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崛起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西方强国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雄厚经济和军事实力构建起其主导的国际体系。20世纪以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在发展不平衡导致国际权力更迭这一基本规律的支配下，人类社会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后“一超多强”等三次国际格局的大重组，经历了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生活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态势更趋显现，国际政治多极化进一步加深，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持续发展演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1]。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人类命运之紧密相联前所未有，各国利益之深度融合前所未有，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

一、20世纪90年代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主导地位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特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优势不断加强，逐步构建起一个以西方世界为“核心”、以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型世界体系。

从经济领域看，整个20世纪，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经济迅速崛起。如表2-1所示，1913年，西欧和美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500年的18.2％大幅增至52.6％，而亚洲（不包括日本）、非洲、拉丁美洲GDP合计仅占世界的29.1％。“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主导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美、英等国签署《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99年七国集团GDP合计达1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5％。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全球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牢牢掌握世界经济主导地位。

从政治领域看，在非西方世界尚处于封建社会的桎梏之中时，西方国家率先以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瓦解封建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当时的世界中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17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均由西方国家组成和主导。“二战”后，确立雅尔塔体系，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展开竞争，世界两极格局形成。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伴随贸易投资活动向全球扩张，在全球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科技领域看，工业革命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根本力量和关键因素，使西方国家真正进入崛起的上升通道。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其他西欧国家紧随其后，逐步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机器的使用使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美国和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860年的17％迅速上升到1890年的31％，从此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而凭借其雄厚的物质、技术、人才基础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引领了全球信息化的进程。

从军事领域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西方国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军事力量占据压倒性优势。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指出，20世纪西方国家在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垄断了进行全球军事干预的能力。

西方国家凭借在上述领域的竞争优势，维护其世界经济体系规则制定者的地位。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快群体性崛起

随着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世界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更趋明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在国际舞台上充当配角的状况正逐步改变。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民族意识普遍觉醒，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变化。1945年《联合国宪章》通过，作为国际新秩序维护者的联合国成立。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78个国家获得独立。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时，联合国成员国已从成立之初的51个增至129个，增加的成员国都是“二战”后新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更多非西方国家得以在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加快发展经济。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为世界格局带来新的重大调整。201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速的贡献率已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表现亮眼。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4.3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位列世界第二；印度排名世界第五，经济总量约为2.88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占据半壁江山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逐步发展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合作平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在近十年中陆续成立并发挥作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

三、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进入21世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世界大势，求和平、谋发展仍是国际主流。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主宰国际事务，以联合国为核心、《联合国宪章》为准则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仍在有效运转；大国竞争与较量主要发生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双边或多边磋商仍是管控分歧的主要方式；战争不再是解决国家之间重大矛盾的选项，避免直接军事冲突通常是大国博弈的底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势不可挡。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人类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各国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挑战的利益相同，实现共同发展的憧憬相同。正视并解决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按照共同制定的规则行事，在全球治理中以合作为动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渐成大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打破了数百年来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局面，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版图，成为牵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

当前，各国间的共同利益超过相互间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矛盾分歧，世界多极化深入推进，全球战略格局更趋平衡，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这些都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期保持并进一步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符合各国共同利益[2]。短期内“逆全球化”思潮的上扬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3]。在各国共同努力下，未来经济全球化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仍将不断深化

从理论角度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可逆转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水平是决定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最根本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形式的自由便利程度将显著提升，由早期的血缘交往、家庭交往逐渐进化为区域交往、国家交往，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交往。贸易投资等经济交往活动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处于基础地位，人类交往逐渐自由便利的过程必然会促成贸易投资不断向自由化便利化方向发展。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国际投资理论等经济发展理论也证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各个微观主体和其他主体开展贸易投资合作的客观便利程度将持续提高，这必然会推动其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和其他微观主体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最终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从历史维度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逐步推进且持续加速的过程。“二战”前，虽然英国、荷兰等国为拓展国际市场，逐步形成了自由贸易的理念，但受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理论等学说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欧美国家仍然对贸易投资活动实施较多限制。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之前的近50年间，西方各国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政策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教训，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多边经济治理体系，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速发展。但这一时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覆盖范围有限，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基本上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水平很低。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迅速提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额达到18.88万亿美元，为1991年的5.4倍；全球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6.47万亿美元，为1991年的14.8倍（见图2-1）。

