实际出发帮助遭遇风险事件的民营企业融资纾困、推动完善融资服务信息平台、处理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加大对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监管督查力度8个方面，提出了23条细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力促进商业银行加快观念转变和业务转型，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促进敢贷、能贷、会贷、愿贷“质”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加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这些重要论述，提供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根本遵循。
投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引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促进有效投资增长，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关键性作用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条件需进一步改善。这就要求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创新投融资方式，发挥好政府投资带动作用，鼓励和促进企业投资，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和自然灾害防治领域投入，在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积极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不断提升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推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紧紧围绕促进投资便利化，在实施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制度基础上，协同推进项目准入各环节的审批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精简前置、并联审批为核心的新型核准制度，投资领域简政放权取得突出成效。但同时也要看到，部门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一些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多、技术审查类事项多、办理周期长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必须聚焦落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和投资决策自主权，继续精简和优化项目报建审批流程，加快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着力破除影响和制约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活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动力。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投资管理和服务的迫切需要。当前，事中事后监管仍是投资管理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各地还不同程度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监管主体不明、责任界定不清、监管手段落后、监管效率不高等问题。为此，一方面，要抓紧健全投资监督管理制度体系，发挥各类规划和准入标准的指引性、控制性作用，规范引导促进各类投资活动；另一方面，要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意义深远，指明了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目标方向，提供了新时代推进对外开放工作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主席指出，着力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国内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中国投资软环境将更开放、更宽松、更透明，为外资企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将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搭建互利共赢合作新平台。[1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开放发展的积极姿态和良好形象，指明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也明确了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工作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形势下推动积极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大重要支柱。坚持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外资搭载着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等重要要素进入中国，能够带动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提高“引进来”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推动企业稳妥有序“走出去”，既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带动商品和服务输出、获取创新资源和营销网络，助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14]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15]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16]这些重要论述，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指南。
投资领域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重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率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水平。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地方政府债务成因的复杂性和违规融资的隐蔽性，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规模仍然较大，有的市县区面临的偿债压力较大，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任务仍较为艰巨。必须依法妥善处理存量债务，控制增量债务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地方政府举债必须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地方政府科学适度举债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谋发展、搞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举债发展必须把握好投资的力度和节奏，平衡好投资发展、承受能力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地方政府保障改善民生需要尽力而为，要突出重点，尽最大可能先解决急需急迫问题，再在发展中逐步完善提高。保障改善民生还要量力而行，要防止制定脱离基本国情和当地实际的发展指标，防范债务风险积累。地方政府举债必须充分论证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把偿债措施落到实处，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措施，从机制上完善风险应对预案，确保偿债资金能覆盖所有债务本息，保证债务融资可持续。
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是防风险的重要内容。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根据发展需求和风险管控实际，不断调整优化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管理机制。坚持谁举债谁负责，依法落实地方政府承担的债券偿还责任。厘清专项债券政府信用与项目收入关系，合理引导投资主体风险损失预期。规范专项债券发行约束条件，规范落实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政策措施。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健全政府债务监督问责机制，严肃问责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17]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稳定投资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防止金融风险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投资稳住了，风险控制就有保障；另一方面，做好稳投资工作，要更加注重防范金融风险，要在防风险基础上，保持补短板、稳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严格执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坚持促进有效投资和防范金融风险统筹推进。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从微观上看，有助于控制项目投资的杠杆率，防范单个项目的债务风险；从宏观上看，作为一项调控工具，有助于促进有效投资和防范债务风险紧密结合，统筹推进。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明确项目投资方、项目审批部门、金融机构审查工作相关责任，对于项目借贷资金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股东借款、“名股实债”等资金，不得作为项目资本金，筹措项目资本金不得违规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违反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相关要求。同时，推动严格执行各行业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控制债务规模，并引导规范各有关方面多渠道筹措项目资本金，扩大资本金来源，降低项目融资偿债压力。
严格执行法律制度，依法规范投资项目决策和管理。为加强投资项目科学论证、严格审查和规范管理，2016年底，国务院发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9年又颁布《政府投资条例》。落实项目单位前期工作责任和审查把关标准，明确对政府投资资金来源等建设条件不落实、违规举债筹措建设资金、违反产业政策等项目一律不得审核、核准。既有助于从源头上防止盲目上项目造成债务风险，做到不该上的项目坚决不上，也有助于避免超规模、超标准建设项目，避免增加债务负担。
健全政府投资项目风险防范机制。当前，一些政府投资项目求大求全脱离当地经济实际支撑能力，同时有的领域投资严重不足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短板；政府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部分地区习惯依靠上项目、上投资来盲目扩大投资推动发展，政府投资效率和效益不高，债务风险累积。健全政府投资风险防范机制需要完善政府投资范围评估调整机制，不断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使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完善政府投资专项设立机制，合理确定支持标准和支持方式，不断提升政府投资效率。强化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必要性分析、需求论证和风险评价，落实项目决策环节主体责任。明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标准，严格项目可研审批、概算调整程序。落实项目建设单位责任。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政府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
合理引导、科学应对企业投资项目风险。企业投资项目风险主要由投资主体承担，政府需加强对项目外部性影响的管理。按照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求，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不断优化产业投资管理规定、行业规范要求和市场准入条件。强化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规划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资源优势和组织优势，在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实行对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环境影响评价等评估评价事项的区域评估。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与行业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合作机制，严格落实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金融机构要把好项目投资、融资的金融“闸门”，加强对投资项目资本金来源、比例、到位情况的审查监督，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监管。完善企业财会制度，加强企业财务约束，科学安排融资结构，减少盲目投资和过度担保行为。
此外，不论是政府投资项目还是企业投资项目，都要重视防范规划选址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工程技术风险、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等各类风险。防范规划选址风险，就是要科学编制各类规划，充分参考近年来重大项目选址的经验教训，强化选址布局的提前论证和比选，确保纳入规划的项目风险可控。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保障民生，确保符合当地环境容量标准。防范工程技术风险，就是要加强技术方案比选，优先选择技术相对成熟的方案，使工程技术和设备材料等能够有效落实。防范工程质量安全风险，就是要守住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和招投标制度，按规定选择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落实项目参建各方责任，切实把好材料质量关，加强工程质量监管，不断提高工程质量。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3日。
[3]《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4]《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
[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9]《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10]《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强调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3月5日。
[11]《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
[1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
[13]《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
[14]《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求是》2019年第11期。
[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
[16]《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1日。
[17]《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投资要有效益，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9]
对企业来说，投资要有财务收益。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赢利。企业没有利润、大面积亏损，一段时间后就会撑不下去，员工无工薪收入，政府无财政收入，还会导致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呆坏账，进而引发金融风险甚至社会风险。因此，企业投资要注重经济效益，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切实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对政府来说，投资要有社会效益并兼顾财力。政府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具有公共性，而且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一般需要适度超前，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公共性较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周期可以长一些，但是不能将几十年以后的事都干了，即使应该干的也要看财力是不是可以支撑。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应注重考虑社会公共需求的优先程度，同时考虑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时，多次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企业投资，都要践行“两山”理念，注重生态效益。在绿色发展成为社会主旋律的今天，兼具改善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绿色投资、生态投资逐步成为投资热点。这种基于环境准则、社会准则、经济准则的新投资模式，不再把经济效益当作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而是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因素，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生态责任。只有同时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才能真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