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析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当前，我国自身发展已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有必要科学把握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1]。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并继续构成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大国竞合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不断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有反复，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一、世界和平与发展仍为我国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2020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这一关于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党中央在明确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和重要任务作出的科学判断。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支撑条件和思想来源。1969年，党中央对国际形势进行研判，经过反复酝酿、通盘考虑，形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对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这为此后转圜中美关系、运筹国际格局、打开发展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党的十三大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作为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十二个基本观点之一，并形成了“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的重要判断。党的十六大在我国成功实现现代化建设前两步目标基础上，综合把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中美关系调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民经济摆脱通货紧缩进入新的上升周期等新形势新变化，作出了“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各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只要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只要各国仍在积极谋求国际合作，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就还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我国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有效运筹国际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引导和推动国际格局朝着于我有利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大变局下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维护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挑战增多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速蔓延，大国间战略竞争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等风险相互交织、彼此联动，导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凸显。疫情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和变化，强化国际格局演变总体趋势，冲击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更趋碎片化。国际格局向一超弱化、多极分化方向加速发展，为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自2018年以来，朝鲜核问题有所转圜，但依然存在激化风险。南海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所谓“自由航行”问题仍在频频发酵。美国力推“印太战略”，实施“蓝点网络”计划，对我维护周边环境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继2017年中印军队洞朗对峙事件之后，2020年5月以来印度在中印边界实控线西段加勒万河谷地区频繁制造事端，引发军队摩擦和人员伤亡事件，对中印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在动荡源和风险点不断增多的背景下，维护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更多智慧谋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势头不可阻挡[2]，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3]。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日益频发的全球性挑战不容忽视，“逆全球化”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风潮仍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甚至升级，须加快构建完备内需体系以应对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为我国更高水平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一、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经济提质增效

（一）有利于我国供给质量跃升

我国正处在由较低层次供需平衡向中高层次供需平衡跃升的关键时期，存在着低端供给相对过剩，中高端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既面临先进设备等物化资本、高素质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相对不足的制约，也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等挑战。解决这一矛盾只能通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来实现。积极扩大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合作，加速引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以及高素质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并扩大体现物化资本和技术的高端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有利于提升我国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品的质量，进而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层次，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进口高品质消费品和服务短期内看似会对本土企业带来一定冲击，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推动本土企业在公平竞争中提升研发能力、改善产品质量，也有利于提升我国的供给质量。

（二）有利于我国需求结构升级

我国居民消费正由传统的模仿式、排浪式、生存型消费模式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型消费模式转变，对健康饮食、医疗康复、信息通信、文化创意等领域优质特色商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巨大。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引进高端要素和先进设备，促进供给质量提升，将广大消费者对更高品质、更高层次商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实现供需平衡向更高层次跃升。短期内我国国内供给在技术、创意、营销模式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医疗健康、文娱体育等领域相当一部分商品和服务并不具备比较优势。通过扩大高品质特色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能够直接推动消费需求升级，使国内消费者享受种类更丰富、价格更实惠、购买更便捷的进口商品。

（三）有利于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跃升为开放型经济大国的基本经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之源，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扩大开放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当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开放型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传统的对外开放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由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当前，经济全球化已进入模式调整期和动力转换期，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广覆盖特征日益明显。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我国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由之路。

（四）有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方面，在更高层次融入国际循环是优化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条件。从供给侧看，只有高水平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持续提升在全球创新合作中的位置，才能不断推动我国向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跃升。从需求侧看，只有融入世界体系，全面对接国际高端需求，才能加速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不应也不可能完全独立。彻底封闭的国内循环体系是没有生命力的，国内大循环只有和国际循环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才能逐渐做强做优。特别是研发、品牌营销等高端服务环节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短板”，必须进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通过扩大利用外资、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有效提升我国在这些“短板”方面的竞争力，才能真正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加快构建完备内需体系的紧迫性显著上升

（一）世界经济疲弱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

“十四五”前期世界经济或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将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国内投资需求也将受到间接的负面影响。虽然我国正努力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延伸，但汽车发动机、高端机械设备、医疗器械、仪器仪表、集成电路以及部分精细化工材料等重要设备和关键原材料仍然严重依赖进口。一旦相关国家相关产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出现较长时间停工，我国汽车、机械、化工、航空航天乃至电子信息等产业均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断供”现象，相关行业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投资增速显著放缓。