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进入新阶段。一方面，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仍将深入发展。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部分发达国家孤立主义倾向，“逆全球化”风潮有所抬头，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符合经济规律和各方利益，不会因暂时困难而根本逆转，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只会更加紧密。人类社会希望交往更加自由便利的意愿仍然强烈，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速发展将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主体也将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积极谋求互利共赢合作发展将发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提升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注入新动力。

另一方面，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模式和动力将发生变化。从模式上看，以垂直专门化分工为代表的上一轮全球化模式正在萎缩，而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将迅速发展，可能成为未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要模式。从动力上看，为降低跨国公司成本的传统贸易投资自由化动力有所减弱，广大微观经济主体通过扁平化、分散化合作创造更多价值的新动力将持续加强。

二、国际货币体系有望向更加完善平衡方向发展

自18世纪英镑本位制开启主权货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历经数次崩溃和重建，形成了国际储备体系多元化、汇率制度安排多样化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的牙买加体系，美元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一体系并未有效解决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迫切需要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主权货币行使国际货币职能

主权货币首要职能是为主权国家利益服务，而主权国家利益与全球整体利益常常存在冲突，其结果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在享有全球铸币税的同时，并没有较好地承担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责任，其他国家反而还要承受其货币政策的负溢出效应，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性缺乏内在支撑。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曾经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美国输出美元提供流动性支持，这需要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而作为国际货币美元需要保持币值稳定，这需要美国贸易收支保持顺差，这两者天然存在矛盾。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在本质上还取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有效协调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主权货币行使国际货币的职能，其汇率的稳定除了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以外，实际上还需要其他国家配合货币发行国来稳定汇率。当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小，可以进行有效协调时，国际货币体系能够相对保持稳定；否则，国际货币体系就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货币问题，但本质上是发展过程中各国利益冲突与协调的问题，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不断上升的协调失灵风险。

（三）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未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形成硬约束，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各国汇率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汇率稳定的显性协调机制，导致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大幅度调整汇率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常常引发竞争性贬值，甚至发展到在金融危机中被动进行超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解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在二十国集团的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次修订《基金组织协定》，全面改革了其总体贷款框架，大幅度加强了对各成员国金融风险的监督和预警，有效维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根本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仍将稳步推进

主权国家仍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行为主体，特别是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交易货币和支付货币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仍将强调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功能、完善储备货币发行的制约机制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同时，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货币也将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影响。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入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二战”后，各国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将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前提和过渡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迅速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盟、北美自贸区及欧盟等相继建立，大幅削减了区域内部的贸易投资壁垒，各大洲内部的区域一体化程度大幅提升。跨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形成推进亚太自贸区共识。日本等11个亚太经济体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各大主要经济体所签署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20年7月末，全球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达到305个，是1990年的13.8倍（见图2-2）。

展望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深入发展。随着跨境经贸合作层次的持续提升，经贸谈判涉及的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范围，而且将环境、劳工、政府采购、透明度、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议题纳入体系，由“边境”议题向“边境后”议题延伸。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在这些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持续上升。

为此，各方倾向于和理念相近的合作方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坚定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成为全球经济活力最强的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为代表的高标准自贸协定相继出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一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谈判也在持续推进之中。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每一次工业和科技革命，不但会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引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跃升，而且会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导致大国消长和全球主导权更迭，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加速进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特征。当前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点上，人工智能是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根本性力量

