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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拓了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第一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重要论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特别是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和改革开放新形势新任务,系统谋划和推动实施了一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作出了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中国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新方略,为全球解决区域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始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既要坚持区域发展协调、平衡的原则,又考虑和承认地区间发展条件的差别。恩格斯曾提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历史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从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角度来实施重大战略,不计较一朝一夕,保持战略定力,这已经成为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稳扎稳打,分步推进。[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5]

二、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理论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对区域经济发展作了深入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提出了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根据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条件,确定区域经济专业化方向,通过地区间大规模的产品交换,实现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利益,提高整个区域的劳动生产率。从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出发,阐述了生产力均衡布局和协调配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等的重要性,形成了有关区域经济理论。

马克思指出,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6]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应使“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7],首次提出了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学说,提出了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原则,指出“使俄国工业布局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从原料加工转到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出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8]。列宁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9],认为社会主义要有计划地引导生产力平衡分布,促进区域的平衡发展,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普遍高涨”。斯大林对列宁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需要“发挥各个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潜力”,才能实现“像列宁所说的普遍高涨”[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区域发展实践,作出了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经典理论一脉相承。一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区域经济理论的立场、基本原理来看待和解决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等新问题。二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有关区域经济思想强调的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

三、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实际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党中央都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不断丰富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薄弱、沿海与内地布局畸重畸轻的格局,党中央提出利用沿海的基础和适当利用外援,促使工业布局向内地推进,改变历史遗留下的生产力布局极不均衡状态,推动区域均衡发展。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形成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区域经济布局的历史教训,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采取了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兴办开发区等政策举措,实现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解决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逐步扩大的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并提出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区域空间结构的深刻调整,都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须新视角新理论指导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新变化下,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敏锐把握战略机遇期,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既体现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和长远性,又是在原有战略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符合中国国情特色和发展阶段的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是适应中国的国情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着眼于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落差仍然存在,甚至还有扩大趋势等问题,实事求是提出在发展中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在发展中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二是符合我国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一方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内涵发生变化,从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发展到解决“从有到好”的问题,更加注重用新发展理念解决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区域发展要支撑和服务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适应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空间需求,以增强在全球各经济体中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新目标,赋予区域协调发展新的时代内涵,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在新时代条件下什么是区域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如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丰富发展了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这是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明确了区域协调发展新目标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新目标。这一新目标,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原来的经济发展差距的单一维度,拓展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等多个维度,丰富了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内涵。同时,也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拓展了新的空间。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二是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基础设施决定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发展机会,基础设施水平高低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物流成本、贸易成本,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要素和就业机会的空间分布,进而影响各地福利水平与社会总效率。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将能够促进各地区发展的本底条件差距不大。三是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判断区域发展是否协调,不能只看经济增长,也要看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是否大体相当。

二、提出了区域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发展阶段的重要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区域经济政策的核心在于如何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和效率,从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高质量的空间支撑和保障。

一是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平台,增强对全球要素的配置能力。二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创新生态、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的卡脖子问题,把大国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通过基础设施、财税、劳动力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创造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优势,打造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四是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品质。全面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充分挖掘生态价值,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五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确保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六是实现高效的空间治理。通过完善规划、政策和制度体系,从制度上实现区域政策的动态调整和持续优化。

三、谋划了重大战略引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着眼全局,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成为新时代完善我国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了重大战略引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牛鼻子”,进一步提高为中央政务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合作先行,建设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探索以世界级城市群为基础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粤港澳大湾区立足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的体制框架基础上,致力于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方面取得突破。海南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打破行政藩篱,为全国区域一体化提供示范。黄河流域下大力气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四、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政策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经济发展客观要求和政府公共支出能力,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1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深入实施,逐步形成了以重大战略规划纲要或指导意见为指导、若干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为支撑的目标一致、层次明确、互相衔接的区域战略规划与区域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政策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我国区域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指导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方略。

一、坚持全国一盘棋、区域一体化,解决市场分割和要素流动障碍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以区域一体化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促进人员、技术、资本、货物、服务、信息等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不打破既有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推动共建统一的人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合作、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等,探索一体化发展制度创新,实现产业协同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为探索有效化解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提供了新方略。

