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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柔性效应加速打破传统区域经济路径 （一）传统生产要素流动性越来越强，其禀赋对区域发展的制约明显趋于弱化 （二）新生产要素对区域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竞争优势重塑、经贸规则重建、力量格局重构的叠加态势，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深刻变化，我国区域发展呈现新趋势。
全球经济加快深度调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柔性效应不断增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等趋势性因素综合作用，正在加速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当前，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全球经济正在加快深度调整。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致力于本国的科技创新和新一轮的工业化战略。特别是随着以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逐步推进，各国努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资源，积极展开对新科技革命话语权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争夺。其次，大国之间战略博弈持续深化，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范围已经从贸易扩大到科技、军事等领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力量相互较量，贸易保护主义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存，这些都将重塑地区间经贸关系，对国际经济格局、产业链布局等产生重大影响。再次，国际分工的内容和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由过去的产业部门分工、产品分工加速向产业链分工转变，全球价值链围绕研发、设计、制造、装配、营销、服务等环节再分工日益深化并有可能形成新的固化。最后，全球经济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处于极度低迷状态，经济下行压力陡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20年6月分别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降4.9％和5.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化面临退回到“经济主权”时代的风险，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可能会加快采取措施促使部分制造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加速回迁，国际贸易面临更多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政治壁垒。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如何适应全球经济深刻调整的巨大挑战。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中，我国立足国内、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如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先行、综合创新能力强、现代制造领先、服务业高端等优势，深化中日韩、中国—东盟等区域合作，增强引领全国经济现代化的功能，代表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实施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吸引全球高端金融资源和要素的重要平台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打造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此过程中，要进一步增强和发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的优势，形成对外能够配置全球资源、对内能够带动区域发展的全球城市。
中部地区要发挥交通区位居中、劳动力富集、工业基础良好等优势，打造成为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新区域。要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强化区域次区域合作，在更大范围配置各类要素资源。努力建设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度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在更宽领域、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壮大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形成南北呼应、共同支撑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长地带。加强与东部沿海和周边地区互动合作，特别是密切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的合作，在产业转移承接、能源生产供应、生态环境联合保护治理、创新合作、基础设施联通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西部地区要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机遇，依托交通区位不断改善的有利条件，深挖能源资源、人文生态等优势，强化资源依托型、沿边开放型的特色经济功能，提升产业承接能力，以全面开放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一段时期，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增强开放与区域战略对接合力，发挥“陆海新通道”作为西部地区全面开放的战略通道作用，贯通“长江经济带”，把幅员广阔的西部内陆地区与极具潜力的东南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强化大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的合作与交流，打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轴带，促进城市和人口的聚集。围绕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生态，强化东西部合作机制，发挥潜在市场优势和回旋空间优势，在推进技术创新方面谋求发展新思路。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挥重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和成渝、关中平原、兰州—西宁等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培育西部地区产业集群，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动区域经济跃升。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要从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攻坚。依托制造业良好基础，有效整合资源，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培育形成新动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依托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优质要素，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推动实现重点突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当前，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黏性正在被新发展要素的柔性打破，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进入“红利”释放期，对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区域分工模式将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跨区域流动性弱，经济与产业布局受传统要素影响很大，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人均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日臻完善，资源交易平台和市场体系日益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日益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能够更高效地流动、更合理地统筹，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区域被纳入分工体系中，价值链的各环节在越来越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分布，并能获得现代信息、物流技术的支撑，保持有机联结且富有活力，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发展受传统要素的限制作用将会越来越弱化。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有效集聚，对推动区域经济不断走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传统生产要素而言，新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复制性更强，有利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展新型分工，从而缩小由于要素分布不均衡造成的区域发展差距。随着交通便利化和信息网络化程度的提高，各类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进制度悄然兴起，管理、数据等新型要素对柔性生产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不同发展基础的区域获取资源要素的路径更为通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充分利用高速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积极吸纳、引进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参与国际和国内产业分工，逐步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实现在局部领域与发达地区从传统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将创造出新产业，衍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催生出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激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推动新一轮产业转移。