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了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珍妮纺织机、蒸汽机、蒸汽轮船和蒸汽火车等相继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蒸汽时代”。一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大机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取代了传统落后的手工生产，开启工业化进程；现代化的城市出现，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机器生产极大地解放了人力，煤矿、冶金、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迅速，生产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对社会关系、世界格局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机器等生产资料逐渐集中到资本家手中，社会开始分化为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蒸汽轮船等新交通工具出现，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成为全球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借此树立了在全球的霸主地位。18世纪末，法国、德国、美国等也相继开启工业革命进程，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由于市场和资源的限制，这些国家开始通过殖民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等国爆发了以电力和电器的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电机、电灯、内燃机、汽车、飞机等新产品相继问世，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时代”。与英国主导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新技术、新发明跨越国界，发展更为迅速，不断催生出新产业，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改变社会结构和大国关系，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电力、石化、汽车、钢铁等一系列新兴工业不断涌现，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新的科技成果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取得了巨大进步。新型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发明，加强了世界各地的商业联系，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东方与西方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本主义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相对缓慢，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美国、德国等抓住机遇发展迅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产值已超越英国、法国分居世界前两位。日本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还未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这些国家同时吸收利用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信息化和互联网主导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在航天、航空、海洋、电子技术、核能、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诸多技术领域爆发的一场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科学的探索领域不断开阔，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渗透逐渐深入，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结合和促进更为紧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提高。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逐渐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技术性飞跃。科技创新大大解放了发展潜力，生产技术不断突破，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不断提升，生产过程逐渐自动化，生产率大幅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上升，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幅度提高对科技的投入，科技日益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以我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抓住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但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错失良机，与发达国家综合国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大规模船舶等运输工具的出现，让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成为可能，形成依托各国比较优势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并出现了垂直专业化等国际分工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兴起，国际贸易、投资长期快速增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

三、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驱动力

当前，一批前沿关键技术正在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群体跃进，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几乎渗透到所有领域，带动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重大技术变革，深刻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引领新科技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推动下，人工智能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将带领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

（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创造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生产方式和新商业模式

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等一批新产业出现，增材制造、虚拟现实等成为新的生产方式，共享经济、网上购物、定制生产等新商业模式陆续出现，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加速升级。同时，技术创新颠覆了很多现有产业的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对就业、劳动者技能等提出了新要求。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新动能

从需求侧看，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大量新投资机会，推动全社会对应用和基础研究、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投资持续增加，加速新技术对旧技术、新设备对旧设备等的替代，进一步扩大投资；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带来的新产品也会创造出巨大需求和商机，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从供给侧看，科技创新大大提高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发展新动能。

（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各国科技竞争更为激烈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国家竞争力，各国迫切希望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发达国家开始在科技创新战略制定、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前谋篇布局，争取保持在全球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力图把握机会实现“弯道超车”，缩小与发达经济体间的差距。很多国家将支持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相继出台支持政策，如德国工业4.0计划、日本机器人革命行动计划、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等。

（四）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世界格局深刻调整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各国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影响进一步凸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新调整。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领先，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具有先发优势，仍将主导全球创新格局。同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新科技运用方面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将带来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城镇化发展也对工业化具有重要带动作用，二者的深入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竭力量。工业化的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这一过程带来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城镇化发展，带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文明演进。同时，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提升和完备的技术、通信、金融等服务，有利于大幅改善工业企业生产环境，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水平，降低工业经济运行成本，更好地激发规模经济活力，加速工业化进程。

