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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融通故事
捷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67年来，中捷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不断加深。上世纪50年代，捷克著名画家斯克莱纳尔到访中国，同吴作人、齐白石等中国美术大师结下友好情谊。斯克莱纳尔回到捷克后创作了许多《美猴王》画作，被称作孙悟空的第七十三种变化。《鼹鼠的故事》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动画片。小鼹鼠憨态可掬、善良勇敢的卡通形象深受中国广大少年儿童喜爱。音乐大师斯美塔那创作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和文学家哈谢克的著作《好兵帅克》在中国广为人知。
在捷克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201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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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著名画家兹德涅克·斯克莱纳尔出生于1910年。20世纪50年代，斯克莱纳尔到中国办展览，被中国美猴王孙悟空的故事深深吸引，于是开始用画笔将美猴王和《西游记》故事介绍给捷克人民。斯克莱纳尔创作的捷克版“美猴王”将中国元素与捷克民族特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色彩变化强烈、形象多样，500多个《西游记》人物被重新设计，七十二变的孙悟空有了第七十三变，斯克莱纳尔也因此被誉为“捷克美猴王”。
“小鼹鼠”是捷克国宝级卡通形象。《鼹鼠的故事》是捷克著名插图画家、电影导演兹德涅克·米勒的经典作品。为了使“小鼹鼠”能够跨越国界和语言的障碍，米勒在动画片创作中，选择了以丰富的动作、表情和简单的声音来传递信息，尽量避免用言语表达。20世纪80年代，《鼹鼠的故事》进入中国，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2016年3月，一部由中捷两国合拍的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开播，融入中国元素的“鼹鼠的故事”，让小鼹鼠继续在两国孩子的心中播撒友谊的种子。
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出生于1824年，是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捷克民族歌剧的先行者、捷克民族乐派的创始人。1874年，斯美塔那不幸耳聋，但仍继续坚持创作，创作了大量作品。习近平提到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就是斯美塔那的代表作。而1883年出生的捷克著名作家哈谢克，作品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代表作《好兵帅克》以一个普通的捷克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情节线索，深刻揭露了奥匈帝国统治者的凶恶专横及其军队的腐败堕落。很多评论家都把帅克比作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好兵帅克》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近30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习近平在捷克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讲述的这些故事，不仅形象地道出了中捷的历史情谊，更生动地指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我相信，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
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明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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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两位同时代的东西方戏剧大师，两位大师同在1616年逝世，又在2000年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莎士比亚写过众多剧作和十四行诗，被誉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精妙绝伦的语言艺术，更有耐人寻味的立意和主题。在他笔下，延宕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邪恶冷酷的阴谋家麦克白、刚愎自用的将军奥赛罗、昏聩暴虐的李尔王等，人物形象令人过目难忘；爱与宽恕、复仇与背叛、死亡与毁灭、“人的哀乐与生的光华”，作品的主题恢宏深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感慨：“每一条意识的河流都通往莎士比亚，白天和黑夜都迂回而不间断地通往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挚友、诗人本·琼森更是断言：“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他的代表作除了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等经典作品。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戏剧作品《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如同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这些作品展现了极为丰富广阔的人生，其中许多名句和形象早已家喻户晓，流传千古。“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杜丽娘、黄粱一梦经荣辱的书生卢生、梦入蝼蚁之槐安国为南柯郡太守的游侠淳于棼……汤显祖以梦境写人生，以虚幻写现实，其浪漫的文学想象、绮丽的艺术文笔、深邃的人文精神，在当时的剧坛超迈绝伦。与汤显祖同时期的曲论家王骥德称赞他的剧作“婉丽妖冶，语动刺骨”。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以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讴歌，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魂”，艺术的魅力使他们不仅属于一个国家，更是属于整个世界。
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以自己与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对话，以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同频共振，生动地阐明了他的一个判断：我们的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明希望通过人文交流，拉近中国与英国的“文化距离”，让“中英两国文化中的精华”，能“对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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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硬汉”海明威，出生于1899年，是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红十字会司机的身份投身于意大利战场。在那里，他被授予中尉军衔和3枚奖章，也留下了237处伤痕和梦魇般的记忆。康复后的海明威在巴黎一边当记者，一边写小说。1926年，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真实表现了战争给年轻一代在生理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些作家因而被称为“迷惘的一代”。
发表于1952年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它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在大海中，与巨大的马林鱼、成群的鲨鱼搏斗的故事，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便出自《老人与海》。在62年的人生旅程中，他还创作出了《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渡河入林》等诸多不朽名著。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的一生，超过1/3是在古巴哈瓦那度过的。他曾描述：“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在那里，有一间“街中小酒馆”，酒馆里最有名的酒是用古巴特产朗姆酒加薄荷叶和柠檬调配的鸡尾酒，名叫“莫希托”，也是海明威的最爱。
与海明威一样，《联邦党人文集》也体现着浓厚的美国精神。它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文集。托马斯·潘恩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名也出自潘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撰写广为流传的《常识》小册子，鼓舞北美民众争取独立，建立共和政体。
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详细列举自己阅读过的美国经典作品和造访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的亲身经历，正是为了表达：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六抵印度，带去了中国的友邦之谊。印度歌舞、天文、历算、文学、建筑、制糖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等传入印度，成为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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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汉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西行求法。使者一路向西，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在此传播佛法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入汉传法。公元67年，两位高僧随使者一起用白马将经书驮回洛阳，历史上因此称之为“白马驮经”。汉明帝还专门在洛阳城建造了一座白马寺，两位高僧便是在此译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
与白马驮经相比，玄奘西行的知名度或许更高。家喻户晓的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就是以玄奘取经为蓝本创作的。据文献记载，唐代时，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向西经西域，历经艰险，到达印度。在印度学成之后，玄奘携带经书回到长安，先后在大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等处翻译佛经。玄奘谢绝了唐太宗让其还俗任相、辅佐朝政的建议，“专务翻译，无弃寸阴”。除了译经，玄奘还把他在印度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书生动地记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中西交通、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献。更值得一说的是，据《旧唐书》记载，玄奘还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历史上那一个个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故事，也正是沟通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座座桥梁。习近平讲述白马驮经、玄奘西行等故事，目的正是要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90年前，中国人民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就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在离开中国时，他伤感地说：“我的心留在这里了。”