（二）我国以传统模式拓展外需将面临更多困难挑战

长期以来，融入垂直专门化分工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凭借在劳动力、土地、产业配套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我国承接了电子信息、汽车、服装、鞋帽等行业价值链的最终产品生产环节，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然而，随着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我国在相关环节的比较优势已明显下降。随着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基地进行分散化、多元化布局，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市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将面临更多机遇，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制造业回流，我国以传统模式拓展外需困难加大。我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将面临更大的“上压下挤”压力。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内顾倾向增强，将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运用技术壁垒甚至关税等手段，限制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商品贸易，进一步收紧外资安全审查以实现对先进技术和关键企业的封锁与保护，这都将对我国拓展外需带来挑战。

（三）扩大内需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外需和内需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必不可少，但不同时期重要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整体较快增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IT、纺织服装等行业国际需求增量显著大于国内需求增量，扩大出口既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也使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时期，外需对于我国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受制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整体疲弱的大背景，难以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主要支撑力量。同时，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显著增长、城乡区域差距缩小和城镇化率持续提升，我国内需潜力将不断释放，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从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十四五”时期我国迫切需要加快推动内需扩量提质，将内需潜力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4]。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巨大提升，初步具备了把握新技术革命机遇实现“换道超车”的条件，但也面临不少新挑战，其对我国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科学技术发展是关系大国兴衰更替的重要因素，哪个国家在产业中占据领先位置，在国际竞争中也会处于明显有利的地位。工业革命发生前，我国经济、科技、文化长期位列世界第一方阵。近代以后，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我国错失了与世界共同进步的历史机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尚处于“萌芽期”，新科技、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正逐步形成。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有条件抓住新科技革命提供的难得历史机遇“换道超车”，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新产业变革为我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机遇

我国在部分新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如纳米等技术，甚至位于同一起跑线。同时，我国在创新要素数量、举国研发体制、市场潜在规模、技术应用场景等方面具有优势，有可能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率先发力，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引领世界的科技成果和创新产业，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二）新产业变革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机遇

一方面，新产业变革将催生一批新产业、新服务、新业态，优化提升产业结构，通过增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我国增长动能的转换。另一方面，新产业变革更强调科技创新的作用，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我国全社会科技投入水平，提高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三）新产业变革为我国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供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制造等将进一步使人从体力工作中解放出来，充分释放人的脑力，大大提高生产力；增材制造、智慧物流等技术可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有助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此外，新产业变革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信息和知识共享，加强协作和数字化赋能，将大大增加社会财富，也有助于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更公平的发展。

（四）新产业变革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机遇

定制化生产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智能化自动化生产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有助于加快消费升级。绿色节能环保技术可以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碳和污染物排放，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干细胞、基因疗法等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不但能延长寿命，更能提高健康生活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未来一段时期“卡脖子”和竞争加剧等挑战还将增多

（一）“卡脖子”问题日益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相互依存、紧密复杂的分工关系，在集成电路、信息通信、高端生产装备、基础软件、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相当一部分先进零部件、原材料、设备和技术等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我国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随着我国加快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跃升，同发达国家竞争关系逐渐增强。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出于战略等考虑，通过将我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等方式，限制先进技术、产品、设备等对我出口，甚至通过“长臂管辖”限制第三国对我出口。由于“卡脖子”技术受制于人，冲击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国企业面临断供停产的风险，削弱了我国在全球的比较优势。

（二）我国“世界工厂”地位将可能受到冲击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分工范围不断扩大，我国把握历史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可能冲击影响这一过程。例如，智能制造使小规模、个性化、柔性化生产成为可能，生产选址将更贴近消费市场，这将导致生产转向本地化、区域化，我国出口竞争可能加剧、出口市场规模可能相对缩小。

（三）可能引发较大就业压力等新挑战

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人口（16～59岁）数量持续下降，但2019年仍有8.96亿人，保持就业稳定一直是优先任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大大提升生产生活的自动化程度，不但制造业“机器换人”越来越普遍，甚至在服务业中，无人机快递、服务机器人等也已经出现，替代人工的趋势将不可避免，不少传统工作岗位将消失。与此同时，生物医药技术的突飞猛进，有望延长健康工作的年限，可能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还可能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引起新的社会不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贡献[5]。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逐步成型，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理论、方法与路径，为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经济落后性和文化差异性，也给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了挑战。

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潜力巨大有利于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实现共同发展

