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14亿人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做好就业工作，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劳动者对体面劳动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展望未来五年，就业工作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增多。准确研判、全面剖析“十四五”时期就业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势，对谋划制定“十四五”时期就业促进规划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不仅是避免路径依赖、错失良机，亦是为了开好局、起好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运行长期保持在合理区间，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孕育巨大的发展潜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服务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逐步壮大，催生了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经济发展拉动就业能力不断增强，为促进就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一、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将进一步夯实就业稳定的基础

“十三五”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出现分化，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任务艰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科学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我国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也取得新进展，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完成进度符合预期。2016—2019年我国经济保持6.1%～6.8%的中高速增长，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具体来看，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指标都处于合理区间，在世界经济中保持“风景这边独好”。全年CPI同比上涨2.9%，低于3%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人民币汇率和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总体稳定。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导致我国外部风险不断加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202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6%，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运行面临阶段性重大挑战。展望2020年全年，世界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内外需求走弱趋势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影响经济运行和就业的负面因素将持续存在。当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30%，世界经济下行可能通过外贸外资、供应链、资金链等渠道，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2020年上半年出现的经济负增长不具有历史可比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健康，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必须承受、能够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

我国经济运行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大。但总的来看，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具有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特点，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巨大潜力，关键经济指标保持平稳既有牢固的基础，也有条件的支撑。“十四五”时期，在动态均衡发展中砥砺前行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

其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面向未来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新机遇。科技创新能力加速提升，为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添经济发展新的动能和优势带来了新机遇。深化改革开放，为我国提升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新机遇。加快绿色发展，为我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我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营造经济发展更好的外部环境带来了新机遇。

其二，长期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国粮食总产量世界第一，而且藏粮于库、藏粮于地、藏粮于民、藏粮于技，饭碗是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我国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独立完整，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产业的协作配套能力强。我国服务业不断成长，为工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左右。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市政、环保等设施体系继续加强，网络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也在快速发展。

其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的潜力巨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的最大稳定器与主要驱动力。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超过1亿的市场主体，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空间广阔。在外需波动的情况下，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明显。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57.8%。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我国消费率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人均消费水平还不高，增长空间仍然很大。目前，我国正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消费需求处在快速升级的阶段。旅游、文化、健康等生活服务业消费增势良好，极具发展潜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将继续较快扩张，这将会带来对高品质消费品和高质量服务的巨大需求。此外，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也在稳步发挥。我国的城镇化率还有提高空间，汽车的普及率较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也有不少缺口。

其四，创新驱动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集众智、聚众力、汇众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2019年，每天新登记企业约2万家，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数量都在不断增加，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13.3件。2019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比上一年上升了3位。新动能成长壮大，电子支付、高铁建设和电动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业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兴起。2019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4%、8.8%，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6.5%。

其五，有利的政策环境为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近年来，我国坚持供需双向发力，一方面加减法并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体系“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持续扩投资、促消费、调结构，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如，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税率降至9%，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这些政策在“十四五”时期会不断释放红利，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同时，我国财政赤字率、政府负债率较低，外汇储备充足、资产优质丰厚，宏观调控有足够的政策手段和调节工具，完全可以抵御内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和迈向高质量发展。

其六，广阔的世界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我国已成为世界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成为外资最为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投资新的热点。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扩大就业的根本。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具有保持长期稳定中高速增长的坚实基础。预计“十四五”期间，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长期稳定的基础不会变。

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不断拓展就业创业新领域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已经处于关键孕育期。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即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从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历次技术革命都加快了产业变革步伐。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本质上是新生产要素替代旧生产要素、新生产方式替代旧生产方式、新动能替代旧动能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对我国就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对就业带来影响。从总量上看，新技术应用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一方面，不断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培育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产品成本，又增加了产出，提高了收入水平，带动消费需求扩张和生产规模扩大，也会吸纳更多就业。1948—2000年，美国非农就业比重从88.6%上升到97.5%，净增就业人员7 700万，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从结构上看，新技术应用会带来技术性结构性失业问题。技术革命带来生产方式、市场格局的调整，部分行业、部分企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问题时有出现，结构性裁员减员伴随着低技能人员再就业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技术性结构性失业风险。20世纪90年代，美国因技术变革，冲击了约4 000万个传统就业岗位。但从趋势上看，新技术、新机器把工人从繁重、危险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世界银行2016年研究显示，1995年以来，世界各国的高技能就业占比不断提高，就业质量持续改善。