对印度文明，我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印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我对有关恒河文明、对有关吠陀文化、对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猎，特别关注印度殖民地历史以及印度人民顽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也十分关注圣雄甘地的思想和生平，希望从中参透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精神世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他写道，“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失去了群星”，“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等等，这些优美又充满哲理的诗句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启迪。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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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被视为印度文明在国际上的“代言人”。他在长达6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创作出了包括《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名作在内的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在印度，泰戈尔影响巨大，与同时期的印度伟人甘地并称为印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两大圣贤，甘地“圣雄”的称号便是泰戈尔所起，而泰戈尔则被甘地称为“大智者”。
泰戈尔与中国的情谊由来已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泰戈尔的许多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并持续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1924年3月，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一行6人组成访华团来到中国。在杭州参观访问时，泰戈尔在浙江教育厅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听众超过3000人。泰戈尔感怀杭州之美丽，现场作诗一首：“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的不动。”
泰戈尔访华期间，正值64岁寿辰，梁启超在为其祝寿之时，合中国对印度的古称——天竺，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古称——震旦为一体，赠送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泰戈尔欣然接受。珠联璧合的名字，也表达了中国朋友对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期望。
之后，泰戈尔以不懈的努力，回应了这个美丽的名字。1937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开印度研究中国之先河。中国作家许地山、画家徐悲鸿、教育家陶行知等都曾赴该学院讲学。我们现在常见的那幅泰戈尔画像，便是徐悲鸿在印度讲学时所作。1941年，泰戈尔还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上，口述了《我曾踏上中国的土地》一诗，深情地回顾了他在中国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对外交流的有效载体。经典的篇章、哲思的语言，往往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中，引起情感的共鸣。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讲述自己读泰戈尔作品的故事，并引用泰戈尔的名句，拉近了心灵的距离。从告诉世人对印度文明“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到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印度历史，再到朗声诵读泰戈尔的名句，习近平娓娓道来的叙述，就像是老朋友间的对话，情深意长。
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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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被称为“关中塔庙之祖”。寺内的法门寺塔因葬有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故名“真身宝塔”。唐贞观年间，法门寺塔改建为4级木塔，但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因地震而倒塌。后又改建为13层八棱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1981年，在风雨交加中法门寺塔的西半侧突然垮塌，塔刹也随即跌落。
1987年，人们重建新塔、清理塔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地宫。除了4枚舍利、121件金银器、14件秘色瓷，地宫还出土了20多件琉璃器。
琉璃器自公元3世纪传入我国后，一直被认为是比金银器还珍贵的物品。这批出土的琉璃器，既有琉璃瓶，也有琉璃盘，还有茶杯和茶托，以伊斯兰样式居多，分别由东罗马、西亚和中国制造，是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文物价值极高。
琉璃器皿虽由域外传入，却早已融入唐代人的生活，成为他们文化的重要部分。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既让中国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华夏。习近平讲述他在法门寺欣赏琉璃器的故事，正是要阐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个道理。
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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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自西汉起，就有一条连接中国、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贸易大通道，横穿欧亚大陆。丝绸、瓷器西去，良马、宝石东来，这一通道的开辟，书写下中西交流史的瑰丽篇章。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得到广泛认同。
另外，还有一条海上的经贸和文化交往大通道，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被法国汉学家沙畹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之后，瓷器替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两位中国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一位是西汉的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两度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各国的通道，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张骞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物产。由于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汉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历史上称之为“张骞凿空”。
另一位是明代的郑和，他受命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人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沿线众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是名副其实的交流之路、友谊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联通的纽带，也是文明交融的血管，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有着重大贡献。
跨越千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互通有无之路，也是一条民心相通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习近平讲述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古代西域各国交流的故事，不仅是要告诉大家，“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更是在强调，“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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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一页。
1940年，冼星海受命从延安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然而，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使得影片制作陷入停顿，而且使得冼星海的回国之路受阻。之后，他辗转到达阿拉木图。举目无亲、居无定所、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两位音乐家在艰苦岁月中，依然坚持音乐理想，不断相互激励，创作乐曲，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拜卡达莫夫非常欣赏冼星海的音乐才华，推荐他到北部城市科斯塔奈，为当地初创的音乐馆作音乐指导。在科斯塔奈，冼星海不辞辛苦，用音乐激励当地群众。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其中，他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着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欢迎。冼星海去世后，阿拉木图市将拜卡达莫夫家附近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冼星海大道”，并为他竖立起一座纪念碑。
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交流互鉴、友好往来的篇章中，冼星海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页，但这一页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习近平的这句话，正是“冼星海大道”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