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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住大变局下的发展规律，解决区域发展的前瞻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发展，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区域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区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指导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向着更高层次、更高质量阔步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1]。这种国情之下，地区间发展差距会始终存在，重要的是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改变当前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的格局，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部分地区发展面临较大困难[2]。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是我国长期客观存在的问题，这是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多重因素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判断，是新时期制定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近年来，在区域发展形势不断向好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随着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和西北地区多个省份出现经济增长不景气、投资下滑严重等问题，南北差距加速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过大等矛盾不断凸显。地区间过大的发展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四大板块间的走势分化、差距扩大特征进一步显现。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与其他三个板块的分化愈加明显。2019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为50 249亿元，占当年全国经济总量的比值为5.1％，较2012年下降3.7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的比值由2012年的17.1％下降到2019年的9.8％。2019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767万亿元，接近于当年西北六省区经济总量的1.5倍。2012年，北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甘肃的4倍，到2019年，北京人均GDP扩大为甘肃的5倍，差距进一步拉大。
经济增速表现为明显的“南快北慢”，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从地区生产总值看，2019年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35.4％，较2012年的42.8％下降了7.4个百分点，南北经济分化越来越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各地经济增长态势也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以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迅速崛起，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例如，贵州2019年增速达到8.3％，高出全国2.2个百分点，连续九年位居全国前列。相较之下，北方地区的一些省（区、市）经济增速表现出明显的放缓态势，东北三省、陕西、甘肃、天津、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尤其明显。具体来看，2019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个省（区、市）中，北方省份仅有河南、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新疆、宁夏7个省区，其余均为南方省（区、市）；经济增速后10位中北方省份有7个，其中吉林、黑龙江和天津分别以3.0％、4.2％和4.8％的经济增速居最后三位。
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当前地区间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板块之间，也突出体现在同一板块内部。同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增长明显慢于西南地区。以贵州省和甘肃省为例，2011年两省经济情况大体相当，都是在5 0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量级上。近年来，两省经济增长差距大幅拉开。2019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6 769亿元，较上年增长8.3％，增速居于全国首位；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为8 718亿元，较上年增长6.2％，总量相差8 051亿元，增速相差2.1个百分点。同在东部地区，天津经济增速放缓，2019年仅增长4.8％，低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同在东北地区，辽宁省形势相对较好，2019年增长5.5％，但吉林、黑龙江两省经济增长仍处低位，分别是3.0％、4.2％。
对如何认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4]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平衡与不平衡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平衡，当原有的不平衡克服了，进一步发展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又需要进行新的协调。在解决不平衡问题上，既不能为了平衡而不发展，也不能先发展后平衡，而是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的统一、发展相对平衡和绝对不平衡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经济规律作用的因素，但区域差距过大也是个需要重视的政治问题。[5]我国不同地区间发展基础各异，发展差距会始终存在。一是自然条件方面，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存在先天性差异。例如，东部地区气候宜人，雨水充分，交通便利，与外界贸易交流广泛；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不足，交通相对不便，经济发展不利因素多。以著名的“胡焕庸线”为界，东南人口密集，西北人口稀疏。二是受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例如，唐宋以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步向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70％以上布局在北方，其中东北占了54项；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倾斜支持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三是体制机制观念方面，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较早较深入，市场经济思维活跃，营商环境较优，而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计划经济观念影响较深，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不够。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衡”的重要论述，需要辩证地看待地区间发展存在的差距。一方面，合理的差距可以促进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过程，有差距意味着有努力的空间，合理的差距有利于保持竞争的压力与活力，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差距会对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产生危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等存在差距，这些差距如果过大且长期存在，就可能导致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出现。“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平衡发展是立足于实现地区间的相对平衡，而不是不顾实际的追求绝对平衡。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是在注重增强区域动力的基础上缩小差距，是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这是长周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线性地、匀速地、机械地缩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平衡发展不是平均发展，既是坚持发展相对平衡和绝对不平衡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应有之义。解决不平衡问题，要避免依靠削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方式来达到区域间绝对平衡。长远来看，最关键的是要依靠相对落后地区自己充分发展。
相对落后地区发展的关键是要处理好自身发展能力和外部推动力的关系。过于依赖外部推动力，既会因对发达地区的过分索取而造成发展动力不足的效率问题，也会限制自身发展能力，进而造成区域间更加不平衡的公平问题。换言之，如果不注重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即使外部提供了其发展所需的物资资源，欠发达地区依然无法摆脱发展难以为继的境况，从而陷入更加贫困的泥淖中。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提高落后地区自身发展能力，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落后地区发展进行把脉定位，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山东考察时强调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6]欠发达地区抓发展，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好特色文章，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一样，都要努力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7]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要求，深度贫困地区要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8]习近平总书记以“弱鸟先飞”形象地描述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的经历，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先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因应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分布广、资源环境禀赋差异性强的客观事实，创造性地提出了“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9]的区域分工合作思路，为不同类型地区如何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一条因地制宜、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差异化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指明了道路，为新时期构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农业安全、经济安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10]的重要论述，更加强调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更加凸显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潜力。