当前，世界正经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及云计算等技术为驱动力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加速形成。目前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定义尚未统一，但已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制造、物联网、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为主的全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核心是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科技技术加速应用，新产业新业态迅猛发展，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就业创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其一，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新就业领域和新兴就业机会将不断涌现。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了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十四五”时期，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越来越密集，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进步推动健康、现代农业、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加快发展，将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拓展就业新空间，对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业务规模扩大，互补效应和乘数效应将使得就业机会显著增多。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工业部门内部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就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业就业岗位将迅速增加。

其二，加快就业方式转型，新就业形态将加速发展。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变革，大规模生产逐步向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方向转变，“全员雇佣、集中办公”的用工模式逐步向“业务众包、分散办公”模式转变，传统的“公司+雇员”用工关系逐步向“平台+履约人”转变，自我雇佣、一人多职等现象将明显增多，更多新就业模式将应运而生，兼职性、临时性就业比率将持续提高。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就业形态依托互联网实现灵活就业，从业人员不需要到固定场所工作，而是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这极大释放了劳动者自主性。预计“十四五”时期，新就业形态将保持快速增长。

其三，催生新岗位新职业，求职者就业选择机会将变得更多。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带来更多专业技术类新职业，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将加快新兴岗位崛起。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运用，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相关领域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创造了许多新职业新岗位。如，在2019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发布了13个新职业信息，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其四，推动职业类型迁移升级，就业质量将不断改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了以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制造快速发展，人机协同水平不断提升，推动职业类型由低技能体力型向高技能知识型升级，这会将更多劳动者从简单重复、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有效提升就业质量。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赋能效应、倍增效应显著，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化自组织、小规模专业化生产方式快速兴起，更多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直接与需求对接，降低了创业的成本和门槛，创业将成为自我就业和拉动社会就业的重要方式。

三、服务业快速发展将培育更多就业增长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新引擎。从单位数量、从业人员、资产、营业收入等多方面看，相较于一、二产业，服务业占比均有很大优势，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实至名归。2012—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5.3%提高到53.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53.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9%，分别高出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和1.2个百分点。全年工商新登记服务业企业594.7万户，比上年增长10.8%；占全部工商新登记企业数量的80.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而且其涉及的部门范围广泛，能够容纳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者就业，具有较大跨度和较强的韧性，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十四五”时期，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服务领域持续深度开放，服务业发展新动能加快释放，服务业就业“蓄水池”功能将进一步增强，这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创造新的机遇。

其一，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将提供更多高质量岗位。近年来，我国积极顺应产业转型升级新趋势，持续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性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在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带动就业作用愈加明显。如，人力资源、售后服务、咨询设计、市场调研等生产性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以工程技术、检验检测、研发服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快速增长，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在更好服务二、三产业的同时逐步壮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企业数量大幅增加。预计“十四五”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并带来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

其二，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壮大将为就业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共享经济、数字支付、跨界电商等一大批生产类和生活类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拓展了就业创业渠道，激发了创业活力。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7 800万人，较2018年增长4%；平台员工数为623万人，较2018年增长7.5%。预计“十四五”时期，服务业领域新产业新业态将保持快速发展，为就业创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其三，生活服务业加速增长将促使相关领域用工需求大幅上升。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宽、范围广，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带动就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且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吸纳就业能力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满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同时，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技术进步产生就业替代效应的背景下，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可以有效吸纳大量富余劳动力。“十四五”时期，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家政、托育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将快速成长，生活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将持续提升就业创造力

民营经济是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民营经济、民营科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持续壮大的过程，企业数量显著增长。

