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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亟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当今世界风起云涌、风险挑战凸显，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深层次影响，世界经济短期内复苏难度和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必须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摆到突出位置，充分认识国内外复杂形势给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全面把握新机遇给优化营商环境注入的强大动力，深入挖掘和激发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所蕴藏的无穷潜力。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从国际看，全球经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很大程度上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还需要在扶持市场主体、稳定市场信心上下更大功夫。从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成效看，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营商环境优劣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兴衰、生产要素的聚散、发展动力的强弱。要想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赢得主动，必须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实现更好发展，以更加开放透明、更加规范高效的制度机制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随着逆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抬头，国际社会面临的新挑战也与日俱增。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并日趋严峻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体系不断完善，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中心，同时也成为重要的需求来源地，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意识到强大的制造业是加快经济增长与创新的关键，均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不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而且也促进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振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法案》等在内的多项立法和重大政策，对重点领域制造业产业进行支持，并着力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战略，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加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日本推出的“产业重生”战略，德国推出的“工业4.0”战略，英国推出的“工业2050”战略，法国推出的“未来工业”战略，也都旨在维护和扩大本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兴经济体依靠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以及较低的贸易争端风险，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促进了中低端制造业崛起，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形成较大国际竞争压力。
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给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较强冲击，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受美国对华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我国部分企业出现产业链向境外转移倾向。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到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政治冲突等影响下，保持产业链自主化本土化的重要性，出于保障国家安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不同考虑，加快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日本政府设立供应链改革专项资金，对“日本所需零部件原材料依赖度高的特定国家”回流的投资项目给予补助。这对我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只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改革手段持续释放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才能增强内资企业投资与发展的信心和动力、稳定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信心，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3]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营商环境的好坏优劣，直接决定现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新兴企业的层次与品类、集聚要素的质量与规模，进而影响一座城市、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所以说，营商环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竞争，逐步拓展到包括制度、环境和影响力等软实力竞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近年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更加重视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长期以来，高税负和复杂税制是影响美国企业竞争力和营商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出台《减税和就业法案》，将企业所得税从最高35％的累进税率调整为21％的单一税率，将全球税制修改为属地税制，并大幅降低企业海外累积利润汇回汇率，对特定资本支出允许100％费用化扣除，并加大舆论宣传，呼吁和引导全球产业、资本流入美国。近年来，印度政府致力于提高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提出进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前50位的目标，为此实施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改革，包括简化税制并降低税率、出台公司破产法减少破产程序耗时、持续改善供电状况等，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从2014年的第142位提升至2020年的第63位。2011年俄罗斯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为全球第120位，2012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责成政府采取措施提高俄罗斯排名，目标是在2015年提至第50位、2018年提至第20位。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通过实施电力供应、纳税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的改革，俄罗斯排名已提升至第28位。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巩固并不断提升在全球的营商环境排名，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同国际规则对接，提升政策透明度，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才能不断增强我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保持我国作为全球最具吸引力投资目的地的优势，使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相得益彰、同步提升。
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4]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跨越的常规性、长期性关口。
应当看到，与跨越关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外需拉动作用减弱、国内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等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较多，GDP增速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4年在7％以下，2019年增速为6.1％。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各方面滞后影响、衍生影响仍在不断积累变化，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较多、问题变化较快，精准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面临很大挑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常规性、长期性关口的重要时期，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至关重要。只有坚持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为中心，进一步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才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以企业的活力、市场的潜力、创新的动力，平衡、抵消、吸收经济运行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给创新创业创造以更好的环境，着力解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机制问题，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调整优化政府职能，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着力优化政务服务，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大幅提升，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优化营商环境在部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有一些改革举措需要持续推进，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有较大差距。