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区域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经济价值创造作用，也就是要“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在适合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区域要增强优质农产品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就是要“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在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要创造更多生态产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就是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面向未来，全面统筹各类开发活动，实现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是未来优化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路径，这既是提升每个区域自身经济运行效率的需要，也是促使区域间形成协调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落实到制度设计上，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更好地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开发一度缺乏空间的有效管控，资源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存在一定盲目和冲动，导致城镇空间和工业空间快速扩张，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受到蚕食和挤占。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主体功能区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和配套。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加快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201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发布，基本搭建起相应的制度框架体系[11]，支撑主体功能区规划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未来一段时期，要在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规划基础上，将国家和省级层面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健全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各类主体功能区高质量发展长效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12]伴随我国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善，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这是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快速发展，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人口规模明显扩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3年末的53.73％提高到2019年末的60.60％。
但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优势地区在综合承载能力、国际竞争力、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9年底，我国大陆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仍有16.22个百分点，距离发达国家70％～80％的城镇化率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大量城镇常住人口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超大城市已经出现大城市病问题，部分地区中心城市出现产业基础较差、优质资源匮乏、难以吸引产业和人才进入、增长乏力等问题；东北地区要素流失严重，新旧动能转化不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难度加大。
优势地区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任务的主战场。面向未来，优势地区要坚持“宜工则工、宜商则商”，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着力谋划好、推动好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经济发展条件好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在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面狠下功夫，打造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地区。
针对如何推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增强粮食主产区发展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能力，实现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有机统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齐头并进。[13]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14]，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调研时指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15]
当前，我国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重点构建以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和甘肃、新疆等农产品主产区为主体，以基本农田为基础，以其他农业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农业战略格局，农产品主产区建设进一步加强。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由此带来耕地“占补平衡”的巨大压力，一些地方占优补劣、占近补远，补充耕地时上演“围湖毁林”“上山下滩”，给我国耕地的总体质量带来隐患。从县级行政区看，产粮大县的发展普遍落后，综合城镇化率不到30％，许多产粮大县仍是财政穷县，陷入粮食贡献越大、地方财政收入越少、农民收入越低、经济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抓农业生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给国家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未来一段时期，粮食主产区要坚持“宜农则农、宜粮则粮”，突出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体功能，严格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保护和治理，通过加强涉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三产深度融合等措施，促进粮食主产区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生态功能区是承担生态服务和生态系统调节维护功能的区域，对维护我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都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强调要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优化区域生态格局，巩固提高生态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自考察督查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建设情况，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就不宜发展产业经济，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生态产品[16]；2020年3月在浙江重访安吉余村，4月在陕西走进秦岭深处，5月在山西汾河了解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成果，6月在宁夏考察贺兰山生态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保护生态环境”被列入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已成为社会共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我国地域类型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依旧较为突出。一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存在生态功能退化。全国土地二次调查数据显示，与第一次调查相比，因草原退化、耕地开垦、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减少达1.6亿亩（1亩≈0.066 7公顷），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滩涂、沼泽减少10.7％，冰川与积雪减少7.5％。二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始终存在。城市快速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直接占用或破坏优质农田、河湖水面，东北林区、西北草原、西南山地等生态脆弱、发展滞后区域，就地开垦林草地、山坡地现象仍然存在，造成对脆弱生态空间的直接侵占。三是生态功能区的经济优势未充分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往往也是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受消费能力限制和观念意识制约，这些地区的生态资源、绿色农产品、生态旅游等产品的市场空间未被激发，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优势没有及时转化为经济优势。
对于生态功能区，要坚持“宜山则山、宜水则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与生态的关系、生态与民生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生态安全。要逐步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做法，保护好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空间。对于生态系统脆弱、需要严格保护和禁止开发的地区，要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生态补偿等方式为主，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一般性生态保护区域，要充分体现生态价值功能，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17]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塑造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空间格局，需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既要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又要统筹全局、形成合力。