面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生物经济等领域技术日新月异的突破性变化，每个地区都有抢抓机遇促使新技术、新动能喷薄而出的机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会齐头并进，并形成新一轮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的产业转移。从区域尺度看，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在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同时东部地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率先实现产业升级后，又将部分先进产业的生产链、技术链、价值链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从部门分工、产品分工进一步拓展到产业链分工。从城市尺度看，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产业转移也在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开始实施“退二进三”战略，主动疏解非核心生产环节功能，周边中小城市面临更多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上海转移进入江苏，上海成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周边的苏州及其下辖昆山、常熟等地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城市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伴随着先进制度和先进经验的“溢出效应”，有助于改善要素组合结构，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差距。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世界各国加大了对创新的投入力度，创新成果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此不断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动能步伐明显加快。近年来，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通信、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全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经济成为各地培育新动能的新支撑。2018年，美国、英国、德国数字经济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高达60％，韩国、日本、爱尔兰该比重均超过40％；全球有数十个国家数字经济增长速度高达两位数，其中爱尔兰增长高达19.5％，数字经济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2018年增速达到17.5％，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4.8％，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发展潜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数字经济依然呈逆势上扬态势。未来随着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我国数字经济仍有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十三五”期间，我国各地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基础潜力，区域发展态势总体良好。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在自然条件、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差异，以及内外环境复杂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叠加影响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区域发展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尽管随着区域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的不断健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增长格局产生了明显变化，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成为区域发展的一大主旋律，但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创新活力、对外开放等关键方面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近年来还呈现继续扩大态势。
从地区经济规模看，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值规模差距仍在扩大。2015—2019年，西部与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2.7万亿元扩大至30.6万亿元；中部与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差距从22.6万亿元扩大至29.2万亿元。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东部地区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明显。2015—201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领先西部地区的差距由3.2万元扩大至4.1万元；东部地区人均GDP领先中部地区的差距由3.0万元扩大至3.6万元。
从创新活力看，东部地区牢牢掌握我国创新策源地地位，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规模优势持续扩大。2015—2019年，西部与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规模的差距由5 876亿元扩大至7 326.7亿元；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规模的差距由5 188.2亿元扩大至6 230.2亿元。
从对外开放水平看，中西部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与东部地区差距仍呈现扩大态势。2015—2019年，西部与东部地区在货物进出口总额规模上的差距由3万亿美元扩大至3.2万亿美元；中部与东部地区在货物进出口总额规模上的差距由3万亿美元扩大至3.3万亿美元。
近年来，南北方在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差距持续扩大，正成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挑战新问题。
从经济规模及增速看，自2013年以来，我国南北之间经济份额“南升北降”、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的态势已持续7年。2019年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35.4％，为1952年以来的历史最低。2019年各省区市经济总量排名中，除山东、北京外，北方地区其他省区市的排名都处于下滑状态。2013年以来，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天津、甘肃等多个北方省区地区生产总值经历了断崖式下滑，东北、华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已经连续5年落后南方地区1个百分点以上。2019年增速最快的10个省份有9个来自南方，西南板块持续处于我国增速第一方阵。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南方地区人均GDP实现跨越之际，北方地区仍在“原地踏步”。2014—2019年间，南方地区人均GDP从8 193美元上升到11 294美元，有望在“十四五”时期顺利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反观北方地区人均GDP连续6年徘徊在8 000美元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明显放缓、时间明显延迟、难度明显加大。东北地区人均GDP在2011年就已超过6 000美元，2019年仍在6 000美元徘徊。
从创新水平看，北方地区全社会创新投入及活力明显弱于南方地区。2010—2018年，北方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的份额从43％下降到35.3％，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受理量占全国比重分别从35.3％和33.8％下降到28.4％和28.8％。1998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全社会R&D经费投入强度时，北方地区为南方地区的156％。但到2018年，北方地区则只为南方地区的98％。