一、发达国家引领和主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起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据此长期保持其综合国力领先地位。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长期重消费轻生产，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实体经济“空心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工业化的重要性，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发达国家通过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等政策措施，推动工业向高端、高附加值领域迈进，实现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振兴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美国出台《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了总额为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基建、教育、科研、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等列为投资重点。欧盟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推出《欧盟交通道路电动化路线图》《欧盟2020》等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以实现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增长。日本2010年全面启动“重振日本的蓝图”计划，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环保产品、医疗服务、文化产业和宇宙空间五大战略性产业。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完成城镇化进程，并达到了较高水平。2018年北美洲、欧洲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2％、74％，其中英国83％、荷兰91％、美国82％、德国77％、加拿大81％，日本也达到92％。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措施，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忽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城镇环境恶化、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此后，发达国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绿化与环境保护，实现了城镇开发与环境保护并行。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普遍属于后进型工业化，是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入高级阶段、工业技术走向成熟、国际经济一体化初步形成、世界贸易广泛开展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逐步升级。主要表现为：一是由进口替代转向外向型的工业化方式。以巴西、智利为代表，通过国家刺激政策，引导投资方向并加大私人投资力度。以进口替代为基础，不断提高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再转向外向型的工业化。这些国家普遍重视市场调节作用，减少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并实施放松贸易保护的政策。二是通过发展产品深加工推动工业化。如印度和中国，优先发展中间商品和成品加工，逐步摆脱对利润少、竞争力弱、出口困难的初级产品的依赖。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打造独立的工业体系。三是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经济开放程度大大提高、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以出口导向为方式推进工业化发展。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崛起，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使全球工业发展的版图更加均衡。同时发展中国家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实现追赶甚至超越。

未来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发展空间较大。据联合国预测，从1950年到203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4.46亿增加到10.5亿，增长1.35倍，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3.05亿增加到41.2亿，增长12.5倍，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在世界城镇化进程中占据主体地位。

三、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激发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从中长期看，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将不断释放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和潜力。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趋势来看，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果显现。在新兴科技全面赋能工业化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工业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显现，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群的兴起，使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技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二是全球化市场机制进一步加深。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要素的跨国流动程度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工业化发展。三是生态化发展成为新趋势。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在总结传统工业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危及人类生存的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转型。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城镇化新内涵，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一是发展大都市连绵区建设。目前，美国已形成了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中西部巨大城市带、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集聚了美国一半的人口。日本也形成了以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为主体的城市带地区。城镇之间的高密度基础设施网络连接，带动了城镇化建设需求。二是城市更新改造中推动绿色环保理念。可持续社区建设、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城市特色保护与发展等成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强大支撑。三是加大城乡一体化建设力度。法国通过建设卫星城、鼓励工业分散、发展落后地区的办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日本实施了“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韩国实施了“新村运动”，以此加强农村道路、公共设施、生活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村享有城市同质的基础设施。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工业化进程将在大踏步追赶发达国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定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全球信息化的最新技术成果带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二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吸取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推动可持续发展创新，建立资源节约、环保型的新型工业化体系。处理好工业化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增强工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三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抓住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为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鼓励在关键技术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四是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素质。积极推进教育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新型工业化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8％，其中近90％的城镇化增长来自亚洲和非洲。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提速，城镇化也将迎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历史教训，努力避免过度城镇化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以及其他的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是注重城镇建设的合理规划。既避免过度的大城市化，也避免过度的郊区化。加快建设公路网、铁路网、邮电通信、城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不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二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抓住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新一轮城镇化时机，发挥乡村特有优势，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避免要素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三是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城镇化建设与绿色发展相结合，不断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前所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正深入人心，环保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全球生态失调、环境污染、资源紧张、气候变化等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一、全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逐步统一认识经历复杂过程

20世纪前，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较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刚刚起步，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突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重化工业率先快速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温室气体和各种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打破了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环境公害事件频发。20世纪40年代初至70年代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导致该市大批市民患病，1952—1972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使得上万人深受折磨。此后，发达国家对生态环保日益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举措。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温室气体和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少，整体上尚未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冷战结束后，世界人口快速增长，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处高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客观上也加大了全球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逐渐成为世界性问题。全世界频发的淡水危机、土壤重金属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化等问题，进一步引发了各国对传统发展模式弊端的反思。

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更加重视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反思不断深入，逐步提出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72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全面审视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通过《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标志着国际社会就发展愿景达成新的共识。

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治理体系基本建立

经过数十年发展，全球已基本形成涉及气候变化、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特别是以多边谈判为主导、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