全球经济正面临再平衡，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实力比拼。从国外看，国际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主要有5个，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均是国家经济的核心区域。从国内看，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与世界五大城市群相比，我国三大城市群发展能级尚显不足，还有很大潜力亟待发掘。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虽然从规模和体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已可与世界五大城市群比肩，但在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和对全球资源配置的影响力上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人均GDP约为上述世界五大城市群的三分之一，并且在创新能力、绿色发展、政府效率、基础设施、高等教育、金融资源等方面，还无法与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城市群同梯队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考察中对三大城市群建设的定位、方向和路径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强调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18]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指出，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们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也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要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来。[19]201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三大战略，将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打造成为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形成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支撑我国甚至全球创新发展、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性动力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20]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要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加快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19个城市群经济转型升级进程加快，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逐步增强，已经成为我国承载发展要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同时，我国崛起了一批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网络的城市，在全球城镇体系中的位势不断提高，逐步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重要载体。
但也要看到，我国城市群内部发展差异较大，大部分城市群还处于培育阶段，山西中部、兰州—西宁、呼包鄂榆三个城市群人口在1 000万～2 000万人，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人口不到700万人。多数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2019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宜宾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 500亿元，众多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在1 000亿～2 500亿元，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虹吸”效应明显，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
今后一段时期，加快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打造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带动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与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动力源共同形成支撑全国创新发展、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其他城市群建设，打造成为引领区域增长的动力源，形成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多极支撑局面。同时，鼓励中心城市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创新型城市加快集聚高端资源要素，省会城市大幅提高首位度，非省会城市打造一批高端制造业腹地，进一步活跃都市圈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局视野进行谋划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统筹各大战略和功能区之间的衔接互动。但目前不同战略之间和功能板块之间的协调联动仍然不够，限制了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释放动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跨区域、次区域战略在连接各地经济、社会、规划、政策等方面的重要纽带作用，促进各大战略和功能区相互衔接和融合互动，形成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覆盖了我国南北方绝大部分省区，在我国经济发展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江经济带涵盖我国11个省市，横贯东西、辐射南北、通江达海，既包括我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也涵盖了我国深度贫困地区，面积205万平方公里，2019年底常住人口5.9亿人，地区生产总值45.8万亿元，是我国人口、经济、产业最为密集的经济轴带。黄河流域从西到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4个地貌单元，流经9个省区，2019年底总人口4.2亿人，地区生产总值24.7万亿元，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长江、黄河横跨多个省市的纽带作用，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沿江地区和北方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促进我国东中西经济交流和融合互动。
省际交界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中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例如，淮海经济区横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4个省，连接10个地级市，但地处4个省交界，受制于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洼地”。为推进省际交界地区发展，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支持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粤桂、湘赣、川渝等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发展，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新机制。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城市间交流合作，建立健全跨省城市政府间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省际会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全局观。“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谋划中，同样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推动不同节点之间物流、人流、资金流的顺畅流动、科学聚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加强相互间协同联动，提升整体发展效率，共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功能错位和资源要素合理配置。重点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县城、特色小镇等，都是动力系统不同层级的功能节点，让每个节点都能按照其比较优势发挥最大效能，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因此，要强化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
要促进各区域之间协调联动。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不同等级行政区之间协调联动，建立不同规模等级地区和城市的协作网络，推动形成以中心城市为引领、周边城市为配套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发展条件好的优势地区、生态功能强的地区、农产品主产区、边疆地区等不同类型区域协调联动，实现区域总体价值最大化。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优势和特色，实现四大板块之间优势互补和协调联动。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互动协同，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联动发展。