民营经济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发展、促进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拉动就业增长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在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解决城镇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发挥了稳定社会、繁荣经济的作用。同时，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岗，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吸纳了这部分失业群体，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十四五”时期，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各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民营经济活力将进一步增强，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民营经济发展将直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民营经济带来的就业，从极小数量到巨大数量，从很小比重到很大比重，现已成为就业岗位的最大提供主体。如今，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70%左右的技术创新和出口，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90%以上的新增就业。预计“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将继续壮大，对就业的吸纳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民营经济所具有的规模优势和范围优势是吸纳大规模就业的坚实保障，所蕴含的创新潜力是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动力支撑。“十四五”时期，民营经济势必将为稳定和扩大就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丰富的人才资源将助推就业扩面提质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要素。可以说，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产业优势，更不会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丰富的人才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四五”时期，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这一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需要实现人才结构的升级，即人力资本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在经济建设早中期，人才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相关的教育、科技等政策都以提高劳动者技能、确保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目标。随着我国经济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人才不再仅仅是一种投入要素，还要在生产活动中发挥创造性作用，产生创造性成果。这就要求各类人才不仅要拥有知识和技能，还要拥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知识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和创新性人才等三类人才，他们对我国迈进创新前沿发挥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强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为了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要用好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

我国的人力资源十分丰富。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为8.96亿人，就业人员达7.75亿人，农民工总量2.91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的人才超过1.7亿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左右，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美国、澳大利亚、丹麦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庞大的人才规模，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目前，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800万人，中专毕业生超过400万人，这些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劳动力市场，不仅有助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更为企业培育未来竞争优势、增强就业预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研究，在制造业领域职工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提升17%，由此预测2030年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年增加0.1年，可带动我国经济增速提高1.7个百分点，就业需求提高0.05个百分点。同时，我国科研人员数量众多且具有成本优势，吸引外国企业纷纷来华开展研发投资，不仅支撑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还会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机器人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将充分发挥。

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挖掘人才资源的潜力，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释放“人才红利”，鼓励更多自主创新创业，是我国应对当前国内外严峻形势、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就业提质扩面的重要法宝。

六、“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促进就业提供更广阔空间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国际地位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的大国担当，是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的宏伟构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的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往来、实现宽范围和广领域的贸易自由化便利等，为促进就业开拓了广阔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市场范围，将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工程，“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有效发挥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两个市场优势，以国际市场带动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就业。从国际市场来看，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横穿整个亚欧大陆，覆盖了65个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市场来看，我国拥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将显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夯实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增加有效投资，将有利于拓宽就业空间。作为我国首个国际性战略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建设要持续加大投资，发挥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扩大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是实现“一带一路”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前提。近年来，我国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化合作，以投资项目的方式直接向外派出工作人员，降低了国内就业压力，拓展了就业渠道。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有利于促进人口流动。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区域人口和经济集聚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基于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促进区域人口向中西部沿线落后地区聚集，实现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重新配置。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助力下，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动不断加快，对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效应明显增强。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外贸增长，将有利于稳定就业规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我国外贸增长发挥了积极带动作用。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值达9.27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近3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有利于拓展国内外贸企业出口渠道，扩大生产经营，增加就业岗位。

“十四五”时期，就业工作存在重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就业领域固有矛盾依然存在，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多。世界经济格局和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人口结构和国际产业链深刻调整、新技术变革等对就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冲击。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仍较为严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稳就业工作提出重大挑战。总之，“十四五”期间，就业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

一、国内外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就业压力

当前，国内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稳就业难度上升。同时，还要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复杂的国际环境，必然对我国就业造成不利影响。总的来看，各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有增无减，我国就业可能长期承压。

从国内看，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和就业面临较多挑战。其一，国内有效需求总体趋弱。市场前景不明、投资回报率偏低等制约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订单增长缓慢、盈利能力下降，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消费支出意愿不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延续缓慢下行态势，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消费大幅下滑。传统消费进入平台期，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居民消费意愿受到制约。外贸领域面临订单转移、产能外迁、市场萎缩的压力仍然较大。

其二，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环保、能源、土地、资源、杠杆、安全等方面的约束不断强化，产品利润率低的企业生存空间不断收窄，“僵尸企业”退出进程缓慢，劳动力再就业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一定程度上还不够顺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面临需求疲软、配套不足、营收下降、库存和应收账款大幅上升等问题，资金链明显趋紧，下游行业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尤为困难，企业销售利润率下降，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仍待改善。