从产业结构看，北方地区产业结构“依能倚重”，经济波动性大。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黑龙江等北方省区能源原材料相关产业占工业比重均接近或超过70％，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30个百分点。2000—2012年原材料产品需求旺盛、价格高企时，北方相关省区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南方地区。但随着市场需求和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北方相关省区经济增长便“降温”明显。加上“重资产”造成的结构“刚性”，这些北方省区在调整和适应市场变化时，面临成本高、速度慢等问题。
除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有所拉大，南北方经济发展分化加剧之外，我国四大板块内部各省区市之间分化也日益显著。
东部板块内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动力源创新驱动、新动能培育态势良好，区域内省市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东部地区。如长三角中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2019年GDP增速分别为6.0％、6.1％、6.8％，而同属东部地区的山东经济增速仅为5.5％。东部地区一些省份内部发展态势差距也值得重视，以广东省为例，珠三角（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市）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名义增速达到7.2％，高出粤东北和西北地区（茂名、湛江、汕头、揭阳、清远、韶关、阳江、梅州、潮州、汕尾、河源、云浮市）3.2个百分点。
中部板块内部，山西省经济发展“掉队”，增速与中部其他五省差距明显。湘赣鄂皖沿江四省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加快对东部地区先进产业、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的承接转移，推动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湘赣鄂皖四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均在7.5％以上。河南省紧抓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机遇，加快培育枢纽经济，高端要素集聚能力显著提升，带动全省经济增长。2015—2019年，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速均在7.0％以上。相较之下，产业结构明显“偏重”的山西省受制于近年来能源、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下行，经济增长乏力、速度不快。
西部板块内部，西南与西北地区从2015年开始形成的增速差距仍在持续。2015—2019年，西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6.2％，比西南地区低6.7个百分点；西北地区人均GDP从领先西南地区10 343元缩小到领先3 474元。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GDP增速前三名分别为贵州、云南、西藏，均位于西南地区。
东北板块内部，各城市经济增速普遍偏低，但城市间增速出现分化态势。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各类资源集中度较高，“三去一降一补”步伐较快，近年来筑底企稳态势逐渐显现。大连自2017年以来已连续三年实现6.5％以上GDP年增速，哈尔滨2017—2019年增速也保持在4.4％～6.7％。相较之下，部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压力仍较重，增速缓慢。
现阶段，各行政区域主体开放合作意识不足，地区之间在打破各种或明或暗的行政壁垒方面缺少主动性。
首先，行政区之间以邻为壑、恶性竞争等问题仍然存在，区域市场的歧视性、隐蔽性准入限制还比较突出，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尚未形成。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目前仍有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城市以备案为名设立地方“小目录”，私自保留了地方市场的准入限制，导致符合质量、标准的部分外地品牌产品难以进入地方市场。又如地方招商引资时，规定外地企业在进入本地市场时必须在当地注册法人单位、在当地建设生产基地等条件，无形中会造成各地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效率投资。
其次，省际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存在诸多的体制机制障碍，全国性统筹规划难以实现，导致要素流动的自主性受挫。在各地财政空间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对于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这一举措的积极性并不高，导致“人地钱”挂钩的政策没有很好落实。大城市为常住人口提供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这一现状，制约了人才的自主流动意愿。
现阶段，跨区域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仍不健全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各地合作发展的积极性。
一是共建园区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方面还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行政区经济”主导下的政绩考核等机制，给园区共建方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协调构成了较多体制障碍，影响了合作共建园区在税收分成、管理机构设立、土地审批和征地拆迁、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共享共担机制的跟进完善。这导致合作双方有很多顾虑，难以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建和利益共享，相关合作经验的总结复制推广也受到抑制。
二是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跨行政区的公共性、基础性项目合作共建上还存在不足。在轨道交通建设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大多数核心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市郊铁路很少突破行政辖区范围，大多数城市群的城市轨道网还没有真正形成。在一些省际市际交接地区，还存在大量断头路，影响了人员往来、要素流动和区域合作。
三是流域间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成果难以实现共享、上下游公平性发展难以实现。突出表现为流域上游地区承担了水源地保护职责，社会经济发展受限，但却未能得到合理补偿；下游地区因上游的生态保护贡献而降低了污染治理成本、获得了经济发展空间，但未提供相应补偿。
“十四五”时期，面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深刻变化，我国区域发展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支撑各地区快速发展的低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科技创新成为区域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自1996年以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科研经费支出总量及其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为加快创新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R&D经费总量看，1996—2019年，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快速增长，从404.48亿元增加到21 737亿元，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0.57％增加到2019年的2.19％。自2013年开始，我国R&D经费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正在快速赶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创新成果看，我国专利授权量从2015年开始已跃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北京（6.17％）、上海（4.16％）、广东（2.78％）、江苏（2.70％）、天津（2.62％）和浙江（2.57％）六省市的研发强度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17年2.37％的平均研发强度，率先步入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