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合作共享机制。推动形成高质量的区域合作共享模式，既要地方政府深入合作，也要市场主体全面对接；既要产业发展相互协调，也要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既要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要市场规则相互衔接；既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也要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就要求加强投资、财政、土地等领域的政策引导，支持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功能性平台，推动产业有序梯度转移。深化城市群内部合作，推动城市间协调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流域上下游合作，完善协商合作机制，建立健全毗邻省区规划对接机制，推动上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加强省级交界地区合作，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以协调发展的辩证思维处理好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问题。解决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关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比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21]深入理解区域协同、协调发展的内涵要义，要深刻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既要各地区分工协作发挥比较优势，又要全国一盘棋在发展中促进地区之间相对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2]要进一步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比较优势的发挥不是孤立的，要促进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区域之间梯次联动和优势互补，形成同频共振的区域动力系统。
协调既是发展目标又是发展手段，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要从比例关系、相互之间差距等方面看是否达到了协调，并通过协调互动达到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关键是注重各地区之间发展机会公平，注重资源配置均衡。促进协调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两点论”就是原有的优势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要进一步巩固，并适应新形势培育新优势，同时通过补齐短板挖掘潜力，增强发展后劲。“重点论”就是强调一个地区要有重点任务，一个时期也要有重点任务，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方面。
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要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区域协调发展要瞄准短板、聚焦关键、精准发力。补齐短板，不仅能形成平衡结构，且会使发展之“桶”容量更大，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不断迈向发展新境界；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要发挥好同一区域板块内部协同发展的作用，打破市场分割，整合创新资源，释放发展新动力；促进资源要素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双向流动，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发展的包容性；推动跨区域公共事务协同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提升发展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23]长期以来，发达地区利用区位、人才、科技、产业、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率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水平靠后，内生动力不足，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些欠发达地区同样需要嵌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中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健康发展，推进边疆地区开发开放，老少边贫地区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东西部联动和对口支援等机制来增加科技创新力量，以创新的思维和坚定的信心探索创新驱动发展新路。[24]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优化区域互助机制，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深入开展对口支援，创新开展对口协作（合作）。今后一段时期，要进一步加强不同区域间的互利合作和互助协作，充分发挥优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有机对接，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科技合作与协同创新，推进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特别是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金融扶贫、定点扶贫以及项目、技术、智力等灵活多样的扶贫方式，加大帮扶力度，加快补齐欠发达地区发展短板，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推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协同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要尊重市场规律、经济规律，明确指出，要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5]市场机制是真正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协调机制，要通过市场化运作调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平衡问题乃至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随着我国区域格局从个别城市的“单打独斗”进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打破区域市场壁垒、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显得更加迫切而重要。
新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既要注重效率，促进各类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高效合理集聚，推动优势地区加快发展；又要兼顾公平，保障不同地区享有同等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其中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涉及多方利益，要从破除行政区划的“有形之墙”、思维观念的“无形之墙”作为突破口，形成协同共识、建立秩序规则、推进共建共享。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切实提高区域发展效率。要素资源在区域间自由顺畅流动是实现市场经济最优化的必要条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不合理规定和做法，通过促进各类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推动不同空间子系统之间形成整体组合效应，凝聚成强大合力。首先，各类要素要自由顺畅流动。区域行业企业间市场垄断阻隔和地区之间行政壁垒逐渐被消除，要素交易制度进一步健全，区域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不同区域和城市之间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其次，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传统要素能够实现就地价值转化。逐步改变过去劳动力长距离配置、能源资源跨区域流动的局面，推动能源资源和劳动力就地实现价值转化，降低区域之间要素配置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再次，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要持续增强。发达地区在新生产要素方面具有先天的集聚优势，并在创新发展过程中还将进一步集聚，要推动这些要素从发达地区逐步溢出渗透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带动欠发达地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制定跨区域次区域规划、制定实施区域政策、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等方式，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保障不同地区发展机会均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不同地区人民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思路，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加强顶层设计，打破地区分割和利益藩篱，确保不同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发展机会。由于我国区域差异大，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走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具备良好的产业配套、资源要素集聚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改革创新能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欠发达地区底子薄、欠账多，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有力支撑，需要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民生事业发展等短板，培育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积极融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重点生态功能区要不断增强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农产品主产区不断增强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边疆地区不断增强发展能力，构建起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农业安全、边疆安全的区域经济布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提出我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目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这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26]新时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就要以目标导向为引领，着力破解难点和短板问题，保障不同地区的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这对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相对平衡、促进全国范围内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多次作出关于推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示，为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保障全体公民公平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指引。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要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全面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环保、社会治安等问题，集中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27]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明确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家政服务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一件一件办好。[28]