其三，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存在制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局面尚未完全缓解，技术进口受限，一些产业面临供应链安全、海外市场拓展困难等挑战。研发投入强度明显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短板明显。市场准入、监管、标准等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一些领域仍存在用“老办法”管理“新事物”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还需加强。资本“脱实向虚”意愿还一定程度存在，削弱了实体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的能力。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周期性下行态势可能将延续。劳动力要素供给下降和生产技术水平停滞，导致各国潜在增长率不断下滑。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高，各个经济体增长周期出现分化，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风险日益集聚。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对外贸易速度可能放缓、动力可能削弱、规则或将改变，国际经贸合作格局将进入艰难重构期。

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带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瓦解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根基，“黑天鹅”事件频发也打击了各国参与全球化的积极性。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在波动中面临较大的回调压力，全球充分竞争的格局已经被削弱。全球化回调也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在地缘政治和风险规避因素驱动下，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将成为结构性趋势，跨国企业正在加速调整全球生产布局，对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位势将产生重大影响。“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全球经济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这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会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就业带来多大影响主要取决于其发展演变情况，但是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稳妥化解各类风险。

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

当前，全球人口结构经历深刻调整。人口增长总体趋缓，生育水平普遍下降，发展中国家的降幅更为明显。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多数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总体也在呈现老龄化趋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9年末，我国劳动年龄（16～59岁）人口为89 640万人，与2018年末相比，减少89万，比重下降0.28个百分点。此外，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2013年减少了2 314万。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

按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7》测算，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呈现加速递减的态势。2019年为9.29亿，2020年下降为9.25亿，2021年下降为9.22亿，到2025年将下降到9.0亿，到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8.58亿。如图4-1所示，比较相邻年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数量降幅呈现扩大趋势，2021年与2020年相比，15～59岁的人口数量将减少332.3万人，2025年与2024年相比，15～59岁的人口数量将减少685.3万人。在未来十年及更长的时期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加速下降，我国就业人口也将持续下降。

图4-1　2016—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的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7》。

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大龄劳动力数量和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大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能力较弱，职业转换能力较差，必然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一旦出现下岗失业问题，再就业就会更加困难。青年劳动力的逐步减少将进一步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也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活力不足、创新意识减弱等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对劳动力供给的直接制约更加显著，影响范围广，解决周期长。“十四五”时期，我国必须及早谋划、统筹解决。

三、高技能人才短缺

经济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竞争。掌握高技能的人力资源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体制机制和外部环境不断优化，相关人才评价机制和体系建设不断加强。然而，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相比，我国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同时，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发展动力的转化，需要掌握高技能、高技术、高素质的科技人力资源。然而，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以及产业链现代化的需求相比，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偏低。近年来，我国技术工人占就业人员的比重大体上为20%，高技能人才仅占6%。高技能人才紧缺，在一些新兴产业中表现得很明显。在部分机构对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的预测中，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等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电力装备以及新材料等新兴行业的人才缺口将分别达到950万人、450万人、909万人和400万人。

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社会环境较差是制约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如图4-2所示，“十三五”以来我国新增技师和高级技师数量逐年降低。预计“十四五”时期，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将持续显现。

图4-2　2013—2019年我国新增技师和高级技师人数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四、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仍较严峻

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同样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十四五”时期，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结构上看，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仍不容乐观。

从农民工群体看，“十四五”时期，求职就业难问题将更加突出。其一，部分行业用工需求减少。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需求减弱。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机器换人”速度越来越快，企业自动化改造经济效益不断显现、积极性持续提高，对就业的“挤出效应”日益增强，并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一线操作工向中高端服务岗位、从体力型岗位向技能型岗位扩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可能会被机器所替代。近年来，“无人工厂”“无人仓储”“无人零售”在各地纷纷涌现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二，农民工就业技能偏低，未来就业的脆弱性在增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民工年龄结构呈老龄化趋势。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上升较快，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越来越多。年龄大意味着技能低、转岗难，随着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龄低技能农民工就业也越来越难。