回顾全球气候治理演变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8—1994年，全球气候治理初步框架得以确立。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将气候变化问题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正式意义上的国际气候谈判启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三大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第二个阶段是1995—2005年，国际合作进程逐步推进。代表性事件是1997年具有较强国际法律效力的《京都议定书》通过，2005年生效，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提出碳减排行动量化目标，建立了“排放交易”等重大制度。第三个阶段是2006—2013年，国际气候谈判深入推进。该阶段主要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以及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进行多轮磋商，为后续谈判奠定较好基础。第四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确立了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总体框架。2015年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形成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信心。

其他环境保护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之中。从治理机制看，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和平台体系日益完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专设机构为推动各项环境治理措施落实落细作出巨大贡献。世界贸易组织也将环境保护问题纳入重点议题，建立了专门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对贸易措施和环境措施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目前主要经济体共同签署的环保领域的各类公约、议定书已经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臭氧层保护方面，先后通过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先后通过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非洲植物卫生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和区域性文件。海洋植被等环境保护方面，先后通过了《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国际干预公海油污染事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等文件。

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一直积极履行已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要求承担的各项义务，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已成为保护生态环境、推行绿色发展的典范。我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我国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成为对全球臭氧层保护贡献最大的国家。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2019年4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机构、有关国家环境主管部门，以及有关非政府组织、智库和企业的共同参与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正式成立，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打造了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绿色技术与转让平台。

三、绿色发展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将日益突出

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也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全球环境治理的历史征程印证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追求绿色发展应是也必将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全球生态环境压力加大倒逼各国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当前，人和自然的矛盾依然比较尖锐，土地沙化、湿地退化、水土流失、河流干涸等严重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各国仍面临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峻挑战，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耗增长模式导致大气和水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带来雾霾、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飓风、海啸等极端天气事件更为频繁。为此，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均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报告指出，地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且更大力度的行动来保护环境，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日益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反之，如果各国能将GDP的2％用于绿色投资，不仅能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还能确保不会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系统丧失带来更大的影响。

（二）追求绿色发展已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

当前，各国对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发展高度认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各国民众环境保护意识逐步提升，更加接受并自发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国际社会对绿色发展的呼吁更加强烈。二十国集团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重要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绿色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具体目标，为未来十几年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引方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在充分肯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同时，向全球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联合国、欧盟等纷纷呼吁“绿色复苏”，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8国环境部长发表公开信，希望《欧洲绿色协议》在欧盟疫后复苏计划中发挥核心作用。

（三）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绿色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以绿色经济、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要素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发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升级，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绿色金融、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碳排放权分配制度的建立倒逼绿色创新。各国注重培育环保装备、环保技术与环保服务业，推动环保产业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兴增长点。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力研发和应用各种绿色环保技术，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为世界各国发展绿色经济树立了良好的示范。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新的潮流，全球正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当前，全球人口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复杂演化，发达国家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人口比重显著上升，全球范围内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社会信息化进程加速推进，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影响。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融合和多元发展态势进一步确立，文化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全球人口老龄化同发展中国家人口年轻化并存

人口虽是慢变量，却是决定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最重要趋势性因素之一。近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球人口增长态势与结构特征正悄然改变。

从人口总量及增速看，全球人口总量不断突破新高，但增速明显放缓。2019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至2030年，全球人口总量将增至85亿，2050年将达到97亿（见表2-2）。虽然未来全球人口仍将不断增加，但增速会逐步放缓。从国别结构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重显著上升。195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为17.2亿，占全球人口的70％；2015年增长至61.3亿，占全球人口的85％。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还将贡献大部分全球新增人口。据《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19—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新增人口可能占世界人口增量的一半以上。从人口流动情况看，在2016年达到高峰的国际难民和移民潮趋于平稳，2018年和2019年全球被迫迁徙人口增速放缓，抵达欧洲地区的难民和移民数量总体下降。