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不同之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苏联生产力主要集中在其领土的欧洲部分，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导致了国家向心力的削弱，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近年来欧盟内部的西欧和中东欧成员国之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部分国家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客观上制约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剧了欧洲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这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增强全体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住房、基本公共卫生、基本就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开门七件事”，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让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问题突出，与经济快速发展的不平衡性愈发凸显，具体表现为“经济腿长”“社会腿短”。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沿线各省市之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较大，各类资源分布明显不均，上海、江苏、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突出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条主线就是着力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向贫困地区、薄弱环节、重点人群倾斜，推动城乡区域人群均等享有和协调发展。例如，在基本医疗服务方面，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坚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是保障各地区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并非简单的平均化，吃大锅饭，人为降低经济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过度提高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标准。总而言之，就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是做好社会民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均衡发展落实区域协调发展、保障不同地区发展机会。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吉首市考察时就指出，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很重要，这方面要加大力度，继续支持。[29]在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地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突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和先导性。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关系到人员、货物、资本、信息等要素资源的流通效率和集聚方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在拉动内需、促进民生、支撑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我国地域辽阔，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改变屈辱命运的梦想。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建设10万英里（1英里≈1.609千米）铁路的“建国方略”，由于军阀混战，列强环伺，国家始终贫弱不堪，这一构想始终没有实现。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推动基础设施均衡发展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横贯我国东西、纵贯神州南北的一系列交通大动脉相继建成，我国区域间互联互通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从整体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政治经济格局创造了条件。
但从区域看，西部地区、沿边地区、革命老区等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一些干线铁路建设于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实施了电气化改造，但运输能力仍未得到有效发挥，存在较多瓶颈和制约。高速铁路通达程度不高，西部地区还有不少中等以上的城市没有通达高铁。当然，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地区地广人稀、经济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性打了折扣。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基础设施的差距如果不加以重视，区域之间的发展鸿沟会越来越宽，这一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要少得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要适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没有便捷的交通，就不可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十四五”期间，必须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建设西部地区内外大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加快补上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货运铁路、公路、机场、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交通是重点，不仅要通过高速铁路、普速铁路、高等级公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快速便捷地连通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县城，构建绿色、高效、畅通的基础设施网络，还要注重由市区到县城、由县城到乡镇、由乡镇到人口较多的行政村等道路建设。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工程质量，提高建设标准，留好必要的接口。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清洁能源为主的电力外送大通道，提高电网智能化水平，加快西气东输、北煤南运等大通道建设。推动农村电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电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发展生物质能源。对高原、边疆、山区的无电区，要结合通信网络建设，实现电力和信息通信的双连通，让这些地区的群众也能够享受现代基础设施带来的福祉。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谋幸福。[30]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挂在心头，强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对村民深情地说，我一直惦记着贫困地区的乡亲们，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31]无论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还是立足于实现地区间的相对平衡来着力解决不平衡问题，最终要体现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不同地区的人民都能实现共同发展，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不同地区间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就是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就是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于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差异，我国城乡、区域居民之间的生活水平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城乡二元经济和过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也因此成为突出问题。从城乡看，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0.0％。从结构看，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9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 380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5元；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6 401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367元。从区域看，仅以黄河流域为例，黄河入海口的山东省东营市人均生产总值是黄河源头青海省玉树州的10倍。
“十四五”时期，要从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出发，合理优化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用结构性调整的办法，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创造物质财富，提高生活水平。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建立健全长效普惠性的扶持机制和精准有效的差别化支持机制，有效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短板，确保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掉队，能够更好地分享我国现代化建设成果。面向未来，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确保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有序。[32]