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倡议的提出兼顾了各方利益、顺应了各方诉求，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目标、原则、实施路径上高度契合，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支持。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各方一致同意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并将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统筹协调好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以及产能对接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巨大的发展潜力，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创造巨大的贸易投资机会。中国的对外投资和产能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快了有关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当地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铝土矿、黄金储量在世界占有重要比重，与我国互补性强。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3％，人口总量超过40亿。特别是其人口抚养比均值低于50％，表明多数国家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展属地化项目运营，降低用工成本。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市场前景广阔。根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发布的《“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通、电力和电信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发展需求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相关国家仍有近5亿人无法用电，有近一半的人口无法接触互联网，电力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还存在较大缺口，建设需求较大。

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双向投资不断深化，一大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新进展，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目前，我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7.5万亿美元。境外经贸合作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逐渐发展壮大，不仅推动了我国对外经贸合作的进程，更成为我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不以签署自贸协定为前提，各国可以依据自身优势平等参与，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模式也不断创新，除了双边合作，第三方市场和多边合作项目也日益增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更加多样。我国已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44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与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快速解决双边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推动经贸合作发展。截至2019年11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多元化融资，已签约项目34个，承诺投资金额约123亿美元。未来，我国将与相关国家共同构建争端解决机制、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机制化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二、在开放合作中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复杂性上升

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货物进出口占全球份额11.8％，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商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市场，但部分国家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滞后、政治局势复杂、营商环境不佳，使得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复杂性上升。

一是共建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部分国家法制建设相对比较落后，合作项目极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二是部分国家的营商环境不佳。根据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信用评级多数在B级以下。三是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一带一路”建设范围广，不可避免会与其他大国的发展方略重叠，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国际“第三方干扰”日趋明显，增加了合作的不确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加强全球治理、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6]。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以联合国为核心、《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仍在发挥有效作用，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变”的因素。当前各国正在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加快以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政策、反腐败等“边境后”议题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也给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来了一定压力，如果掌控不好节奏和力度，可能会超出我国承受能力。

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利于更好维护和实现我国发展利益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接连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方痛定思痛，共同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全球治理框架。联合国作为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安全、人类发展、世界人权和社会正义等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为稳定世界经济、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方面持续作出重要贡献。伴随着全球治理中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的出现，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治理机制不断补充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功能，为解决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全球治理框架的建立为战后世界七十多年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这一框架目前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一系列难题，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高涨，但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将继续保留，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作用将不断加强。在当前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这一全球治理框架将不断发挥护和平、促发展、利合作、谋共赢的重要作用，为营造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提供重要支撑。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深刻调整，在市场资源、国际事务、治理规则上由对外依赖、积极参与、被动接受，转向相互依存、主动引导、双向互动。各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更加注重对我国的借重与合作，同时在气候变化、市场开放、对外援助等方面对我期待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合作中“朋友圈”越来越大，拥有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利条件。从合作机制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影响力不断提升，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将为我国更好参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主动创造发展新机遇提供重要依托。从合作理念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双边、区域等传统国际范围，包含了政治、外交、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涉及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占据了人类道义和时代发展的制高点，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源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促进我国和世界开放型经济发展，为我国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倒逼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转变；有利于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团结发展中国家凝聚共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依托，构建符合更多国家发展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给深化改革开放带来更大压力

多哈回合谈判历时近20年，除2015年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等少数协定外，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反倾销、反补贴以及贸易新议题等核心领域建树不多。世界各国对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日趋强烈，并围绕争端解决机制、贸易谈判和发展、强化世界贸易组织监测和监督职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博弈（见表5-1）。2019年1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理事会提交了《一个非歧视的世界贸易组织：自我宣称发展水平带来机制失效风险》的提案，从自身利益出发，无端指责所谓不少“自我宣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达成员”，以发展中国家地位为借口逃避了减让关税、削减补贴等责任。一方面，我国在国际舆论上面临一定压力。自2017年以来，部分发达国家将我国政策描述成导致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从舆论上将我国推到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矛盾前沿。部分国家打着“公平公正”旗号从道义上给我国施加压力，图谋逼迫我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我国在行动中面临一定压力。迄今为止，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舆论风向、实施方案主要是由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主导，其通过各种手段合纵连横逐步扩大同盟圈和共识圈。我国虽然与欧盟等就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出方案，但在发展中国家地位、贸易扭曲等核心议题方面与各方达成共识还需要一定时间，特别是非市场经济问题，部分新兴经济体与我国诉求差异也较大。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细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形成，国际商品贸易更多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品内贸易，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已超过70％。同时，以全球价值链为纽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日趋融合，全球贸易模式不断发展演化，对相关市场的经济制度、营商环境、竞争规则提出新要求，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正在展开。区域贸易协定正逐渐引领构建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体系。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实施自贸区战略的紧迫性和难度加大。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强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我国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的难度加大。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定，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北美经济板块经贸规则的重新整合，实质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核心条款的卷土重来，其中针对“非市场国家”的“毒丸条款”等排他性安排对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商签自贸协定的影响不容忽视。二是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可能受到冲击。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使得一些在华外企考虑将产能迁往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国不能尽快在技术、品牌、高端零部件等领域形成新优势，大幅降低与亚太各国，特别是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可能受到冲击，未来升级路径也将受到挤压。三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一些挑战，发达国家力推的国际经贸规则诸多议题尤其是“边境后”议题对我国的市场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现实压力，特别是国有企业、劳工、监管一致性、数据自由流通等规制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属性，如果掌控不好节奏和力度，将增加我国发展成本，甚至可能会带来较大的政策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7]。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占世界比重逐年提高，经济社会人均指标在世界各国位次不断前移，国际地位、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但也应看到，尽管近年来我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西强我弱”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总量指标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升