从人口年龄结构及国别分布看，全球人口老龄化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年轻化并存态势进一步凸显。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联合国数据显示，1950—2015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5.1％升至8.3％；发达国家老龄化趋势更为明显，同期该比重从7.7％升至17.6％。据《世界人口展望》测算，2019—205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从1.43亿增至4.26亿。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趋势性表现。一方面，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预计到2060年，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现在的38岁提高至43岁；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欧洲和北美的国家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年龄在65岁以上，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7.7％。另一方面，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口呈年轻化发展态势。目前，非洲地区拥有大量年轻人口，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年轻化态势将长期持续。据联合国预测，未来20年，非洲10～24岁的人口占比将超过30％。印度13亿人口中，青壮年人口总数约8亿，35岁以下适龄劳动力约占65％，人口年轻化特征明显。

二、社会信息化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浪潮如火如荼，社会信息化程度显著提升。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

从生产方式看，当前社会信息化带来了产业技术革命性变化和商业模式突破性创新，推动产业范式变迁和企业组织形态重构，带动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形态数字化、产业组织平台化。依靠人工智能设计制造方案、优化生产工序将成为大多数制造业的主要生产方式，推动制造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来自全球的中小微企业将依靠高速互联网共同构建扁平化、分散化的合作网络；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生活方式看，在“衣”方面，网络购物、电子商务以及虚拟现实技术使人们能够以互联网为载体直接体验购物过程，“个性化定制”迅猛发展，智能穿戴设备等新产品不断出现。在“食”方面，产业链条的信息化大大革新了农作物种植、收获、物流、消费全过程，依靠科技保墒、施肥、除虫等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远距离“认养农业”让人们有机会体验和监督农作物从农田到餐桌全流程。在“住”方面，智能建筑不断推广，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居住、安防、节能、娱乐、家电管理熔于一炉，服务型机器人深入家庭生活，人们的生活品质极大改善。在“行”方面，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加快发展，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纷纷投入使用，城市治理智慧化、人性化、精细化水平不断提高。

此外，社会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新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信息获取、处理、存储和传输能力持续跃升，信息技术与生物、空间、纳米等技术深度融合。技术创新不断催生新理念、新应用和新产业，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生产力实现新的飞跃，推动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为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放眼未来，社会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将以更加紧密配合、相互促进的方式向前推进，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三、人类文化百川竞流、融合发展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从历史看，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近代文明进入辉煌发展阶段。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到城市复兴、商业繁荣、工业革命，带动了西方国家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带动了西方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思想到文学艺术的全方面发展。自此，西方文化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成为文化交流领域的主要特征。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西方文化进一步传播，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更趋密切。非西方国家加速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层面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21世纪后，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态势更趋明显。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推进，许多国家在现代化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文明大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随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各类文化更加平等地交流、碰撞、融合的态势日益明显，世界文化正在形成“百花齐放、百川竞流”格局。例如，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经典案例。该动画片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讲述花木兰代父从军、征战沙场、最终凯旋的故事，融合了东方文化背景和西方价值观念，展现出东西文化交流汇聚的独特魅力。

文化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多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化，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化差异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经历了5 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吸收了现代文明瑰宝的中华优秀文化正日益彰显活力，将继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放眼未来，全球多元文化百花齐放、千帆竞发、交汇融合是大势所趋，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融和共同发展下，世界文化大家庭正以多样共存超越文化优越，以和谐共生代替文化碰撞，以交融共享跨越文化隔阂，以繁荣共进消除文化固化，谱写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华美乐章，人类文明百花园将在文化交融的助力下迎来更加包容开放和繁荣的盛况。

“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仍在发挥有效作用。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的领域不断丰富、机制日益多元，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边主义。中国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一、“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仍在发挥有效作用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架构得以确立。在全球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共同推动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也相应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迁历程。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治理涵盖领域广泛，议题多样重要。世界贸易组织是国际贸易领域唯一的多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是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和国际发展减贫的主要支柱，分别从贸易、货币和金融体系、发展减贫等方面协调国际经济规则，构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部分。二是治理体系成员众多。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有164个、189个和189个成员，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三是拥有专家资源优势。经过七十多年运行，相关国际机构在各自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案例，能够对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运行和国际发展减贫等提供有效的监测与指导，为相关领域规则构建与能力建设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四是治理机构实体化优势。这三大机构都建立了一套有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见表2-3），且都有专家团队负责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经历深刻调整，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积极争取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治理话语权；二是多边贸易规则正经历深刻变革，“边境后”规则制定成为谈判交锋的重点；三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相关领域的合作机制、规则和网络亟须加快构建与完善；四是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增多，多利益相关方携手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已成必然趋势。