全球环境治理进入新阶段，全球经济正面临着绿色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的绿色发展转型也正进入快车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美丽中国”奋斗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对青藏高原、祁连山、秦岭等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深刻洞察和根本指引，生动诠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重要论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曾生动地比喻，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3]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不能再走经济发展、生态让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够把一些地区生态环境破坏、退化的趋势扭转过来。要以全局视野、历史眼光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充分证明，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必然会使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越积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到各地考察调研的足迹被形象地称为“生态文明足迹”：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34]山西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采取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35]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为生态优势地区，特别是承担生态功能的欠发达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指明了道路。这些地区要树立绿色财富观，积极挖掘生态产品潜力，多途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36]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37]。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革命性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非常手段倒逼各地区痛定思痛，结合实际闯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子。绿色发展理念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不仅是提升区域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也是评价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8]；生态功能强的地区要得到有效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39]，牢固树立保护是第一位的理念。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要从根本上提高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只有坚持保护优先，通过对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对重要生态系统实施科学治理，改革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才能更好地推动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需求，绘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地域辽阔，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各种地貌交织，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其中，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5％，沙化土地面积达174万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胡焕庸线”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该线西北方57％的国土，供养大约全国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生态安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通过不断改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来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等地区的脆弱性，要求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针。一方面，要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规律，不人为乱干预，对重要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极度脆弱地区，做到全面封禁保护，让大自然喘口气、歇一歇，逐步恢复元气。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的手段，有针对性地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助力生态功能区全面系统恢复。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长江、黄河问诊：“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40]，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黄河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一般流域40％生态警戒线。[41]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44个海湾中，13个海湾春夏秋三期监测均出现劣Ⅳ类水质。系统保护修复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推动沿江流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大江大河和海岸带是构成我国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骨架，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大江大河中，长江、黄河地位极其特殊，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长江、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母亲河的保护和治理力度前所未有，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大江大河治理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流域水质情况已得到明显改善，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Ⅰ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从2012年的68.9％、20.9％和10.2％改善为2019年的79.1％、17.9％和3％。截至2019年底，长江经济带沿江11个省市累计“搬改关转”化工企业963家，搬出和转移禁养区内的水产养殖规模达178.9万亩，已有579座尾矿库完成闭库。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大江大河流域和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各类污染物排放量仍然较大，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岸线资源过度开发，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面向未来，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流域生态文明，必须把握好流域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关系，统筹流域生产生活生态，构建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空间格局，以良好生态、绿色生活引领经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上要从整体出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调水岸关系，推进系统保护、整体管控、综合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会运用辩证法指导处理新时期我国的重大发展问题，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42]。在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区域政策实施路径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既精准抓取当前重大战略中的关键突破口加以重点推进，又注意以全局的眼光着力解决制约我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既着力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又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趋势判断，抓住本质与规律，提前谋划重大战略性问题。
在当前我国区域战略布局中，建设好和发展好雄安、浦东、深圳等关键性地区是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落地的重点，是破解重大战略推进过程中难点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对关键性地区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多次亲自把脉、亲自谋划、亲自指导、亲自推动一系列重点工作。
谱写雄安新区新蓝图，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问题。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到雄安新区考察，并在安新县召开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同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赴雄安调研，数次讲话高屋建瓴、纲举目张，为建设未来之城、绿色之城、创新之城明确方向、绘就蓝图。
推动浦东进一步开发开放，为上海打造全球城市发挥排头兵作用。早在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调研上海浦东时就强调，浦东开发开放的意义在于发挥浦东的窗口作用和示范意义，浦东20多年开发开放的特点在于发扬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精神，在于发挥排头兵、试验田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上海一系列新的重大使命和任务，要求上海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要强化“四大功能”[43]，建设“五大中心”[44]，集聚和调动全球资源要素，辐射和赋能更大区域发展。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谋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过去4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经验的深刻把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这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涉及的区域不同、战略定位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不同中又贯穿着诸多共同的重大命题，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我国诸多重大问题的判断，努力通过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落实，解决我国区域发展的共性问题。
回答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谋划区域战略中贯穿的主线。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并进一步强调，越是环境复杂，我们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45]