其三，面向农民工的就业服务仍有待增强。农民工进城找工作缺乏正确引导，没有明确的就业指导方向，更没有针对农民工技能提供的岗位需求信息。信息不畅情况下，农民工务工多为投亲靠友、道听途说，被黑中介、劳务派遣公司等坑害事件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不能找到适合自身技能的就业岗位，工资待遇和专业技能无法适配，严重影响务工收入。同时，大多数农民工依然靠出卖体力劳动为生，缺乏专业技能培训。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突出。与老一代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同时也不具备传统的务农能力，农村已无法纾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独立的思想且更愿意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他们的抗压能力普遍不高，长时间不就业容易使少数人成为不稳定因素。同时，“短工化”正逐渐演变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普工和服务一线的农民工。“短工化”导致用工成本加快上升，进而减弱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促使企业对生产设备和制造流程进行升级优化，减少用工数量并向智能化道路发展。

从高校毕业生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仍较严峻，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并存，新矛盾和老矛盾交织，做好就业工作面临较大挑战。首先，青年就业压力始终不减，失业水平有所升高。以2020年为例，应届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较上年增加40万人，增量、增幅均为近年之最，又恰遇新冠肺炎疫情，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十三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在1 300万人以上，失业率保持低位，但青年失业率一直高于社会总失业率一倍多。解决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实现就业总体稳定就有了较好保障，相反，如果高校毕业生就业出了问题，就业工作就会比较被动。毕业生失业不仅对本人和家庭影响很大，对社会影响也很大，甚至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其次，“慢就业”现象有所增多，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慢就业”主要是一些高校毕业生放缓求职步伐，在校不急于签约，离校不急于就业，毕业后、就业前的时间延长。有些毕业生甚至处于既不工作也不受教育、不培训的状态。“慢就业”表明毕业生的选择余地在增大，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短期看，这意味着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长远看，这相当于把当前问题推迟到以后，会加剧将来的就业压力。尤其要注意的是，部分“慢就业”可能演变成懒就业、逃避就业，一些年轻人长期游离在就业之外，每天无所事事，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少国家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

再次，就业市场不够规范，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我国就业市场环境总体较好，但个别领域也存在乱象。比如，有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片面强调劳动者的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有的企业随意延长试用期、拒付或拖欠试用期工资；有的单位过度重视名牌大学、高等学历，但工作岗位却发挥不了毕业生的专长，不仅不能人尽其才，而且不利于职工队伍稳定；有的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招聘中存在性别歧视、民族歧视等，造成了恶劣影响。在就业创业服务方面，有些中介机构提供了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有的以服务为名，诱骗毕业生申请求职贷、培训贷、创业贷等，不少是高利贷；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诱骗毕业生参加传销的案件。

最后，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不确定因素还在增加。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一些传统产业发展缓慢甚至萎缩，而新兴产业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结构性失业；产能过剩行业推进去产能、“僵尸企业”退出，也会释放出部分劳动力；一些领域智能化、自动化发展较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些都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较大压力。还要看到，当前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也可能干扰我国经济稳定向好的势头，削弱市场信心，不利于就业稳定，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市场的敏感群体，更容易受到影响。

五、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持续扩大

人工智能从首次提出到快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目前，正处于第三次浪潮，从21世纪初开始，主要表现为机器人进入推广普及阶段，无人驾驶等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影响愈加广泛。

作为互联网之后最大的科技发展趋势，人工智能是引领第四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核心驱动力，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都对人工智能趋之若鹜。在与三次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是公认最直观也最深远。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研发投入、技术储备、产业规模等方面均处于世界第一梯队，距离领航者美国也仅一步之遥。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巅，最先享受技术红利，也将最早面临挑战。从目前的人工智能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来看，“十四五”时期，人工智能应用将在生产制造领域持续推进，并加快向医疗、金融、教育等服务领域延伸，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可能将进一步加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发展，程序性、规则性岗位将被大量替代，对就业的冲击在某些区域、特定行业和企业将更为突出。从制造业看，将产生较大影响。制造业劳动力具有重复性强、技术含量低、就业岗位较多等特征，而在信息化时代，廉价劳动力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可能性不断提高。部分不合时代要求的行业被淘汰，大量传统常规性工作岗位受到冲击，部分劳动者面临技术性或技能性失业。同时，随着“机器换人”趋势的不断加强，从生产、流通到销售都日趋数据化、智能化，对产业用工产生了挤出效应。部分劳动者特别是一些低技能劳动者离开企业后，受到冲击，择业艰辛，痛感明显。从服务业看，将可能成为冲击的爆发点，一些门槛低、规则相对明确、可熟能生巧的工作将会不断流失。如，在金融、医疗等服务行业中，智能客服、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出现，将整建制替代客服、护理等岗位，蔓延趋势一旦扩大，替代规模将远超制造业。