市场化方面，部分领域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较高，项目审批、招标投标、申请资金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隐性门槛，有的地方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搞地方保护。法治化方面，法律法规中要求企业购买第三方服务的事项较多，有的领域监管执法标准不一致、不清晰，有的地方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一刀切”执法等问题，干扰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国际化方面，部分现行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有待进一步衔接。便利化方面，部分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间长、申报材料多、办事成本高，部分地区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国家、省、市政务信息系统仍需加强对接。这些问题影响到投资兴业和创业创新，让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打了折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把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变成“现实”的美好生活，就要从企业和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自我加压、对标先进，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切实转变观念，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用坚持不懈的韧劲，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将“放管服”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向纵深推进。
当前，全球范围内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并蓬勃发展，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我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激发世界经济活力、完善全球经济规则的重要力量。同时，国内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下一步加强制度创新明确了方向。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就要以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视野，抓住用好新机遇，在积极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激发改革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6]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须坚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和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我国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我国快速发展赖以实现的国际制度环境。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经济增长趋势分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世界贸易规则加速调整变革。新一轮国际自贸区谈判逐步推开，2016年以来，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等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实施。美欧日力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质疑我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应当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动摇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这些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截至2019年，合作伙伴已拓展至五大洲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普惠共赢，致力于打造各方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合作平台，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是强化互利合作、积极参与和完善多边贸易规则的有利契机，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的新机遇，我国要担当好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角色，必须以更大勇气进一步加快国内改革开放进程，尊重国际营商惯例，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大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力度，提升投资便利化程度，加强与国际规则标准对接合作，持续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增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增强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使我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重要参与方。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部分地方作为改革试验田，进行的制度创新探索与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了实践成果。比如，上海自由贸易区开展的负面清单管理、“证照分离”改革的试点，江苏省泰州市、浙江省台州市开展的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的试点，都已成为重要的法律和制度成果，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
2019年10月，在系统总结近年来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成果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这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第一部专门行政法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区、各部门针对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取消不合理审批，规范审批事项和行为，提供便利服务，普遍实行“全天候”网上收件、“及时推送”并联审批、“零等待”网上出件等办理模式，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这些好的经验做法正在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在“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也对下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看，优化营商环境要更加聚焦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等“硬骨头”，以更大的魄力打破思想束缚和利益藩篱，加快推出更有含金量的改革举措，及时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提质增效、综合效用充分显现的重要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充分发挥发展优势，着力缩小发展差距，不断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向纵深，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9]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等特大城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制度创新，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方面走在前列，探索积累了一批可供全国层面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国内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国家先后批准设立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地方和部门密切配合，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积极探索创新，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的作用。