全球治理体系总体呈现治理主体日益广泛、治理领域日益丰富、治理机制日益多元和治理规则日益复杂的特征。现有调整主要是在“二战”后形成的架构框架下的渐进演变，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渠道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在发挥有效作用。

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逐步提升

“二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逐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断上升，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治理平台，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等途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治理体系改革，打破了数百年来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局面，深刻地改变着全球治理体系，成为牵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

（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享有的投票权和份额不断上升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为例，2000年，前十大新兴市场国家[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16.95％，2020年上升至22.26％。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00年，前十大新兴市场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27.37％，这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15.3％、投票权占比16.95％并不相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开始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2011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六次修正案生效，54个份额低估的成员国增持份额，增加最多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201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七次修正案生效，约6％的份额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提款权货币储备规模由原来的2 385亿美元翻番至4 770亿美元。

（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和区域性治理新机制不断增加

最突出的表现是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二十国集团中，除传统的七国集团和欧盟、澳大利亚外，其他11国是新兴经济体，其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利益平衡。二十国集团既有领导人峰会进行战略引领，又有协调人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贸易、劳工就业、农业、能源、数字经济、卫生等专业部长会议进行政策协调。除二十国集团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等治理新机制，在协调立场、促进合作、制定规则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这些新兴治理机制坚持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现行全球治理机制形成互补与合作的关系，为全球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为带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提供了更丰富的渠道。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福塔莱萨会晤宣布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决定设立应急储备安排，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补充和强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金融安排、中央银行间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及各国自有的国际储备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合作，目前已经有来自六大洲的100多个成员国。与其他多边机制相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运行机制上进行了较大的创新，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充分考虑到其成员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也包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特点，针对不同议题设立了简单多数、特别多数、超级多数等多种决策机制，既有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地位，也兼顾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重在补充和完善现行体系中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方面，并不是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使其更好地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更加充分合理地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最高目标。共建“一带一路”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5 000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与中华文化天下观的血脉基因，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最高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分配效应严重失衡、全球治理体系公平性缺失等弊端逐渐凸显，难以带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走出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从理念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弘扬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倡导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从具体实践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通过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推动各合作方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网络和经济体系。

（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不同诉求，强调“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不预设具体的规则框架，为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关国家共同建设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共同打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新架构，强调发挥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作用，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设计重大项目等方式开展合作，不另起炉灶或另搞一套新机制，而是发挥补充和强化的作用。再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发展跨国开发性金融等方式，有效地完善了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机制，并对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在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的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索，为全球融资规则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最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和有力抓手，推动相关国家在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领域加强合作，不断扩大利益契合点和交汇点，为构建商品和要素高效自由流动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作出了贡献。

（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积极响应

七年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成为世界各国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遍布各大洲的100多个成员；“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智库合作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新闻合作联盟等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平台相继成立，为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注入新动能。从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国际社会评价“习近平主席为创建和维持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勾画了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区域经济合作注入了“战疫”新力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以行动替代犹豫、以共识消除偏见，成为团结抗疫的新典范；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坚持互联互通，中欧班列成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许多重大项目在疫情期间克服各种困难仍然加以推进，将给相关国家经济复苏注入强大信心和不竭动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一夕之功能成，亦非一己之力能至，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只要坚定信心、携手共进，共建“一带一路”就一定能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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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2]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

[3]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4]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2019年4月29日。