随着区域竞争日趋激烈，良好的营商环境成为重要竞争优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营商环境取得质的突破成为吸引生产要素集聚，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10月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7年的第78位跃至2018年的第46位，2019年再度升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实现“二级跳”。2018年上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借鉴国际经验，从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反映城市投资吸引力、体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三个维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国际可比的指标体系，并在22个城市进行了试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北京市精准制定“9+N”系列政策措施，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等方面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第一批试评价城市中名列第一位，其中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维度、反映城市投资吸引力维度均排名第一位；上海市印发实施了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在登记财产、跨境贸易、保护少数投资者等方面的改革成效明显，在衡量企业全生命周期维度排名第二位；深圳市制定出台“营商环境20条”，在体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维度排名第一位。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以行政区划组织经济活动容易导致行政分割、地区壁垒、同质化竞争，造成低水平供给和产能过剩，越来越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突破行政区划界限、以经济功能板块组织经济活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有利于形成优势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正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态。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特别是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活力不断释放，区域要素、商品和服务市场比较发达，相关区域和城市开展经济分工合作的需求迫切。如长三角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产业链分工等方面一体化已达到较高水平。中西部地区在政府和市场的合力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逐步打破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来配置生产要素的局面，在更广阔的经济区域内不断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化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依托良好的对外开放条件、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发展优势，将进一步集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加速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继续领跑，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19+2”城市群格局，城市群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仅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就集中了全国1/3左右的总人口，创造了全国45％左右的GDP。这些城市群拥有众多高校、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以及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平台，综合创新能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营商环境国内一流，经济活动十分活跃，是驱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
总体来看，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合作日益密切，中心城市在集聚优质生产要素的同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强，一些中小城市抓住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发展成为与中心城市相配套的专业化中心，主要经济活动从中心城市向区域整体扩散，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逐步形成。
这一态势在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比较明显。这些地区发展水平较高，有的城市已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密度高，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经济联系紧密，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区域开发格局。例如，在长三角地区，除了上海市已达到世界一流开发发展水平外，近年来，苏州、南京、杭州等大型城市快速跟进，昆山、义乌等一批中小城市也异军突起，通过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将各类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体上已经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网络化开发格局。
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区域，在我国区域功能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追求良好生态、食品安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对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和农产品的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
生态功能区具有生态调节、产品提供、人居保障等功能。全国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面积为343.6万平方公里，较重要区面积为204.6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5.8％与21.3％，合计占国土面积的57.1％，提供了全国水源涵养总量的82.6％，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栖息地总面积的75.9％，土壤保持总量的88.3％，固沙总量的64.3％。
农产品主产区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米袋子和菜篮子，在主体功能区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对保障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包括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13个省份。2010—2019年，粮食主产区在全国的生产地位有所上升，生产粮食从42 628万吨提高到52 371万吨，增长22.86％，占全国粮食总量的比重从76.24％提高到78.89％，提高了2.65个百分点。在和平时期，个别粮食品种的供给缺口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得到补充。但当面对重大疫情、重大自然灾害、重大战争等突发事件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满足我国的粮食需求。因此，必须在区域发展中更加重视粮食主产区的功能，统筹考虑农产品总量生产、结构优化与食品安全等问题，坚决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当前，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黏性正在被新发展要素的柔性打破，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进入“红利”释放期，对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区域分工模式将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跨区域流动性弱，经济与产业布局受传统要素影响很大，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人均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日臻完善，资源交易平台和市场体系日益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日益深化，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能够更高效地流动、更合理地统筹，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区域被纳入分工体系中，价值链的各环节在越来越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分布，并能获得现代信息、物流技术的支撑，保持有机联结且富有活力，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发展受传统要素的限制作用将会越来越弱化。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有效集聚，对推动区域经济不断走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传统生产要素而言，新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复制性更强，有利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展新型分工，从而缩小由于要素分布不均衡造成的区域发展差距。随着交通便利化和信息网络化程度的提高，各类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进制度悄然兴起，管理、数据等新型要素对柔性生产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不同发展基础的区域获取资源要素的路径更为通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充分利用高速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积极吸纳、引进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参与国际和国内产业分工，逐步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实现在局部领域与发达地区从传统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