二、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3]解决发展差距问题,单纯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效的,政府必须通过不断地体制机制创新履行好再分配功能。例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是体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领域。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义务教育、基本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障等八大类共计18个事项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并规范指出责任分担方式,标志着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在健全利益补偿机制方面,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支持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14]这进一步统一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思想认识,不仅有利于优势地区发展,更有利于全国发展大局。这一重要论述在实践中已经取得积极效果,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大动力源发展态势良好,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新动能加快培育,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全国经济大局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

四、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15]随着资源环境硬约束的加强,传统的资源导向型增长模式以及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区域发展方式被叫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我国四大板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分别采取跨流域污染治理、优化产业布局、退耕还林还草、实施“天保工程”等措施,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多样化的区域环境治理路径,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开创了生态治理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不仅为解决我国区域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供了方案,也为其他国家解决区域发展问题提供了借鉴,为解决全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提出了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思路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既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各国内部先发地区往往能够凭借早期发展所积累的资本优势进一步增强要素聚集能力,进而导致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形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逐步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区域发展政策体系,为各国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开辟了行之有效的“中国思路”。

一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化东中西部地区对口帮扶,推动东部地区产业、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向中西部地区流动,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二是以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优化升级为重点,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改善,逐步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在部分生存条件恶劣、存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现象的边远地区,针对贫困人口开展建档立卡,在群众自愿基础上,妥善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二、构建了推动不同区域各展所长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不同国家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不尽相同,必须立足国情区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协同发展,这对于提升区域价值链、增强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部分发展中国家受交通等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雷同、利益诉求重叠、关键要素(资金、技术、市场)缺乏等因素制约,经济社会合作基础严重不足,区域协同发展进展缓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间及国家内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模式”。

一是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明确各地功能定位,形成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各得其所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将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产业对接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率先发力,加快试点示范、改革创新,努力实现各地交通、生态、产业“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三是把推动市场一体化作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贡献了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新经验

近年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临重大突破,争夺发展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极大丰富了全球发展中国家区域创新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区域创新的“中国经验”。

一是将创新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注重通过调整优化创新要素布局来引领区域创新和发展,如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中重点布局以“一圈一核三极多点”为核心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圈”和G60科创走廊等;粤港澳大湾区以“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战略定位,加速打造“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二是初步探索形成了以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为引领,以科技创新走廊为主体形态,以创新型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地方政府等为支撑,以完善创新生态为制度保障的高效率区域创新体系,凝聚起区域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四、提供了推动区域开放发展的新方案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及技术资本要素流动促进全球化加深的同时,逆全球化浪潮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特别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相继设立,更是为区域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方案,为畅通全球经济社会循环、引领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将“自由”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全面实施综合保税区政策的基础上,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和制度,打造国际贸易开放创新的新枢纽。海南自由贸易港则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着力建设以人流带动特色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自由贸易港,能够为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创新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五、开拓了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问题日益突出,对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全球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极具参考意义的中国特色新实践、新探索。

一是以大江大河流域来统筹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展,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功能,探索大江大河流域保护性开发新模式。二是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三是充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行陆海统筹、河湖联动的综合协调治理模式。四是将专项行动和整顿作为生态治理重要工作方法,制定《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开展“4+1”专项行动和问题整改;研究起草《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总体工作方案》,实施沿黄九省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8月27日。

[3]《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9日。

[4]《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26日),《求是》2019年第17期。

[5]《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8]《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10]《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页。

[1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

[13]《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

[14]《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15]《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

五、开拓了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问题日益突出,对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全球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极具参考意义的中国特色新实践、新探索。

一是以大江大河流域来统筹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树立“一盘棋”思想,统筹谋划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发展,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功能,探索大江大河流域保护性开发新模式。二是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三是充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行陆海统筹、河湖联动的综合协调治理模式。四是将专项行动和整顿作为生态治理重要工作方法,制定《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开展“4+1”专项行动和问题整改;研究起草《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总体工作方案》,实施沿黄九省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2]《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发挥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8月27日。

[3]《习近平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作善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人民日报》2019年1月19日。

[4]《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26日),《求是》2019年第17期。

[5]《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页。

[8]《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

[10]《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页。

[1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

[13]《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

[14]《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15]《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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