[5]根据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前十大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泰国。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城镇化发展也对工业化具有重要带动作用，二者的深入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竭力量。工业化的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这一过程带来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城镇化发展，带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文明演进。同时，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提升和完备的技术、通信、金融等服务，有利于大幅改善工业企业生产环境，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水平，降低工业经济运行成本，更好地激发规模经济活力，加速工业化进程。

一、发达国家引领和主导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起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据此长期保持其综合国力领先地位。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长期重消费轻生产，过度依赖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实体经济“空心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工业化的重要性，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发达国家通过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等政策措施，推动工业向高端、高附加值领域迈进，实现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振兴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美国出台《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了总额为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基建、教育、科研、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等列为投资重点。欧盟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推出《欧盟交通道路电动化路线图》《欧盟2020》等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以实现科技创新和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增长。日本2010年全面启动“重振日本的蓝图”计划，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环保产品、医疗服务、文化产业和宇宙空间五大战略性产业。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完成城镇化进程，并达到了较高水平。2018年北美洲、欧洲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2％、74％，其中英国83％、荷兰91％、美国82％、德国77％、加拿大81％，日本也达到92％。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措施，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忽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城镇环境恶化、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此后，发达国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绿化与环境保护，实现了城镇开发与环境保护并行。

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普遍属于后进型工业化，是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入高级阶段、工业技术走向成熟、国际经济一体化初步形成、世界贸易广泛开展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逐步升级。主要表现为：一是由进口替代转向外向型的工业化方式。以巴西、智利为代表，通过国家刺激政策，引导投资方向并加大私人投资力度。以进口替代为基础，不断提高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再转向外向型的工业化。这些国家普遍重视市场调节作用，减少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并实施放松贸易保护的政策。二是通过发展产品深加工推动工业化。如印度和中国，优先发展中间商品和成品加工，逐步摆脱对利润少、竞争力弱、出口困难的初级产品的依赖。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打造独立的工业体系。三是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经济开放程度大大提高、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以出口导向为方式推进工业化发展。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崛起，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使全球工业发展的版图更加均衡。同时发展中国家有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实现追赶甚至超越。

未来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发展空间较大。据联合国预测，从1950年到203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4.46亿增加到10.5亿，增长1.35倍，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3.05亿增加到41.2亿，增长12.5倍，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在世界城镇化进程中占据主体地位。

三、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将激发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从中长期看，随着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将不断释放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和潜力。从发达国家工业化趋势来看，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果显现。在新兴科技全面赋能工业化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工业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显现，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群的兴起，使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技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二是全球化市场机制进一步加深。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要素的跨国流动程度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工业化发展。三是生态化发展成为新趋势。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在总结传统工业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危及人类生存的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转型。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城镇化新内涵，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一是发展大都市连绵区建设。目前，美国已形成了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巨大城市带、中西部巨大城市带、太平洋沿岸巨大城市带，集聚了美国一半的人口。日本也形成了以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为主体的城市带地区。城镇之间的高密度基础设施网络连接，带动了城镇化建设需求。二是城市更新改造中推动绿色环保理念。可持续社区建设、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城市特色保护与发展等成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强大支撑。三是加大城乡一体化建设力度。法国通过建设卫星城、鼓励工业分散、发展落后地区的办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日本实施了“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韩国实施了“新村运动”，以此加强农村道路、公共设施、生活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村享有城市同质的基础设施。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工业化进程将在大踏步追赶发达国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找准定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全球信息化的最新技术成果带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二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吸取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推动可持续发展创新，建立资源节约、环保型的新型工业化体系。处理好工业化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增强工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三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抓住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为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鼓励在关键技术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四是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素质。积极推进教育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新型工业化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城镇化率有望达到68％，其中近90％的城镇化增长来自亚洲和非洲。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提速，城镇化也将迎来高速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历史教训，努力避免过度城镇化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以及其他的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是注重城镇建设的合理规划。既避免过度的大城市化，也避免过度的郊区化。加快建设公路网、铁路网、邮电通信、城乡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不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二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抓住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新一轮城镇化时机，发挥乡村特有优势，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避免要素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三是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城镇化建设与绿色发展相结合，不断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