回答如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一再强调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过程中，支持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支持海南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条件平台，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长三角地区要坚持创新共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回答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也构成了当前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根本遵循和根本目标。“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46]“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兜住民生底线”[47]“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扩大配置范围，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加普惠便利，让长三角居民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4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49]“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对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外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判断，敏锐抓住其中规律，提前谋划布局前瞻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总体来看，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压力等诸多困难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0]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场景层出不穷、生产要素的柔性效应不断增强、一批重大战略平台功能不断凸显等趋势性因素综合作用，正在加速影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后半场的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短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受疫情的影响很大，但不会导致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抓紧研究，努力做到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推动区域间协调协同发展。
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创新完善方式方法，鼓励大胆试点探索，适时全面推开，推动重大战略行稳致远。凝聚行动共识、增强行动效力，避免区域发展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碎片化”和方向偏离，需要顶层设计与专题部署相结合，推动多领域制度改革联动，破除制度性障碍。确保实施进程中不走样、不变样，需要完善立法保障，增强重大战略的约束性和权威性。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当前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已经基本形成“1+N+X”区域规划政策体系。“1”就是一个统领战略实施的规划纲要，“N”就是N个重点领域专项规划，X就是多个配套方案和政策。这样就将顶层设计与专题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有统有分、上下结合的政策体系。
宏大目标转化为现实行动需要顶层设计来统一思想。认真做好不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才能把一系列国家战略转化为指导行动的“统一思想”，避免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碎片化”和方向偏离。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就是着眼于从全局的视角统筹考虑为实现预期目标的正确战略和路径，为有效推动资源的集中和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事先安排。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等重要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有力统领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整体有序实施。
“顶层设计”落地执行需要配套政策支持。区域发展战略中，涉及的行政主体更加多元、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利益诉求不同、实施战略的现实条件并不一致，更精细化的政策安排显得十分重要。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规划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1+N规划政策体系”。具体而言，就是依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顶层设计，抓紧组织编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协同发展、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专项规划，组织制定实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方案，研究出台创新、产业、人才、投资、金融等配套政策和综合改革措施。[51]
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从多方面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抓紧实施有关政策措施。包括“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52]，这些涉及市场监管体制、户籍制度、人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能源管理体制、生态补偿制度、财税体制等多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区域发展战略具有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特征，推动重大战略落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一系列重大战略实施更加强调破除行政壁垒，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经济、社会、制度的全面对接，实现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更加强调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多领域、多部门联动合作，多项制度改革联动推进，才能打破制度性壁垒，破解区域战略实施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保障区域发展战略落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53]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关乎长远、关乎全局。要加强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法律保障，强化重大战略的约束性和权威性，构建区域战略实施的长效机制，确保重大战略实施不走样、不变形。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促进区域发展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发展的成效要得以巩固强化，从根本上说都需要构建长效机制。随着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由提出到规划落地，再到稳步推进，愈发需要更加健全完善的区域法律法规体系“保驾护航”。近年来，有关部门立足于促进区域发展，从不同层面对构建长效机制做了一些探索，包括规划编制计划审核程序、重大战略与政策的落实机制、区际利益关系平衡协调机制、促进区域发展立法基础工作等，成效初现。
从长远看，区域战略实施于法有据的长效机制建设仍比较薄弱，迫切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将一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和关键制度加以体现和规范。例如，空间规划体系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市域规划和县域规划、城市规划与村镇规划。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正在抓紧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法等。从工作层面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区域战略重大决策的目标原则、战略重点、责任分工和体制机制等关键事项，设计更加有效的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关系，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评价和考核制度等，都是面向未来推动我国区域战略实施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既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又坚持实事求是、善作善成。[54]在推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地的过程中，同样要遵循先行试点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路径，才能保障重大战略行稳致远。
新时期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放眼全球，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而进行的重要部署，包含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机制、新举措。对于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事项，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通过先行试点，积累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近年来，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双创示范基地、临空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综合性、专项性功能平台的建设就是试点先行的主要载体；生态补偿试点、绿色金融试点、贸易投资便利化试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等试点工作也为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思路。
[1]《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2]《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3]《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2016年1月18日），《求是》2019年第10期。
[4]《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5]《习近平与“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协调》，学习中国2015年11月2日。