“十四五”时期，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深入实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将进一步壮大，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等特大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进一步畅通，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有能力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推动区域营商环境整体优化，逐步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高地，将区域比较优势提升为全球竞争优势，构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十四五”时期，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成果将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特别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被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有能力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将加快推进，通过学习借鉴全球知名自由贸易港先进经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能力在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和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等方面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体系，打造成为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新高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方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等省市聚焦市场主体在与政府互动中的感受和诉求，将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大刀阔斧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公开、规范、全程留痕的监管环境和执法环境；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再造流程审批，推出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江苏省“不见面审批”等，在全国范围甚至国际社会打造出了一批营商环境“驰名品牌”，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省市加快优化营商环境步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探索出许多独具特色、深受企业和群众欢迎的好经验好做法，通过为企业提供更优服务、帮助降低成本来吸引投资。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也有不少省市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成效初显。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着力增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积极推进政务服务标准统一、资质互认、区域通办。辽宁省沈阳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等地加快营商环境改革步伐，营造良好投资和发展环境，成为全国营商环境标杆。
>>案例4-1
辽宁省沈阳市：“万人进万企”解难题促发展
2018年以来，辽宁省沈阳市组织全市机关干部深入开展“万人进万企”活动，按照“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工作原则，积极推进“送政策、察实情、解难题、促发展”。截至2020年7月，全市10 166名干部对接帮扶企业11 282家，联系服务企业43 980人次，办理解决企业诉求7 280件。
建立市区两级领导“一对多”“多对多”帮扶企业责任制，调整设立了税费、政府诚信、涉法涉诉、城市建设（基础设施要素保障）、企业融资、科技创新、外企服务七大工作专班。
搭建“民企直通车”企业诉求办理平台，建立干部及其所在单位自办、责任单位转办、工作专班办理、领导小组研究决策四级诉求办理体系。
创建“营商下午茶”活动，组织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沟通解决问题。开设12345-1-6企业应急服务专线，建立24小时快速响应机制。疫情期间，围绕企业复工复产涉及的防疫物资供应、审批手续办理、物流通畅、政策落实等方面开展专项帮扶，聚焦企业融资、用工、市场、产业链以及政策落实等五个方面助企纾困，取得显著效果。
实践证明，哪里的“放管服”改革搞得好、哪里的营商环境改善得快，哪里的市场活力就强、发展势头就好。同时，“放管服”改革综合效应的持续显现，又更大激发了地方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主动性，形成良性循环。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营商环境也不例外。推动南北方地区营商环境协调发展，下好全国“一盘棋”，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都正在积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立足地方比较优势，持续推出更多管用、可行、解渴的改革举措，从比硬件条件、税收优惠转向更多比手续少、时间短、流程优。可以预见，“十四五”时期，随着各地方主动探索差异化、特色化改革举措，主动对标先进、相互学习借鉴，全国范围将形成竞相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要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1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社区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也是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从行政主导转向群众参与、民主自治的重要平台。我国在不断破除“单位人”管理模式的同时，实施“社会人”管理的社区治理网络尚未及时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大力加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北京市实施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四川省成都市打造的“网络理政平台”，广东省广州市建设的“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治理综合调度体系，都旨在树立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解决好群众身边的问题。
>>案例4-2
四川省成都市开通网络理政平台，构建城市智慧治理新模式
为实现网上访民意、网下解民忧，2016年底，四川省成都市建成了集市、区（市）县、乡镇（街道）2 697个领导网络信箱和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成都”首页“网络理政平台”专栏及手机移动端于一体的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并将原先相对分散的市长公开电话、市级部门热线电话、市长信箱、市级部门信箱、服务企业信箱、区（市）县信箱、乡镇（街道）信箱进行深度整合，纳入全市统一的网络理政平台，建成全市统一的民生诉求受理平台，实现了受理平台、办理系统、工作标准、办理流程、考核监督、数据共享“六个统一”。出台了《成都市市长公开电话市长信箱工作办法（试行）》《成都市网络理政办理办法（试行）》，全面规范受理、转办、承办、监督、考核等各环节工作。除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和诉求，切实为群众和企业排忧解难，政府也通过网络理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解读和破译民生“密码”，使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更加凸显民意诉求、更加符合群众意愿、更加民主科学透明。
“十四五”时期，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加快构建，社会治理重心将进一步向基层下移，带动行政资源向乡镇、街道、社区下沉，“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形成，越来越多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和服务将在基层开展，这为大幅提升监管和服务效能提供了有利契机。“十四五”时期是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大建设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日趋成熟和普及应用的时期，以网络化、信息化为支撑的基层治理基础体系逐步建立，为进一步转变行政管理方式、深入推行“互联网+政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多跑一次”“一次都不跑”等政务服务便利化举措和监管精准化、智能化举措将在更多领域成为可能。在强大的信息网络技术支撑下，营商环境便利度以及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将大幅提升。
[1]《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
[2]《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9日。
[3]《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7年7月18日。
[4]《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9页。
[5]《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9年3月11日。
[6]《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5年10月29日），《求是》2016年第1期。
[7]《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9]《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8月26日），《求是》2019年第24期。
[10]《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2020年3月10日），《求是》2020年第7期。
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4]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是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跨越的常规性、长期性关口。
应当看到，与跨越关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外需拉动作用减弱、国内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等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较多，GDP增速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4年在7％以下，2019年增速为6.1％。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各方面滞后影响、衍生影响仍在不断积累变化，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较多、问题变化较快，精准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面临很大挑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跨越常规性、长期性关口的重要时期，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至关重要。只有坚持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为中心，进一步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才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以企业的活力、市场的潜力、创新的动力，平衡、抵消、吸收经济运行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压力。