人工智能对弱势劳动者产生较大负面影响。随着就业结构“服务化”倾向不断加强，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化迹象，能够适应新技术需求的岗位将从中受益，实现就业质量提升和工资水平增长，不能顺应技术变革的群体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加速农民工群体分化，低技能水平、劳动密集型行业、简单重复性岗位的农民工将面临失业风险。同时，人工智能对就业政策制度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适应等问题较为突出，影响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保护。

人工智能比以往的技术变革更容易让财富流向极少数社会精英，会进一步撕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收益分配的裂痕。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极化”现象。中等收入群体被替代后数量明显下降，低收入群体数量急速上升。我国中产阶级人数为全球最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随着人工智能快速推进，优势一朝变劣势，众多的中产阶级将被边缘化，进而降为低收入群体，或将加剧社会紧张。

“十四五”时期，甚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实现怎么样的爆发式发展难以预测，但是一旦实现突破性发展，对就业的挑战将前所未有，对劳动力替代速度和规模可能以几何级数跳涨，部分劳动者不可避免要面临下岗失业的阵痛。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潜在挤出效应，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分层等衍生问题，都需要妥善应对。

六、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造成较大冲击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世界经济运行造成重大冲击，对各国治理能力形成严峻考验。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多国经济活动处于停摆、半停摆状态，国际经贸往来陷于停顿。我国是最早受疫情冲击的国家之一。2020年春节以来，企业复工复产时间推迟，劳动者返岗时间错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均快速回落，产业链供应链循环持续受阻，行业企业运行面临较大困难，部分受影响较大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破产风险，市场用工需求快速萎缩，重点群体就业求职压力攀升。

就业形势持续承压，失业率大幅上升。如图4-3所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均出现快速上升。2020年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达到6.2%的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20年6月底，依然维持在5.7%的较高水平。同时，城镇新增就业大幅减少，1—6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减少173万人。

企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稳岗压力加大。受境外疫情快速扩散导致的外需骤降影响，部分企业出口订单大幅减少、营收下降，用工需求骤减。特别是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微企业，资金链、业务链出现停滞，生产经营形势下滑，用工需求萎缩。由于工时、产能利用不足，许多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减员裁员风险持续上升。我国外贸行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近2亿人，外贸形势的恶化将对全国就业形势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一部分劳动者被企业缩减工时和工资，成为隐性失业者。同时，疫情期间用人成本普遍上升，表现在除基本薪酬福利外，还额外增加了疫情管控、员工返岗、异地招聘等成本。

图4-3　2020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生活性服务业受冲击最大，相关从业人员失业风险加剧。生活性服务业主要用于解决居民的生活需求，具有典型的出行、聚众属性。疫情暴发以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文体娱乐、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均遭受巨大冲击。受疫情期间严格防控措施的限制，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面临需求不足的现实困境，复商复市受限，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求职难问题更加突出。从农民工看，疫情期间，多重阻碍导致部分有外出就业意愿的农民工无法及时返岗，有的疫情较轻的地区盲目实施人员管控、交通管制措施，有的输入地粗暴限制输出地农民工流入，有的地方要求提供各种申请程序烦琐的健康证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转，农民工流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受疫情影响，农民工就业较为集中的住宿餐饮行业、外贸行业、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用工需求下滑，外出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再次返乡的问题又开始显现。从高校毕业生看，长期存在的总量压力叠加突如其来的短期冲击，进一步压缩了其就业空间。不少企业纷纷减少了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岗位，有的企业存在“招而不聘”现象，迟迟不与已经录用的毕业生签订协议。此外，疫情使就业能力相对较弱、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的贫困劳动力就业面临新的挑战，尚未脱贫的贫困县、“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尽管从2020年第二季度看，经济运行和就业稳定转好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将会继续积累，但也要看到，经济持续回升和就业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境外疫情仍在蔓延扩散，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艰巨，全球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内外需求走弱趋势难以彻底扭转，经济运行和就业的负面因素将持续存在。实体企业经营风险居高不下，部分受冲击行业完全恢复尚需时日。随着老订单逐渐完成，新订单供应不上，加上部分国家可能借疫情出台更多针对我国的贸易歧视政策，外贸领域企业用工形势仍不乐观。未来一段时间，就业形势可能会继续承压。