[6]《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
[7]《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8]《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1日。
[9]《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10]《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11]制度框架体系包括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预警机制、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差异化绩效考核机制、“三区三线”划定制度、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规划衔接协调机制等。
[12]《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13]《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 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 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14]《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15]《习近平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16]《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17]《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18]《习近平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强调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 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19]《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
[20]《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21]《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2016年1月18日），《求是》2019年第10期。
[22]《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23]《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2016年1月18日），《求是》2019年第10期。
[24]《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前进 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7月21日。
[25]《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26]《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求是》2016年第1期。
[27]《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人民日报》2019年4月18日。
[28]《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29]《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创新驱动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
[30]《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31]《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32]《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 祝全国各族人民健康快乐吉祥 祝改革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人民日报》2016年2月4日。
[33]《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 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34]《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9日。
[35]《习近平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 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人民日报》2017年6月24日。
[36]《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
[37]《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26日），《求是》2019年第17期。
[3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39]《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40]《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26日），《求是》2019年第17期。
[41]《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18日），《求是》2019年第20期。
[42]《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2016年1月18日），《求是》2019年第10期。
[43]“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
[44]“五大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
[45]《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
[46]《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 祝全国各族人民健康快乐吉祥 祝改革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人民日报》2016年2月4日。
[47]《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乘势而上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20年5月13日。
[48]《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日。
[49]《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50]《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5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日。
[52]《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5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 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人民日报》2014年3月1日。
[5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49]“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对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外发展环境与条件的判断，敏锐抓住其中规律，提前谋划布局前瞻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多次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强调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总体来看，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压力等诸多困难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0]全球经济深度调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场景层出不穷、生产要素的柔性效应不断增强、一批重大战略平台功能不断凸显等趋势性因素综合作用，正在加速影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后半场的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短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虽然受疫情的影响很大，但不会导致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抓紧研究，努力做到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推动区域间协调协同发展。
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创新完善方式方法，鼓励大胆试点探索，适时全面推开，推动重大战略行稳致远。凝聚行动共识、增强行动效力，避免区域发展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碎片化”和方向偏离，需要顶层设计与专题部署相结合，推动多领域制度改革联动，破除制度性障碍。确保实施进程中不走样、不变样，需要完善立法保障，增强重大战略的约束性和权威性。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当前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已经基本形成“1+N+X”区域规划政策体系。“1”就是一个统领战略实施的规划纲要，“N”就是N个重点领域专项规划，X就是多个配套方案和政策。这样就将顶层设计与专题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有统有分、上下结合的政策体系。
宏大目标转化为现实行动需要顶层设计来统一思想。认真做好不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才能把一系列国家战略转化为指导行动的“统一思想”，避免战略执行过程中出现“碎片化”和方向偏离。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就是着眼于从全局的视角统筹考虑为实现预期目标的正确战略和路径，为有效推动资源的集中和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事先安排。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等重要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规划，有力统领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整体有序实施。
“顶层设计”落地执行需要配套政策支持。区域发展战略中，涉及的行政主体更加多元、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利益诉求不同、实施战略的现实条件并不一致，更精细化的政策安排显得十分重要。例如，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规划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1+N规划政策体系”。具体而言，就是依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顶层设计，抓紧组织编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创产业协同发展、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专项规划，组织制定实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方案，研究出台创新、产业、人才、投资、金融等配套政策和综合改革措施。[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