从经济总量来看，1979—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9.9％，较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出7.0个百分点；2013—2018年，我国依旧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0％，较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出4个百分点。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 678.7亿元，排在世界第11位，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412 119.3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1978年占比为1.8％，2012年上升至11.4％，2018年进一步扩大到15.9％（见图5-1）。2018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较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按照市场汇率折算达14.4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四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超过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

从产品产量来看，我国肉类和谷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1位。其中，1978—2017年，我国谷物、茶叶和花生产量已由世界第2位提高至第1位，肉类产量则由世界第3位提高至第1位。201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6亿吨，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粮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且为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水泥、化肥产量居世界第1位，发电量、煤产量、原油产量和粗钢产量等其他主要工业品年产量也相继步入世界前列。

从对外贸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增长迅速，各年增速普遍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和世界贸易增速，占世界的比重逐年提高。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29位，占世界比重仅为0.8％；201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6 230亿美元，占世界比重高达11.8％，稳居世界第1位。我国服务贸易在改革开放后也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1982—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高达15.3％，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由0.6％提高至7.0％。

从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几乎没有统计口径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0.4亿美元，到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增至1 430.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1979—2018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44.4％，2018年已达1 35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2位，较1979年提高120个位次。

从其他经济指标来看，截至2019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营运总里程达到3.5万公里，在全球高铁总里程数中占比超过2/3，稳居世界第1位；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电力装机容量接近20.1亿千瓦，均为世界第一。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逐渐成为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主要的客源国。2013年开始我国出境旅游人数一直稳居世界第1位，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出境游支出国家。

二、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待提升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逐年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还不够高，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还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切实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

从先进技术来看，目前我国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等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半导体行业核心元器件还严重依赖发达国家。虽然我国在不少先进技术行业已由“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转变，但目前真正具有国际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技术革新仍然较少，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计划有限，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也不多。除少数行业外，先进技术的国际标准被美日欧等少数发达经济体所垄断，我国在国际科技治理体系中影响力和话语权与先发国家的差异更大。

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改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部分投票权，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垄断了管理机构的控制权，特别是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独享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要议案都需获得85％以上的投票才能通过。美国在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分别达到17.41％和15.87％，而我国分别只有6.1％和5.71％。

从大宗商品市场来看，我国已推出“中国版原油期货合约”并逐步提升人民币在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功能，但对其他与国民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发言权较弱，这与我国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符。其中，国际铜、铝、铅、锡等金属价格主要形成于伦敦金属交易所，国际煤炭价格形成于纽约商业交易所，国际棉花价格形成于利物浦交易所。应该看到，我国大宗商品国际话语权缺失已严重影响我国整体国家利益。

从国际舆论话语权来看，近年来我国按照“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方针，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但也需要看到，当前不少西方国家倚仗经济、媒体、科技等多重优势，在全球推行传播话语霸权，导致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在涉外突发事件、敏感问题和负面舆论引导方面能力不足，在国际多边平台的议题设置及规则引领等方面与西方国家也有一定差距。

[1]《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201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6日。

[2]《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201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9日。

[3]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22-23日），《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4]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日。

[5]在会见“元老会”代表团时的讲话（2019年4月1日），《人民日报》2019年4月2日。

[6]《习近平向国际行动理事会第35届年会致贺信》（201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2018年9月29日。

[7]《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求是》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