在对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初步判断，“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总体仍将保持平稳态势，但同时总量和结构性矛盾也将长期并存，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叠加可能加剧规模性失业风险。

一、就业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并存

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在“十四五”时期将持续显现。

劳动力供给规模保持高位带来的就业压力将继续存在。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与以往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明显不同，就业总量压力从增量向存量转变。初步测算，到202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将分别维持在8.7亿、8.03亿的高位。

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结构性就业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在就业领域的集中反映。“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结构性就业矛盾将进一步凸显，突出表现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另外也要看到，相对于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人的变化是一个慢变量，实现职业转换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训，转变就业观念更需要较长的时间。

二、规模性失业风险不容忽视

“十四五”期间，就业稳是常态，但同时要看到影响就业稳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在某一时间段、某一领域依然可能会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带来失业风险。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必然对我国经济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到就业领域。“十四五”时期，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影响，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短期内出现经营困难而减少就业岗位。更大的影响是，伴随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国内产业链可能加快向境外转移，将在更长时间内带来更大的规模性失业风险。

其二，技术替代效应带来的失业风险。“十四五”时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可能导致短期内技术性失业风险增加。一方面，新技术、新机器、新标准、新工艺的普遍使用必然产生“人工替代”，随着新技术发展应用对就业的影响扩大，技术性失业可能增多，短期失业风险可能上升。另一方面，传统流水线工人难以适应高水准的技术类岗位，引发部分工人的离岗甚至出现失业。相对于技术的快速发展、流水线的迅速更替，人的观念转变和能力提升是一个慢变量，转岗转业需要一个过程，若不能及时进行知识、技术和观念更新，原有从业人员将面临失业风险。

其三，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失业风险。“十四五”时期，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将加快，以简单机械加工、重复性流水线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必然更快向以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为标志的先进制造业转型。伴随产业升级释放的大量劳动力，将给稳就业造成一定压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环保、能源、土地、资源、杠杆、安全等方面的约束不断强化。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相关行业以及行业集中的地区将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如，钢铁、煤炭、建材、黑色、有色等产业涉及面广、从业人员多，职工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转岗再就业难度不小，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仍然存在较大的规模性失业风险。

三、就业保持长期稳定的态势不会变

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十四五”时期，我国继续保持就业稳定的内在基础依然坚实。

其一，宏观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各领域改革持续深入推进，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持续深化，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和强劲的抗压韧性，经济运行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

其二，新产业新业态的就业动力持续加强，将为就业增长提供多元支撑。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以指数型发展方式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爆发，营造出新的就业增长空间，也呈现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创新创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持续加强，逐渐成为促就业的“新引擎”。

其三，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继续增强。这与就业结构持续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具有一致性。特别是随着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快，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服务不断催生，服务业容纳劳动力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其四，民营经济在稳就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随着市场经营环境的不断改善，民营经济将稳步增强，创新能力将快速跃升，产业结构将更加优化，品质影响将显著提高。民营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但不会改变，而且会进一步巩固，这为就业稳定创造了条件。

其五，政策利好在就业领域持续释放。党中央作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大部署，将进一步坚定各方面做好就业工作的决心。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将继续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当然，新时代对就业优先战略赋予了更多内涵，对就业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出现的新挑战也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